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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他生于一个重视读书的家庭，父亲苏洵也是喜好文墨的一代大儒，也正因如此，苏轼从年少之时就受到了较为正统的儒家教育。因为苏轼天资极其聪慧，读书又极为努力，弱冠之年首次参加朝廷科举考试的苏轼就以自己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获得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受到欧阳修的盛赞，苏轼一时名声大噪，乃至仁宗皇帝都对其极为欣赏，称他为宰相之才。然而就在这个仕途要高歌猛进的时间节点上，苏轼却收到了其母程氏病故的噩耗，随后他匆匆返回家乡，为母守孝三年。苏轼服丧期满后回京并于嘉祐六年（1061）参加了朝廷的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职。天不遂人愿，几年后，苏轼又接到了其父苏洵病故的噩耗，他再次回乡为父守孝。苏轼再回朝时已经是熙宁二年（1069）了，此时，看似平静的朝局实则暗涌流动，轰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已经缓缓拉开序幕。拥有雄才大略却性格急躁的王安石得到了神宗皇帝的支持，开始对整个国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屡屡使用雷霆手段将与自己政见不合者赶出权力中心，甚至对苏轼有着知遇之恩的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也被迫离京赴地方就职。耿直的苏轼眼见一些改革措施对民生的损害，无法坐视不理，故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这一做法让如日中天的王安石觉得苏轼也是改革的障碍，于是在朝中屡屡向苏轼施压。苏轼不堪重压只得请求外放地方任职远离权力的中心，于是他被调任为杭州通判。由此，苏轼正式开始了自己漫长而波折的贬谪之路，他颠沛流离，先后于杭州、密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二年（1079），正值不惑之年的苏轼被再次调任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例行公事地给神宗皇帝写了一封谢表，而正是这篇夹杂着些许个人情绪的《湖州谢表》却让苏轼险些丢掉了性命。他因文章中的几句牢骚被朝廷上的新党弹劾，说他恃才傲物，愚弄朝廷。神宗皇帝震怒，并下令严查。这使得上任不到三个月的苏轼被逮捕关入御史台中，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中，苏轼险些丢掉性命：神宗皇帝本想处死苏轼，但因众多官员包括曾经的政敌王安石都上书为他求情，加之北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得以保全性命。乌台诗案可谓苏轼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他的人生更是波澜不止。保住性命的苏轼先被降至黄州任团练副使，团练副使只是一个虚职，并无任何实权，甚至连基本的俸禄供给都难以保障。此时的一代文豪苏轼生活堪忧，常常需要友人接济。当地官员出于怜悯给了苏轼一片坡地让其耕种来补贴家用。苏轼乐得接受，并将此地取名“东坡”，并带着家人共同开垦劳作，这也就是“东坡居士”一称的由来。好景不长，刚刚在黄州站稳脚跟的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再次被调任汝州。路途遥远，舟车劳顿，苏轼本就体弱多病的幼子在途中不幸夭折，他因此悲痛欲绝，上书朝廷请求暂居常州，获准。随后神宗皇帝驾崩，一时满朝文武都顾不上关注苏轼了，他便决定于风景优美、远离纷争的常州终老。不料时事变化无常，元丰八年（1085），年幼的哲宗即位，太后临朝听政。随后便大量启用诸如司马光等曾与王安石新党政见不合的旧党官员。这使得身负盛名的苏轼在短时间内被连续多次提拔，终入朝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但性情耿直、刚正不阿的苏轼看到旧党打击政敌、贪污腐败的种种乱象之后依然做不到闭口不言，他再次向朝廷上书抨击当前时政的种种弊病。这一行为惹怒了旧党成员，苏轼也很快遭到了报复打击。此刻的苏轼，既不能融于新党，也能不融于旧党，几无立身之地。为求自保，苏轼再次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089），他被贬杭州任地方官，在杭州，苏轼一方面治理西湖修建堤坝勤于政事，另一方面纵情山水吟诗作词，总算是过上了一段安宁的日子。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元祐六年（1091），苏轼再次被召回朝廷，同年却因为直言进谏得罪权贵而被贬为颍州知州，随后又先后被贬扬州、定州、惠州等地，颠沛流离。绍圣四年（1097），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到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儋州（今海南），想必苏轼此刻已经做好了客死他乡的准备。但这仍然不是苏轼的终点，徽宗皇帝即位后，苏轼再次被调于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徽宗大赦天下，苏轼被任命为朝奉郎。而在北归途中，他因常年舟车劳顿，死于常州，享年65岁。
