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出生的时候，慈禧太后还活着;他念中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107岁的传奇一生中，他历经清朝、北洋政府、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香港回归、世纪之交，活成了一个传说。他不仅是电影人、企业家，更是慈善家，将爱国与敬业书写到了极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逸夫楼”，遍布中国大地！
开篇 “赚了多少不是问题，捐了多少给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是香港成就“东方好莱坞”的奠基人，被称作“亚洲娱乐教父”“香港电影大王”，他开创的影视企业被称作“邵氏电影王国”。一个邵氏，即一部香港电影史。
为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邵逸夫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喜欢不停地工作，工作是我的嗜好。我永不会退休。成功之道要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
邵逸夫一生以此自勉：他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在商场几度起落，曾被迫下南洋谋生路，亦曾被日本人逮捕，还差点儿葬身鱼腹;花甲之年始创“无线”（即TVB），主导了香港的电视行业，捧红了数以千计的明星……直到104岁才退休。
若止步于此，那他只是一个会挣钱的、敬业的普通企业家，或许有一段关于奋斗的传奇经历。但中国从不缺企业家，更不缺奋斗故事。无数的企业家埋没于历史里，再也不被人提起。凭什么邵逸夫能被历史铭记？
20世纪80年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当时，邵氏电影《表错七日情》热映，有记者采访邵逸夫，问赚了多少利润，邵逸夫回答：“赚了多少不是问题，捐了多少给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邵逸夫如是说，也如是做。2012年，有网友贴出图片：通过在线地图搜索“逸夫楼”，得出的结果是近3万座，中国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点。虽然邵逸夫一生中从未从事过教育工作，但他被许多网友亲切地称作“校长”。
为什么捐楼？邵逸夫的回答是：“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除了捐建“逸夫楼”，邵逸夫还有许多其他慈善之举：1977年，出资600万港元助政府兴建香港艺术中心;1985年，出资1000万港元，协助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
曾有一名网友发微博称：“还记得四川地震时捐款的那一亿巨款给我的震撼！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邵逸夫这个名字，第一次知道有人做公益可以做到这个份儿上！”
邵逸夫爱国、敬业的精神，被誉为“香港精神”。他不是香港最富有的人，但却是在世界范围内最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之一。1977年，英国女王册封勋爵，他成为香港娱乐业获爵士头衔第一人;1990年，中国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被命名为“邵逸夫星”;1991年，美国旧金山市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邵逸夫日”;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为他颁发大紫荆勋章……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辞世，享年107岁。习近平总书记在唁电中指出：“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祉，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
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邵逸夫。邵逸夫的一生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参透学习的地方，他的百年传奇经历就像一部百科全书。一个时代过去了，但这本书不会过时。他身上那种爱国、敬业的精神，值得每一代人尊敬和学习。★
上半场：邵氏，一部香港影视史
21岁闯南洋，35岁拍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60岁创立TVB，70岁仍每天工作16个小时，104岁退休。他活了107岁，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香港回归、步入21世纪，活成了一个传说。
“邵氏四杰”，绝不做第二
1907年11月19日，邵逸夫出生于浙江宁波，在家中排行老六，后来香港人尊称他为“六叔”，就是由此而来。按照族谱，邵逸夫是“仁”字辈，兄弟的名字都带一个“木”字，比如大哥邵仁杰、二哥邵仁棣、三哥邵仁枚。邵逸夫原名叫“邵仁楞”，后来感觉有失文雅，自号“逸夫”。邵逸夫与这三位哥哥合称“邵氏四杰”。
“邵氏四杰”的父亲邵玉轩，18岁从偏远落后的宁波老家到上海出售邵家自己研制的漂染颜料时，就萌生了遨游四海的雄心。十多年后，他背离了家人希望他留在老家安分守摊的愿望，再次来到上海，成立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颜料号。他不仅经营有方，而且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20世纪初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
1920年，邵玉轩病逝于上海，康有为、虞洽卿及曾任苏浙总督的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廷闿等晚清和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辞致哀，其影响可见一斑。虽然邵玉轩很早就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商业雄心、经营头脑及爱国热情，深深地影响了邵氏兄弟。
邵氏兄弟没有固守老本，而是根据喜好及当时电影市场的时代机遇，另辟蹊径。1925年，他们投入全部家当，创立“天一影片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在开业典礼上，大哥邵仁杰向所有来宾大声宣布：“我的影片公司取名为‘天一’，就是要敢为天下先，争做天下第一，绝不做第二！”
邵氏兄弟聯手上阵，大哥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哥任会计兼编剧，三哥任发行部经理。此时的六弟邵逸夫还是一名中学生，但是家庭的氛围让他早早迷恋上了电影，而且在电影技术方面几乎一学就会、无师自通。由于公司刚开业，人手不够，邵逸夫便在课余时间兼职，做最辛苦的活，没有任何特权。两年下来，他几乎干遍了“天一”所有部门的工作，从普通员工干起，后勤、打杂、放映、摄影乃至发行，干一样行一样，样样都很出色。他成了邵家的后起之秀。
“六合围剿”，分兵南洋
从1927年开始，越做越大的“天一”遭遇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场大规模商战——“六合围剿”：当时“明星”“大中华百合”等六家电影公司联合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制定霸王条款，欲封杀“天一”。“天一”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一天，大哥邵仁杰将弟弟们召集起来，商量对策。最后得出一个结果：分兵南洋（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这种选择是基于深层考虑的：第一，摆脱“六合围剿”;第二，南洋已由早期闯南洋的华人打下了商业基础;第三，国内战火一旦蔓延到上海，南洋是唯一的出路。 1928年春，三哥邵任枚独闯南洋，寻找商机。不久，一封来自南洋的电报改变了邵逸夫的命运。刚刚中学毕业准备考大学的他，应三哥之邀，受大哥派遣，前往新加坡协助三哥开展发行工作，开拓南洋电影市场。21岁的邵逸夫正式出山！
