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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血黑市”，死灰复燃，屡禁不止。
去年，我国献血率大概是0.97%，北京市达到了1.9%，在全国最高。按有关数据分析，如果全国献血率达到1%，基本上就能满足当地人用血。
如果仅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几乎可以告别“血荒”，但为什么在北京“卖血黑市”屡禁不止？
“血头”出没
“是来献血的吗？”“带着身份证没有？”2015年3月24日上午，北京市某血站门前，见记者经过该地，一干人等迅速地围了上来，熟练地招揽业务。
“没办法，为了减轻家里生活负担。”一位自称来自化工大学的大三学生杨洋向《民生周刊》记者解释卖血的原因，“我们是通过QQ群里的兼职信息与他们联系上的。”
杨洋提及的“他们”有一个更专业的称谓“血头”。
“昨天还有人带了七八个演员来献血，”资深“血头”小东抱怨业务越来越不好做，“我们就挣点人头费，一个人几十块钱，一天最多十来个，今天一个都没有碰到。”
“之前钱好挣，现在抢饭碗的多，”小东毫不避讳已在这行业摸爬滚打15年，“曾经被警方关过两次，共37天，都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第一年干的时候一个单子4000元，现在这活不好干了。”
“血量不足，每年献血的量供不上用血的量，你想想看，全国各地的病人都来北京做手术，越是大型手术越要来北京，用血量该有多大？”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血头”分析得头头是道，“有些患者家属是非常感激我们的，如果无法找到血，好不容易排到的手术就要取消，多花一点钱也是愿意的。”
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些“血头”分工明确：有人专门在医院负责联系急需血液的患者家属，有人负责联系卖血的“血源”，谈好价钱后，联系相同血型的人前来献血，每次抽取400CC血液，“血头”就能从患者家属处得到好处费，而真正献血的人只能拿到500元左右的补偿。有的献血者在尝到一点甜头后，甚至发展“下线”，自己摇身一变成为“血头”。
北京警方打击“血头”的态度是坚决的。去年年中，北京市海淀警方在北京某血站门前当场控制5名“血头”，其中两人因涉嫌非法组织卖血罪被刑事拘留，而另3名“血头”则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治安拘留。
“血荒”袭来
“血荒”，曾经只是一个不时闪现的幽灵，如今它不分血型、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日渐成为蔓延全国的常态。2015年3月24日，来自《京华时报》的一则消息称，因胸背部撕裂疼痛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杨先生，虽被医院告知病情危险要尽早手术，但入院后7天仍未实施手术治疗，最终死亡。医院在一审答辩时称未手术是因“血荒”。
图/CFP
2007年6月14日，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高强在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直言，“有的地方出现临床供应短缺，甚至引发‘血荒’。”这被认为是最早承认“血荒”存在的官方记录。
“血荒”的直接原因是献血人数的减少，不少民众对现行采供血制度有着深深的困惑：一边是无偿供血，一边是患者有偿使用，自己无偿捐献的血液难道被他人拿去牟利了？有专家指出，血站将血液出售给医院的费用，是回收生产过程的成本，血液本身是不要钱的，但装血用的特殊袋子、血液检测、冷链储运等都需要成本。
互助献血如今成了各地应对“血荒”的救命稻草。据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五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为保证应急用血，医疗机构可以临时采集血液，但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确保采血用血安全。
根据互助献血程序，将由医院方出具一张《家庭互助献血申请单》，上面写明医院名称、申请日期，以及患者个人信息，并由医院输血科盖章。该份申请单交由患者，到血站献血后，填上此单相关事项，连同领取的《献血证》交回医院方。随后，血站会向医院发血供患者手术。
如何判定献血者是患者的亲友却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根据规定，应由医生审核互助献血成员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实际中，医生包括医疗机构甚至血站都没有能力去审核献血者与用血者两者之间的关系。
“医院临床季节性用血紧张时，患者家属情愿多花好几倍的钱去找血，而不会排队等血。”然而，“血头”却在中间发现了商机，“其实我们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们在中间，帮助需要血的人，同时提供那些献血者一些资金支持。”
“我们医院平时用血都需要提前几天向血站预约。北京一家要求匿名的医院副院长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我们应该加大宣传，让更多的公众加入到献血光荣的队伍中。”
北京究竟有多大的供血缺口？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始终没能寻找到这个答案。
如何不“缺血”？
