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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金庸和日本的吉川英治创作的武侠类作品，均受到读者的喜爱，而且对两国的文学均产生重要的影响，但读过两位作家作品的读者可以发现，金庸和吉川英治作品中刻画、塑造的侠客形象和武士形象存在一定的差异，为对两位作家的作品产生深入的认识，笔者在本文针对金庸与吉川英治作品中侠客与武士的气质、英雄观、以及产生的社会意义进行比较分析，为读者进行文学作品分析提供参考。
关键词：金庸；吉川英治；侠客与武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02
前言：
金庸被成为华人武侠小说的泰山北斗，曾获得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等著名奖项，主要作品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等，成功塑造了令狐冲、张无忌、萧峰、胡斐等侠客形象。吉川英治被日本民众成为“国民作家”“百万人的文学”等，曾获从三位勋一等瑞宝章每日艺术奖，主要作品由《宫本武藏》、《新书太阁记》等，塑造出武藏、武田信玄等深入人心的武士形象，针对金庸作品中的侠客和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进行比较分析，不仅有利于理解其作品，而且对分析中日武侠文学也具有积极意义。
一、金庸与吉川英治作品中侠客与武士的气质比较
（一）金庸作品侠客更强调自由洒脱和伦理道德
气质主要从侠客的外形、行为和精神追求等方面体现，结合金庸的作品可以发现，其塑造的侠客在外型上均不拘一格，要么风度偏偏如张无忌、胡斐，要么随性自然如令狐冲、苗人凤等，但在行为上均强调勇敢无畏、忠心义胆，不忠不义是不可能成为侠客的[1]。例如《雪山飞狐》中，胡斐明知福康安举办的天下掌门人大会是“鸿门宴”，也要不惧危险参加，并在参加的过程中，为民除害，杀掉凤天南；《天龙八部》中萧峰虽然被辽国“大哥”加官封爵，但不能对宋不忠；《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虽然纯朴憨厚、木讷愚钝，但由于其忠肝义胆，不畏强权，所以也被视为侠客形象，可见，在金庸的作品中，侠客必须具备的气质就是忠心、义气和勇敢，只有具备三者才可能被视为侠客。另外，金庸认为侠客是为民请命，表达人民的心声，所以其虽然忠心，但不能受到封建社会的严重约束，换言之侠客是自由洒脱的，例如金庸笔下张无忌、令狐冲、萧峰、杨过等绝大部分的侠客均已退隐山林、行侠仗义为人生轨迹的结局。
（二）吉川英治作品武士更强调名誉和勇猛
吉川英治作品中塑造的武士是典型的传统武士道形象，即真诚、勇敢、善于复仇等，其通常为武士设计出幼时接受残酷的斯巴达训练，成长过程中注重“忠孝”，后期为荣誉、名誉而战或复仇的人生轨迹，例如《三国志》中的刘备形象等[2]。可见，吉川英治塑造的武士在气质上更强调名誉和勇猛，甚至认为武士为了名誉不惜牺牲生命，以剖腹等极端的行为守住名誉，这与金庸作品中侠客“退一步海阔天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人生信条明显不一致。另外，吉川英治塑造的武士形象虽然也会是金钱如粪土，吉川英治塑造的武士是直接以贫困为荣，换言之武士本身是被要求按照罪朴素、节俭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而非通过视金钱如粪土而体现出侠客洒脱的气质，这也是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气质与金庸作品中侠客气质的重要差异[3]。除此之外，吉川英治塑造的武士是强调勇猛的，这种勇猛包括滥杀无辜百姓，例如《宫本武藏》中，主人公武藏多次强调“百人斩”，这与金庸作品中爱护百姓、忠肝义胆的气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金庸作品中的侠客和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在气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其均要求此类人物具有勇、公正、仁爱等气质，所以在认识到两者气质差异的同时要肯定两者在此方面的相似性，这与人们对英雄人物的界定存在一致性和所处环境存在相似性具有密切的关系。
二、金庸与吉川英治作品中侠客与武士的英雄观比较
（一）金庸作品侠客更强调为国为民
金庸作品中的侠客必须具有保家卫国的豪情，必须有为民请命的责任感，例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临危受命，表现出的大将之风；《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虽然带领明军与统治王朝“元军”抵抗，但其是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等[4]。