纵观苏轼的一生，用颠沛流离、命途多舛这八个字来形容可以说十分贴切。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人生际遇很容易使一个人形成悲观厌世的思想和情绪状态。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苏轼在此种每况愈下的人生际遇之中不仅没有悲观沉沦，向命运屈服，反而变得越发豁达豪迈，甚至成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此外，在他的仕途中，无论职位高低，是否出于本愿，他也都做到了勤于政事、为民造福。例如：在杭州期间，他率众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大大地改善了杭州人民的生存境遇;于颍州之时，他修治水患，赈济灾民;处儋州之时，他办学堂，介学风，改善了儋州的教育状况，使得自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人进士及第的儋州很快就有学子进士及第。此外，他也从未停下自己文学创作的脚步，他一生所作诗词无数，大多数质量极高且为后世所称道。甚至在书画领域他也造诣颇深，他的《黄州寒食诗》与《枯木怪石图》等作品至今仍为书画界奉为圭臬。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还是远近闻名的美食家，乃至今时今日有很多道菜都是以他的名号“东坡”命名的，如東坡汤、东坡肉等。
一个命途多舛且一生颠沛流离的人是如何做到如此的豪迈豁达并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的呢？这与他本人的认知角度是否有关？本文将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度解析。
二、心境
毫无疑问，意图出仕时的苏轼，是满腔壮志豪情的，这从他的作品《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可见一般：“故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这满腔的豪情壮志在经历了亲人离世回乡守孝的打击之后也丝毫没有减少，回朝复职后，在《和子由苦寒见寄》中，他写道：“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甚至遭遇了挫折被贬谪到地方的苏轼心中仍然充满豪情，《江城子·密州出猎》一文中，他如下说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以清晰地看出，意图出仕和刚刚做官的苏轼心中一直都有着想要建功立业的万丈豪情。但幸运或者不幸的是，不论苏轼意欲何为，他还是与自己人生的最大转折点乌台诗案不期而遇了。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遭遇的重大挫折，这事件使他从一名朝廷官员直接沦为了阶下囚，不要说曾经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变成一纸空谈，其性命随时都可能丢掉。这对于曾经志存高远的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且致命的打击。后保住性命被贬黄州，苏轼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挥斥方遒的地方大员变为一个每日躬耕于“东坡”之上的无名小卒。1082年，是苏轼的一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他仕途的低点，是他命运的低谷。但这一年也正是他命运的转折点，文学界与史学界一直认为，正是在这一年，苏轼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改变，他的作品由曾经的激愤极端，变得平和超脱。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这一年，苏轼学会了转换视角，开始跟自己的命运和解。他开始从一个满腔激情与愤怒的官员转变为一个豪迈豁达、多愁善感的文人。他的心思变得更加细腻，感官变得更加敏锐并且更加富有创造性。在这一年，他写出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悲戚，也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还写出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洒脱。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的作品中开始展现出以前不曾展现过的释然与超脱，这一点在其千古名作《赤壁赋》一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这一年，是他创作历史上的丰收年，他创作了大量诗词，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当年风靡一时，成为现象级的话题。毫不夸张地说，他让宋词这种原本不为文人所重视的文体变得有了能与唐诗平分秋色的资本。看到这里，问题仍未解决：一个遭遇了重大命运挫折的人，是如何从悲戚苦闷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变得释然与超脱的呢？这一切都源于他看待问题角度的变化，也就是他的解释水平。 三、解释水平
