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那天清晨，我起床后站在窗前，透过玻璃窗看见春雨如万条银丝从天上飘下，轻轻抚慰着历经严冬的树干，滋润着万物，蓬勃起生命的绚烂。
　　电话铃骤然响起，是远在千里之外服现役的贤侄华峰打来的，他告诉我，这会儿正带着宝贝儿子驱车前往富平县康庄烈士陵园，让孩子从小接受一下革命传统和良好家风的熏陶。话语间无不洋溢着侄儿对先烈的尊崇和作为英烈晚辈的自豪。是啊！一个人，只有深刻地了解过去，才会更好地走向未来。
　　回想起来，清明于我来讲，是一个多味的节日。少儿时，顶着霏霏细雨，穿着褴褛的衣衫，摸着饥肠辘辘的肚皮，跟随父辈跪在先人的坟前，我没有半点的忧伤生发出来，我甚至在心里埋怨先人们不该把我们一辈辈地带到这个贫穷的土地上，我憧憬着在那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一定会有一个吃得饱穿得暖的世界，我怎么没生在那个地方呢？
　　而真正让我倍感忧伤的，是32年前弟弟在对越作战中的壮烈牺牲。
　　我永远忘不了1986年元月31日那天下午，忘不了那天下午命运送给我的惶恐。
　　记得当时，我在军作训处任参谋，当天正跟随王克军长、裴怀亮参谋长在平凉四十里铺一个教导团筹备兰州军区的观摩会。下午四点左右，我感觉心慌得很，确实是坐卧不安，晚飯后去看电视，刚坐下没两分钟就出来了几个战友约我打扑克，我连连摆手。童副处长还关切地问道：“尹参谋你好像有什么事？”我说：“没有啊，就是心慌得很！”一旁的战友还开玩笑说：“是想媳妇儿子了吧！”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我没有笑，我笑不起来，只能把尴尬堆在脸上。
　　那莫名的惶恐，其实是亲人之间的一种心灵感应。我虽然不信神不信鬼，但我坚信骨肉之情，总是会通过一种神秘的信号在互相传递着信息，只是现代人还没破译它而已。事后得知，就在那个时辰，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麻栗坡县八里河东山413团4连3排的阵地上，弟弟正在组织全排战士挥汗如雨地抢修刚刚被敌人炮火摧毁的工事，以便继续抗击敌人的地面攻击。一些零星炮弹还时不时地在阵地附近炸响。突然，随着又一群炮弹在落地前凄厉的呼啸声，弟弟大喊一声：“快隐蔽！”随即便扑倒在近旁一位战士的身上。一发罪恶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了，炮弹掀起的巨浪混杂着血肉与泥土，映照在他们坚守的阵地上……共和国的旗帜上增添了一道血染的风采，父母亲却失去了一位好儿子，我失去了一位亲弟弟。
　　大约两个多月后，参战部队委派一位王姓军官来到富平县，分别向县委县政府领导及亲属通报了弟弟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的经过，以及部队为其追记一等功的决定。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且身患疾病，精神上经受不起老年丧子的深重打击，白副县长、民政局领导、参战部队以及乡镇领导在去我家慰问并告知父母弟弟牺牲的消息时，还专门带了一名医生以防不测。说实话，明眼人一看这一大帮人来到家中的阵势，料定十有八九出大事了。唯有我父母似乎还蒙在鼓里反应不过来。父亲木然地坐在门道的椅子上，母亲则是满脸的恐慌。白副县长说：“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来慰问您二老，你们养了一个好儿子，参战很勇敢，为家乡人争了光……”母亲急忙打断白副县长的话，声音颤抖着追问：“我娃现在咋样了？伤到哪里了？人在哪里？”眼泪也随即夺眶而出。白副县长看了看我欲言又止，泪眼婆娑。