金庸作品中侠客这种为国为民的英雄形象通常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塑造：一种是，知恩图报，即“受人点水之恩，以涌泉相报”，例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在丐帮成员均对其进行横加指责之时，一心想着振兴丐帮，就是要报答前丐帮帮主的知遇之恩，后为丐帮请命，强化了在读者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一种是复仇，复仇在金庸的作品中被视为匡扶正义的行为，所以是正当合理的，例如《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虽然在早期杀害了大量无辜的人，但由于其以手刃仇人成昆为由，而且成昆的形象是典型的奸恶小人，所以谢逊也成为英雄的典型形象。一种是报恩，在金庸的作品中报恩通常与民族气结相练习，使个人的恩仇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进而成为英雄的形象，例如《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虽然将香香公主送给了乾隆，此行为并不值得提倡，但其以江山社稷为由，成就了英雄形象；《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甘愿为国为民而牺牲自我也是其英雄观的直接表达。
（二）吉川英治作品武士更强调忠君
吉川英治的作品也塑造出大量的英雄人物，但结合其《三国志》《新书太阁记》等作品可以发现，其塑造的武士主要是通过忠君表达其英雄观，例如《三国志》中的关羽，在刘备结发妻子被困期间，徒手杀死近30名曹军，就是塑造关羽武士英雄形象的重要体现[5]。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也强调对君主的忠诚，这与金庸笔下的侠客相一致，但其更加突出武士要忠君，必须用他人的鲜血洗刷皇室受到的屈辱，以此显示武士的武士道精神；另外，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为了尽忠君主，是可以违背孝道的，这与金庸笔下的侠客英雄形象也是存在明显差异的，例如武藏结交的武士朋友中，存在为达到自身忠君理想而将妻子卖到济源或将岳父杀害的人，这并不影响武藏对这些人的看法，甚至认为是志同道合之人，可见在吉川英治的作品中，英雄必须将忠君放在第一位，而且这是不可否定或质疑的，而在金庸作品中的侠客，必須同时兼顾忠君和孝道，如果违背孝道则不可能成为侠客。 可见在金庸和吉川英治的作品中，虽然侠客和武士均要代表统治阶级的意愿，但侠客更注重为民请愿，是站在民众的角度尽忠，换言之侠客自身也是建立在基层民众群体中，是人民群众中的代表人物[6]。而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是站在君主角度的英雄，其所采取的行为均要以保证君主的利益为前提，换言之英雄观是建立在武士行为是否对君主有利的基础上，而非对民众有利，从此角度可以认为吉川英治作品中的英雄是保护君主的英雄，而金庸作品中的侠客是保护国家的英雄。
三、金庸与吉川英治作品中侠客与武士的社会意义比较
（一）金庸作品侠客形象对推动中国文学发展意义突出
金庸作品中的武侠人物不仅个性鲜明，而且已经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形象，人们甚至将正义、仗义、为国为民、具有民族气节的任务自觉的设定为侠客，甚至对其出身、地位、外貌忽略不计，但需要注意的是，侠客在为民除害、锄强扶弱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藐视封建社会理法、扰乱社会统治秩序的行为，这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主观意愿是相违背的，所以在金庸的作品中，对侠客的命运结局通常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侠客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必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统治阶级打压甚至铲除，但如果其作为一种精神，应为有着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必然会不断的壮大，而且在国家发展、更替的过程中得到较好的集成和发扬[7]。结合我国近现代学者对“侠客”观点的激烈争辩可以发现，一味的肯定或否定侠客均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深化的情况下，所以侠客并未真正的从作品中走进生活，而是成为人们阅读文化作品后的精神寄托载体，或对封建社会进行批判的载体，从此角度可以发现，金庸作品中的武侠形象，似乎被定额在某一时期或被封锁于文学作品中，其可以在精神上给读者力量，使读者体会到正义、抵抗，可见其社会意义受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在文学作品内容、形式方面更加突出，而社会影响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吉川英治作品武士形象对推动社会担当理念意义突出日本虽然在明治维新后，将武士制度废除，但结合日本的发展可以发现，武士不仅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明治国家的领导核心也大部分为武士出身，换言之日本明治维新措施并不是在根本上消除了武士，而是通过一系列措施使武士得到了转型，使武士与新社会更好的融合。