“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硬性规定，无偿献血会受到社会环境影响。在社会正能量较多的情况下，人们愿意无偿献血。另一方面，公益形象、信誉度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公益形象方面，我们要公开、透明、严格管理，这是建立公益形象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负责人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90%的血液来源是街头采血点，在繁华街头，有些单位不支持，给采血工作造成了困难。”提及用血短缺的原因，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负责人分析认为，“街头献血有季节性，因此血液的采集、库存和供应有周期性。再则由于血液储存期较短，一般为21天或35天，冬季和夏季容易出现血液的相对短缺。”
“在血液短缺的时候，急救用血、应对突发用血、孕产妇的抢救用血，这三种用血是一定能保证的。但对于择期手术的会依情况进行安排。”
“去年我国献血率大概是0.97%，北京市达到了1.9%，在全国最高。2014年北京血液中心供血112吨， 2014年无偿献血人数增长10%，根据今年第一季度的献血情况来看，估计2015年无偿献血人数增长能达到5%。”
有数据表明，如果全国献血率达到1%，基本上就能满足当地人用血。目前我国血液需求区域分布不均匀，大量患者奔赴大城市求医，导致大城市医院用血量增大，北京的突出现状是，有超过一半是外地患者在京用血。
“大城市应建立相对固定的无偿献血人群，并对这些人群建立健康档案，进行回访，作为应急献血人员，保证临床用血紧急需要。”山东淄博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杨勇告诉《民生周刊》，“我们通过广泛招募献血员，和公益团体进行合作，做好校园发动工作，不仅是大中院校，還联盟爱心企业，激发人们无偿献血的积极性。”
据了解，截至2015年3月底，杨勇共献血119次，共献血67400毫升。正是许多像杨勇这样的志愿者，山东淄博成为一座不“缺血”的城市。
“仅仅靠采供血机构是不够的，其中还有临床用血的问题。”解决用血方面问题，要开源与节流并举。开源就是组织动员来献血，节流就是临床用血的规范化。“临床用血的规范化有三个方面，一是新技术的应用，即自体血回输。二是临床医生技术水平的提高。三是不能造成血液储存上的浪费。”
据了解，对于患者向‘血头’买血的行为，除了配合警方严厉打击之外，血站也做出相应的措施。“找了5家大型医院做试点，血站派血液中心专业人员到各大医院，协助临床医生动员用血患者亲朋来无偿献血，并且不规定献血人数，将互助献血的动员工作做到深处，将互助献血规范化，以此来解决血头的问题。这是我们2015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负责人表示。
“我国法律提倡无偿献血，禁止非法组织卖血，‘非法’是指违反我国献血法规定的无偿献血制度。”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张小峰律师说，“依据《刑法》第333条的规定，‘血头’的行为，应该是涉及非法组织卖血罪和强迫卖血罪。”
去年，我国献血率大概是0.97%，北京市达到了1.9%，在全国最高。按有关数据分析，如果全国献血率达到1%，基本上就能满足当地人用血。
如果仅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几乎可以告别“血荒”，但为什么在北京“卖血黑市”屡禁不止？
“血头”出没
“是来献血的吗？”“带着身份证没有？”2015年3月24日上午，北京市某血站门前，见记者经过该地，一干人等迅速地围了上来，熟练地招揽业务。
“没办法，为了减轻家里生活负担。”一位自称来自化工大学的大三学生杨洋向《民生周刊》记者解释卖血的原因，“我们是通过QQ群里的兼职信息与他们联系上的。”
杨洋提及的“他们”有一个更专业的称谓“血头”。
“昨天还有人带了七八个演员来献血，”资深“血头”小东抱怨业务越来越不好做，“我们就挣点人头费，一个人几十块钱，一天最多十来个，今天一个都没有碰到。”
“之前钱好挣，现在抢饭碗的多，”小东毫不避讳已在这行业摸爬滚打15年，“曾经被警方关过两次，共37天，都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第一年干的时候一个单子4000元，现在这活不好干了。”
“血量不足，每年献血的量供不上用血的量，你想想看，全国各地的病人都来北京做手术，越是大型手术越要来北京，用血量该有多大？”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血头”分析得头头是道，“有些患者家属是非常感激我们的，如果无法找到血，好不容易排到的手术就要取消，多花一点钱也是愿意的。”
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些“血头”分工明确：有人专门在医院负责联系急需血液的患者家属，有人负责联系卖血的“血源”，谈好价钱后，联系相同血型的人前来献血，每次抽取400CC血液，“血头”就能从患者家属处得到好处费，而真正献血的人只能拿到500元左右的补偿。有的献血者在尝到一点甜头后，甚至发展“下线”，自己摇身一变成为“血头”。
北京警方打击“血头”的态度是坚决的。去年年中，北京市海淀警方在北京某血站门前当场控制5名“血头”，其中两人因涉嫌非法组织卖血罪被刑事拘留，而另3名“血头”则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治安拘留。
“血荒”袭来
“血荒”，曾经只是一个不时闪现的幽灵，如今它不分血型、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日渐成为蔓延全国的常态。2015年3月24日，来自《京华时报》的一则消息称，因胸背部撕裂疼痛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杨先生，虽被医院告知病情危险要尽早手术，但入院后7天仍未实施手术治疗，最终死亡。医院在一审答辩时称未手术是因“血荒”。
