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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财政税收的战略调整需要政治智慧,需要政治魄力,需要政治责任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完了,许多人感到“没有什么太新的决策”,外国也有评论说会议信息“模糊”。其实,希望或要求每年经济工作会议都有重大的新决策本身就是违反经济规律的。
一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从来就不是以日历年度为周期的。只有我们过去实施的计划经济才可以把经济发展按年度安排部署,全国按此部署贯彻实施。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实施了近20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更是密不可分。实际上,重大决策本就不可能也没必要在每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而是应该在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出现决策需要时作出。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前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根据发达国家和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形势作出防止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的方针。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因为符合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在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悄然而至。
当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发达国家的流动性已经从过剩变为不足,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开始放松流动性。虽然仅凭这个现象尚不足以判断出金融危机的到来,但发达国家流动性开始放松了,我们还要坚持原计划那么“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吗?
遗憾的是,尽管已经出现了调整“从紧”的政策,至少调整“紧”的程度的呼声,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理念,人们还是习惯于在一年内都要贯彻执行年度经济工作会议的决定,因此必要的调整迟迟没有作出,直到2008年7月,中央政治局才果断决定改变了“两防”的方针。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重大决策,正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近期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至少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只要坚持既定方针,抓好落实,就可以实现既定目标。完全不必做出什么所谓的“重大决策”。
希望今后的经济工作会议不一定年底开,也不一定每年开。需要时就可以开,也许一年之内就开,比如2008年的情况,也许一年多的时间才开,比如2009年的情况。经济工作会议的开法的改变就标志着我国政府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二
展望明年经济形势,人们有理由希望财政政策发挥出更有效的作用。从经济工作会议上透露的信息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对于应对金融危机来说,可谓“准备充分”。
从总量上说,4万亿元投资的规模不减,虽然2010年比2009年的增量没有2009年比2008年的增量那么大了,但由于时间差,2010年投资对GDP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不会比2009年差太多。中国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应对金融危机绰绰有余。
中国政府最不怕经济低迷,因为经济低迷正是政府搞赤字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好时机。由于政府换届的周期性,历届搞赤字投资的政府,并不需要对何时用何种方式消除赤字负责。
2009年人们担心8%的GDP增长能否实现,现在人们担心2010年8%的计划会被突破多少?有人担心中国的赤字会突破警戒线,实际上,中国累计财政赤字离欧盟3%GDP的财政赤字警戒线还远。有万亿赤字支撑的数万亿投资作为基本举措,再辅之以若干增加出口和增加消费的财政政策,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使命完成没有问题。
明年没问题,再往后呢?现行财税制度是1994年财税改革时形成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许多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东西保留下来了,许多应该创立的东西搁置了。15年过去了,对1994年财税改革的成功与否的争议已经烟消云散。形势发展已经要求对财税战略进行调整,但实际进展却一直不尽如人意。
比如,财政收入(不仅是预算收入,是指所有的政府行政性收入)总规模的问题讨论多年,虽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GDP30%,但是狭隘的财政理念(财政收入越多越好)导致不能确认我国总体财政收入比重偏大的结论。
虽然这几年通过增值税转型、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废除农业税等措施在相当的程度上减轻了总体税负,但是,一直不能实施一个中期规划来减轻总体税负。
又比如,重复征税、税负偏高,特别是出口不退税的营业税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障碍,成为我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出口的巨大障碍,成为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障碍。但是,营业税的改革始终难以提上议程。
再比如,中国税收理论和实践一直存在的重大缺陷——税收与税源的背离——使得财税制度本应履行的调节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职能向相反的扩大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方向发展,也使得成本很高的转移支付制度浪费巨大。
根据许多省市区人大的审议意见,全国人大接受了(虽然没有明确写在决议里)税收与税源一致性原则,对企业所得税的审议已经就解决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提出立法意义上的要求,但结果仅仅是一个被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视为不甚彻底差强人意的所得税收入分配方案,至于其他存在“税收与税源背离”的税种至今束之高阁。
众多辛辛苦苦创造了税源,又眼睁睁地看着税收流入其他地方政府金库的地方政府,期盼着能用这些税收收入为当地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这种合理、又能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期盼何时能实现呢?
三
令人欣慰的是,财政支出的重点要向民生倾斜的既定战略开始实施了。且不说医疗体制(包括农民医疗体制)的改革、教育体制(特别是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等等,人们最期盼最拥护的住房改革已经初见成效。
2012年完成15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何等的魄力!何等的雄心!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抽签发号了,多少低收入的家庭欣喜万分。他们期盼着中央和地方政府能筹集足够的财政资源,让他们最晚到2012年住进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住房。
虽然有人认为这个规划超出了地方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但是党中央、国务院坚定不移地要求各级政府,包括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千方百计筹集财政资源确保规划的完成。这就是财政改革和财政战略调整的内容之一。虽然艰难,但是已经起步。
从中央政府手中所掌握的资源来看,今天的局面比1993年的形势好得多。制定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的规划,制定减轻财政收入比重的规划,制定营业税改革的规划等等是国家形势发展的要求,也是人民的要求。
人们深刻地了解,实施财政税收的战略调整需要政治智慧,需要政治魄力,需要政治责任心。我们希望已经起步的财税战略调整能如期完成,更希望其他财政战略调整能尽快启动,并期盼财税战略调整的成功。■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完了,许多人感到“没有什么太新的决策”,外国也有评论说会议信息“模糊”。其实,希望或要求每年经济工作会议都有重大的新决策本身就是违反经济规律的。
一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从来就不是以日历年度为周期的。只有我们过去实施的计划经济才可以把经济发展按年度安排部署,全国按此部署贯彻实施。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实施了近20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更是密不可分。实际上,重大决策本就不可能也没必要在每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而是应该在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出现决策需要时作出。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前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根据发达国家和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形势作出防止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的方针。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因为符合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在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悄然而至。
当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发达国家的流动性已经从过剩变为不足,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开始放松流动性。虽然仅凭这个现象尚不足以判断出金融危机的到来,但发达国家流动性开始放松了,我们还要坚持原计划那么“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吗?