解释水平理论认为，个体对事件的解释会随着对事件心理距离、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真实性的知觉而发生系统改变，从而影响个体的反应。说得更具体一些，个体对于与自身心理距离较远的事物会更倾向于使用抽象化、本质化以及去背景化的高解释水平来理解，而对于与自身心理距离较近的事物则会使用细节化、背景化、非本质化的低解释水平来理解。因此，在很多时候，低解释水平聚焦和解决具体的操作性问题，而高解释水平则聚焦和解决存在以及原理的问题。也就是说，高解释水平的实质是一种更高抽象水平的思维，而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发现，这种高抽象水平思维不仅能够提高个体的自我控制（Fujit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他生于一个重视读书的家庭，父亲苏洵也是喜好文墨的一代大儒，也正因如此，苏轼从年少之时就受到了较为正统的儒家教育。因为苏轼天资极其聪慧，读书又极为努力，弱冠之年首次参加朝廷科举考试的苏轼就以自己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获得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受到欧阳修的盛赞，苏轼一时名声大噪，乃至仁宗皇帝都对其极为欣赏，称他为宰相之才。然而就在这个仕途要高歌猛进的时间节点上，苏轼却收到了其母程氏病故的噩耗，随后他匆匆返回家乡，为母守孝三年。苏轼服丧期满后回京并于嘉祐六年（1061）参加了朝廷的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职。天不遂人愿，几年后，苏轼又接到了其父苏洵病故的噩耗，他再次回乡为父守孝。苏轼再回朝时已经是熙宁二年（1069）了，此时，看似平静的朝局实则暗涌流动，轰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已经缓缓拉开序幕。拥有雄才大略却性格急躁的王安石得到了神宗皇帝的支持，开始对整个国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屡屡使用雷霆手段将与自己政见不合者赶出权力中心，甚至对苏轼有着知遇之恩的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也被迫离京赴地方就职。耿直的苏轼眼见一些改革措施对民生的损害，无法坐视不理，故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这一做法让如日中天的王安石觉得苏轼也是改革的障碍，于是在朝中屡屡向苏轼施压。苏轼不堪重压只得请求外放地方任职远离权力的中心，于是他被调任为杭州通判。由此，苏轼正式开始了自己漫长而波折的贬谪之路，他颠沛流离，先后于杭州、密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二年（1079），正值不惑之年的苏轼被再次调任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例行公事地给神宗皇帝写了一封谢表，而正是这篇夹杂着些许个人情绪的《湖州谢表》却让苏轼险些丢掉了性命。他因文章中的几句牢骚被朝廷上的新党弹劾，说他恃才傲物，愚弄朝廷。神宗皇帝震怒，并下令严查。这使得上任不到三个月的苏轼被逮捕关入御史台中，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中，苏轼险些丢掉性命：神宗皇帝本想处死苏轼，但因众多官员包括曾经的政敌王安石都上书为他求情，加之北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得以保全性命。乌台诗案可谓苏轼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他的人生更是波澜不止。保住性命的苏轼先被降至黄州任团练副使，团练副使只是一个虚职，并无任何实权，甚至连基本的俸禄供给都难以保障。此时的一代文豪苏轼生活堪忧，常常需要友人接济。当地官员出于怜悯给了苏轼一片坡地让其耕种来补贴家用。苏轼乐得接受，并将此地取名“东坡”，并带着家人共同开垦劳作，这也就是“东坡居士”一称的由来。好景不长，刚刚在黄州站稳脚跟的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再次被调任汝州。路途遥远，舟车劳顿，苏轼本就体弱多病的幼子在途中不幸夭折，他因此悲痛欲绝，上书朝廷请求暂居常州，获准。随后神宗皇帝驾崩，一时满朝文武都顾不上关注苏轼了，他便决定于风景优美、远离纷争的常州终老。不料时事变化无常，元丰八年（1085），年幼的哲宗即位，太后临朝听政。随后便大量启用诸如司马光等曾与王安石新党政见不合的旧党官员。这使得身负盛名的苏轼在短时间内被连续多次提拔，终入朝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但性情耿直、刚正不阿的苏轼看到旧党打击政敌、贪污腐败的种种乱象之后依然做不到闭口不言，他再次向朝廷上书抨击当前时政的种种弊病。这一行为惹怒了旧党成员，苏轼也很快遭到了报复打击。此刻的苏轼，既不能融于新党，也能不融于旧党，几无立身之地。为求自保，苏轼再次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089），他被贬杭州任地方官，在杭州，苏轼一方面治理西湖修建堤坝勤于政事，另一方面纵情山水吟诗作词，总算是过上了一段安宁的日子。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元祐六年（1091），苏轼再次被召回朝廷，同年却因为直言进谏得罪权贵而被贬为颍州知州，随后又先后被贬扬州、定州、惠州等地，颠沛流离。绍圣四年（1097），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到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儋州（今海南），想必苏轼此刻已经做好了客死他乡的准备。但这仍然不是苏轼的终点，徽宗皇帝即位后，苏轼再次被调于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徽宗大赦天下，苏轼被任命为朝奉郎。而在北归途中，他因常年舟车劳顿，死于常州，享年65岁。