2007年6月14日，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高强在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直言，“有的地方出现临床供应短缺，甚至引发‘血荒’。”这被认为是最早承认“血荒”存在的官方记录。
“血荒”的直接原因是献血人数的减少，不少民众对现行采供血制度有着深深的困惑：一边是无偿供血，一边是患者有偿使用，自己无偿捐献的血液难道被他人拿去牟利了？有专家指出，血站将血液出售给医院的费用，是回收生产过程的成本，血液本身是不要钱的，但装血用的特殊袋子、血液检测、冷链储运等都需要成本。
互助献血如今成了各地应对“血荒”的救命稻草。据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五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为保证应急用血，医疗机构可以临时采集血液，但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确保采血用血安全。
根据互助献血程序，将由医院方出具一张《家庭互助献血申请单》，上面写明医院名称、申请日期，以及患者个人信息，并由医院输血科盖章。该份申请单交由患者，到血站献血后，填上此单相关事项，连同领取的《献血证》交回医院方。随后，血站会向医院发血供患者手术。
如何判定献血者是患者的亲友却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根据规定，应由医生审核互助献血成员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实际中，医生包括医疗机构甚至血站都没有能力去审核献血者与用血者两者之间的关系。
“医院临床季节性用血紧张时，患者家属情愿多花好几倍的钱去找血，而不会排队等血。”然而，“血头”却在中间发现了商机，“其实我们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们在中间，帮助需要血的人，同时提供那些献血者一些资金支持。”
“我们医院平时用血都需要提前几天向血站预约。北京一家要求匿名的医院副院长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我们应该加大宣传，让更多的公众加入到献血光荣的队伍中。”
北京究竟有多大的供血缺口？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始终没能寻找到这个答案。
如何不“缺血”？
“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硬性规定，无偿献血会受到社会环境影响。在社会正能量较多的情况下，人们愿意无偿献血。另一方面，公益形象、信誉度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公益形象方面，我们要公开、透明、严格管理，这是建立公益形象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负责人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90%的血液来源是街头采血点，在繁华街头，有些单位不支持，给采血工作造成了困难。”提及用血短缺的原因，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负责人分析认为，“街头献血有季节性，因此血液的采集、库存和供应有周期性。再则由于血液储存期较短，一般为21天或35天，冬季和夏季容易出现血液的相对短缺。”
“在血液短缺的时候，急救用血、应对突发用血、孕产妇的抢救用血，这三种用血是一定能保证的。但对于择期手术的会依情况进行安排。”
“去年我国献血率大概是0.97%，北京市达到了1.9%，在全国最高。2014年北京血液中心供血112吨， 2014年无偿献血人数增长10%，根据今年第一季度的献血情况来看，估计2015年无偿献血人数增长能达到5%。”
有数据表明，如果全国献血率达到1%，基本上就能满足当地人用血。目前我国血液需求区域分布不均匀，大量患者奔赴大城市求医，导致大城市医院用血量增大，北京的突出现状是，有超过一半是外地患者在京用血。
“大城市应建立相对固定的无偿献血人群，并对这些人群建立健康档案，进行回访，作为应急献血人员，保证临床用血紧急需要。”山东淄博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杨勇告诉《民生周刊》，“我们通过广泛招募献血员，和公益团体进行合作，做好校园发动工作，不仅是大中院校，還联盟爱心企业，激发人们无偿献血的积极性。”
据了解，截至2015年3月底，杨勇共献血119次，共献血67400毫升。正是许多像杨勇这样的志愿者，山东淄博成为一座不“缺血”的城市。
“仅仅靠采供血机构是不够的，其中还有临床用血的问题。”解决用血方面问题，要开源与节流并举。开源就是组织动员来献血，节流就是临床用血的规范化。“临床用血的规范化有三个方面，一是新技术的应用，即自体血回输。二是临床医生技术水平的提高。三是不能造成血液储存上的浪费。”
据了解，对于患者向‘血头’买血的行为，除了配合警方严厉打击之外，血站也做出相应的措施。“找了5家大型医院做试点，血站派血液中心专业人员到各大医院，协助临床医生动员用血患者亲朋来无偿献血，并且不规定献血人数，将互助献血的动员工作做到深处，将互助献血规范化，以此来解决血头的问题。这是我们2015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负责人表示。
“我国法律提倡无偿献血，禁止非法组织卖血，‘非法’是指违反我国献血法规定的无偿献血制度。”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张小峰律师说，“依据《刑法》第333条的规定，‘血头’的行为，应该是涉及非法组织卖血罪和强迫卖血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