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池中，裙摆飘扬，像是大朵盛放的芍药，淹没了观者的眼。1924年，陆小曼二十二岁，却已成为军官王庚的妻子。她能书善画，擅演昆曲与皮黄。因为精通英语，她从少女时期便担任外交官顾维钧的翻译，出入北平的社交舞台，被称为“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吕碧城的二十二岁，要比陆小曼早二十年。此时男人们还拖着长辫，女人依旧缠着小脚，可这些并不妨碍她在世人之前觉醒。那一年，厌弃了寄人篱下的吕碧城，踏上了塘沽到天津的火车。列车轰隆隆地向前行驶，往事如同荒野，在眼底渐渐地斑驳、碎落。


　　铅华洗净，甘愿素淡
　　清末民初的新女性，是夹缝中的缪斯，她们一边默默忍受着古板保守派的白眼，一边又笑纳着新派人士的称赞。娜拉出走之后，却依旧无法逃脱玩偶的宿命。所谓新女性，也不过是踮起足尖跳舞，换一种谋生的姿态。
　　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这是吕碧城主笔《大公报》时候的场景，那时人人都知道天津出了个奇女子，擅长诗词，姿容殊丽，还对时政颇有见解。一时间，《大公报》成了她与骚客文人的唱和之地。仿佛人人都与她交心，个个都解她思绪。
　　然而，这种欣赏，无异于秦淮河畔的笙歌唱酬。他们对她的钦佩与赞誉，说破了也只是出于“捧角儿”的心态。吕碧城二十多岁离家出走，成为近代第一个女编辑，“李清照后第一人”。可是，在那样的年代，一切名声都只是谋生的筹码。她是身无分文的赌徒，只好依赖这筹码。
　　人间事，向来情比纸薄。
　　她在十多岁便写出了“夜雨谈兵，春风说剑”这样的句子，如此早慧，自然会明白什么是逢场作戏，什么又是真情实意。之后，无论是开办北洋女子公学，还是担任袁世凯的秘书，她都堪称杰出。袁克文、费树蔚、李鸿章之子李经羲等诸多名流都有意于她，可她眼界极高，无心与花花公子交好。
　　世无女子的地位，因此有了秋瑾的反叛。她身着男装，携剑远游，叫嚣着女权与革命。秋瑾也曾经号“碧城”，在报上看到吕碧城的名字之后，她还曾登门拜访，两人志同道合，曾有同榻而眠的情谊。
　　即便如此，吕碧城却不能苟同秋瑾的女权主义，她曾说：“若言语必系苍生，思想不离廊庙，出于男子，且矫揉造作，讵转于闺人，为得体乎？女人爱美而富情感，性秉坤灵，亦何羡乎阳德？若深自讳匿，是自卑而耻辱女性也。古今中外不乏弃笄而弁男装自豪者，使此辈而为诗词，必不能写性情之真，可断言矣。”
　　同样是女权的号召者，吕碧城从来不以男装视人。女性的柔美令她引以为傲，因此在衣装打扮上向来奢侈。她曾经穿过孔雀装：头戴孔雀翎，衣裙类似西式，颜色渐变，到裙摆处幻化作五彩的雀屏。如此奇装，比张爱玲要早了几十年。
　　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当政治梦想一次次落空，她终究看破，她所向往的新时代不过是海市蜃楼。吕碧城退出政界以后，开始把目光移向更远的地方。她凭借经商赚得的资金，几度远洋涉海，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日内瓦参加护生运动。于政治，她则坚持超前的“世界主义”。
　　素履之往，寻我心安处


　　吕碧城的人生太过丰盈，她的抱负超出了那个时代，因此最终只好选择皈依佛门。她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从梦中索得：“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孤傲之后，便是空寂，恰如她孔雀开屏的一生，终究敛屏独行。
　　而陆小曼的后半生，一直都在努力做个实至名归的才女。她修习丹青，写诗和小说，编纂志摩的遗文。她将志摩的照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日日鲜花供奉，素衣相见。从此，世间再无陆小曼，只有徐志摩的未亡人。
　　晚年的她，落光了牙齿，花白了头发，清瘦如梅。那时，她的打扮装束无异于任何一个寻常的老太太，旁人都不敢相信这会是当年“南唐北陆”的名媛。这又何妨，再华贵的生活也换不来她心中片刻的安宁。
　　陆小曼与吕碧城，都是生活中的无畏者。繁华中，她们曾经游刃有余，可一旦抛却繁华，她们也不曾留念。前半生的狂欢与后半生的空寂，分隔得那么决绝。她们的人生里没有弯道，心之所至，便是前路。
　　唐无尽藏比丘尼曾有诗偈：“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生活便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一切做加法的人生最终都会清零。如同吕碧城和陆小曼，踏破芒鞋，她们所寻找的不过是我心安处。
　　素履之往，像是白雪覆盖了的朱砂梅，白茫茫一片好干净，只余暗香浮动；亦如那水墨晕染的丹青里，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大片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