纵观苏轼的一生，用颠沛流离、命途多舛这八个字来形容可以说十分贴切。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人生际遇很容易使一个人形成悲观厌世的思想和情绪状态。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苏轼在此种每况愈下的人生际遇之中不仅没有悲观沉沦，向命运屈服，反而变得越发豁达豪迈，甚至成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此外，在他的仕途中，无论职位高低，是否出于本愿，他也都做到了勤于政事、为民造福。例如：在杭州期间，他率众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大大地改善了杭州人民的生存境遇;于颍州之时，他修治水患，赈济灾民;处儋州之时，他办学堂，介学风，改善了儋州的教育状况，使得自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人进士及第的儋州很快就有学子进士及第。此外，他也从未停下自己文学创作的脚步，他一生所作诗词无数，大多数质量极高且为后世所称道。甚至在书画领域他也造诣颇深，他的《黄州寒食诗》与《枯木怪石图》等作品至今仍为书画界奉为圭臬。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还是远近闻名的美食家，乃至今时今日有很多道菜都是以他的名号“东坡”命名的，如東坡汤、东坡肉等。
一个命途多舛且一生颠沛流离的人是如何做到如此的豪迈豁达并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的呢？这与他本人的认知角度是否有关？本文将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度解析。
二、心境
毫无疑问，意图出仕时的苏轼，是满腔壮志豪情的，这从他的作品《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可见一般：“故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这满腔的豪情壮志在经历了亲人离世回乡守孝的打击之后也丝毫没有减少，回朝复职后，在《和子由苦寒见寄》中，他写道：“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甚至遭遇了挫折被贬谪到地方的苏轼心中仍然充满豪情，《江城子·密州出猎》一文中，他如下说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以清晰地看出，意图出仕和刚刚做官的苏轼心中一直都有着想要建功立业的万丈豪情。但幸运或者不幸的是，不论苏轼意欲何为，他还是与自己人生的最大转折点乌台诗案不期而遇了。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遭遇的重大挫折，这事件使他从一名朝廷官员直接沦为了阶下囚，不要说曾经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变成一纸空谈，其性命随时都可能丢掉。这对于曾经志存高远的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且致命的打击。后保住性命被贬黄州，苏轼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挥斥方遒的地方大员变为一个每日躬耕于“东坡”之上的无名小卒。1082年，是苏轼的一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他仕途的低点，是他命运的低谷。但这一年也正是他命运的转折点，文学界与史学界一直认为，正是在这一年，苏轼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改变，他的作品由曾经的激愤极端，变得平和超脱。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这一年，苏轼学会了转换视角，开始跟自己的命运和解。他开始从一个满腔激情与愤怒的官员转变为一个豪迈豁达、多愁善感的文人。他的心思变得更加细腻，感官变得更加敏锐并且更加富有创造性。在这一年，他写出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悲戚，也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还写出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洒脱。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的作品中开始展现出以前不曾展现过的释然与超脱，这一点在其千古名作《赤壁赋》一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这一年，是他创作历史上的丰收年，他创作了大量诗词，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当年风靡一时，成为现象级的话题。毫不夸张地说，他让宋词这种原本不为文人所重视的文体变得有了能与唐诗平分秋色的资本。看到这里，问题仍未解决：一个遭遇了重大命运挫折的人，是如何从悲戚苦闷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变得释然与超脱的呢？这一切都源于他看待问题角度的变化，也就是他的解释水平。 三、解释水平
解释水平理论认为，个体对事件的解释会随着对事件心理距离、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真实性的知觉而发生系统改变，从而影响个体的反应。说得更具体一些，个体对于与自身心理距离较远的事物会更倾向于使用抽象化、本质化以及去背景化的高解释水平来理解，而对于与自身心理距离较近的事物则会使用细节化、背景化、非本质化的低解释水平来理解。因此，在很多时候，低解释水平聚焦和解决具体的操作性问题，而高解释水平则聚焦和解决存在以及原理的问题。也就是说，高解释水平的实质是一种更高抽象水平的思维，而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发现，这种高抽象水平思维不仅能够提高个体的自我控制（Fuj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