邵氏兄弟在南洋，一无背景，二无实力，相当于一切从零开始。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主要组成部分）的田间地头，邵逸夫和三哥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天一”出品的影片，在举目无亲的南洋乡村巡回放映。他们几乎跑遍了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角角落落，冒着毒蚊叮咬，挑着担子，转战在华人聚集地。那时候的电影放映设备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映下来，常常累得抬不起胳膊。但他们坚持下来了，摇出了一片新天地。邵逸夫在南洋一呆就是30年。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天一”，逐渐有了名气，成为南洋首屈一指的发行商。
多年后，邵逸夫仍记忆犹新：“在那样的生活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一辈子受益。如果我不经历这一段生活，不会有今天。现在的年轻人，心很高，学问也很深，但是不能够吃苦，是一大缺陷。”
拍摄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
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年仅23岁的邵逸夫，勤奋又肯钻研，对电影制片业务的各个环节了如指掌，甚至可以自编自导。此时，美国的“大萧条”冲击到了南洋，不少影院倒闭，邵氏兄弟在南洋的生意受到波及，日渐冷清，观众渐渐稀少，危机临近。
邵逸夫清醒地意识到，尽管已经在南洋建立起邵氏影业基础，但与欧美国家的有声电影相比，自己的无声电影迟早会被淘汰。要想继续做大盘活邵氏电影，必须紧跟潮流，不断创新，跟上时代步伐。必须拍摄自己的有声电影！但这是一项高投资的冒险计划。
“现在大家都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入！”打定主意后，邵逸夫向三哥提议去美国好莱坞取经。三哥十分高兴，大哥也称赞他有气魄、脑子活。后来证明，邵逸夫凭借远见卓识屡建奇功。
1931年，24岁的邵逸夫只身启程，前往“电影的天堂”——美国好莱坞。不仅是购买有声器材，更重要的是学习技术、经验，开阔眼界。
那天，轮船即将驶入美国西海岸，突然“轰”的一声巨响，轮船触礁，海水排山倒海般涌入船舱，轮船开始迅速下沉，人们都慌乱地挤出舱外，整条船上都是尖叫声、哭喊声，难以计数的生命瞬间被海水吞没。邵逸夫以为自己死定了！幸好他碰到了一小块木板，抱着这块木板在海上漂了一夜之后，终于死里逃生，创造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奇迹。
奇迹生还的邵逸夫很快从美国带回了当时方兴未艾的有声机器及放映技术，开始改造邵氏影院。
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不仅以一万元的成本收获了百万倍的回报，而且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独立拍摄的第一部有声电影，也是中国自行拍摄的第一部粤语片，其掀起的粤语片热潮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奠定了香港电影业的基础。《白金龙》轰动一时，据说有一次放映时，观众硬是想把留声机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
香港沦陷后的邵氏悲歌
1933年，邵仁杰因拍摄“左翼”电影，受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恐吓，决定离开上海。1934年，他带着“天一”的大部分设备和人员来到香港，不料却接连遭遇无妄之灾，他自己也病倒在床。从此，他淡出电影界，生意由二弟邵仁棣接掌，并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继续前行。
这一时期，邵逸夫和三哥在南洋的事业进入鼎盛期，在泰国、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爪哇、越南、婆罗洲等地拥有110家电影院和9家游乐场，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洋。“天一”在上海、香港，邵逸夫和三哥在南洋，南北呼应，兄弟齐心，共同建立了邵氏家族的电影王国。
然而此时，邵逸夫真正的辉煌事业，还没有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降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打乱了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几乎在同一时间，日军主力向香港发起猛攻。不到三个星期，英军战败，香港沦陷。随即，日军进军南洋，邵氏影业在劫难逃，苦心经营的百余家影院在战火中几乎全部化为灰烬。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时，邵逸夫因放映抗日电影、散发抗日传单，被日本宪兵抓走。
“我当时以为自己死定了！”邵逸夫后来回忆说。
面对敌人的逮捕，邵逸夫照实说：“我是放抗日电影，但是那都是真实的纪录片。”幸运的是，经过家人的多方营救，他在两周后被释放了。
这次死里逃生，磨练了邵逸夫的意志，更加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念。他默默地等待着战争结束、家国振兴的那一天。
年过半百再创业
日本投降后，香港进入稳定的发展期。1957年，一封来信，交到了三哥和邵逸夫手上。看完信，邵逸夫的眉头紧锁。这封信是二哥邵仁棣从香港寄来的，信中說，“南洋影片公司”的经营状况十分惨淡，而他已力不从心，希望在南洋的两个弟弟中的一个回来接管。
年届五十的邵逸夫接下了这个摊子。他告别了合作30年的三哥邵任枚，孤身回到香港。抵港初始，邵逸夫便着手建立自己的电影工厂。建厂的首要任务是选址。当时，他在清水湾买了一块46亩的荒地。买之前有人劝他：“算了，花那么多钱，却只买了个鬼都不愿来的地方，图个什么呀？这样砸钱，值吗？”但邵逸夫正是看中了这块地远离喧嚣，适合拍摄。
1958年，邵逸夫创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电懋，二哥屡次劝邵逸夫小心，邵逸夫说：“我不会低估陆运涛（电懋总裁），也不敢掉以轻心，但我不怕他！”
邵逸夫是一个极讲效率的人，建片场和招揽人才两手抓，很快延揽到了邹文怀这样的将帅之才。邵氏刚成立不久，邵逸夫每天白天都泡在片场工地上，与工人和技术人员一同吃、一同劳动。天黑以后，他才赶回寓所，洗去一身的泥浆和汗渍。这时，邹文怀总是如约而来，两人共谋“天下”，逐渐奠定了邵氏与电懋分庭抗礼的局势。 1958年，邵氏出品由李翰祥导演的《貂蝉》，立即在全香港引起“地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李翰祥后来回忆：
邵氏公司当时没有服装间，没有道具间。《貂蝉》之前全是包给别人，道具包给一个叫林华山的，服装是包给另一个人……我那时很受气，拍《江山美人》，我做了很多柜子、椅子，全给了林华山，服装也是。钱是我们出的，可是最后都给了他们。有一天我问邵逸夫：“你是独立制片，还是一个拍片的公司？”他说：“当然是拍片的公司，我们是大公司！”我说：“你大公司服装间也没有，道具间也没有，都包给别人！”他说：“对！好！此后听李先生的，咱们搞服装间、道具间。”所以邵氏的服装间、道具间全是由我开始……
除了发掘和重用人才，邵逸夫还积极“造星”。1959年，他参加了该届“香港小姐选美”的筹划活动。1961年，邵氏开香港电影人才培养之先河，邵氏南国实验剧团成立。1964年，邵逸夫创办邵氏南国电影训练班，培养出一大批香港娱乐界的风云人物、大牌明星，有很多至今仍然是香港娱乐界的中坚力量。
彪悍之人皆有一张惊人的“作息时间表”
1964年，苦斗已久的香港娱乐业“两巨头”电懋和邵氏终于握手言和。正当他们要在香港携手共创一片新天地时，同年6月20日，电懋总裁陆运涛夫妇在台湾坠机，不幸罹难。电懋从此一蹶不振。按理说邵逸夫应该松了一口气，因为邵氏从此可以说是香港的一枝独秀。但他却十分沉痛地说：“我失去了对手，今后无人竞争，进步也很有限了。”
