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身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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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分析全民健身路径的低效、学校体育场馆开放的艰难、广场舞的负效应三大热点问题,进而阐明全民健身转型升级的必要性,提出发挥市场和第三部门(非营利性、志愿性的合法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从多中心事权分工转型、多元化公共服务转型、城市体育空间结构转型、创新全民健身文化等方面重构全民健身发展思路。
  关 键 词:社会体育;全民健身;体育公共服务;体育场馆设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4-0074-04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national fitness development
  ——Starting with hot issues about national fitness
  DUAN Jian-zh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Loudi 41700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d such three hot issues as the low efficiency of national fitness paths, the difficulty of opening of school sports venues,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plaza dance, then expatiated on the objective necessity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national fitness de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ideas: exert the functions of the market and third sectors (non-profit, voluntary legal organizations) in public service; reconstruct national fitness development in such aspects as multi-center authority division transformation, diversified public service transformation, urban sports spac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national fitness culture innovation etc.
  Key words: social sports;national fitness;sports public service;sports venue facility
  199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20年来,全民健身的管理不断加强,开始步入规范化、法制化发展道路。目前全民健身工程启动了健身路径、健身步道、15分钟健身圈、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雪炭工程等健身设施工程,群众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增加;设立了全民健身日;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3.64亿[1]。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资源配置的低效、健身文化的缺失、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顾此失彼等。这些问题已严重制约全民健身工程的进一步发展。全民健身急需转型升级。
  1 聚焦全民健身三大热点问题
  1.1 三大热点问题的表现
  1)全民健身路径的低效。
  在全民健身计划推行中,国家就一直注重场馆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全民健身路径建设,已经覆盖全国。据2014年《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全国共有体育场地169.46万个,其中全民健身路径36.81万个,占场馆总数的21.73%,按照平均每个“路径工程”3万元的标准[2],36.81万条健身路径投资约11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部分企事业单位自筹)。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又投入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5 000万元,资助各省(区、市)开展“全民健身路径”器材更新工作[3]。
  综观全民健身路径的建设与发展,从投入资金、到建设数量都是一个可观的数目。但是,收效不大。主要体现在:(1)健身路径工程的建设以“就近-空地-便捷”为指导思想,走的是一条在较低配置水平下的设施数量跨越式发展的道路,20年后的今天已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们的需求和品味;(2)健身器械设计不合理,外形与功能上更适合于老年层次的人群,没有顾及其他人群的需要。(3)健身设施管理与监督缺位,被挪用和损坏后得不到维修是最普遍的现象。
  2)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艰难。
  《全民健身条例》 第二十八条提出“公办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国家鼓励民办学校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
