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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晓升，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摘要：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共运史中关于实现这种平等的路线之争历史久远，主要有列宁主义与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早已被列宁主义所否定，而列宁主义又由于苏东解体而饱受质疑。在这种历史境遇中，拉克劳和墨菲提出“Hegemony（领导权）”的社会主义新策略，这对当今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新的文化启迪意义。
关键词：Hegemony（领导权）；威权；大众民主；链接
中图分类号：D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2-0058-07
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如何实现这种平等呢？列宁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从而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而伯恩斯坦则主张通过议会民主制度来夺取政治领导权，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两种社会主义策略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中均被提到过。苏联采取了列宁的社会主义策略，而西方国家的许多社会党采取了伯恩斯坦的策略。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史上，这两种策略曾经发生过激烈的理论论争。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早已被列宁主义所否定，而列宁主义又由于苏东解体而饱受质疑。在这种历史境遇中，拉克劳和墨菲在80年代早期所撰写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此书提出的社会主义策略既不同于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议会道路。
一、“Hegemony（领导权）”：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问题的解答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变革。按照这样的理论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首先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发生，并逐步扩展到全球。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俄国革命恰恰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逻辑破产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这里，必然性出现了“裂缝”，而“领导权”（Hegemony）的概念就是用来填补这个裂缝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所导致的，那么这就是由“领导权”所引发的。拉克劳和墨菲从提出问题的一开始就是要表明，仅仅靠发展生产力是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而要靠领导权。这就是要通过一些人主动活动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就是如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虽然“领导权”如此重要，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领导权的地位和内涵却缺乏正确的认识。
例如，卢森堡虽然看到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看到了俄国的群众运动与德国群众运动之间的差别。在俄国，群众运动同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展开。在俄国一种群众运动还会引发其他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工人运动，并通过这种运动而引发了一场革命。而在德国，群众运动是完全分散的，在各个不同的范围展开，甚至主要是在单个企业中展开的，而且不同的运动有不同的需要，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也是分裂的。德国群众运动的分化和多元化的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结果”。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9.本来卢森堡应该从俄国的群众运动和德国的群众运动的差别中得到一个重要的认识：在德国，群众运动要演变成为革命，并推翻资本主义国家，这需要领导权。但是，卢森堡却努力缩小德国的群众运动和俄国状况之间的差别。按照她的看法，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保证了类似的革命会在德国发展。这是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领导权”的概念是没有地位的。
按照拉达劳和墨菲的看法，虽然后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历史必然规律的方面，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但是，他们都没有摆脱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框架。考茨基就是如此：他把社会和社会对抗简单化。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无产阶级必然会贫困化，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会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要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考茨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缺陷是，他不仅把社会结构简单化，而且还把社会结构中的要素的性质和特点固定化，即赋予社会结构中的要素以“单一的意义”。拉克劳和墨菲说：“正如考茨基纲领中的实例一样，这些多元化了的实例和结构要素中的每个要素都有一个身份，而且其身份是确定的和单一的。”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15.。当然，考茨基也看到了德国工人运动中所出现的多元化现象。在考茨基看来，如果工人阶级使自己的暂时的物质利益服务于最终的目标，使经济斗争服从于政治斗争，使工会服从于党的领导，那么工人阶级中所出现的分裂状况是可以克服的。在这里，虽然考茨基看到了领导权的作用，但是他却把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用“自然的必然性”来解释这里的发展过程。在他那里，工人阶级的统一是由社会进化的必然过程来保证的。工人阶级的身份已经由生产过程的必然性所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分裂是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最终被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所克服。虽然考茨基也强调党的作用，但是其作用无非是要达到工人更加团结。
对于伯恩斯坦来说，考茨基的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无法真正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即它无法解释现代工人运动发展趋势的危机。为此，他修正了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修正的重点就在于，伯恩斯坦强调了政治领域的自主性或者相对独立性。拉克劳和墨菲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主要差别在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新阶段所出现的分裂和分化的特征可以通过（经济）基础设施的变革来克服，而修正主义则认为，这要通过自主的政治干预来实现。”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30.这就是说，修正主义就强调强调政治介入的重要性，认为政治不是由经济决定的。在修正主义那里，党的作用不同了。党的作用摆脱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它的作用是达到工人之间的团结。显然，在修正主义的思想中，领导权的作用似乎出现了。但是，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尽管修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要摆脱经济决定论，但是他的工作实际上并不成功。这是因为，“他并没有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历史因果性，而是认为，在历史发展中人们有可能创立一个空间，并使主体可以在其中自由发挥作用”。他们认为，虽然修正主义否定了决定论，但是还是承认了一种进化论。这种进化论用伦理的主体——具有康德意义上的自由主体——代替了阶级这个超验主体。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34. 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分析，德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者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领导权的问题，但是，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决定论，没有摆脱经济地位决定人的阶级身份的基本理论框架。在他们那里，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或者社会的进化将保证无产阶级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的身份已经由他们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预先被决定了。