相比传统武士环境，现阶段武士道精神对日本也具有重要的影响，知识效忠的对象由原本的多种君主，集中于天皇；武士不在崇尚贫困，开始接触经济；武士精神开始向均是等领域渗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在现阶段仍具有存在的社会条件，读者通过对吉川英治作品中武士相关内容的阅读，可以了解武士的精神，进而在各自的生活领域结合实际需要适当的发挥武士精神，承担起相应的社会担当。可见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已经不在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现实生活，其更强调对读者的精神、行为引导，使读者感受到武士道精神的真谛，这是吉川英治作品中武士所发挥的社会意义与金庸作品中的侠客最大的不同，这主要取决于日本和我国的发展脉络存在差异。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虽然金庸和吉川英治在进行武侠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均有意识的通过侠客和武士人生轨迹的设计，塑造出当时人们“理想”中的英雄形象，但受文化理念、道德意识、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侠客和武士在气质、英雄观以及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所以在高度肯定金庸和吉川英治在武侠小说领域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应结合作者所处的立场和环境，对侠客和武士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以此准确的把握武侠小说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思言.中国武侠文学与日本武士文学比较研究[D].辽宁大学，2011.
[2]吴玉光.归化还是异化：金庸武侠小说的英译策略探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02：87-90.
[3]顾彬，杨青泉.“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75-80 174.
[4]李以建.金庸小说研究的前沿进展与体系构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88-93.
[5]谢立群，张永.论吉川英治《三国志》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12：13-16 30.
[6]文静.“武士”关羽——兼论吉川英治《三国志》[J].名作欣赏，2015，21：143-145.
[7]武鹏，高文汉.吉川英治《三国志》底本问题考究——兼考《通俗三国志》的底本问题[J].學术界，2016，07：105-113.
关键词：金庸；吉川英治；侠客与武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02
前言：
金庸被成为华人武侠小说的泰山北斗，曾获得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等著名奖项，主要作品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等，成功塑造了令狐冲、张无忌、萧峰、胡斐等侠客形象。吉川英治被日本民众成为“国民作家”“百万人的文学”等，曾获从三位勋一等瑞宝章每日艺术奖，主要作品由《宫本武藏》、《新书太阁记》等，塑造出武藏、武田信玄等深入人心的武士形象，针对金庸作品中的侠客和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进行比较分析，不仅有利于理解其作品，而且对分析中日武侠文学也具有积极意义。
一、金庸与吉川英治作品中侠客与武士的气质比较
（一）金庸作品侠客更强调自由洒脱和伦理道德
气质主要从侠客的外形、行为和精神追求等方面体现，结合金庸的作品可以发现，其塑造的侠客在外型上均不拘一格，要么风度偏偏如张无忌、胡斐，要么随性自然如令狐冲、苗人凤等，但在行为上均强调勇敢无畏、忠心义胆，不忠不义是不可能成为侠客的[1]。例如《雪山飞狐》中，胡斐明知福康安举办的天下掌门人大会是“鸿门宴”，也要不惧危险参加，并在参加的过程中，为民除害，杀掉凤天南；《天龙八部》中萧峰虽然被辽国“大哥”加官封爵，但不能对宋不忠；《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虽然纯朴憨厚、木讷愚钝，但由于其忠肝义胆，不畏强权，所以也被视为侠客形象，可见，在金庸的作品中，侠客必须具备的气质就是忠心、义气和勇敢，只有具备三者才可能被视为侠客。另外，金庸认为侠客是为民请命，表达人民的心声，所以其虽然忠心，但不能受到封建社会的严重约束，换言之侠客是自由洒脱的，例如金庸笔下张无忌、令狐冲、萧峰、杨过等绝大部分的侠客均已退隐山林、行侠仗义为人生轨迹的结局。
（二）吉川英治作品武士更强调名誉和勇猛