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邵逸夫从不掉以轻心。1966年11月14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曾介绍过邵逸夫的作息时间：
邵逸夫每天早晨6点钟便起床，早餐吃得很少，通常是进些面类，或饮些茶，然后打太极拳，接着沐浴更衣，读一两部剧本后，就坐劳斯莱斯直驱影城。
在九龙清水湾道转一转，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影城，那时大概只有早上8点钟。接着巡视各摄影场到大约9点15分左右，然后他整个早上的时间，便用来看影片，包括对手拍的电影，和昨天刚刚拍好的样片。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他就读剧本，一直到中午。
担任制片经理的邹文怀说，他的老板邵逸夫，时常向编剧提意见，也常常向导演和演员们提示，如何把一场戏拍得更好和更生动。
邵逸夫通常回住宅吃午餐，午餐时间很短，然后一定午睡半个小时左右。醒来再回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黄昏。除星期日外，他的工作表都是周而复始，坐镇办公室。遇到星期例假时，他会看别人拍的影片。下午才到上海澡堂休息，借以调剂一周来的紧张，放松一下精神。
这是邵逸夫59岁时的生活的梗概。著名導演张彻曾动容地回忆：“邵逸夫当年治事之勤，是我生平罕见，他坐的是名贵豪华的劳斯莱斯车，车里有酒吧，他改装成小型办公桌，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邵逸夫干的是娱乐业，但他说自己没什么娱乐活动，因为工作对邵逸夫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是“嗜好”。曾有人问他“生命中什么最重要”，邵逸夫回答“工作”;“第二重要呢？”“还是工作。”
花甲之年再战，TVB诞生
随着电视的普及，邵逸夫看到了新娱乐时代的来临。1965年，他和朋友联手创办了香港电视广播公司，即大名鼎鼎的无线电视台（简称TVB）。1967年11月19日，邵逸夫的60岁生日这天，TVB正式开播。
20世纪70年代初，在邵逸夫的推动下，“无线艺员培训班”成立，该班后被誉为“港星的摇篮”;此外，他还一手打造了“港姐”选举活动，至今仍是每年的一大看点。那个年代，电视在内地还算不上普及，因此经常出现左邻右舍提前占座等开播，甚至几百人围着大院，一边翘首以盼、一边讨论剧情的场景。郭靖在残血夕阳下的弯弓搭箭，让一代青少年萌生了武侠梦;“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一响起，几乎人人都能接着吟唱几句。
正当TVB蓬勃发展之时，内部发生了剧变。1980年，董事局主席利孝和突然病逝，TVB群龙无首。紧要关头，邵逸夫挺身而出，以最大的私人股东身份接任了董事局主席一职，成为TVB的领航人。此时，劲敌丽的电视（亚视的前身）趁火打劫，掀起一轮轮收视大战，欲将立足未稳的邵逸夫和他的TVB“生擒活捉”。邵逸夫集中力量排兵布阵，有条不紊地将其麾下的明星和香港艺术界精英集中到一起，力阻敌人的强大攻势，同时在电视业务方面锐意革新，最终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此后，TVB节目制作始终先人一步，昂首阔步地走在华人电视业的前列。
1987年，邵氏宣布，停止所有电影的制作，把全部精力倾注于电视。在人们惊诧的目光中，邵逸夫淡出影坛，完成了华丽的转身。
入主TVB时，邵逸夫已经73岁，进入古稀高龄，他却开辟了生机勃勃的新领地。1985年，有记者询问TVB保持不败的秘密，邵逸夫回答了三个字：“跟潮流。”
邵逸夫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就像女士们的打扮，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穿细高跟鞋，你就会觉得细高跟很好看。这时候，如果有个女士穿粗高跟鞋，你就会觉得她跟不上潮流，打扮落后，一点没有美感……这种美与丑的比较，主要是合时不合时的问题。”百年来，邵氏娱乐王国在不断地求变，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上海到南洋再到香港，从影院到无线电视，包括TVB的经久不衰，很重要的一原因就是紧跟时代潮流，正应了邵逸夫的那句“合时”。
2011年，邵逸夫104岁时，正式宣布卸任TVB董事局主席，比一般人的退休年龄几乎晚了半个世纪。邵逸夫是全球最长寿、任期时间最长的上市公司CEO，其职业生涯达80年以上。
中场：从吝啬财主到大慈善家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邵逸夫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位吝啬财主、小气的大东家。他的抠门在圈内出了名，还曾闹过笑话。是什么促成了他的转变，让他意识到“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
错失李小龙
在营商方面，邵逸夫与大多数香港老板并无差别，对经营成本的把控极为悭吝，甚至锱铢必较。他的抠门在圈内出了名。一次，一名副导演干完工作后，按约定应领取一千元酬劳，邵逸夫不淡定了，想讨价还价，让会计部和这名副导演再商量一下，能否打点儿折扣，结果惹怒这名副导演，他当场撕掉支票，撂下一句话：“邵老板多这一千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这一千元也穷不到哪去！”
正是这种小手笔做派，让邵逸夫丧失了很多大手笔挣钱的机会，最失算的当数错失李小龙——这位后来被誉为“功夫皇帝”的国际巨星。香港民间曾流行一句话：第一毛泽东，第二李小龙。因为就是这两个华人，让世界从心底里服气。毛泽东靠的是横扫千军的气魄和战略，而李小龙靠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拳脚功夫。毛泽东晚年爱看电影，最喜欢看李小龙主演的港片。他看到李小龙表演的精湛的中国功夫和代表的嫉恶如仇、惩恶扬善、威武不屈的形象，非常高兴，一边看还一边鼓掌：“功夫好！打得好！”
当年尚未成名的李小龙毛遂自荐到邵氏，片酬要价1万美金，邵逸夫断然拒绝，并将价码压至2500美金，导致李小龙转投竞争对手嘉禾的怀抱。后来，在李小龙依靠《猛龙过江》红遍世界的时候，邵逸夫希望挽回，他约谈李小龙，提高片酬。但是，嘉禾随即给出了更大的合同，邵逸夫没有选择继续竞争，于是，最有影响力的功夫巨星和最有影响力的功夫片老板，就此背道而驰。
10港元与500港元的笑谈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邵逸夫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位吝啬财主、小气的大东家。
有一次，一名剧务要20元买100个生煎馒头给片场工作人员，却遭到邵逸夫的拒绝，理由是公司内部食堂所卖的馒头一个只需一毛钱。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没有早餐吃而闹罢工，邵氏为此损失了近万元。事后，邵逸夫的妻子戏谑地告诉公司同仁：“他可省了十元。”
1980年8月，香港《南北极》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披露十年前发生在香港的一则笑谈：1970年，一家养老院的老人每天都能看见一辆劳斯莱斯豪车从门口经过，车的主人正是时年63岁的邵逸夫。这情形刺激了院内一位约莫同龄的贫苦老人，他贸然写信给邵逸夫，请邵逸夫行善施德。此时邵逸夫在感情上对这种事还是冷漠的，不太关心。不久，养老院收到了邵逸夫寄来的一张支票，但打开一看，金额仅仅只有500港元。养老院随即将这张支票退还给了邵逸夫，邵逸夫很尴尬，还因此被笑话了很久。
两个儿子相继被绑架
毫无疑问，邵逸夫是一名成功的励志商人，能吃苦，做事勤勉，精通业务，市场敏锐度极强。他曾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件事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同时我自己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一早就来，很晚很晚才下班。”但一路还算顺利的邵逸夫，在两个儿子相继被绑架之后，遇到了人生瓶颈。
