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江苏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就是邓小平同志在苏州与江苏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的。他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完全没有想到”。当时江苏广大农民从切身体会中，总结出了三句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其中争论较多的是能不能发展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工业）。1981年到1983年，薄一波、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江苏。薄半开玩笑地对江苏省委领导同志说，我是山西人，带着关老爷（注：关公是山西人）的青龙偃月刀，该砍的要砍。但这些领导同志看了一圈，乡镇企业确实出了好产品，又使农民致富。临走他又说，看来关公的大刀也不能乱砍。江苏，特别是苏南农民讲的三句话，口口相传，迅速传遍全国，受到万里等领导同志的称赞，认为农村不仅要搞好农业，有条件的地方要发展工业，搞活市场，商业流通。在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些是冲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创举。《人民日报》还批判过农村经销员，说江苏三十万供销员“满天飞”。江苏农民也对应了几句话：国营企业属猪，有得喂；大集体的属鸡，喂一点自己找一点；乡镇企业属鸟，没有喂，只能“满天飞”，哪儿有食就下来找。现在看来，这就是冲破计划经济老路，闯出市场经济新路，是农民又一伟大创造，并出现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等新型经验。
　　1984年是比较顺利的一年。中央在经历了两年多的酝酿、争论之后，出台了发展乡镇企业的4号文件。当年的全国农业生产形势都是农村改革以来最好的。8月，江苏在北京农展馆办了乡镇企业展览，100名乡镇企业青年工人穿了崭新的西式工作服接待了包括80多个国家的使节和夫人的参观。海安县等农民制作的钩针衣被作为礼服配套一抢而光。国家副主席王震等领导人为展览剪彩或参观，纷纷表示称赞。江苏省长顾秀莲对副总理田纪云说，你们都说好，请总理写篇短文帮我们说说话吧。田说，我写不了，请吕东（国家经委主任）同志写，“老吕行。”顾说，那好。我叫吴镕给您（指吕东）弄个代拟稿。吕说：“那成。”吕东署名的《乡镇企业是振兴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一文，随即在1984年8月26日《人民日报》显著版面刊登。那一年全国农业特大丰收，实现了农村改革后第一个高峰年。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归会有曲折和波澜起伏。在1984年农业特大丰收以后，1985年因气候等多种缘故，农业特别是粮食略有减产。这时候马上有人刮风，个别领导同志说：“无工不富的声音太响了，盖过了农业。”指责乡镇企业是“三挤三争”（即与国家大工业比，是以落后挤先进，以小挤大，以集体挤国营；与大工业争市场、争能源、争原材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等等。
　　在这个当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1986年《农村问题论坛》第86期上，发表了题为《不稳·不富·不活》的论文。他首先肯定了这个经验对于“近年来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他又说，这三句话，“特别是前两句话，也的确有其不足之处”。他还说，“如果我们的认识只限于‘无农不稳’，就会合乎逻辑地产生这样一种思想：我这里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足以使社会政治生活‘稳’的程度，似乎就没有必要再去大力发展农业了”。他同时指出无工不仅不富，也会“不稳”。当然，他只是认为这三句话“有不准确、不全面之处”，并不否定这些话“已经起的和继续还会起的积极作用”。但又说，如果不去指出和重视这些话的“不足之处”，会带来“某种消极作用”。
　　一个口号，一种提法，是为了强调某些方面，不一定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为了表达对于老论文的思辨，我在同一刊物第98期上，写了一篇《再谈“稳、富、活”》的文章，还在《经济日报》上写了一篇《三句话是“三位一体”》的文章，说明群众经验，形象而又生动地对客观规律的概括无可指责。在这前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说话了，叫我们不要争论。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明确指出：
　　“‘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这些提法都是正确的。事实已经证明，农村许多有条件的地方工副业兴起后，就富裕起来了，‘无农不稳’，这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认为，我们应当把‘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结合起来，把二者看成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援的，而不是互相抵触的。我们要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去想问题，定政策，立措施。回过头看一下，实际上这几年我们所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
　　这一段话，实际上为这场思辨作了结论。
　　我曾在答辩文章中指出：“无农不稳，并未排除农业也可成为致富之道”，但从总体上看，单一的农业经济难以致富，尤其是工农产品剪刀差还大幅度存在。因此苏南农民又有一个体会，也很形象，叫做“农业一碗饭（人不吃饭是不行的），副业一桌菜，发展工商业才能富起来”。当时我们提出了农村经济十字诀，叫“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务业）”，即使现在来看，这十个字也未过时。农业，特别是粮食，是中国（也许是全人类）“永恒的主题”。
　　“无工不富”，也并非排除“无工不稳”。同样，“无商不活”也没有“排除商业同样是‘富’和‘稳’的条件或前提”，而且在当时情况下，“流通问题往往大于生产问题”（买难卖难，小生产、大市场、多不得、少不得）。
　　但是，于光远关于研究问题“切忌抽象化、一刀切，脑子要复杂一些”等意见，是十分中肯的，他的思考启发了我的思辨，是很有教益的。
　　在这场争论后，于老反而与我这个后辈成了忘年交。他到江苏来，总要问起我。他写的超短文集赠送我，图文并茂，名家配画配钤记。我办不到，但也启发我写了一本短文超短文集《乐斋闲话》，当然水平与于老大手笔不可同日而语。于老不愧为大气量的大学者，我只是后辈和小学生，在做人、做事、做学问等方方面面，永远要向他学习。
　　（作者为原江苏省农村工作部部长、江苏省政协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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