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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32家商业银行2013—2018年季度数据，利用DEA方法和系统GMM模型，研究了结构性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及银行效率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传导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和银行效率，而银行风险承担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并非线性，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即从提高商业银行效率的角度看，存在最优风险承担值。
关键词：结构性货币政策 风险承担 银行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09（a）--03
1 引言
我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已进入“新常态”阶段，为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货币政策框架也逐渐加快调整。2013年以来，我国央行陆续推出了常备借贷便利、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具有结构性调节作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同传统货币政策相比，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更加注重精细化操作和定向调节，能够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不仅使央行的调控更加稳健和温和，也在结构性调整的进程中影响了商业银行效率和风险承担。
提高效率与控制风险不仅是商业银行必须面临的两难抉择，也是各国政府维持金融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然而，在现有相关文献中，无论是利润效率还是成本效率，银行效率与风险的研究都未得到充分探讨，这将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偏误。首先，大多文献假设银行风险中性，或隐含各商业银行均面临相同风险的假设，作为金融核心的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高风险并未引起学者的充分重视。其次，根据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货币政策会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和偏好，继而影响其资产组合风险水平、融资成本、资产定价及非价格条款（Borio and Zhu，2012），进而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货币政策并非风险中性，甚至可以说它是引起系统风险、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由美国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所积累的系统风险引起的。最后，中国商业银行业务模式、治理制度等都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其利润主要是宏观经济和政策制度给予的（黄隽和张春林，2012）。
综上所述，结构性货币政策等外部因素可能对银行效率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而且考虑结构性货币政策后，银行风险承担和银行效率作用机制可能发生变化。然而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大多只单独探讨货币政策对银行效率和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分析银行效率与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更鲜有文献将货币政策、银行效率和风险承担置于同一框架进行研究，而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视角研究银行效率和风险承担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将结构性货币政策、银行效率和银行风险承担置于同一框架进行研究。可能的贡献是，研究视角的创新，即从风险承担的视角研究，研究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另外，测度银行效率时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影响，避免了姚树洁等（2011）所发现的不良贷款对效率的膨胀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计量模型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设定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 i表示银行， t代表時间，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家银行第t年的银行效率值，解释变量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指标，用来衡量银行风险承担能力，为控制变量，表示待估系数，表示随机误差项。
2.2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得性，且结构性货币政策自2013年开始实施，本文选择了32家银行2013—2018年季度数据作为进行实证，包括六大国有银行，10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16家城商银行，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来源于各银行财务报告。
2.3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银行效率，由DEA方法测算出。
解释变量：（1）结构性货币政策，以常备借贷便利季度平均余额对数表示。（2）银行风险承担，本文参照Laeven&Levine（2009），将银行破产风险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
控制变量：（1）资产规模，以银行总资产对数表示。（2）资本充足率，一定程度上反映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可能会影响银行效率。（3）资产收益率，银行资产收益率越高表明银行盈利能力强，经营效率高。（4）GDP增长率，衡量宏观经济环境状况。（5）存贷比，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银行在主要业务上的资金利用效率。（6）非利息收入占比，体现银行业务结构和业务创新能力，非利息收入占比越大反映银行经营效率越高。（7）银行市场集中度，使用行业集中度CR6作为代理变量。银行市场集中度反映银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影响银行效率。（8）广义货币供应量，能够有效反映货币供应的松紧，对银行风险承担与效率都有影响，如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
由于使用32家银行面板数据，可能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为避免该问题，采用系统GMM模型估计。序列相关检验和Sargan检验的P值均大于10%，所以系统GMM估计是有效的。