1964年，邵逸夫的长子邵维明在新加坡住所附近被绑架。邵逸夫接到绑匪电话时，正在看样片，他只问绑匪，自己的儿子有没有受伤、这件事是否可以用钱来解决。当他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便挂了电话，继续看样片。当时的工作人员震惊地看着邵逸夫，狐疑地问：“不需要暂停影片吗？”没想到邵逸夫说：“孩子没受伤，说明绑匪的目的只是钱。既然用钱就可以解决，就说明，这不是大问题。”
虽然事情得以圆满解决，但人们不禁觉得邵逸夫太“狠”。不久后，又发生次子邵维钟被绑架的事件。1971年，邵维钟在家门口被掳走，后来他成功地从绑匪的车厢逃脱，侥幸地躲过一难，有惊无险。
一个人的很多看法，总是在遭遇生死的挑战时才会改变。接连发生两起绑架事件，讓邵逸夫隐隐感到不安。他开始意识到，有钱不一定是好事，钱能带来福，也能招致祸，而树大招风的邵氏早已树敌不少……
人走了，带不走世间的一片砖瓦，一根针，那么，该留下什么呢？
1972年，是邵逸夫从事慈善事业的转折点。这一年，邵逸夫66岁（虚岁），按照迷信说法：“人活六十六，不死也要掉块肉。”再加上排行第六，邵逸夫感到十分焦虑，请好友帮他想办法消灾解难。好友李迪告诉他：“做事业的人，争强好胜没什么不妥。商场如战场，同对手讲仁慈不得仁慈，但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大讲仁慈。”这番话让邵逸夫陷入沉思：“一个人做善事，活得痛快，自然就会长寿。”此时的邵逸夫，对慈善的理解还只局限为破财消灾和长寿。
1983年，邵逸夫的三哥邵任枚中风昏迷，成了植物人，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此番情景，深深地触动了邵逸夫，他感叹人生匆匆，天命无情，钱财只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1985年，三哥病逝，人亡如灯灭。回首邵氏兄弟一起打拼天下的岁月，如今，邵逸夫看到了财富与人生的无奈背离。人走了，却带不走世间的一片砖瓦，一根针，那么，该留下什么呢？
三哥邵任枚曾于1957年成立邵氏基金会，捐钱赈灾、敬老恤贫，并因此获得了马来西亚元首赐颁的拿督勋衔，但邵仁枚在民间的口碑却不怎么样：死抠。邵逸夫的内心起了变化，他不想步三哥的后尘，而是决心做慈善的同时，将钱用在刀刃上，做真正有益于民生的实事。
1985年1月，卲任枚去世前两个月，邵逸夫以邵氏基金会的名义直接捐出1.06亿港元，捐给香港的大学和医院，还有澳门、台湾的大学等。
“我的财富取之于民，应用回到民众。”邵逸夫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进入20世纪90年代，香港媒体不再对邵逸夫的捐赠行为褒贬参半，而是一致高度评价，称其为香港富豪的“道德标杆”。假如止步于此，邵逸夫将仅是一个普通的“道德标杆”。这时，他还未完成从道德到责任的转变。
下半场：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武侠巨擘金庸的小说里有一句名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香港虽是弹丸之地，却总不乏传承中华“仁、义、礼、智、信”之文化的侠义人物。晚年的邵逸夫，爱国爱民，正是这种“侠之大者”的典型。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之后，邵逸夫与众多宁波人士一样，因浓烈的爱国怀乡之情，积极地投身于支援内地的建设之中。
自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目光和大笔善款投向祖国内地，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港元。中国教育部官网2014年1月7日的消息显示，自1985年起，邵逸夫通过基金会，连年向内地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赠款金额已近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此外，他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合计金额早已超过30亿港元。
邵氏基金会对外捐赠的两大原则为：中国内地和教育事业。正如邵逸夫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从企业家发展企业靠人才，到国家振兴靠人才，邵逸夫完成了从“挣钱的人”到“建设祖国的人”的转变，也完成了从道德到责任的嬗变。
多年来他尽心尽责，不遗余力。1985年，邵逸夫捐赠1000万港币给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工程，为当时的壁画安上了玻璃屏风。敦煌研究员为感谢他的善举，特立碑予以纪念。1996年，文化人王重光前往敦煌考察，大漠深处，类似的捐赠纪念碑中，当时唯有邵逸夫是炎黄子孙，此番情景令人感慨万千。
邵逸夫做慈善，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有一套自己的运作程序。他曾感叹：人说赚钱难，但有了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最难的事！他有两点明确的要求：第一，钱一定要直接用于教育、科研……第二，要求把好质量关。捐钱之后，他一定会问善款的用途，同时与政府合作出资，这样更有利于把事情做好。建设诸多学校，也是以大陆的配套设施为前提条件，引导政府资源往教育上倾斜，而不是一味地盲目“撒钱”。国学大师启功曾开过邵逸夫的玩笑：“他又不是全款捐建，依我看呀，捐款捐一半，署名也该署一半，不应该叫‘逸夫楼’，应该叫‘兔大楼’！”
有网友指出，邵逸夫虽然大量参与慈善和社会公益，但所捐的教育项目和学校，几乎不曾卷入争议。这正是源于邵氏基金会规范的运作和管理——邵氏基金会所建立起来的与官方合作的模式，大大提高了慈善效益，产生最大化的社会效益，更为慈善界树立了一座丰碑，值得所有公益机构学习！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逝世，享寿107岁。在他辞世的第二天，国内某知名网站发起一份关于“提起邵逸夫，你首先联想到什么？”的调查活动，结果显示，2.5%的人选择“武侠电影”，6.4%的人选择“香港影视大亨”，8.2%的人选择“TVB电视剧”，而选择“逸夫楼”的人超过了81%！
网上曾有一篇题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邵逸夫》的纪念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富人百年之后……邵逸夫留下的是善，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逸夫学校和教学楼。邵老先生走了，全国各地逸夫楼的阶梯总和，足够您登上天堂——无论天堂有多高。”实干不仅兴邦，而且也会留下足以传承后世的精神力量。
一位网友则如此总结邵逸夫的辞别：人走了，楼还在。★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传奇邵逸夫》，何南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品人生：邵逸夫——中華首善的百年传奇》，任芳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邵逸夫安详离世 享年107岁》，辛闻/文，人民网2014年1月7日）
邵逸夫大事年表
190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
1925年：在邵氏兄弟的影片公司打杂。
1928年：赴南洋协助三哥开创南洋电影市场。
1930年：参与创立“邵氏兄弟公司”。
1932年：参与拍摄和发行的电影《白金龙》上映，该片成为中国第一部自行摄制发行的有声电影。
1957年：重回香港，兴建邵氏影城。
1958年：创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任总裁。
1965年：和朋友联手创立TVB
1973年：以个人财产成立邵氏基金，每年拨款给各大慈善机构。
1980年：任TVB董事局主席。
1985年起：开始向内地捐款。
1986年：捐出1.2亿港元，给香港的两家大学、一家医院。
1987年5月：宣布停止生产电影。
1990年：他的名字被中国政府用来命名2899号行星。
1998年：获颁大紫荆勋章。
1999年：捐出2500万港币，援助台湾“9·21”大地震灾民。
2005年：捐出1000万港元，援助南亚海啸受灾地区。