吉川英治作品中塑造的武士是典型的传统武士道形象，即真诚、勇敢、善于复仇等，其通常为武士设计出幼时接受残酷的斯巴达训练，成长过程中注重“忠孝”，后期为荣誉、名誉而战或复仇的人生轨迹，例如《三国志》中的刘备形象等[2]。可见，吉川英治塑造的武士在气质上更强调名誉和勇猛，甚至认为武士为了名誉不惜牺牲生命，以剖腹等极端的行为守住名誉，这与金庸作品中侠客“退一步海阔天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人生信条明显不一致。另外，吉川英治塑造的武士形象虽然也会是金钱如粪土，吉川英治塑造的武士是直接以贫困为荣，换言之武士本身是被要求按照罪朴素、节俭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而非通过视金钱如粪土而体现出侠客洒脱的气质，这也是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气质与金庸作品中侠客气质的重要差异[3]。除此之外，吉川英治塑造的武士是强调勇猛的，这种勇猛包括滥杀无辜百姓，例如《宫本武藏》中，主人公武藏多次强调“百人斩”，这与金庸作品中爱护百姓、忠肝义胆的气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金庸作品中的侠客和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在气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其均要求此类人物具有勇、公正、仁爱等气质，所以在认识到两者气质差异的同时要肯定两者在此方面的相似性，这与人们对英雄人物的界定存在一致性和所处环境存在相似性具有密切的关系。
二、金庸与吉川英治作品中侠客与武士的英雄观比较
（一）金庸作品侠客更强调为国为民
金庸作品中的侠客必须具有保家卫国的豪情，必须有为民请命的责任感，例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临危受命，表现出的大将之风；《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虽然带领明军与统治王朝“元军”抵抗，但其是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等[4]。金庸作品中侠客这种为国为民的英雄形象通常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塑造：一种是，知恩图报，即“受人点水之恩，以涌泉相报”，例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在丐帮成员均对其进行横加指责之时，一心想着振兴丐帮，就是要报答前丐帮帮主的知遇之恩，后为丐帮请命，强化了在读者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一种是复仇，复仇在金庸的作品中被视为匡扶正义的行为，所以是正当合理的，例如《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虽然在早期杀害了大量无辜的人，但由于其以手刃仇人成昆为由，而且成昆的形象是典型的奸恶小人，所以谢逊也成为英雄的典型形象。一种是报恩，在金庸的作品中报恩通常与民族气结相练习，使个人的恩仇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进而成为英雄的形象，例如《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虽然将香香公主送给了乾隆，此行为并不值得提倡，但其以江山社稷为由，成就了英雄形象；《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甘愿为国为民而牺牲自我也是其英雄观的直接表达。
（二）吉川英治作品武士更强调忠君
吉川英治的作品也塑造出大量的英雄人物，但结合其《三国志》《新书太阁记》等作品可以发现，其塑造的武士主要是通过忠君表达其英雄观，例如《三国志》中的关羽，在刘备结发妻子被困期间，徒手杀死近30名曹军，就是塑造关羽武士英雄形象的重要体现[5]。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也强调对君主的忠诚，这与金庸笔下的侠客相一致，但其更加突出武士要忠君，必须用他人的鲜血洗刷皇室受到的屈辱，以此显示武士的武士道精神；另外，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为了尽忠君主，是可以违背孝道的，这与金庸笔下的侠客英雄形象也是存在明显差异的，例如武藏结交的武士朋友中，存在为达到自身忠君理想而将妻子卖到济源或将岳父杀害的人，这并不影响武藏对这些人的看法，甚至认为是志同道合之人，可见在吉川英治的作品中，英雄必须将忠君放在第一位，而且这是不可否定或质疑的，而在金庸作品中的侠客，必須同时兼顾忠君和孝道，如果违背孝道则不可能成为侠客。 可见在金庸和吉川英治的作品中，虽然侠客和武士均要代表统治阶级的意愿，但侠客更注重为民请愿，是站在民众的角度尽忠，换言之侠客自身也是建立在基层民众群体中，是人民群众中的代表人物[6]。而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是站在君主角度的英雄，其所采取的行为均要以保证君主的利益为前提，换言之英雄观是建立在武士行为是否对君主有利的基础上，而非对民众有利，从此角度可以认为吉川英治作品中的英雄是保护君主的英雄，而金庸作品中的侠客是保护国家的英雄。
三、金庸与吉川英治作品中侠客与武士的社会意义比较
（一）金庸作品侠客形象对推动中国文学发展意义突出