遗憾的是,尽管已经出现了调整“从紧”的政策,至少调整“紧”的程度的呼声,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理念,人们还是习惯于在一年内都要贯彻执行年度经济工作会议的决定,因此必要的调整迟迟没有作出,直到2008年7月,中央政治局才果断决定改变了“两防”的方针。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重大决策,正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近期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至少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只要坚持既定方针,抓好落实,就可以实现既定目标。完全不必做出什么所谓的“重大决策”。
希望今后的经济工作会议不一定年底开,也不一定每年开。需要时就可以开,也许一年之内就开,比如2008年的情况,也许一年多的时间才开,比如2009年的情况。经济工作会议的开法的改变就标志着我国政府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二
展望明年经济形势,人们有理由希望财政政策发挥出更有效的作用。从经济工作会议上透露的信息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对于应对金融危机来说,可谓“准备充分”。
从总量上说,4万亿元投资的规模不减,虽然2010年比2009年的增量没有2009年比2008年的增量那么大了,但由于时间差,2010年投资对GDP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不会比2009年差太多。中国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应对金融危机绰绰有余。
中国政府最不怕经济低迷,因为经济低迷正是政府搞赤字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好时机。由于政府换届的周期性,历届搞赤字投资的政府,并不需要对何时用何种方式消除赤字负责。
2009年人们担心8%的GDP增长能否实现,现在人们担心2010年8%的计划会被突破多少?有人担心中国的赤字会突破警戒线,实际上,中国累计财政赤字离欧盟3%GDP的财政赤字警戒线还远。有万亿赤字支撑的数万亿投资作为基本举措,再辅之以若干增加出口和增加消费的财政政策,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使命完成没有问题。
明年没问题,再往后呢?现行财税制度是1994年财税改革时形成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许多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东西保留下来了,许多应该创立的东西搁置了。15年过去了,对1994年财税改革的成功与否的争议已经烟消云散。形势发展已经要求对财税战略进行调整,但实际进展却一直不尽如人意。
比如,财政收入(不仅是预算收入,是指所有的政府行政性收入)总规模的问题讨论多年,虽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GDP30%,但是狭隘的财政理念(财政收入越多越好)导致不能确认我国总体财政收入比重偏大的结论。
虽然这几年通过增值税转型、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废除农业税等措施在相当的程度上减轻了总体税负,但是,一直不能实施一个中期规划来减轻总体税负。
又比如,重复征税、税负偏高,特别是出口不退税的营业税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障碍,成为我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出口的巨大障碍,成为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障碍。但是,营业税的改革始终难以提上议程。
再比如,中国税收理论和实践一直存在的重大缺陷——税收与税源的背离——使得财税制度本应履行的调节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职能向相反的扩大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方向发展,也使得成本很高的转移支付制度浪费巨大。
根据许多省市区人大的审议意见,全国人大接受了(虽然没有明确写在决议里)税收与税源一致性原则,对企业所得税的审议已经就解决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提出立法意义上的要求,但结果仅仅是一个被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视为不甚彻底差强人意的所得税收入分配方案,至于其他存在“税收与税源背离”的税种至今束之高阁。
众多辛辛苦苦创造了税源,又眼睁睁地看着税收流入其他地方政府金库的地方政府,期盼着能用这些税收收入为当地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这种合理、又能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期盼何时能实现呢?
三
令人欣慰的是,财政支出的重点要向民生倾斜的既定战略开始实施了。且不说医疗体制(包括农民医疗体制)的改革、教育体制(特别是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等等,人们最期盼最拥护的住房改革已经初见成效。
2012年完成15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何等的魄力!何等的雄心!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抽签发号了,多少低收入的家庭欣喜万分。他们期盼着中央和地方政府能筹集足够的财政资源,让他们最晚到2012年住进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住房。
虽然有人认为这个规划超出了地方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但是党中央、国务院坚定不移地要求各级政府,包括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千方百计筹集财政资源确保规划的完成。这就是财政改革和财政战略调整的内容之一。虽然艰难,但是已经起步。
从中央政府手中所掌握的资源来看,今天的局面比1993年的形势好得多。制定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的规划,制定减轻财政收入比重的规划,制定营业税改革的规划等等是国家形势发展的要求,也是人民的要求。
人们深刻地了解,实施财政税收的战略调整需要政治智慧,需要政治魄力,需要政治责任心。我们希望已经起步的财税战略调整能如期完成,更希望其他财政战略调整能尽快启动,并期盼财税战略调整的成功。■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