在第二国际中，只有索雷尔得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只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阶级的身份才被确定下来。在索雷尔看来，社会结构不是预先被规定的，而是在人们之间的社会冲突中被建构起来的。索雷尔的这个思想，为领导权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拉克劳墨菲吸收了这个思想资源。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领导权的概念是从列宁主义中产生的。这是因为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落后的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沙皇的统治，从而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个任务本来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但是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就必须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在这里，无产阶级取代了资产阶级而领导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中的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说：“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被称为‘领导权’”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50.。在列宁主义理论中，尽管领导权概念被凸显出来，但是却并没有获得中心地位。它只是一个补充性的和边缘性的概念。在这个领导权概念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身份从一开始就是确定的，“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没有对社会行动者必然具有阶级性提出质疑。”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42.。在他们看来，列宁主义并没有能够摆脱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这是因为，无论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认为，整个俄国革命只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虽然俄国革命可以在一国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也无法长期存在下去。俄国是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是俄国革命得以成功的特殊原因。但是，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俄国革命也不能最终取得胜利。在这里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没有摆脱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框架，因此，在列宁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社会历史的发展的必然性是核心，虽然社会发展中的偶然因素得到了肯定，但是这个偶然性只是用来说明必然性的限度的，或者说，是用来限制必然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偶然性只不过是附带的，处于边缘地位。
二、“领导权”走向“威权”的思想基础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虽然列宁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把领导权凸显出来，但是由于列宁坚持没有能够摆脱经济决定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列宁主义最终导致威权主义，而没有能够走向社会民主的道路。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拉克劳和墨菲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
领导权是在俄国革命的特殊情况中出现的。在这个革命中，革命的任务即推翻沙皇统治，这不是由它的“自然的”主体，即资产阶级来完成的，而是由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来领导的。这个革命任务被拉克劳和墨菲称为“被领导的任务”。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实际上表示一种社会空间。这个空间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方面的关系是，“被领导任务”与这项任务的自然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二方面的关系是“被领导任务”与实际领导这项任务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他们称为“领导权关系”。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50.在推翻沙皇统治的俄国革命中，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人们都认为，推翻沙皇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身份是由他们在生产关系中被确立起来的。由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工人阶级取代了资产阶级来领导这个革命。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这种思想观点，第一种关系占主导地位。这可以从其中的三个基本观点来判断。第一个基本观点是，只要人们坚持社会进化的基本观点，那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出场的先后顺序是确定的，资产阶级不能完成的任务，必然由无产阶级来完成。第二个基本观点是，革命的阶级性质是确定的，无论这场革命是由资产阶级还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但是革命的性质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第三，参与革命的社会行动者的身份也是由生产关系所确定的。
在这里，第一种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第二种关系是附属的关系。在第二种关系中，被领导的任务和完成这个任务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外在关系。这种外在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种关系是外在的关系，这是因为，这两者之间的性质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的性质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而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也不发生任何变化。第二个方面，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一种关系的性质是外在的，其意义是，从概念上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确定性、特殊性。如果这种关系有确定性、特殊性，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关系是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结构中被固定下来的。但是，这种关系没有被任何确定的社会结构所固定下来。因此，这种关系是纯粹的偶然的关系。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种纯粹的偶然关系应该被看作是社会革命中的普遍情况，而革命和社会行动的阶级之间的必然关系是其中的一个特殊情况。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把领导权问题凸显出来了。但是“领导权”概念并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他们把革命中的这种纯粹偶然联系看作是辅助性的、次要的关系，而阶级和阶级所应该承担的任务之间的必然关系才是核心。“领导权”概念的本质含义在他们那里擦肩而过。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只有把偶然的关系当作社会革命的普遍情况，“领导权”的含义才能获得它的本来意义。 列宁主义在理论上也没有能够在领导权问题上有所突破。当他把领导权关系看做是附属于必然的阶级关系的时候，其理论上的后果就是领导权走向了威权统治。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既然资产阶级不能承担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任务就必然由无产阶级承担。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进行革命的时候就要和其他阶级进行阶级联合。但是，在这种阶级联合中，无产阶级的身份是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在阶级联合中，各阶级都代表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参与革命的。在这种联合中，阶级的身份是不会改变的，利益的代表者比如政党与它们所代表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清晰的、明确的（拉克劳和墨菲称为“透明性”）。既然，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进行民主革命，那么领导革命的任务就由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组织来承担。它是革命的领导者。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赋予工人阶级以“本体论上的优越地位”。它把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中作为生产者所拥有的地位转移到政治领域中，转移到大众的民主运动中。