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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运动”是地方开展拥军优属、军队开展拥政爱民活动的总称。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拥护军队的决定》，确定1月25日至2月25日为边区拥军运动月，并重新修订公布《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1943年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确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又撰文指示：“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1]此后这项运动便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解放战争时期，“拥军优抗”演变为“拥军优属”。新中国成立后，“双拥运动”已经成为全国军民的优良传统，历70年沧桑而不变，经世纪变迁而弥坚，在当今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传统由来已久
人民军队从诞生之初就把严肃军纪、爱护人民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南昌起义后不久，革命委员会在发布的《告官兵书》和《土地革命宣传大纲》中，明确规定：“救国救民”的起义宗旨和保护民众团体、买卖公平的革命纪律，并强调指出：“对于民众……应该切实保护” [2] 。同年，毛泽东在率秋收起义部队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后，又制定了“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在这9项规定中，保护群众利益的就有7项之多。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又将“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的规定，坚持军民团结”[3]写入了决议。这个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此后成为建军的基本原则。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临严酷的国际国内环境，八路军、新四军更是将“军民一致”原则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4]1940年1月16日，在一次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毛泽东更是直接指明：“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5]
“军爱民”活动的不断深入，带动了“民拥军”活动的普遍开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从一开始就实行拥军优抚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国红军优待条例》等文件。这些文件对拥护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如《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提到“工农群众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在数量上质量上巩固红军。”[6]苏维埃大会还“号召各级苏维埃、共产党、青年团、职工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和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给红军以更大的帮助。”[7]也正是因为群众的拥护，红军才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成功进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群众的拥护同样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重要保障。“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底，边区人民先后把自己的子弟八千余人送入抗战部队，并前后动员了三万多群众，开赴前线，参加交通、侦探、看护、担架等任务。”[8]
军民利益的一致性使我们的军队从一开始就与当地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唇齿相依的鱼水关系。这又为“双拥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军政军民关系中的些许不融洽现象
抗战以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关系一般来说，是很好的。但缺点并不是没有，有些缺点甚至相当严重。”[9]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认为：“由于边区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封锁，物质条件异常困难，以及军队本身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因而造成了军政军民关系某些不融洽的现象，军队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在部队中，存在着与生长着忽视拥政爱民的观念，忘记了过去红军的优良传统，把军队与政府人民有时对立起来，某些人员存在着军阀主义的残余思想，把军队看成高于政府和人民，丧失了革命军队的品质，于是违反政府法令，自高自大，不尊重政府，侵犯群众利益。”[10]朱德在《展开拥政爱民运动》一文中也指出：“我们军队里的一些同志忘掉了过去的优良传统，犯了一些军阀主义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于不尊重党的领导、不尊重政府法令、和人民关系不好。”[11]
同样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一部分人也把军队的利益同自己的利益对立起来。数年来陕甘宁边区处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让一部分人民和政府人员“存在与滋长着忽视拥军的观念，忘了服从革命战争的原则，甚至把爱护人民利益与爱护军队对立起来”[12] 。“他们总说负担过重，以为帮助了军队而人民‘吃了亏’。因此有些地方对于军队的困难，不积极解决，而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13] 物质的严重匮乏，是加重军民对立的另一个原因。1941年6月，一位农民的驴子被雷电击死。此后这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要追查这个农民，毛泽东加以阻止，并说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群众的反感。后来查明“是因为公粮交多了，一九四一年征二十万担，人民负担太重而不满”[14]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军用电话线经常遭破坏。这种电话线异常缺乏并且价格昂贵。检查结果多系断线后被窃，次为敌探奸细所毁。
军民关系中的这些不融洽现象，虽不是主流，但还是引起了军委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双拥运动”的兴起也正是为了弥合军民关系中的这些“裂痕”，保障军民关系健康发展。
三、再度紧张的军事备战与相对缓解的经济危机
1.再度紧张的军事备战