父亲端坐在椅子上，虽然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问，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却哗哗地抖动起来，痛苦迅即布满他那饱经沧桑的脸庞。一时间空气像凝固了一般。弟弟牺牲的噩耗，像一层窗户纸，谁也不愿捅破它，但这层纸迟早总得有人把它捅破呀！我万般无奈地哽咽着说道：“弟弟再也回不来了！”母亲听罢，便呼天抢地、撕心裂肺般地号啕大哭，几度晕厥。父亲这位憨厚的庄稼人，虽然大字不识，但大义他懂，况且他有着几十年党龄，他能掂量家国情怀孰轻孰重。嫂子在一旁哭着安慰父亲：“大，您心里难受就哭出来吧！”我眼泪朦胧地看到，父亲没有哭，只有两行浊泪沿着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颊滚落下来。老年丧子的痛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只有当事人才能切身感受到啊！
　　按照商定，我与夫人还有大哥代表父母亲由西安乘坐火车前往弟弟生前所在部队驻地山东潍坊市去处理善后事宜。弟媳和弟弟刚满周岁的宝贝女儿也生活在那座城市里。一路上我的神情很恍惚，我甚至不相信弟弟真的牺牲了，战场上那么乱，会不会是部队的同志搞错了？说不定敌人炮弹袭击时，弟弟刚好不在阵地上呢。他才27岁，不可能说没就没了呀。反正就这么在悲痛中胡思乱想着。以致在打开水时，我烫伤了手指头，心头和指头一块疼起来了。
　　我和弟弟是一根藤蔓上结出的两颗苦瓜。生在那个年代和家徒四壁的家庭里，不论是命运还是血缘，都注定了我俩的童年要浸泡在苦水中。1959年收麦时节，我5岁，弟弟不满周岁，父母在生产队里割麦呀，碾场呀，推着硬轱辘车到几里外的镇上去交公粮呀，便把我俩锁在家里，盖好水缸防止我俩掉进去淹死，还叮嘱我在家照看弟弟，凉开水放在案板上。妈妈交代，天气热，要给弟弟喝两次水，我搬个小凳子站在上面才能够得着。弟弟还没学会走路，只会在院子里爬来爬去。父母交完公粮挣到工分，还能得到每人一碗凉粉的犒劳。父母便合着吃一碗，把另一碗端回家，算是对我照看好弟弟的奖赏。在有点芥末醋水的小黑瓷碗里，躺着几条豌豆粉，那便是我记忆中的美味佳肴了。有一天中午父母收工回到家，发现弟弟抓了两手屎尿，正往自己的身上抹着玩，母亲赶紧打来一盆水给弟弟清洗，一边洗一边骂我没有看好弟弟。我在父亲的怒吼中被惊醒，赶紧捂着惺忪的双眼等着挨打，我从指头缝里看见父亲高高举起的手掌又慢慢地落了下去。第二天，我找了一根绳子，一头拴在我的左手腕上，另一头拴在弟弟的脚腕上，防止自己睡着了弟弟满院子乱爬。
　　那一根绳子，拴住了我弟兄俩的身体，也联结紧了我俩以后的命运。
　　1976年国庆节前的一天上午，我们全连在窑洞门前一字儿排开组织擦枪，哨兵跑过来告诉我：一班长，你弟弟来了。我抬头一看，5年没见，弟弟长成了一个大小伙了。我当兵离开时，他还是一位不满14岁的少年哪！弟弟在连队住了3天，也许是火热的军营生活感染了他，也许是适逢节日连队饭菜油水较大吸引了他，也许是参军入伍成为他脱离农村的唯一出路，临别时，他说：“哥，我想明年当兵去！”我说：“当兵是一门苦差事，吃了苦不一定就有出息，要想有出息，必须能吃得苦中苦。”1978年3月，弟弟应征入伍。1979年初，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继而，他随所在部队出境作战，偷渡红河，横扫柑塘，攻占老街，弟弟在作战中英勇顽强，荣获三等战功一次。战后被作为战斗骨干，由成都军区交流到济南军区，入军校，提干部。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为了保密，部队不准干部战士与任何人通信。两个儿子都在部队且生死不明，这可愁坏了我们的父母，两位老人茶饭不思，整天走村串户与其他军属打听消息，真是一夜愁得白了头啊！直到乡政府敲锣打鼓把弟弟参战和我在临战训练中双双立三等功的喜报送到家中，才消散了父母亲的一脸愁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