对于列宁来说也是如此，虽然大众联合起来进行了民主革命，但是在这种联合中，无产阶级的身份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无产阶级参与民主革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民主革命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无产阶级和大众之间的差距是预先被确立起来的，是永恒存在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优越地位还表现在它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上， 并由此而成为一个普遍的阶级或者说能够在特定的时期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的阶级。拉克劳和墨菲说：“一部分知道历史的深层运动，并且因此知道把大众作为总体结合起来的那些要求的暂时性质。工人阶级被赋予的那种中心地位不是实践上的中心地位，而是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同时也是认识上的优越地位的依据：作为一个‘普遍的’阶级，无产阶级——乃至它的政党——是科学的拥有者（depository）。”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p.56-57.根据这种理解，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列宁主义之所以要坚持经济决定论，坚持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是因为它要保证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统治地位。他认为，维持工人阶级的统一和身份的必要条件是被赋予领导权的阶级在革命中的身份不能被改变。而要保证其在革命中的身份不被改变，就要使工人阶级与民主革命的任务之间保持一种外在关系，而要确保这两者之间的外在关系就是要把民主革命的任务与其“自然的”主体严格地捆绑在一起。既然资产阶级不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是这个革命的当然的领导者。在他们看来，经济决定论是确保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的思想基础。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思想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点不是发生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而是爆发在各种社会矛盾汇聚的地方，在帝国主义战争的薄弱环节。列宁的思想表明，没有领导权就没有革命。虽然列宁也提出了阶级的联合。但是，在列宁那里，联合起来的阶级的身份没有改变，每个阶级在政治斗争的地位是确定的。为此，拉克劳和墨菲强调，在列宁主义那里，阶级的联合所导致的领导权必然是一种威权主义，缺乏民主。
三、“领导权”是一种大众民主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的发展还有另一个方向，这就是以大众民主形式出现的领导权。既然领导权是在历史阶段的错位过程中发生的。这就要求工人阶级与其他大众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工人阶级就把各种社会冲突联系起来，把不同于自己的其他各种要求结合起来。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工人阶级要达到这样一点就必须认识到，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不必然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或者说，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固定的阶级属性。任何人都能够参与这项任务。他们说：“必须与这样一种观点即民主革命是与资产阶级的阶段捆绑在一起的观点决裂：——只有这样，妨碍民主与社会主义恒久结合起来的障碍才能被消除。”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58.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如果坚持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那么社会主义的民主就难于实现。
如果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之间必然联系的观点被破除了，如果民主革命也可以由其他团体来完成，那么这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拉克劳和墨菲从四个方面来说明其后果。第一，当一个阶级承担不是它所“自然”承担的任务的时候，阶级的身份就不存在了。这就是说，当无产阶级承担资产阶级所应该“自然”地承担的任务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失去了其阶级身份。如果我们用前面叙述的两种关系来说明的话，那么无产阶级和它所承担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之间并不是一种外在关系，也不是完全偶然的关系。既然无产阶级承担了民主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就不是以无产阶级的身份而参与这次革命的。第二，既然大众参与民主革命的要求没有阶级性，那么参与民主革命的各个阶级之间就不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它们之间可以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不是“阶级联盟”。这是因为，在“阶级联盟”中，各个阶级都是以利益上的暂时的一致而结合起来的，而在“领导权”中，各个阶级的身份变化了，它们之间的利益也会发生变化。或者说，各个阶级的利益也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在阶级的结合中发生变化的。第三，政治领域也不“代表各种利益”，这是因为，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明确的，被代表的东西的性质会在代表中被修改。第四，既然阶级的身份不是在生产关系中被确定的，那么它就是一系列的主体位置（或立场）的随机接合。这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份不是由他在生产关系中确定的。这种固定身份是不存在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不同的位置（和立场），人的身份就是这些不同位置的随机组合。比如，一个人可能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有许多不同的位置。这些不同的位置的偶然组合就是他的身份。拉克劳和墨菲把不同身份的随机组合称为“链接”。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在大众民主中，不同人群的结合不能被理解为“阶级联盟”。这是因为，参与大众民主运动的人没有阶级身份，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主体位置。他们在反抗某种统治（占统治地位的一端）的过程中而暂时地被等同（equivalence）起来。这种等同不是身份上的完全一样，而是说，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处于相同的位置。或者说，他们在反抗某种统治的过程中处于相同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不也是固定的，是可以被取代（如“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每个群体都有一个名称，保持其字面意义，但是它不过象征着在一定情况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是可以被代替的。这就意味着，这种民主运动完全可以被不同的人群所领导。
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超越这种政治上的“阶级联盟”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之间政治层面上的结合走向了“知识”和“道德”层面上的结合。在政治层面的结合中，人们之间由于利益上的缘故而结合在一起，而在“知识”和“道德”层面上，一系列的“观念”或者“价值”被许多人所共享。一些人由于某些共同的立场（位置）而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有许多不同的位置，有许多不同的观念，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主体因这些不同位置或立场而穿插在许多不同的阶级或者团体中。这就意味着，主体的这些不同的立场或者位置可以与许多不同的团体、阶级等结合起来。在这里，我们想指出的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subject positions”既可以翻译为“主体位置”也可以翻译为“主体立场”。这是因为，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观念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观念的东西不是超越于人的社会行动而独立存在的。一些人通过话语而把其他人链接在一起。大众民主运动通过等同的逻辑而把这些人结合起来，共同对付某个统治力量。
为此，拉克劳和墨菲特别赞赏葛兰西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不再脱离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制度并作为虚假意识或者纯粹观念而存在着。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和人日常行动是结合在一起的，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就能够发挥结合的作用。他们说：“事实上，通过历史性的结盟（historical bloc）以及作为有机粘合物的意识形态概念，一个新的总体化的范畴使我们超出了古老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67.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只有超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领导权概念才能获得新的意义，即大众民主的意义。而列宁的领导权的概念恰恰就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基础上的，它导致了一种威权主义意义上的领导权。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葛兰西不仅颠覆了列宁等人所坚持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而且还强调，在结盟的过程中，道德上和知识上的领导者不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而对其他阶级进行灌输。在葛兰西看来，这些人作为政治主体不是阶级，而是“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是各种不同的、分散开来的历史力量的结合或者链接的结果。任何一个政治力量都不能说自己代表了“集体意志”，并要求其他人接受这种集体意志。