1941年12月，日本海空军突袭珍珠港得手。同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后，反法西斯阵营力量大增。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利，日军在中途岛海战的失败，使二战形势出现转折。虽然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清乡”不断，但“准备反攻”已经提上日程。1942年3月，毛泽东写信慰问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信中说：“我们要准备反攻，在今后两三年内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5]1943年2月，为庆祝苏联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其中提到将来“我们也一定能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的胜利”[16] 。 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攻高潮。1943年3月，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为“新式军阀” “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为新一轮反共打下舆论基础。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和“闪击延安”计划，决定调六十万军队，进攻延安，掀起第三次反攻高潮。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军事上实行必要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强军事技术训练，组织机关自卫军及加强民兵工作。
再度紧张的军事备战，使根据地军民感受到时局的紧张与战争的气息，这也是当时“双拥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
2.相对缓解的经济危机
自1941年开始，日伪及国民党军对军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受中原地区大面积旱灾及战争影响而逃离家园的河南等地的难民，大量涌向解放区。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扰，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军队处于极度困难状态，党和政府不得不采取加重人民负担的办法维持起码的财政支出。这也使得当时军民关系出现了一些不融洽的现象。
为此中央通过开展“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举措有效缓解了经济危机。毛泽东在1943年2月致电周恩来、林彪时提到：“边区的财政难关已渡过，现在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17]同年6月在答复周恩来的电报中又提到：“陕甘宁边区今年农、工、商、盐各业蓬勃发展，公私生活已大改善。”[18]
这种边区经济的改善，为“双拥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双拥运动”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项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民主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这项举措的产生既有深厚的历史支撑，又解决了迫切的现实危机；既有其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又有其蓬勃发展的物质基础。这自然也为后来出台政策提供了一定借鉴。
注释：
[1][5] [14] [15] [16] [17] [1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2页，160页，303页，367页，427页，426页，444页。
[2] 贺龙年谱编写组编《贺龙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版，第293页。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6] [7]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年版，第106页，108页。
[8]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延安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编印，第134页。
[9] [13]林伯渠：《造成拥军热潮 增强拥军工作》，载李敏杰主编《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10]《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载李敏杰主编《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第29页。
[11] 朱德：《展开拥政爱民运动》，载李敏杰主编《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第59页。
[12]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载李敏杰主编《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第24页。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北京）
一、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传统由来已久
人民军队从诞生之初就把严肃军纪、爱护人民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南昌起义后不久，革命委员会在发布的《告官兵书》和《土地革命宣传大纲》中，明确规定：“救国救民”的起义宗旨和保护民众团体、买卖公平的革命纪律，并强调指出：“对于民众……应该切实保护” [2] 。同年，毛泽东在率秋收起义部队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后，又制定了“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在这9项规定中，保护群众利益的就有7项之多。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又将“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的规定，坚持军民团结”[3]写入了决议。这个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此后成为建军的基本原则。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临严酷的国际国内环境，八路军、新四军更是将“军民一致”原则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4]1940年1月16日，在一次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毛泽东更是直接指明：“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5]
“军爱民”活动的不断深入，带动了“民拥军”活动的普遍开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从一开始就实行拥军优抚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国红军优待条例》等文件。这些文件对拥护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如《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提到“工农群众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在数量上质量上巩固红军。”[6]苏维埃大会还“号召各级苏维埃、共产党、青年团、职工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和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给红军以更大的帮助。”[7]也正是因为群众的拥护，红军才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成功进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群众的拥护同样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重要保障。“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底，边区人民先后把自己的子弟八千余人送入抗战部队，并前后动员了三万多群众，开赴前线，参加交通、侦探、看护、担架等任务。”[8]
军民利益的一致性使我们的军队从一开始就与当地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唇齿相依的鱼水关系。这又为“双拥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军政军民关系中的些许不融洽现象