2008年：捐出1亿港元，援助“5·12”汶川大地震灾区。
2009年：捐出1亿新台币，援助台湾水灾灾区。
2011年：正式退休。
2013年：捐出1亿港元，援助四川雅安地震灾区。
2014年1月7日6时55分：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
开篇 “赚了多少不是问题，捐了多少给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是香港成就“东方好莱坞”的奠基人，被称作“亚洲娱乐教父”“香港电影大王”，他开创的影视企业被称作“邵氏电影王国”。一个邵氏，即一部香港电影史。
为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邵逸夫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喜欢不停地工作，工作是我的嗜好。我永不会退休。成功之道要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
邵逸夫一生以此自勉：他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在商场几度起落，曾被迫下南洋谋生路，亦曾被日本人逮捕，还差点儿葬身鱼腹;花甲之年始创“无线”（即TVB），主导了香港的电视行业，捧红了数以千计的明星……直到104岁才退休。
若止步于此，那他只是一个会挣钱的、敬业的普通企业家，或许有一段关于奋斗的传奇经历。但中国从不缺企业家，更不缺奋斗故事。无数的企业家埋没于历史里，再也不被人提起。凭什么邵逸夫能被历史铭记？
20世纪80年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当时，邵氏电影《表错七日情》热映，有记者采访邵逸夫，问赚了多少利润，邵逸夫回答：“赚了多少不是问题，捐了多少给国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邵逸夫如是说，也如是做。2012年，有网友贴出图片：通过在线地图搜索“逸夫楼”，得出的结果是近3万座，中国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点。虽然邵逸夫一生中从未从事过教育工作，但他被许多网友亲切地称作“校长”。
为什么捐楼？邵逸夫的回答是：“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除了捐建“逸夫楼”，邵逸夫还有许多其他慈善之举：1977年，出资600万港元助政府兴建香港艺术中心;1985年，出资1000万港元，协助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
曾有一名网友发微博称：“还记得四川地震时捐款的那一亿巨款给我的震撼！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邵逸夫这个名字，第一次知道有人做公益可以做到这个份儿上！”
邵逸夫爱国、敬业的精神，被誉为“香港精神”。他不是香港最富有的人，但却是在世界范围内最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之一。1977年，英国女王册封勋爵，他成为香港娱乐业获爵士头衔第一人;1990年，中国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被命名为“邵逸夫星”;1991年，美国旧金山市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邵逸夫日”;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为他颁发大紫荆勋章……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辞世，享年107岁。习近平总书记在唁电中指出：“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祉，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
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邵逸夫。邵逸夫的一生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参透学习的地方，他的百年传奇经历就像一部百科全书。一个时代过去了，但这本书不会过时。他身上那种爱国、敬业的精神，值得每一代人尊敬和学习。★
上半场：邵氏，一部香港影视史
21岁闯南洋，35岁拍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60岁创立TVB，70岁仍每天工作16个小时，104岁退休。他活了107岁，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香港回归、步入21世纪，活成了一个传说。
“邵氏四杰”，绝不做第二
1907年11月19日，邵逸夫出生于浙江宁波，在家中排行老六，后来香港人尊称他为“六叔”，就是由此而来。按照族谱，邵逸夫是“仁”字辈，兄弟的名字都带一个“木”字，比如大哥邵仁杰、二哥邵仁棣、三哥邵仁枚。邵逸夫原名叫“邵仁楞”，后来感觉有失文雅，自号“逸夫”。邵逸夫与这三位哥哥合称“邵氏四杰”。
“邵氏四杰”的父亲邵玉轩，18岁从偏远落后的宁波老家到上海出售邵家自己研制的漂染颜料时，就萌生了遨游四海的雄心。十多年后，他背离了家人希望他留在老家安分守摊的愿望，再次来到上海，成立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颜料号。他不仅经营有方，而且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20世纪初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
1920年，邵玉轩病逝于上海，康有为、虞洽卿及曾任苏浙总督的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廷闿等晚清和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辞致哀，其影响可见一斑。虽然邵玉轩很早就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商业雄心、经营头脑及爱国热情，深深地影响了邵氏兄弟。
邵氏兄弟没有固守老本，而是根据喜好及当时电影市场的时代机遇，另辟蹊径。1925年，他们投入全部家当，创立“天一影片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在开业典礼上，大哥邵仁杰向所有来宾大声宣布：“我的影片公司取名为‘天一’，就是要敢为天下先，争做天下第一，绝不做第二！”
邵氏兄弟聯手上阵，大哥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哥任会计兼编剧，三哥任发行部经理。此时的六弟邵逸夫还是一名中学生，但是家庭的氛围让他早早迷恋上了电影，而且在电影技术方面几乎一学就会、无师自通。由于公司刚开业，人手不够，邵逸夫便在课余时间兼职，做最辛苦的活，没有任何特权。两年下来，他几乎干遍了“天一”所有部门的工作，从普通员工干起，后勤、打杂、放映、摄影乃至发行，干一样行一样，样样都很出色。他成了邵家的后起之秀。
“六合围剿”，分兵南洋
从1927年开始，越做越大的“天一”遭遇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场大规模商战——“六合围剿”：当时“明星”“大中华百合”等六家电影公司联合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制定霸王条款，欲封杀“天一”。“天一”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一天，大哥邵仁杰将弟弟们召集起来，商量对策。最后得出一个结果：分兵南洋（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这种选择是基于深层考虑的：第一，摆脱“六合围剿”;第二，南洋已由早期闯南洋的华人打下了商业基础;第三，国内战火一旦蔓延到上海，南洋是唯一的出路。 1928年春，三哥邵任枚独闯南洋，寻找商机。不久，一封来自南洋的电报改变了邵逸夫的命运。刚刚中学毕业准备考大学的他，应三哥之邀，受大哥派遣，前往新加坡协助三哥开展发行工作，开拓南洋电影市场。21岁的邵逸夫正式出山！