四、“领导权”与链接
在拉克劳墨菲看来，人们没有一个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固定身份，没有由历史进程所决定的历史使命。具体论述参见王晓升：《社会的结构化与解构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1期。既然没有固定不变的工人阶级，也没有与工人阶级阶级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使命，那么社会主义就不是要达到某种阶级目的，比如，实现经济上的平等，或者为了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而必然具有一种政治上的使命，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平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初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平等。当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而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个任务的时候也是要实现平等。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不存在了。这种社会平等如何才能实现呢？更何况，按照拉克劳和墨菲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现代社会是一个差异社会，既然人和人之间都是有差异的，那么这些有差别的人如何实现平等呢？难道要实现社会平等就必须要消灭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吗？拉克劳和墨菲在这里，设想了一个即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承认社会分化的现实，而又实现社会平等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领导权。
在这个时候，领导权就不是列宁或者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了。在这里，领导权获得了新的意义，这就是链接。
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看法，人和人之间都是有差别（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的，但是，人不会因为这种差别而获得一种固定的身份。人的社会身份不是固定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都是由差异符号组成的，差异符号的意义就是由它在语言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拉克劳和墨菲解构了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而接受了后结构主义的思路。按照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差异符号的意义不是固定的。在一定的文本范围内，一个符号获得了一种意义，而在另一个文本中，或者在更广阔的文本中，其意义又不同了。据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人和人之间虽然都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没有固定的意义（身份）。比如，一个人皮肤黑并不意味着他有固定的低等人的身份。人的身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合体中获得的。但是，社会结合体又不是固定的，或者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那样，社会不是完全被“缝合”起来的。如果社会结合体完全被固定起来，那么人的身份就被固定化，社会的差别乃至社会不平等就会被固定化。社会中的不同人群由于一种关系而结合起来，又会由于其他关系而结合起来。人们之间的这种结合常常是借助于相似的情况而结合起来的。人们就是要借助于这种相似性来颠覆社会差别，从而颠覆已经存在的等级结构。但是，虽然人们之间存在着这种相似性，但是这种相似性不是固定的，也不会构成一个永久的群体。人有许多特点，也有许多社会位置，有许多不同的观点（subject positions）。他们会在某个方面与一些人相似，而在其他方面与另一些人相似。因此，他既会与一些人构成一个群体，又会与另一人构成一个群体。 拉克劳和墨菲就是根据现代社会的这种特点构想了现代民主理论。在现代社会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运动，有些运动是与实现社会平等有关的，而有些运动与实现社会民主无关。甚至有些社会运动就是要把社会差别和社会等级凸显出来。一般来说，左派所强调的是民主，这就是要实现平等；而右派则强调自由，强调每个人在社会中借助于自己的自由权利而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社会主义主义要实现社会平等。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平等的实现不能再依靠工人阶级，而要依靠各种不同的人群。各种不同的人群有各种不同的利益或者不同的立场。它们有些是左派，有些是右派。但是，所有这些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的，所有的人都有多元的立场或者多元的位置。他们可以和多种不同的群体或者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社会主义的策略就是要通过领导权的实践，把这些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群体结合起来。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些不同的人结合起来呢？
他们提出了所谓的“等同的链条”。这就是在反对某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的时候中，这些不同的人群可以结合在一起。本来，反对环境污染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无关，但是左派也要让女性主义者加入到反对环境污染中来。比如说，他们强调环境污染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必然要减低成本，特别是环境成本。本来女性在社会中受压迫的形式和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元决定的。但是，左派可以把女性在社会中的受压迫地位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比如，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不愿意雇佣青年女工等。在这里，女性也承担了反对环境污染的任务（列宁意义上的领导权）。不仅如此，女性在这里还和绿色和平运动的人士结合在一起了（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不过，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这种结合不是必然的，固定的，而是一种暂时的结合。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把各种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进行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把这些社会运动引导到反对社会不平等中来。这种结合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并且都是临时性的。或许伯恩斯坦的一句话最能反应这种社会主义策略“运动就是一切，目的算不了什么”。在他们看来，人的身份是可以改变的。左派就是要利用各种社会运动，把各种不同的人结合起来，改变人的身份。在一个共同地反对某种社会不平等中，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身份，他们都在等同的链条中实现平等了。
由此，他们所提出的领导权的策略实际上就是把各种不同的社会人群结合在一起来推动社会民主运动。要掌握领导权就要善于运用各种意识形态、特别是某些空洞的口号（“漂浮的能指”）而把不同的人群结合在一起。领导权不是某个阶级固定拥有的，而像“主导能指”（又被译为主人能指）那样把各种漂浮的能指链接起来。一旦左派能够像“主导能指”那样把其他人都组织起来，并把它们纳入左翼运动中，那么左翼运动就赋予参与运动的人以身份（犹如漂浮的能指获得相对稳定的意义），它就能够领导这些人，并使社会运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可是，如果这些有差别的人们相互斗争而颠覆了这里的链接又将如何呢？拉克劳和墨菲承认这种链接是临时的，会随时解体。如果一种社会运动会随时解体，那么这种运动还能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吗？拉克劳和墨菲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需要回答。尽管拉克劳和墨菲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比如，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却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策略所具有的启发意义。现在我们国家搞市场经济，而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能实现社会主义所确定的社会公平的目标吗？如果能，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目标呢？拉克劳和墨菲的答案虽然不一定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它们却给我们提供了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列宁主义的思路，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责任编辑：胡建）