金庸作品中的武侠人物不仅个性鲜明，而且已经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形象，人们甚至将正义、仗义、为国为民、具有民族气节的任务自觉的设定为侠客，甚至对其出身、地位、外貌忽略不计，但需要注意的是，侠客在为民除害、锄强扶弱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藐视封建社会理法、扰乱社会统治秩序的行为，这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主观意愿是相违背的，所以在金庸的作品中，对侠客的命运结局通常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侠客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必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统治阶级打压甚至铲除，但如果其作为一种精神，应为有着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必然会不断的壮大，而且在国家发展、更替的过程中得到较好的集成和发扬[7]。结合我国近现代学者对“侠客”观点的激烈争辩可以发现，一味的肯定或否定侠客均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深化的情况下，所以侠客并未真正的从作品中走进生活，而是成为人们阅读文化作品后的精神寄托载体，或对封建社会进行批判的载体，从此角度可以发现，金庸作品中的武侠形象，似乎被定额在某一时期或被封锁于文学作品中，其可以在精神上给读者力量，使读者体会到正义、抵抗，可见其社会意义受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在文学作品内容、形式方面更加突出，而社会影响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吉川英治作品武士形象对推动社会担当理念意义突出日本虽然在明治维新后，将武士制度废除，但结合日本的发展可以发现，武士不仅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明治国家的领导核心也大部分为武士出身，换言之日本明治维新措施并不是在根本上消除了武士，而是通过一系列措施使武士得到了转型，使武士与新社会更好的融合。相比传统武士环境，现阶段武士道精神对日本也具有重要的影响，知识效忠的对象由原本的多种君主，集中于天皇；武士不在崇尚贫困，开始接触经济；武士精神开始向均是等领域渗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在现阶段仍具有存在的社会条件，读者通过对吉川英治作品中武士相关内容的阅读，可以了解武士的精神，进而在各自的生活领域结合实际需要适当的发挥武士精神，承担起相应的社会担当。可见吉川英治作品中的武士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已经不在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现实生活，其更强调对读者的精神、行为引导，使读者感受到武士道精神的真谛，这是吉川英治作品中武士所发挥的社会意义与金庸作品中的侠客最大的不同，这主要取决于日本和我国的发展脉络存在差异。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虽然金庸和吉川英治在进行武侠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均有意识的通过侠客和武士人生轨迹的设计，塑造出当时人们“理想”中的英雄形象，但受文化理念、道德意识、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侠客和武士在气质、英雄观以及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所以在高度肯定金庸和吉川英治在武侠小说领域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应结合作者所处的立场和环境，对侠客和武士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以此准确的把握武侠小说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思言.中国武侠文学与日本武士文学比较研究[D].辽宁大学，2011.
[2]吴玉光.归化还是异化：金庸武侠小说的英译策略探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02：87-90.
[3]顾彬，杨青泉.“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75-80 174.
[4]李以建.金庸小说研究的前沿进展与体系构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88-93.
[5]谢立群，张永.论吉川英治《三国志》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12：13-16 30.
[6]文静.“武士”关羽——兼论吉川英治《三国志》[J].名作欣赏，2015，21：143-145.
[7]武鹏，高文汉.吉川英治《三国志》底本问题考究——兼考《通俗三国志》的底本问题[J].學术界，2016，07：10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