模型1中smp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促进银行效率提升;模型2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在模型3中，risk显著为正，而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一定的范围内，随着银行风险承担的提高银行效率越来越高，超过某一范围银行效率会随着风险承担提高而降低，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控制变量方面，资产收益率和非利息收入占比能偶显著促进效率提升，而GDP增速和资产规模对效率影响不显著，M2能够有效促进银行效率和风险承担上升;资本充足率对银行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资本充足率强制占用银行部分资金用以保障，而该部分资金不仅不能为银行带来利益或仅产生较小收益，反而需要银行为其付出成本，从而降低银行效率。贷存比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也是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贷存比越小，银行资产配置能力越强，银行效率值就越高，如表2所示。 3.2 稳健性检验
对了证明回归结果稳健性，本文做了以下工作：一是用净资产收益率标准差替换破产风险Z值，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其他变量保持不变，进行稳健性检验;二是将样本分为国有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进行回归;三是用中期借贷便利和补充抵押贷款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结果表明，回归是稳健的，但限于篇幅原因，未将结果列举。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DEA方法和系统GMM模型，探讨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主要结论：（1）结构性货币政策不仅直接影响银行效率也会通过风险承担间接影响效率。（2）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显著，验证了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3）中国银行效率与风险承担存在倒U型关系。
据此，本文有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激励监管机制，提高其实施效力。商业银行为追求高利润，很可能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監管漏洞，不合理使用信贷资金。因此，监管机构应该实施合理的激励标准和监管政策，建立有效的部门协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产业扶持目标，提高银行效率。
第二，央行应该加快构建货币政策调控的长效机制，将结构性货币政策与传统总量货币政策配合使用，共同发挥其调控效力，而避免过分单一依赖于结构性货币政策。
第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银行信贷进入相关扶持产业，而这类信贷风险相对较大，提高银行风险承担。因此，银行应该建立并完善内控运行机制、风险度量方法和评级技术，找准倒U型拐点，最大限度地提高银行效率。
参考文献
Claudio Borio，Haibin Zhu. Capital regulation， risk-taking and monetary policy： A missing link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12，8（04）.
巴曙松，黄尚平.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J].当代金融研究，2018（05）.
黄隽，张春林.什么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的高盈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06）.
李金培，吕德宏，黄亦炫.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与银行超效率——基于中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4，32（06）.
谭政勋，李丽芳.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与效率——货币政策视角[J].金融研究，2016（06）.
姚树洁，姜春霞，冯根福.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效率：1995—2008[J].经济研究，2011，46（08）.
关键词：结构性货币政策 风险承担 银行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09（a）--03
1 引言
我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已进入“新常态”阶段，为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货币政策框架也逐渐加快调整。2013年以来，我国央行陆续推出了常备借贷便利、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具有结构性调节作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同传统货币政策相比，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更加注重精细化操作和定向调节，能够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不仅使央行的调控更加稳健和温和，也在结构性调整的进程中影响了商业银行效率和风险承担。
提高效率与控制风险不仅是商业银行必须面临的两难抉择，也是各国政府维持金融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然而，在现有相关文献中，无论是利润效率还是成本效率，银行效率与风险的研究都未得到充分探讨，这将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偏误。首先，大多文献假设银行风险中性，或隐含各商业银行均面临相同风险的假设，作为金融核心的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高风险并未引起学者的充分重视。其次，根据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货币政策会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和偏好，继而影响其资产组合风险水平、融资成本、资产定价及非价格条款（Borio and Zhu，2012），进而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货币政策并非风险中性，甚至可以说它是引起系统风险、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由美国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所积累的系统风险引起的。最后，中国商业银行业务模式、治理制度等都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其利润主要是宏观经济和政策制度给予的（黄隽和张春林，2012）。