摘要：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共运史中关于实现这种平等的路线之争历史久远，主要有列宁主义与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早已被列宁主义所否定，而列宁主义又由于苏东解体而饱受质疑。在这种历史境遇中，拉克劳和墨菲提出“Hegemony（领导权）”的社会主义新策略，这对当今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新的文化启迪意义。
关键词：Hegemony（领导权）；威权；大众民主；链接
中图分类号：D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2-0058-07
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如何实现这种平等呢？列宁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从而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而伯恩斯坦则主张通过议会民主制度来夺取政治领导权，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两种社会主义策略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中均被提到过。苏联采取了列宁的社会主义策略，而西方国家的许多社会党采取了伯恩斯坦的策略。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史上，这两种策略曾经发生过激烈的理论论争。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早已被列宁主义所否定，而列宁主义又由于苏东解体而饱受质疑。在这种历史境遇中，拉克劳和墨菲在80年代早期所撰写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此书提出的社会主义策略既不同于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议会道路。
一、“Hegemony（领导权）”：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问题的解答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变革。按照这样的理论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首先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发生，并逐步扩展到全球。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俄国革命恰恰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逻辑破产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这里，必然性出现了“裂缝”，而“领导权”（Hegemony）的概念就是用来填补这个裂缝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所导致的，那么这就是由“领导权”所引发的。拉克劳和墨菲从提出问题的一开始就是要表明，仅仅靠发展生产力是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而要靠领导权。这就是要通过一些人主动活动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就是如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虽然“领导权”如此重要，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领导权的地位和内涵却缺乏正确的认识。
例如，卢森堡虽然看到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看到了俄国的群众运动与德国群众运动之间的差别。在俄国，群众运动同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展开。在俄国一种群众运动还会引发其他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工人运动，并通过这种运动而引发了一场革命。而在德国，群众运动是完全分散的，在各个不同的范围展开，甚至主要是在单个企业中展开的，而且不同的运动有不同的需要，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也是分裂的。德国群众运动的分化和多元化的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结果”。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9.本来卢森堡应该从俄国的群众运动和德国的群众运动的差别中得到一个重要的认识：在德国，群众运动要演变成为革命，并推翻资本主义国家，这需要领导权。但是，卢森堡却努力缩小德国的群众运动和俄国状况之间的差别。按照她的看法，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保证了类似的革命会在德国发展。这是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领导权”的概念是没有地位的。
按照拉达劳和墨菲的看法，虽然后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历史必然规律的方面，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但是，他们都没有摆脱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框架。考茨基就是如此：他把社会和社会对抗简单化。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无产阶级必然会贫困化，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会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要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考茨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缺陷是，他不仅把社会结构简单化，而且还把社会结构中的要素的性质和特点固定化，即赋予社会结构中的要素以“单一的意义”。拉克劳和墨菲说：“正如考茨基纲领中的实例一样，这些多元化了的实例和结构要素中的每个要素都有一个身份，而且其身份是确定的和单一的。”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15.。当然，考茨基也看到了德国工人运动中所出现的多元化现象。在考茨基看来，如果工人阶级使自己的暂时的物质利益服务于最终的目标，使经济斗争服从于政治斗争，使工会服从于党的领导，那么工人阶级中所出现的分裂状况是可以克服的。在这里，虽然考茨基看到了领导权的作用，但是他却把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用“自然的必然性”来解释这里的发展过程。在他那里，工人阶级的统一是由社会进化的必然过程来保证的。工人阶级的身份已经由生产过程的必然性所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分裂是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最终被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所克服。虽然考茨基也强调党的作用，但是其作用无非是要达到工人更加团结。
对于伯恩斯坦来说，考茨基的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无法真正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即它无法解释现代工人运动发展趋势的危机。为此，他修正了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修正的重点就在于，伯恩斯坦强调了政治领域的自主性或者相对独立性。拉克劳和墨菲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主要差别在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新阶段所出现的分裂和分化的特征可以通过（经济）基础设施的变革来克服，而修正主义则认为，这要通过自主的政治干预来实现。”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30.这就是说，修正主义就强调强调政治介入的重要性，认为政治不是由经济决定的。在修正主义那里，党的作用不同了。党的作用摆脱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它的作用是达到工人之间的团结。显然，在修正主义的思想中，领导权的作用似乎出现了。但是，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尽管修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要摆脱经济决定论，但是他的工作实际上并不成功。这是因为，“他并没有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历史因果性，而是认为，在历史发展中人们有可能创立一个空间，并使主体可以在其中自由发挥作用”。他们认为，虽然修正主义否定了决定论，但是还是承认了一种进化论。这种进化论用伦理的主体——具有康德意义上的自由主体——代替了阶级这个超验主体。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34. 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分析，德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者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领导权的问题，但是，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决定论，没有摆脱经济地位决定人的阶级身份的基本理论框架。在他们那里，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或者社会的进化将保证无产阶级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的身份已经由他们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预先被决定了。在第二国际中，只有索雷尔得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只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阶级的身份才被确定下来。