邵氏兄弟在南洋，一无背景，二无实力，相当于一切从零开始。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主要组成部分）的田间地头，邵逸夫和三哥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天一”出品的影片，在举目无亲的南洋乡村巡回放映。他们几乎跑遍了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角角落落，冒着毒蚊叮咬，挑着担子，转战在华人聚集地。那时候的电影放映设备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映下来，常常累得抬不起胳膊。但他们坚持下来了，摇出了一片新天地。邵逸夫在南洋一呆就是30年。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天一”，逐渐有了名气，成为南洋首屈一指的发行商。
多年后，邵逸夫仍记忆犹新：“在那样的生活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一辈子受益。如果我不经历这一段生活，不会有今天。现在的年轻人，心很高，学问也很深，但是不能够吃苦，是一大缺陷。”
拍摄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
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年仅23岁的邵逸夫，勤奋又肯钻研，对电影制片业务的各个环节了如指掌，甚至可以自编自导。此时，美国的“大萧条”冲击到了南洋，不少影院倒闭，邵氏兄弟在南洋的生意受到波及，日渐冷清，观众渐渐稀少，危机临近。
邵逸夫清醒地意识到，尽管已经在南洋建立起邵氏影业基础，但与欧美国家的有声电影相比，自己的无声电影迟早会被淘汰。要想继续做大盘活邵氏电影，必须紧跟潮流，不断创新，跟上时代步伐。必须拍摄自己的有声电影！但这是一项高投资的冒险计划。
“现在大家都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入！”打定主意后，邵逸夫向三哥提议去美国好莱坞取经。三哥十分高兴，大哥也称赞他有气魄、脑子活。后来证明，邵逸夫凭借远见卓识屡建奇功。
1931年，24岁的邵逸夫只身启程，前往“电影的天堂”——美国好莱坞。不仅是购买有声器材，更重要的是学习技术、经验，开阔眼界。
那天，轮船即将驶入美国西海岸，突然“轰”的一声巨响，轮船触礁，海水排山倒海般涌入船舱，轮船开始迅速下沉，人们都慌乱地挤出舱外，整条船上都是尖叫声、哭喊声，难以计数的生命瞬间被海水吞没。邵逸夫以为自己死定了！幸好他碰到了一小块木板，抱着这块木板在海上漂了一夜之后，终于死里逃生，创造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奇迹。
奇迹生还的邵逸夫很快从美国带回了当时方兴未艾的有声机器及放映技术，开始改造邵氏影院。
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不仅以一万元的成本收获了百万倍的回报，而且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独立拍摄的第一部有声电影，也是中国自行拍摄的第一部粤语片，其掀起的粤语片热潮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奠定了香港电影业的基础。《白金龙》轰动一时，据说有一次放映时，观众硬是想把留声机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
香港沦陷后的邵氏悲歌
1933年，邵仁杰因拍摄“左翼”电影，受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恐吓，决定离开上海。1934年，他带着“天一”的大部分设备和人员来到香港，不料却接连遭遇无妄之灾，他自己也病倒在床。从此，他淡出电影界，生意由二弟邵仁棣接掌，并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继续前行。
这一时期，邵逸夫和三哥在南洋的事业进入鼎盛期，在泰国、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爪哇、越南、婆罗洲等地拥有110家电影院和9家游乐场，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洋。“天一”在上海、香港，邵逸夫和三哥在南洋，南北呼应，兄弟齐心，共同建立了邵氏家族的电影王国。
然而此时，邵逸夫真正的辉煌事业，还没有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降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打乱了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几乎在同一时间，日军主力向香港发起猛攻。不到三个星期，英军战败，香港沦陷。随即，日军进军南洋，邵氏影业在劫难逃，苦心经营的百余家影院在战火中几乎全部化为灰烬。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时，邵逸夫因放映抗日电影、散发抗日传单，被日本宪兵抓走。
“我当时以为自己死定了！”邵逸夫后来回忆说。
面对敌人的逮捕，邵逸夫照实说：“我是放抗日电影，但是那都是真实的纪录片。”幸运的是，经过家人的多方营救，他在两周后被释放了。
这次死里逃生，磨练了邵逸夫的意志，更加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念。他默默地等待着战争结束、家国振兴的那一天。
年过半百再创业
日本投降后，香港进入稳定的发展期。1957年，一封来信，交到了三哥和邵逸夫手上。看完信，邵逸夫的眉头紧锁。这封信是二哥邵仁棣从香港寄来的，信中說，“南洋影片公司”的经营状况十分惨淡，而他已力不从心，希望在南洋的两个弟弟中的一个回来接管。
年届五十的邵逸夫接下了这个摊子。他告别了合作30年的三哥邵任枚，孤身回到香港。抵港初始，邵逸夫便着手建立自己的电影工厂。建厂的首要任务是选址。当时，他在清水湾买了一块46亩的荒地。买之前有人劝他：“算了，花那么多钱，却只买了个鬼都不愿来的地方，图个什么呀？这样砸钱，值吗？”但邵逸夫正是看中了这块地远离喧嚣，适合拍摄。
1958年，邵逸夫创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电懋，二哥屡次劝邵逸夫小心，邵逸夫说：“我不会低估陆运涛（电懋总裁），也不敢掉以轻心，但我不怕他！”
邵逸夫是一个极讲效率的人，建片场和招揽人才两手抓，很快延揽到了邹文怀这样的将帅之才。邵氏刚成立不久，邵逸夫每天白天都泡在片场工地上，与工人和技术人员一同吃、一同劳动。天黑以后，他才赶回寓所，洗去一身的泥浆和汗渍。这时，邹文怀总是如约而来，两人共谋“天下”，逐渐奠定了邵氏与电懋分庭抗礼的局势。 1958年，邵氏出品由李翰祥导演的《貂蝉》，立即在全香港引起“地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李翰祥后来回忆：
邵氏公司当时没有服装间，没有道具间。《貂蝉》之前全是包给别人，道具包给一个叫林华山的，服装是包给另一个人……我那时很受气，拍《江山美人》，我做了很多柜子、椅子，全给了林华山，服装也是。钱是我们出的，可是最后都给了他们。有一天我问邵逸夫：“你是独立制片，还是一个拍片的公司？”他说：“当然是拍片的公司，我们是大公司！”我说：“你大公司服装间也没有，道具间也没有，都包给别人！”他说：“对！好！此后听李先生的，咱们搞服装间、道具间。”所以邵氏的服装间、道具间全是由我开始……
除了发掘和重用人才，邵逸夫还积极“造星”。1959年，他参加了该届“香港小姐选美”的筹划活动。1961年，邵氏开香港电影人才培养之先河，邵氏南国实验剧团成立。1964年，邵逸夫创办邵氏南国电影训练班，培养出一大批香港娱乐界的风云人物、大牌明星，有很多至今仍然是香港娱乐界的中坚力量。
彪悍之人皆有一张惊人的“作息时间表”
1964年，苦斗已久的香港娱乐业“两巨头”电懋和邵氏终于握手言和。正当他们要在香港携手共创一片新天地时，同年6月20日，电懋总裁陆运涛夫妇在台湾坠机，不幸罹难。电懋从此一蹶不振。按理说邵逸夫应该松了一口气，因为邵氏从此可以说是香港的一枝独秀。但他却十分沉痛地说：“我失去了对手，今后无人竞争，进步也很有限了。”
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邵逸夫从不掉以轻心。1966年11月14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曾介绍过邵逸夫的作息时间：