  从理论上说,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公众开放有利于资源共享与有效利用,但在具体操作中难度很大,因为学校场馆设施本身呈现“囊中羞涩”状态。2014年《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全国体育场地面积共19.92亿m2,其中,中小学校体育场地面积9.29亿m2,高等院校体育场地面积0.82亿m2。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在校学生18 704.3万人,其中小学9 451.1万人、初中4 384.6万人、高中2 400.5万人、大学2 468.1万人。据此计算,高等院校生均面积为3.32 m2,离教育部标准“4.7 0.3”m2 [4]还相差甚远,随着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发展,有的学校场馆甚至不能满足正常的体育教学,体育课不得不排在中午和晚上。小学、初中、高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学校比例分别为51.44%、69.68%、82.86%[5]。大量的研究也表明影响学生课外锻炼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场馆设施的不足[6-9]。因此,除了寒暑假期外,学校体育场馆其它时间对公众开放只能是一种迫于国家政策的无奈选择。   针对目前我国群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发展状况,开放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如何控制规模,如何保证正常体育教学秩序与学生健身的需要,如何控制健身人群行为的“负外部性”(当健身的人数太多,就会出现拥挤现象,就会出现过度或不正当消费,使学生使用权利受到侵犯),和非健身者的人数(如把塑胶田径场当休闲场所),如何应对安全事故的发生等等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到目前还没有人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3)广场舞现象之负效应。
  20世纪90年代后期,广场舞随着城市广场建设与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应运而生。广场舞将各种舞蹈元素大众化、平民化,以迈步、转身、扭胯、摆手等动作为主,因其动作简单易学、对场馆设施要求不高、没有任何准入障碍而成为许多人喜爱的运动项目。
  然而,广场舞发展到今天已出现了负效应,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广场舞在当今社会往往与“大妈”联系在一起,参与者以中老年妇女为主体,主要是女性化的迈步、转身、扭胯、摆手的肢体动作,舞蹈“奶奶化”特色明显。(2)广场舞音乐呈非健康发展态势,诞生了一批低俗的广场舞情歌,如“舌尖上的爱情”“败家娘们儿”“小三续集”“老婆最大”“姐最拽”等等。(3)广场舞培养了健身人群的“张扬霸气”,需要热闹、围观、高分贝效果的行为艺术心理,特别是在时间、空间的选择上有“唯我独尊”的倾向,从中国的大街小巷,到纽约时代广场、莫斯科红场、卢浮宫广场、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到处都留下了大妈们的广场舞痕迹,形成了没有约束的健身文化氛围,各种矛盾与纠纷频发,泼粪、鸣枪、放藏獒、高音炮对飚、铺碎玻璃、出警……正如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描述的:“这是一种集有氧运动和社交舞蹈于一体的健身活动,同时具备藐视一切的态度。”[10]
  1.2 三大热点问题反思
  三大热点问题,直接反映了全民健身的发展理念、运行模式、自身文化的偏向。
  以“就近-空地-便捷”的发展理念,将全民健身发展定位在简单、随性、低层次发展的逻辑中。为解决场馆设施不足的问题,依赖小而散的全民健身工程、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免费开放场馆设施的举措终究成效不大,政府主体下的全民健身呈现出资源配置与运行能力的力不从心,未来的全民健身若因循着现有政府主体下的轨迹发展,成效将依然如故,转型升级因此显得非常重要。
  广场舞的扰民、低俗现象体现了全民健身的单一、低层次发展现状。体育权利的放纵、体育文化的边缘化、公共文化的负效应,违背了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自身文化逻辑。
  全民健身发展所依附的政府主体的发展方式,限制了社会积极性与市场自组织功能的发挥,制约着全民健身的发展规模、进程与服务质量。重构全民健身公共产品投入的理念与运行思路,探讨供给机制的转型发展,积累全民健身物质与制度文化,发展全民健身精神与行为文化,体现一定体育价值、文化意义、审美意向,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是推动全民健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
  2 全民健身转型升级的策略
  在大多数情况下,转型常常是在某种危机之后的一种深刻反思。人们健身需求的多样性,对健身环境的选择,及全民健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不足,向全民健身工作提出了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问题,全民健身亟需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从低级向高级、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化。
  2.1 以政府为主体向多中心事权分工转型
  在全民健身计划实施10年之际,胡小明先生[11]曾提出“现实利益的诱导和驱动,使中国体育界努力把原本是文化的体育办成政治的体育,尔后又试图办成经济的体育——这种趋势需要转变;把“全民健身”仅仅视为一个“纲要”,内部缺乏改革和创新的动力和激情,大多是在按原来搞群众体育的套路上增加些工作量而已——这种方式也需要改变。”过去政府在发展体育与全民健身事业上的“垄断”限制了社会积极性的发挥,存在管的过多而造成“越位”或“错位”,也存在着某些该管的事因为力所不能及而形成“缺位”状态,以政府为主体向以政府主导、多中心主体的转型,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共同的发展方向。
  第一,全民健身与国民素质的提升有着重要关系,政府的力量一定会介入来推动它,但政府只是一个主导作用。全民健身就其受益范围来说可分为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3个层面,在政府为主导的运行过程中,根据不同受益范围,应在国家和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分工,划分事权与财权,因地制宜创新思路,为多中心运行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并用政府强制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公益效率”的损失。
  第二,体育场馆设施不足是学校与社会的共性问题,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加大投入与多元发展才是根本之道。资源配置以政府投资为主,政府与市场双向发展,按服务模式和深度“分层差异化”提供服务,形成多元化运行模式,创新思想激发市场活力,满足全民健身需求。
  第三,青少年和儿童的体育不只是“健身”问题,在学校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承载着体育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赋予的任务,担负着培养学生终身体育能力与体育习惯的职责,其参与人数、目标、要求、管理与运行模式远远超出了“全民健身”的范畴,是全民健身所不及的,“我们只有把学校体育的基础打好了,在可见的五到十年之后,我们才可以看到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看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亿’的目标的实现”[12]。青少年和儿童“健身计划”应回归学校。