在索雷尔看来，社会结构不是预先被规定的，而是在人们之间的社会冲突中被建构起来的。索雷尔的这个思想，为领导权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拉克劳墨菲吸收了这个思想资源。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领导权的概念是从列宁主义中产生的。这是因为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落后的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沙皇的统治，从而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个任务本来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但是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就必须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在这里，无产阶级取代了资产阶级而领导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中的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说：“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被称为‘领导权’”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50.。在列宁主义理论中，尽管领导权概念被凸显出来，但是却并没有获得中心地位。它只是一个补充性的和边缘性的概念。在这个领导权概念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身份从一开始就是确定的，“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没有对社会行动者必然具有阶级性提出质疑。”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42.。在他们看来，列宁主义并没有能够摆脱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这是因为，无论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认为，整个俄国革命只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虽然俄国革命可以在一国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也无法长期存在下去。俄国是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是俄国革命得以成功的特殊原因。但是，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俄国革命也不能最终取得胜利。在这里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没有摆脱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框架，因此，在列宁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社会历史的发展的必然性是核心，虽然社会发展中的偶然因素得到了肯定，但是这个偶然性只是用来说明必然性的限度的，或者说，是用来限制必然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偶然性只不过是附带的，处于边缘地位。
二、“领导权”走向“威权”的思想基础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虽然列宁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把领导权凸显出来，但是由于列宁坚持没有能够摆脱经济决定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列宁主义最终导致威权主义，而没有能够走向社会民主的道路。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拉克劳和墨菲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
领导权是在俄国革命的特殊情况中出现的。在这个革命中，革命的任务即推翻沙皇统治，这不是由它的“自然的”主体，即资产阶级来完成的，而是由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来领导的。这个革命任务被拉克劳和墨菲称为“被领导的任务”。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实际上表示一种社会空间。这个空间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方面的关系是，“被领导任务”与这项任务的自然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二方面的关系是“被领导任务”与实际领导这项任务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他们称为“领导权关系”。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50.在推翻沙皇统治的俄国革命中，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人们都认为，推翻沙皇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身份是由他们在生产关系中被确立起来的。由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工人阶级取代了资产阶级来领导这个革命。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这种思想观点，第一种关系占主导地位。这可以从其中的三个基本观点来判断。第一个基本观点是，只要人们坚持社会进化的基本观点，那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出场的先后顺序是确定的，资产阶级不能完成的任务，必然由无产阶级来完成。第二个基本观点是，革命的阶级性质是确定的，无论这场革命是由资产阶级还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但是革命的性质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第三，参与革命的社会行动者的身份也是由生产关系所确定的。
在这里，第一种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第二种关系是附属的关系。在第二种关系中，被领导的任务和完成这个任务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外在关系。这种外在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种关系是外在的关系，这是因为，这两者之间的性质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的性质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而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也不发生任何变化。第二个方面，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一种关系的性质是外在的，其意义是，从概念上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确定性、特殊性。如果这种关系有确定性、特殊性，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关系是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结构中被固定下来的。但是，这种关系没有被任何确定的社会结构所固定下来。因此，这种关系是纯粹的偶然的关系。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种纯粹的偶然关系应该被看作是社会革命中的普遍情况，而革命和社会行动的阶级之间的必然关系是其中的一个特殊情况。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把领导权问题凸显出来了。但是“领导权”概念并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他们把革命中的这种纯粹偶然联系看作是辅助性的、次要的关系，而阶级和阶级所应该承担的任务之间的必然关系才是核心。“领导权”概念的本质含义在他们那里擦肩而过。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只有把偶然的关系当作社会革命的普遍情况，“领导权”的含义才能获得它的本来意义。 列宁主义在理论上也没有能够在领导权问题上有所突破。当他把领导权关系看做是附属于必然的阶级关系的时候，其理论上的后果就是领导权走向了威权统治。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既然资产阶级不能承担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任务就必然由无产阶级承担。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进行革命的时候就要和其他阶级进行阶级联合。但是，在这种阶级联合中，无产阶级的身份是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在阶级联合中，各阶级都代表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参与革命的。在这种联合中，阶级的身份是不会改变的，利益的代表者比如政党与它们所代表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清晰的、明确的（拉克劳和墨菲称为“透明性”）。既然，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进行民主革命，那么领导革命的任务就由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组织来承担。它是革命的领导者。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赋予工人阶级以“本体论上的优越地位”。它把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中作为生产者所拥有的地位转移到政治领域中，转移到大众的民主运动中。