邵逸夫每天早晨6点钟便起床，早餐吃得很少，通常是进些面类，或饮些茶，然后打太极拳，接着沐浴更衣，读一两部剧本后，就坐劳斯莱斯直驱影城。
在九龙清水湾道转一转，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影城，那时大概只有早上8点钟。接着巡视各摄影场到大约9点15分左右，然后他整个早上的时间，便用来看影片，包括对手拍的电影，和昨天刚刚拍好的样片。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他就读剧本，一直到中午。
担任制片经理的邹文怀说，他的老板邵逸夫，时常向编剧提意见，也常常向导演和演员们提示，如何把一场戏拍得更好和更生动。
邵逸夫通常回住宅吃午餐，午餐时间很短，然后一定午睡半个小时左右。醒来再回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黄昏。除星期日外，他的工作表都是周而复始，坐镇办公室。遇到星期例假时，他会看别人拍的影片。下午才到上海澡堂休息，借以调剂一周来的紧张，放松一下精神。
这是邵逸夫59岁时的生活的梗概。著名導演张彻曾动容地回忆：“邵逸夫当年治事之勤，是我生平罕见，他坐的是名贵豪华的劳斯莱斯车，车里有酒吧，他改装成小型办公桌，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邵逸夫干的是娱乐业，但他说自己没什么娱乐活动，因为工作对邵逸夫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是“嗜好”。曾有人问他“生命中什么最重要”，邵逸夫回答“工作”;“第二重要呢？”“还是工作。”
花甲之年再战，TVB诞生
随着电视的普及，邵逸夫看到了新娱乐时代的来临。1965年，他和朋友联手创办了香港电视广播公司，即大名鼎鼎的无线电视台（简称TVB）。1967年11月19日，邵逸夫的60岁生日这天，TVB正式开播。
20世纪70年代初，在邵逸夫的推动下，“无线艺员培训班”成立，该班后被誉为“港星的摇篮”;此外，他还一手打造了“港姐”选举活动，至今仍是每年的一大看点。那个年代，电视在内地还算不上普及，因此经常出现左邻右舍提前占座等开播，甚至几百人围着大院，一边翘首以盼、一边讨论剧情的场景。郭靖在残血夕阳下的弯弓搭箭，让一代青少年萌生了武侠梦;“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一响起，几乎人人都能接着吟唱几句。
正当TVB蓬勃发展之时，内部发生了剧变。1980年，董事局主席利孝和突然病逝，TVB群龙无首。紧要关头，邵逸夫挺身而出，以最大的私人股东身份接任了董事局主席一职，成为TVB的领航人。此时，劲敌丽的电视（亚视的前身）趁火打劫，掀起一轮轮收视大战，欲将立足未稳的邵逸夫和他的TVB“生擒活捉”。邵逸夫集中力量排兵布阵，有条不紊地将其麾下的明星和香港艺术界精英集中到一起，力阻敌人的强大攻势，同时在电视业务方面锐意革新，最终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此后，TVB节目制作始终先人一步，昂首阔步地走在华人电视业的前列。
1987年，邵氏宣布，停止所有电影的制作，把全部精力倾注于电视。在人们惊诧的目光中，邵逸夫淡出影坛，完成了华丽的转身。
入主TVB时，邵逸夫已经73岁，进入古稀高龄，他却开辟了生机勃勃的新领地。1985年，有记者询问TVB保持不败的秘密，邵逸夫回答了三个字：“跟潮流。”
邵逸夫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就像女士们的打扮，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穿细高跟鞋，你就会觉得细高跟很好看。这时候，如果有个女士穿粗高跟鞋，你就会觉得她跟不上潮流，打扮落后，一点没有美感……这种美与丑的比较，主要是合时不合时的问题。”百年来，邵氏娱乐王国在不断地求变，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上海到南洋再到香港，从影院到无线电视，包括TVB的经久不衰，很重要的一原因就是紧跟时代潮流，正应了邵逸夫的那句“合时”。
2011年，邵逸夫104岁时，正式宣布卸任TVB董事局主席，比一般人的退休年龄几乎晚了半个世纪。邵逸夫是全球最长寿、任期时间最长的上市公司CEO，其职业生涯达80年以上。
中场：从吝啬财主到大慈善家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邵逸夫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位吝啬财主、小气的大东家。他的抠门在圈内出了名，还曾闹过笑话。是什么促成了他的转变，让他意识到“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
错失李小龙
在营商方面，邵逸夫与大多数香港老板并无差别，对经营成本的把控极为悭吝，甚至锱铢必较。他的抠门在圈内出了名。一次，一名副导演干完工作后，按约定应领取一千元酬劳，邵逸夫不淡定了，想讨价还价，让会计部和这名副导演再商量一下，能否打点儿折扣，结果惹怒这名副导演，他当场撕掉支票，撂下一句话：“邵老板多这一千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这一千元也穷不到哪去！”
正是这种小手笔做派，让邵逸夫丧失了很多大手笔挣钱的机会，最失算的当数错失李小龙——这位后来被誉为“功夫皇帝”的国际巨星。香港民间曾流行一句话：第一毛泽东，第二李小龙。因为就是这两个华人，让世界从心底里服气。毛泽东靠的是横扫千军的气魄和战略，而李小龙靠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拳脚功夫。毛泽东晚年爱看电影，最喜欢看李小龙主演的港片。他看到李小龙表演的精湛的中国功夫和代表的嫉恶如仇、惩恶扬善、威武不屈的形象，非常高兴，一边看还一边鼓掌：“功夫好！打得好！”
当年尚未成名的李小龙毛遂自荐到邵氏，片酬要价1万美金，邵逸夫断然拒绝，并将价码压至2500美金，导致李小龙转投竞争对手嘉禾的怀抱。后来，在李小龙依靠《猛龙过江》红遍世界的时候，邵逸夫希望挽回，他约谈李小龙，提高片酬。但是，嘉禾随即给出了更大的合同，邵逸夫没有选择继续竞争，于是，最有影响力的功夫巨星和最有影响力的功夫片老板，就此背道而驰。
10港元与500港元的笑谈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邵逸夫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位吝啬财主、小气的大东家。
有一次，一名剧务要20元买100个生煎馒头给片场工作人员，却遭到邵逸夫的拒绝，理由是公司内部食堂所卖的馒头一个只需一毛钱。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没有早餐吃而闹罢工，邵氏为此损失了近万元。事后，邵逸夫的妻子戏谑地告诉公司同仁：“他可省了十元。”
1980年8月，香港《南北极》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披露十年前发生在香港的一则笑谈：1970年，一家养老院的老人每天都能看见一辆劳斯莱斯豪车从门口经过，车的主人正是时年63岁的邵逸夫。这情形刺激了院内一位约莫同龄的贫苦老人，他贸然写信给邵逸夫，请邵逸夫行善施德。此时邵逸夫在感情上对这种事还是冷漠的，不太关心。不久，养老院收到了邵逸夫寄来的一张支票，但打开一看，金额仅仅只有500港元。养老院随即将这张支票退还给了邵逸夫，邵逸夫很尴尬，还因此被笑话了很久。
两个儿子相继被绑架
毫无疑问，邵逸夫是一名成功的励志商人，能吃苦，做事勤勉，精通业务，市场敏锐度极强。他曾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件事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同时我自己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一早就来，很晚很晚才下班。”但一路还算顺利的邵逸夫，在两个儿子相继被绑架之后，遇到了人生瓶颈。
1964年，邵逸夫的长子邵维明在新加坡住所附近被绑架。邵逸夫接到绑匪电话时，正在看样片，他只问绑匪，自己的儿子有没有受伤、这件事是否可以用钱来解决。当他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便挂了电话，继续看样片。当时的工作人员震惊地看着邵逸夫，狐疑地问：“不需要暂停影片吗？”没想到邵逸夫说：“孩子没受伤，说明绑匪的目的只是钱。既然用钱就可以解决，就说明，这不是大问题。”
