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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每种文学的产生与发展都会带有时代的痕迹，汉赋也不例外。两汉交替之际辞赋创作呈现出的散体大赋——抒情小赋——大赋小赋兼综的发展路径，集中反映了辞赋创作与时代发展之紧密关系。
关键词：散体大赋 抒情小赋 时代发展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1]p1辞赋无疑是汉代最繁盛的文学体裁，辞赋能在汉代走向顶峰也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莫大关联。本文通过对两汉交际之时辞赋的演变情况为中心，进一步考察辞赋演变与时代发展之关系。
一.铺张扬厉的散体大赋
西汉成、哀、平帝之际，士人不断反思，以儒匡正的思想指引他们重建儒家正统思想，汉赋家们继续创作积极用世的汉大赋，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品，几乎延续了大一统盛世时的创作模式，呈现出崇尚铺陈、用语生涩、缺乏个人情感的创作倾向。
汉武帝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经学思想，无疑将西汉初期休养生息的道家思想掩盖起来。汉赋作家积极投身政治，高歌时代强音，创作宏伟华丽的散体大赋，展现大好河山、国家昌盛，抒发内心无限赞叹。他们歌功颂德不仅是表达积极参与政治的内心更是感于内心赞美盛世的真情流露，汉赋的华美与当时社会背景相符合的，它包罗万象、总揽人物的恢弘气象是其他文学体裁无法替代的，所以，铺张扬厉、夸饰渲染的散体大赋在此时受到汉赋家们的欢迎。这一倾向在西汉末年，成、哀、平帝时期以儒匡正的汉赋家笔下亦十分常见。
以西汉著名辞赋家扬雄为例，扬雄入京后所作的《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校猎赋》，在结构、语言和内容上无不继承大赋：
第一、尚铺陈。赋成为一种文体的最根本特征是“铺陈”，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2]p270与朱熹所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3]p3讲的都是是赋的铺陈手法。扬雄作品中将大赋铺陈手法同样发挥的淋漓尽致，如《甘泉赋》中对台观的描述：“左攙枪右玄冥兮，前熛阙后应门；阴西海与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龙连蜷于东厓兮，白虎敦圉虖昆仑。览樛流于高光兮，溶方皇于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珑玲，炕浮柱之飞榱兮，神莫莫而扶倾。闶阆阆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峥嵘。骈交错而曼衍兮，嵈嶵隗虖其相婴。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掍成。曳红采之流离兮，飏翠气之冤延。袭室与倾宫兮，若登高妙远，肃乎临渊”[4]p56，扬雄以左、右、前、后、西、东、上、下、远、近等空间铺陈的方式，极度渲染甘泉宫乃神力之物，非人力可以完成的，尽显汉赋铺排之能事。在扬雄的大赋作品中这样的空间铺排随处可见，对客观事物进行铺述，明显是受儒家思想重现实、重理性特征的影响。
第二、用语生涩。如扬雄在《校猎赋》中对校猎场面进行描述的段落，“若夫壮士慷慨，殊乡别趣，东西南北，聘耆奔欲。拖苍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潚，捕玄蝯，腾空虚，距连卷。踔夭蟜，娭涧门，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飙，林丛为之生尘。及至获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梨；猎蒙茏，辚轻飞；履般首，带修蛇；钩赤豹，摼象犀；距峦坑，超唐陂。车骑云会，登降暗蔼，泰华为旒，熊耳为缀。木仆山还，漫若天外，储与乎大溥，聊浪乎宇内”[4]p99，文中以“苍豨”、“犀犛”、“浮麋”、“巨潚”、“玄蝯”各种动物展现读者眼前，同时更以“松柏”、“疾梨”、“蒙茏”、“般首”、“修蛇”、“赤豹”、“象犀”、“峦坑”来表现校猎之人的眼疾手快、神勇无比。