  2.2 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服务向多元化主体协同转型
  许多事物或存在对象的公共性具有程度、层次和相对的差异,即只在一定程度、层次和条件下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13]。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36种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称之为“政府箭袋中的箭”,并将其归为传统类、创新类和先锋类。其中特许经营、合同承包、公私伙伴关系等创新类方式是市场工具的重要内容[14]。全民健身的发展,市场、第三部门(非营利性、志愿性的合法组织)在公共服务中有着广阔的作为空间。在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状态下,政府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但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效益优于政府的状态下,政府应该利用市场工具,改变政府部门作为主体的单中心服务供给模式,采取政府主导、第三部门与市场补缺的多元供给机制,通过政府向第三部门购买公共服务和市场结构调整的有效竞争,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使公共利益达到最大化。   2.3 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结构的调整升级
  事物之间往往存在着因果关系,任何一种事物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发展和独立存在,体育健身场馆设施不足,健身活动的扰民现象,充分暴露了公共体育空间结构与布局的缺陷与不足。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后,城市公共空间的环境建设与全民健身总体发展趋势紧密呼应,比较注重健身场所的配套,但是以休闲空间为主体的发展思路,将“公共空间”的“公益性开放场所”视为“公共体育场所”,导致公共体育空间的功能、要素及环境的边界模糊,泛化了公共体育空间。无论哪种形式的空间,有了体育才是体育空间,体现了人的作用才有意义[15]。体育空间不只是单纯的空间存在,而是体现一定体育价值目标、文化意义、审美意向和富有内涵的健身环境。
  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演变过程中,“功能-结构”律决定城市结构发展的总体方向,“要素-结构”律决定城市结构的一般特征,“环境-结构”律决定城市结构的类型分异[16]。在不同健身环境里,在环境知觉的指导下,人在一定的空间下进行的各种体育健身活动,会在脑海中打上环境的烙印,从而影响健身的态度、情感和行为。城市公共体育空间,首先要定位在体育功能的发挥,发展方向不能错,不能以“空地”、“开放性公共空间”来定位;其次,体育空间结构是特定社会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及地域文化等因素作用在特定地域上的空间反映,不能以“一体化”来定位,应有“要素-结构”理念;再者,不同健身主体有不同健身需求和个人偏好的选择性差异,应有“类型分异”构建理念,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
  公共体育空间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有利于提高全民健身的功效和参与度。整体上,“组合”相邻社区公共体育空间发挥“聚集效应”,引入市场机制,开启不同区域公共体育空间“分异”模式,以“组合与分异”的模式升级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布局,从健身环境、运行模式、消费理念、服务水平等方面走综合发展的道路,以“选择性进入”方式运行,为不同健身目标和需求的健身人群提供相应的服务,实现全民健身服务供给和需求在结构上的均衡。
  2.4 全民健身文化的创新
  全民健身的发展,需要满足人们健身需求的体育场馆设施,更重要的是要靠体育文化的凝聚力与吸引力的协同效应。因此,在促进健身场馆设施快速发展的同时,建立新的文化范式,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减少全民健身负效应势在必行。
  已成娱乐休闲习惯的“全民麻将”现象应该能给我们一点思考:同样是“玩的游戏”为什么体育不能像麻将一样成为全民的娱乐休闲习惯呢?不得不承认全民健身文化的凝聚力与吸引力不够。20世纪末,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在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撰文预测:到2015年,人类将进入大休闲时代;胡小明先生曾提出体育面临休闲时代的“从工具到玩具”的社会功能转变。思想决定发展思路,观念决定工作理念。全民健身发展的观念和思想亟待更新,必须对健身文化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创新,探索建立集创新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休闲“玩具”,创新运动项目推广“玩体育”体系,做到有赛事、有平台、有环境、有乐趣、有参与度、有满足感,让人们“战胜自我的退化,享受简单的快乐和精疲力竭的喜悦”[17]。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并爱上体育,增强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归属心理,加强趣味文化对健身文化的功能整合,提升健身文化对全民健身发展的协同效应。
  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是中国体育文化建设的战略构想。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内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要增长到5亿,占人口总数1/3以上。这项工作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必须调整思路、创新方法,面向大众、深入基层,努力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推进[1]。不但要为群众提供多元化的健身平台,加强全民健身基础设施的专业化建设,并以法律强制规定健身器材的更新和新研发设施的投入使用,为不同健身目标和需求的健身人群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还要以政策、制度化解与规避风险和矛盾,引导健身主体有一种健康向上的健身心理,能够自我检省、自我约束、自我矫正,更需要在实践探索积淀中不断反思与自我革新、调整思路、创新方法,提高全民健身人群的参与度与喜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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