综上所述，结构性货币政策等外部因素可能对银行效率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而且考虑结构性货币政策后，银行风险承担和银行效率作用机制可能发生变化。然而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大多只单独探讨货币政策对银行效率和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分析银行效率与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更鲜有文献将货币政策、银行效率和风险承担置于同一框架进行研究，而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视角研究银行效率和风险承担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将结构性货币政策、银行效率和银行风险承担置于同一框架进行研究。可能的贡献是，研究视角的创新，即从风险承担的视角研究，研究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另外，测度银行效率时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影响，避免了姚树洁等（2011）所发现的不良贷款对效率的膨胀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计量模型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设定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 i表示银行， t代表時间，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家银行第t年的银行效率值，解释变量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指标，用来衡量银行风险承担能力，为控制变量，表示待估系数，表示随机误差项。
2.2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得性，且结构性货币政策自2013年开始实施，本文选择了32家银行2013—2018年季度数据作为进行实证，包括六大国有银行，10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16家城商银行，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来源于各银行财务报告。
2.3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银行效率，由DEA方法测算出。
解释变量：（1）结构性货币政策，以常备借贷便利季度平均余额对数表示。（2）银行风险承担，本文参照Laeven&Levine（2009），将银行破产风险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
控制变量：（1）资产规模，以银行总资产对数表示。（2）资本充足率，一定程度上反映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可能会影响银行效率。（3）资产收益率，银行资产收益率越高表明银行盈利能力强，经营效率高。（4）GDP增长率，衡量宏观经济环境状况。（5）存贷比，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银行在主要业务上的资金利用效率。（6）非利息收入占比，体现银行业务结构和业务创新能力，非利息收入占比越大反映银行经营效率越高。（7）银行市场集中度，使用行业集中度CR6作为代理变量。银行市场集中度反映银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影响银行效率。（8）广义货币供应量，能够有效反映货币供应的松紧，对银行风险承担与效率都有影响，如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
由于使用32家银行面板数据，可能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为避免该问题，采用系统GMM模型估计。序列相关检验和Sargan检验的P值均大于10%，所以系统GMM估计是有效的。
模型1中smp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促进银行效率提升;模型2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在模型3中，risk显著为正，而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一定的范围内，随着银行风险承担的提高银行效率越来越高，超过某一范围银行效率会随着风险承担提高而降低，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控制变量方面，资产收益率和非利息收入占比能偶显著促进效率提升，而GDP增速和资产规模对效率影响不显著，M2能够有效促进银行效率和风险承担上升;资本充足率对银行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资本充足率强制占用银行部分资金用以保障，而该部分资金不仅不能为银行带来利益或仅产生较小收益，反而需要银行为其付出成本，从而降低银行效率。贷存比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也是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贷存比越小，银行资产配置能力越强，银行效率值就越高，如表2所示。 3.2 稳健性检验
对了证明回归结果稳健性，本文做了以下工作：一是用净资产收益率标准差替换破产风险Z值，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其他变量保持不变，进行稳健性检验;二是将样本分为国有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进行回归;三是用中期借贷便利和补充抵押贷款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结果表明，回归是稳健的，但限于篇幅原因，未将结果列举。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DEA方法和系统GMM模型，探讨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主要结论：（1）结构性货币政策不仅直接影响银行效率也会通过风险承担间接影响效率。（2）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显著，验证了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3）中国银行效率与风险承担存在倒U型关系。
据此，本文有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激励监管机制，提高其实施效力。商业银行为追求高利润，很可能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監管漏洞，不合理使用信贷资金。因此，监管机构应该实施合理的激励标准和监管政策，建立有效的部门协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产业扶持目标，提高银行效率。
第二，央行应该加快构建货币政策调控的长效机制，将结构性货币政策与传统总量货币政策配合使用，共同发挥其调控效力，而避免过分单一依赖于结构性货币政策。
第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银行信贷进入相关扶持产业，而这类信贷风险相对较大，提高银行风险承担。因此，银行应该建立并完善内控运行机制、风险度量方法和评级技术，找准倒U型拐点，最大限度地提高银行效率。
参考文献
Claudio Borio，Haibin Zhu. Capital regulation， risk-taking and monetary policy： A missing link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12，8（04）.
巴曙松，黄尚平.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J].当代金融研究，2018（05）.
黄隽，张春林.什么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的高盈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06）.
李金培，吕德宏，黄亦炫.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与银行超效率——基于中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4，32（06）.
谭政勋，李丽芳.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与效率——货币政策视角[J].金融研究，2016（06）.
姚树洁，姜春霞，冯根福.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效率：1995—2008[J].经济研究，2011，4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