扬雄通过盛大的校猎场景的铺述说明军士、车队在山野间狩猎的场面，借以表达对君王如此庞大、奢靡、浪费的狩猎事件的讽劝。文中对事物的极尽描写已然使扬雄绞尽脑汁，病一岁。不难想象，如此壮观的狩猎场面几乎将所有与校猎有关的事物皆铺排与此。不仅如此，在扬雄《校猎赋》的其他章节，以及扬雄其他赋作中，皆以这种方式来描摹事物，其军队、山川、河水、神明无不生动形象、细致入微。可以看出，汉赋庞大丰富的词汇量早已拓展了先秦《诗经》与楚辞的语言表现力。但由于辞赋作品中众多陌生的事物，在流传过程中有很多词汇被后世学者摒弃，也使得汉赋落入用语生涩、繁难艰深的窠臼之中。然而赋遣词用语的繁难生涩在汉代士人眼中正是可以展现他们的聪明才智的最佳途径。由司马相如至扬雄再到东汉时期的班固、张衡著称后世的汉赋四大家，无不采取这种几乎穷尽式的表达手法，其词汇的丰富程度已远超先秦著作。
第三、缺乏个人情感，几乎都是对集体意识的抒发。扬雄的《甘泉赋》、《校猎赋》赋极尽笔墨展现非鬼神无法建造的甘泉宫及声势浩大的田猎场面，续写大一统盛世的物产富饶、山河壮大。辞赋铺陈的特征注定了辞赋终将以对事物的铺排、陈述作为大力描述的重点。作者将自己对大汉盛世的歌颂全部融入到对事物的极致描绘中，这也是汉赋与诗歌最大的不同之处，陆机在《文赋》中曾阐述过诗与赋的区别，他认为诗歌重在抒情，而赋则重在对事物的描绘。除诗歌之外对汉赋影响最大的便是楚辞，汉赋对楚辞吸收最多的是一种对形式美的追求，影响了自身艺术表现手法。但汉赋与楚辞同样存在本质的区别，“楚辞尚神理”作者通过的事物的夸饰来表达内心真挚的情感，是神与理的交汇，在楚辞中我们常能看见“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发愤抒情的语句，在汉赋作品中是无法体会到的。因为赋体文学所崇尚的是对事实的描摹，已然不同于楚辞作者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不难看出，汉赋与诗歌、楚辞最本质的差别在于汉大赋作品中读者已无法察觉作者的存在，这也是汉赋在东汉末期走向衰落和后世文人鄙薄的地方。无论如何，扬雄的大赋，在思想内容上，与前代一样，有着积极的进取精神，不同的是，在颂美之中较前代司马相如等赋家蕴含了更多的讽谏之意，暗含了对身世安危与王朝前途的忧患意识，寄希望于统治者可以有所醒悟，这是汉赋家的社会良心，赋中有着很强的致用目的。
二.简单质朴的抒情小赋
关键词：散体大赋 抒情小赋 时代发展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1]p1辞赋无疑是汉代最繁盛的文学体裁，辞赋能在汉代走向顶峰也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莫大关联。本文通过对两汉交际之时辞赋的演变情况为中心，进一步考察辞赋演变与时代发展之关系。
一.铺张扬厉的散体大赋
西汉成、哀、平帝之际，士人不断反思，以儒匡正的思想指引他们重建儒家正统思想，汉赋家们继续创作积极用世的汉大赋，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品，几乎延续了大一统盛世时的创作模式，呈现出崇尚铺陈、用语生涩、缺乏个人情感的创作倾向。
汉武帝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经学思想，无疑将西汉初期休养生息的道家思想掩盖起来。汉赋作家积极投身政治，高歌时代强音，创作宏伟华丽的散体大赋，展现大好河山、国家昌盛，抒发内心无限赞叹。他们歌功颂德不仅是表达积极参与政治的内心更是感于内心赞美盛世的真情流露，汉赋的华美与当时社会背景相符合的，它包罗万象、总揽人物的恢弘气象是其他文学体裁无法替代的，所以，铺张扬厉、夸饰渲染的散体大赋在此时受到汉赋家们的欢迎。这一倾向在西汉末年，成、哀、平帝时期以儒匡正的汉赋家笔下亦十分常见。
以西汉著名辞赋家扬雄为例，扬雄入京后所作的《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校猎赋》，在结构、语言和内容上无不继承大赋：