抗战以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关系一般来说，是很好的。但缺点并不是没有，有些缺点甚至相当严重。”[9]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认为：“由于边区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封锁，物质条件异常困难，以及军队本身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因而造成了军政军民关系某些不融洽的现象，军队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在部队中，存在着与生长着忽视拥政爱民的观念，忘记了过去红军的优良传统，把军队与政府人民有时对立起来，某些人员存在着军阀主义的残余思想，把军队看成高于政府和人民，丧失了革命军队的品质，于是违反政府法令，自高自大，不尊重政府，侵犯群众利益。”[10]朱德在《展开拥政爱民运动》一文中也指出：“我们军队里的一些同志忘掉了过去的优良传统，犯了一些军阀主义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于不尊重党的领导、不尊重政府法令、和人民关系不好。”[11]
同样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一部分人也把军队的利益同自己的利益对立起来。数年来陕甘宁边区处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让一部分人民和政府人员“存在与滋长着忽视拥军的观念，忘了服从革命战争的原则，甚至把爱护人民利益与爱护军队对立起来”[12] 。“他们总说负担过重，以为帮助了军队而人民‘吃了亏’。因此有些地方对于军队的困难，不积极解决，而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13] 物质的严重匮乏，是加重军民对立的另一个原因。1941年6月，一位农民的驴子被雷电击死。此后这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要追查这个农民，毛泽东加以阻止，并说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群众的反感。后来查明“是因为公粮交多了，一九四一年征二十万担，人民负担太重而不满”[14]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军用电话线经常遭破坏。这种电话线异常缺乏并且价格昂贵。检查结果多系断线后被窃，次为敌探奸细所毁。
军民关系中的这些不融洽现象，虽不是主流，但还是引起了军委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双拥运动”的兴起也正是为了弥合军民关系中的这些“裂痕”，保障军民关系健康发展。
三、再度紧张的军事备战与相对缓解的经济危机
1.再度紧张的军事备战
1941年12月，日本海空军突袭珍珠港得手。同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后，反法西斯阵营力量大增。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利，日军在中途岛海战的失败，使二战形势出现转折。虽然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清乡”不断，但“准备反攻”已经提上日程。1942年3月，毛泽东写信慰问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信中说：“我们要准备反攻，在今后两三年内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5]1943年2月，为庆祝苏联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其中提到将来“我们也一定能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的胜利”[16] 。 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攻高潮。1943年3月，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为“新式军阀” “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为新一轮反共打下舆论基础。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和“闪击延安”计划，决定调六十万军队，进攻延安，掀起第三次反攻高潮。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军事上实行必要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强军事技术训练，组织机关自卫军及加强民兵工作。
再度紧张的军事备战，使根据地军民感受到时局的紧张与战争的气息，这也是当时“双拥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
2.相对缓解的经济危机
自1941年开始，日伪及国民党军对军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受中原地区大面积旱灾及战争影响而逃离家园的河南等地的难民，大量涌向解放区。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扰，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军队处于极度困难状态，党和政府不得不采取加重人民负担的办法维持起码的财政支出。这也使得当时军民关系出现了一些不融洽的现象。
为此中央通过开展“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举措有效缓解了经济危机。毛泽东在1943年2月致电周恩来、林彪时提到：“边区的财政难关已渡过，现在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17]同年6月在答复周恩来的电报中又提到：“陕甘宁边区今年农、工、商、盐各业蓬勃发展，公私生活已大改善。”[18]
这种边区经济的改善，为“双拥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双拥运动”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项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民主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这项举措的产生既有深厚的历史支撑，又解决了迫切的现实危机；既有其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又有其蓬勃发展的物质基础。这自然也为后来出台政策提供了一定借鉴。
注释：
[1][5] [14] [15] [16] [17] [1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2页，160页，303页，367页，427页，426页，444页。
[2] 贺龙年谱编写组编《贺龙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版，第293页。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6] [7]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年版，第106页，108页。
[8]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延安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编印，第134页。
[9] [13]林伯渠：《造成拥军热潮 增强拥军工作》，载李敏杰主编《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10]《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载李敏杰主编《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第29页。
[11] 朱德：《展开拥政爱民运动》，载李敏杰主编《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第59页。
[12]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载李敏杰主编《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第24页。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