虽然事情得以圆满解决，但人们不禁觉得邵逸夫太“狠”。不久后，又发生次子邵维钟被绑架的事件。1971年，邵维钟在家门口被掳走，后来他成功地从绑匪的车厢逃脱，侥幸地躲过一难，有惊无险。
一个人的很多看法，总是在遭遇生死的挑战时才会改变。接连发生两起绑架事件，讓邵逸夫隐隐感到不安。他开始意识到，有钱不一定是好事，钱能带来福，也能招致祸，而树大招风的邵氏早已树敌不少……
人走了，带不走世间的一片砖瓦，一根针，那么，该留下什么呢？
1972年，是邵逸夫从事慈善事业的转折点。这一年，邵逸夫66岁（虚岁），按照迷信说法：“人活六十六，不死也要掉块肉。”再加上排行第六，邵逸夫感到十分焦虑，请好友帮他想办法消灾解难。好友李迪告诉他：“做事业的人，争强好胜没什么不妥。商场如战场，同对手讲仁慈不得仁慈，但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大讲仁慈。”这番话让邵逸夫陷入沉思：“一个人做善事，活得痛快，自然就会长寿。”此时的邵逸夫，对慈善的理解还只局限为破财消灾和长寿。
1983年，邵逸夫的三哥邵任枚中风昏迷，成了植物人，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此番情景，深深地触动了邵逸夫，他感叹人生匆匆，天命无情，钱财只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1985年，三哥病逝，人亡如灯灭。回首邵氏兄弟一起打拼天下的岁月，如今，邵逸夫看到了财富与人生的无奈背离。人走了，却带不走世间的一片砖瓦，一根针，那么，该留下什么呢？
三哥邵任枚曾于1957年成立邵氏基金会，捐钱赈灾、敬老恤贫，并因此获得了马来西亚元首赐颁的拿督勋衔，但邵仁枚在民间的口碑却不怎么样：死抠。邵逸夫的内心起了变化，他不想步三哥的后尘，而是决心做慈善的同时，将钱用在刀刃上，做真正有益于民生的实事。
1985年1月，卲任枚去世前两个月，邵逸夫以邵氏基金会的名义直接捐出1.06亿港元，捐给香港的大学和医院，还有澳门、台湾的大学等。
“我的财富取之于民，应用回到民众。”邵逸夫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进入20世纪90年代，香港媒体不再对邵逸夫的捐赠行为褒贬参半，而是一致高度评价，称其为香港富豪的“道德标杆”。假如止步于此，邵逸夫将仅是一个普通的“道德标杆”。这时，他还未完成从道德到责任的转变。
下半场：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武侠巨擘金庸的小说里有一句名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香港虽是弹丸之地，却总不乏传承中华“仁、义、礼、智、信”之文化的侠义人物。晚年的邵逸夫，爱国爱民，正是这种“侠之大者”的典型。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之后，邵逸夫与众多宁波人士一样，因浓烈的爱国怀乡之情，积极地投身于支援内地的建设之中。
自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目光和大笔善款投向祖国内地，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港元。中国教育部官网2014年1月7日的消息显示，自1985年起，邵逸夫通过基金会，连年向内地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赠款金额已近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此外，他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合计金额早已超过30亿港元。
邵氏基金会对外捐赠的两大原则为：中国内地和教育事业。正如邵逸夫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从企业家发展企业靠人才，到国家振兴靠人才，邵逸夫完成了从“挣钱的人”到“建设祖国的人”的转变，也完成了从道德到责任的嬗变。
多年来他尽心尽责，不遗余力。1985年，邵逸夫捐赠1000万港币给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工程，为当时的壁画安上了玻璃屏风。敦煌研究员为感谢他的善举，特立碑予以纪念。1996年，文化人王重光前往敦煌考察，大漠深处，类似的捐赠纪念碑中，当时唯有邵逸夫是炎黄子孙，此番情景令人感慨万千。
邵逸夫做慈善，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有一套自己的运作程序。他曾感叹：人说赚钱难，但有了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最难的事！他有两点明确的要求：第一，钱一定要直接用于教育、科研……第二，要求把好质量关。捐钱之后，他一定会问善款的用途，同时与政府合作出资，这样更有利于把事情做好。建设诸多学校，也是以大陆的配套设施为前提条件，引导政府资源往教育上倾斜，而不是一味地盲目“撒钱”。国学大师启功曾开过邵逸夫的玩笑：“他又不是全款捐建，依我看呀，捐款捐一半，署名也该署一半，不应该叫‘逸夫楼’，应该叫‘兔大楼’！”
有网友指出，邵逸夫虽然大量参与慈善和社会公益，但所捐的教育项目和学校，几乎不曾卷入争议。这正是源于邵氏基金会规范的运作和管理——邵氏基金会所建立起来的与官方合作的模式，大大提高了慈善效益，产生最大化的社会效益，更为慈善界树立了一座丰碑，值得所有公益机构学习！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逝世，享寿107岁。在他辞世的第二天，国内某知名网站发起一份关于“提起邵逸夫，你首先联想到什么？”的调查活动，结果显示，2.5%的人选择“武侠电影”，6.4%的人选择“香港影视大亨”，8.2%的人选择“TVB电视剧”，而选择“逸夫楼”的人超过了81%！
网上曾有一篇题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邵逸夫》的纪念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富人百年之后……邵逸夫留下的是善，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逸夫学校和教学楼。邵老先生走了，全国各地逸夫楼的阶梯总和，足够您登上天堂——无论天堂有多高。”实干不仅兴邦，而且也会留下足以传承后世的精神力量。
一位网友则如此总结邵逸夫的辞别：人走了，楼还在。★
（责编/陈小婷 责校/袁栋梁 来源/《传奇邵逸夫》，何南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品人生：邵逸夫——中華首善的百年传奇》，任芳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邵逸夫安详离世 享年107岁》，辛闻/文，人民网2014年1月7日）
邵逸夫大事年表
190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
1925年：在邵氏兄弟的影片公司打杂。
1928年：赴南洋协助三哥开创南洋电影市场。
1930年：参与创立“邵氏兄弟公司”。
1932年：参与拍摄和发行的电影《白金龙》上映，该片成为中国第一部自行摄制发行的有声电影。
1957年：重回香港，兴建邵氏影城。
1958年：创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任总裁。
1965年：和朋友联手创立TVB
1973年：以个人财产成立邵氏基金，每年拨款给各大慈善机构。
1980年：任TVB董事局主席。
1985年起：开始向内地捐款。
1986年：捐出1.2亿港元，给香港的两家大学、一家医院。
1987年5月：宣布停止生产电影。
1990年：他的名字被中国政府用来命名2899号行星。
1998年：获颁大紫荆勋章。
1999年：捐出2500万港币，援助台湾“9·21”大地震灾民。
2005年：捐出1000万港元，援助南亚海啸受灾地区。
2008年：捐出1亿港元，援助“5·12”汶川大地震灾区。
2009年：捐出1亿新台币，援助台湾水灾灾区。
2011年：正式退休。
2013年：捐出1亿港元，援助四川雅安地震灾区。
2014年1月7日6时55分：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