对于列宁来说也是如此，虽然大众联合起来进行了民主革命，但是在这种联合中，无产阶级的身份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无产阶级参与民主革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民主革命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无产阶级和大众之间的差距是预先被确立起来的，是永恒存在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优越地位还表现在它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上， 并由此而成为一个普遍的阶级或者说能够在特定的时期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的阶级。拉克劳和墨菲说：“一部分知道历史的深层运动，并且因此知道把大众作为总体结合起来的那些要求的暂时性质。工人阶级被赋予的那种中心地位不是实践上的中心地位，而是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同时也是认识上的优越地位的依据：作为一个‘普遍的’阶级，无产阶级——乃至它的政党——是科学的拥有者（depository）。”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p.56-57.根据这种理解，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列宁主义之所以要坚持经济决定论，坚持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是因为它要保证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统治地位。他认为，维持工人阶级的统一和身份的必要条件是被赋予领导权的阶级在革命中的身份不能被改变。而要保证其在革命中的身份不被改变，就要使工人阶级与民主革命的任务之间保持一种外在关系，而要确保这两者之间的外在关系就是要把民主革命的任务与其“自然的”主体严格地捆绑在一起。既然资产阶级不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是这个革命的当然的领导者。在他们看来，经济决定论是确保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的思想基础。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思想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点不是发生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而是爆发在各种社会矛盾汇聚的地方，在帝国主义战争的薄弱环节。列宁的思想表明，没有领导权就没有革命。虽然列宁也提出了阶级的联合。但是，在列宁那里，联合起来的阶级的身份没有改变，每个阶级在政治斗争的地位是确定的。为此，拉克劳和墨菲强调，在列宁主义那里，阶级的联合所导致的领导权必然是一种威权主义，缺乏民主。
三、“领导权”是一种大众民主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的发展还有另一个方向，这就是以大众民主形式出现的领导权。既然领导权是在历史阶段的错位过程中发生的。这就要求工人阶级与其他大众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工人阶级就把各种社会冲突联系起来，把不同于自己的其他各种要求结合起来。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工人阶级要达到这样一点就必须认识到，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不必然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或者说，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固定的阶级属性。任何人都能够参与这项任务。他们说：“必须与这样一种观点即民主革命是与资产阶级的阶段捆绑在一起的观点决裂：——只有这样，妨碍民主与社会主义恒久结合起来的障碍才能被消除。”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58.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如果坚持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那么社会主义的民主就难于实现。
如果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之间必然联系的观点被破除了，如果民主革命也可以由其他团体来完成，那么这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拉克劳和墨菲从四个方面来说明其后果。第一，当一个阶级承担不是它所“自然”承担的任务的时候，阶级的身份就不存在了。这就是说，当无产阶级承担资产阶级所应该“自然”地承担的任务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失去了其阶级身份。如果我们用前面叙述的两种关系来说明的话，那么无产阶级和它所承担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之间并不是一种外在关系，也不是完全偶然的关系。既然无产阶级承担了民主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就不是以无产阶级的身份而参与这次革命的。第二，既然大众参与民主革命的要求没有阶级性，那么参与民主革命的各个阶级之间就不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它们之间可以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不是“阶级联盟”。这是因为，在“阶级联盟”中，各个阶级都是以利益上的暂时的一致而结合起来的，而在“领导权”中，各个阶级的身份变化了，它们之间的利益也会发生变化。或者说，各个阶级的利益也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在阶级的结合中发生变化的。第三，政治领域也不“代表各种利益”，这是因为，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明确的，被代表的东西的性质会在代表中被修改。第四，既然阶级的身份不是在生产关系中被确定的，那么它就是一系列的主体位置（或立场）的随机接合。这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份不是由他在生产关系中确定的。这种固定身份是不存在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不同的位置（和立场），人的身份就是这些不同位置的随机组合。比如，一个人可能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有许多不同的位置。这些不同的位置的偶然组合就是他的身份。拉克劳和墨菲把不同身份的随机组合称为“链接”。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在大众民主中，不同人群的结合不能被理解为“阶级联盟”。这是因为，参与大众民主运动的人没有阶级身份，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主体位置。他们在反抗某种统治（占统治地位的一端）的过程中而暂时地被等同（equivalence）起来。这种等同不是身份上的完全一样，而是说，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处于相同的位置。或者说，他们在反抗某种统治的过程中处于相同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不也是固定的，是可以被取代（如“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每个群体都有一个名称，保持其字面意义，但是它不过象征着在一定情况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是可以被代替的。这就意味着，这种民主运动完全可以被不同的人群所领导。
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超越这种政治上的“阶级联盟”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之间政治层面上的结合走向了“知识”和“道德”层面上的结合。在政治层面的结合中，人们之间由于利益上的缘故而结合在一起，而在“知识”和“道德”层面上，一系列的“观念”或者“价值”被许多人所共享。一些人由于某些共同的立场（位置）而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有许多不同的位置，有许多不同的观念，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主体因这些不同位置或立场而穿插在许多不同的阶级或者团体中。这就意味着，主体的这些不同的立场或者位置可以与许多不同的团体、阶级等结合起来。在这里，我们想指出的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subject positions”既可以翻译为“主体位置”也可以翻译为“主体立场”。这是因为，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观念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观念的东西不是超越于人的社会行动而独立存在的。一些人通过话语而把其他人链接在一起。大众民主运动通过等同的逻辑而把这些人结合起来，共同对付某个统治力量。
为此，拉克劳和墨菲特别赞赏葛兰西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不再脱离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制度并作为虚假意识或者纯粹观念而存在着。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和人日常行动是结合在一起的，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就能够发挥结合的作用。他们说：“事实上，通过历史性的结盟（historical bloc）以及作为有机粘合物的意识形态概念，一个新的总体化的范畴使我们超出了古老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Verso， London， 2001， p67.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只有超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领导权概念才能获得新的意义，即大众民主的意义。而列宁的领导权的概念恰恰就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基础上的，它导致了一种威权主义意义上的领导权。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葛兰西不仅颠覆了列宁等人所坚持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而且还强调，在结盟的过程中，道德上和知识上的领导者不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而对其他阶级进行灌输。在葛兰西看来，这些人作为政治主体不是阶级，而是“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是各种不同的、分散开来的历史力量的结合或者链接的结果。任何一个政治力量都不能说自己代表了“集体意志”，并要求其他人接受这种集体意志。