第一、尚铺陈。赋成为一种文体的最根本特征是“铺陈”，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2]p270与朱熹所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3]p3讲的都是是赋的铺陈手法。扬雄作品中将大赋铺陈手法同样发挥的淋漓尽致，如《甘泉赋》中对台观的描述：“左攙枪右玄冥兮，前熛阙后应门；阴西海与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龙连蜷于东厓兮，白虎敦圉虖昆仑。览樛流于高光兮，溶方皇于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珑玲，炕浮柱之飞榱兮，神莫莫而扶倾。闶阆阆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峥嵘。骈交错而曼衍兮，嵈嶵隗虖其相婴。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掍成。曳红采之流离兮，飏翠气之冤延。袭室与倾宫兮，若登高妙远，肃乎临渊”[4]p56，扬雄以左、右、前、后、西、东、上、下、远、近等空间铺陈的方式，极度渲染甘泉宫乃神力之物，非人力可以完成的，尽显汉赋铺排之能事。在扬雄的大赋作品中这样的空间铺排随处可见，对客观事物进行铺述，明显是受儒家思想重现实、重理性特征的影响。
第二、用语生涩。如扬雄在《校猎赋》中对校猎场面进行描述的段落，“若夫壮士慷慨，殊乡别趣，东西南北，聘耆奔欲。拖苍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潚，捕玄蝯，腾空虚，距连卷。踔夭蟜，娭涧门，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飙，林丛为之生尘。及至获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梨；猎蒙茏，辚轻飞；履般首，带修蛇；钩赤豹，摼象犀；距峦坑，超唐陂。车骑云会，登降暗蔼，泰华为旒，熊耳为缀。木仆山还，漫若天外，储与乎大溥，聊浪乎宇内”[4]p99，文中以“苍豨”、“犀犛”、“浮麋”、“巨潚”、“玄蝯”各种动物展现读者眼前，同时更以“松柏”、“疾梨”、“蒙茏”、“般首”、“修蛇”、“赤豹”、“象犀”、“峦坑”来表现校猎之人的眼疾手快、神勇无比。扬雄通过盛大的校猎场景的铺述说明军士、车队在山野间狩猎的场面，借以表达对君王如此庞大、奢靡、浪费的狩猎事件的讽劝。文中对事物的极尽描写已然使扬雄绞尽脑汁，病一岁。不难想象，如此壮观的狩猎场面几乎将所有与校猎有关的事物皆铺排与此。不仅如此，在扬雄《校猎赋》的其他章节，以及扬雄其他赋作中，皆以这种方式来描摹事物，其军队、山川、河水、神明无不生动形象、细致入微。可以看出，汉赋庞大丰富的词汇量早已拓展了先秦《诗经》与楚辞的语言表现力。但由于辞赋作品中众多陌生的事物，在流传过程中有很多词汇被后世学者摒弃，也使得汉赋落入用语生涩、繁难艰深的窠臼之中。然而赋遣词用语的繁难生涩在汉代士人眼中正是可以展现他们的聪明才智的最佳途径。由司马相如至扬雄再到东汉时期的班固、张衡著称后世的汉赋四大家，无不采取这种几乎穷尽式的表达手法，其词汇的丰富程度已远超先秦著作。
第三、缺乏个人情感，几乎都是对集体意识的抒发。扬雄的《甘泉赋》、《校猎赋》赋极尽笔墨展现非鬼神无法建造的甘泉宫及声势浩大的田猎场面，续写大一统盛世的物产富饶、山河壮大。辞赋铺陈的特征注定了辞赋终将以对事物的铺排、陈述作为大力描述的重点。作者将自己对大汉盛世的歌颂全部融入到对事物的极致描绘中，这也是汉赋与诗歌最大的不同之处，陆机在《文赋》中曾阐述过诗与赋的区别，他认为诗歌重在抒情，而赋则重在对事物的描绘。除诗歌之外对汉赋影响最大的便是楚辞，汉赋对楚辞吸收最多的是一种对形式美的追求，影响了自身艺术表现手法。但汉赋与楚辞同样存在本质的区别，“楚辞尚神理”作者通过的事物的夸饰来表达内心真挚的情感，是神与理的交汇，在楚辞中我们常能看见“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发愤抒情的语句，在汉赋作品中是无法体会到的。因为赋体文学所崇尚的是对事实的描摹，已然不同于楚辞作者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不难看出，汉赋与诗歌、楚辞最本质的差别在于汉大赋作品中读者已无法察觉作者的存在，这也是汉赋在东汉末期走向衰落和后世文人鄙薄的地方。无论如何，扬雄的大赋，在思想内容上，与前代一样，有着积极的进取精神，不同的是，在颂美之中较前代司马相如等赋家蕴含了更多的讽谏之意，暗含了对身世安危与王朝前途的忧患意识，寄希望于统治者可以有所醒悟，这是汉赋家的社会良心，赋中有着很强的致用目的。
二.简单质朴的抒情小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