四、“领导权”与链接
在拉克劳墨菲看来，人们没有一个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固定身份，没有由历史进程所决定的历史使命。具体论述参见王晓升：《社会的结构化与解构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1期。既然没有固定不变的工人阶级，也没有与工人阶级阶级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使命，那么社会主义就不是要达到某种阶级目的，比如，实现经济上的平等，或者为了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而必然具有一种政治上的使命，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平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初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平等。当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而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个任务的时候也是要实现平等。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不存在了。这种社会平等如何才能实现呢？更何况，按照拉克劳和墨菲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现代社会是一个差异社会，既然人和人之间都是有差异的，那么这些有差别的人如何实现平等呢？难道要实现社会平等就必须要消灭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吗？拉克劳和墨菲在这里，设想了一个即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承认社会分化的现实，而又实现社会平等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领导权。
在这个时候，领导权就不是列宁或者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了。在这里，领导权获得了新的意义，这就是链接。
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看法，人和人之间都是有差别（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的，但是，人不会因为这种差别而获得一种固定的身份。人的社会身份不是固定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都是由差异符号组成的，差异符号的意义就是由它在语言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拉克劳和墨菲解构了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而接受了后结构主义的思路。按照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差异符号的意义不是固定的。在一定的文本范围内，一个符号获得了一种意义，而在另一个文本中，或者在更广阔的文本中，其意义又不同了。据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人和人之间虽然都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没有固定的意义（身份）。比如，一个人皮肤黑并不意味着他有固定的低等人的身份。人的身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合体中获得的。但是，社会结合体又不是固定的，或者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那样，社会不是完全被“缝合”起来的。如果社会结合体完全被固定起来，那么人的身份就被固定化，社会的差别乃至社会不平等就会被固定化。社会中的不同人群由于一种关系而结合起来，又会由于其他关系而结合起来。人们之间的这种结合常常是借助于相似的情况而结合起来的。人们就是要借助于这种相似性来颠覆社会差别，从而颠覆已经存在的等级结构。但是，虽然人们之间存在着这种相似性，但是这种相似性不是固定的，也不会构成一个永久的群体。人有许多特点，也有许多社会位置，有许多不同的观点（subject positions）。他们会在某个方面与一些人相似，而在其他方面与另一些人相似。因此，他既会与一些人构成一个群体，又会与另一人构成一个群体。 拉克劳和墨菲就是根据现代社会的这种特点构想了现代民主理论。在现代社会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运动，有些运动是与实现社会平等有关的，而有些运动与实现社会民主无关。甚至有些社会运动就是要把社会差别和社会等级凸显出来。一般来说，左派所强调的是民主，这就是要实现平等；而右派则强调自由，强调每个人在社会中借助于自己的自由权利而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社会主义主义要实现社会平等。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平等的实现不能再依靠工人阶级，而要依靠各种不同的人群。各种不同的人群有各种不同的利益或者不同的立场。它们有些是左派，有些是右派。但是，所有这些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的，所有的人都有多元的立场或者多元的位置。他们可以和多种不同的群体或者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社会主义的策略就是要通过领导权的实践，把这些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群体结合起来。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些不同的人结合起来呢？
他们提出了所谓的“等同的链条”。这就是在反对某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的时候中，这些不同的人群可以结合在一起。本来，反对环境污染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无关，但是左派也要让女性主义者加入到反对环境污染中来。比如说，他们强调环境污染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必然要减低成本，特别是环境成本。本来女性在社会中受压迫的形式和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元决定的。但是，左派可以把女性在社会中的受压迫地位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比如，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不愿意雇佣青年女工等。在这里，女性也承担了反对环境污染的任务（列宁意义上的领导权）。不仅如此，女性在这里还和绿色和平运动的人士结合在一起了（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不过，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这种结合不是必然的，固定的，而是一种暂时的结合。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把各种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进行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把这些社会运动引导到反对社会不平等中来。这种结合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并且都是临时性的。或许伯恩斯坦的一句话最能反应这种社会主义策略“运动就是一切，目的算不了什么”。在他们看来，人的身份是可以改变的。左派就是要利用各种社会运动，把各种不同的人结合起来，改变人的身份。在一个共同地反对某种社会不平等中，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身份，他们都在等同的链条中实现平等了。
由此，他们所提出的领导权的策略实际上就是把各种不同的社会人群结合在一起来推动社会民主运动。要掌握领导权就要善于运用各种意识形态、特别是某些空洞的口号（“漂浮的能指”）而把不同的人群结合在一起。领导权不是某个阶级固定拥有的，而像“主导能指”（又被译为主人能指）那样把各种漂浮的能指链接起来。一旦左派能够像“主导能指”那样把其他人都组织起来，并把它们纳入左翼运动中，那么左翼运动就赋予参与运动的人以身份（犹如漂浮的能指获得相对稳定的意义），它就能够领导这些人，并使社会运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可是，如果这些有差别的人们相互斗争而颠覆了这里的链接又将如何呢？拉克劳和墨菲承认这种链接是临时的，会随时解体。如果一种社会运动会随时解体，那么这种运动还能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吗？拉克劳和墨菲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需要回答。尽管拉克劳和墨菲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比如，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却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策略所具有的启发意义。现在我们国家搞市场经济，而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能实现社会主义所确定的社会公平的目标吗？如果能，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目标呢？拉克劳和墨菲的答案虽然不一定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它们却给我们提供了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列宁主义的思路，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责任编辑：胡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