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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苏格兰人Tracey Fallon在爱丁堡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是从《新编汉语教程》中的“你好”、“谢谢”开始的。而学汉语的经历，为她后来在英格兰一家国际办公室工作铺打下了基础。
Tracey记得，在自己接触到的汉语教材中，出现得最多的人物是银行职员、企业经理和自由职业者，她最为了解的名人，是姚明和刘翔；而如果时光倒流60年，她认识的中国人则将会是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最为耳熟能详的名人是鲁迅和郭沫若，当然，还有毛泽东。
事实上，中国现代对外汉语的教学之路，始于1950年清华大学开办的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现在，大家好奇的是，在过去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对外汉语教材经历了怎样的改变？
以政治为纲
1958年，一个没有姓名的德国留学生来到了北京大学学习中文。那个时候，中国正在中共中央“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这名德国人善于从劳动人民那里汲取知识。他去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访问一位老农民黄老九，听黄讲述自己翻身后当上合作社组长的故事。他还参加了十多万人的群众国庆节游行，跟着人群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同一位在半年内体重增加了4公斤的中国人分享各自的国家发展经验。课余时间，他观赏了电影《为了和平》、话剧《白毛女》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作品。
以上是《汉语教科书》（上、下）（1959年德文注释版，时代出版社）中描述的景象。那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对外汉语教科书，也是第一部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对外汉语教材。
这部教材的主要编者是留美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邓懿先生。但在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和那个没有名字的德国人一样，该书的编者署名是“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因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并入北京大学），个人面目模糊不清。
和那个幸福的德国人不同的是，课本出版那年，邓懿已被打为“漏网右派”、“美国特务”。
“每个时代的教材都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一位曾任北语（北京语言学院，后改名“北京语言大学”）院长和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负责人的学者说，“文革”结束前，通过对外汉语教学推广主义、输出革命是一项重要任务。彼时来华学习汉语的主力是公费的亚非拉留学生，也有少量自费的欧美学生。
1971年到1977年期间，由于之前编写的教材均被定为“封、资、修”，北语在周恩来“速编速印”的四字方针下，迅速组织人马推出了《基础汉语》（上、下）和《汉语课本》（上、下）。
这两部“以政治思想为纲”的教材中，除了毛主席语录，雷锋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貌也大量体现，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的方针也得到具体实施。
开门办学
1980年，中国留学生丁云出国留学，认识了正在当地学习汉语的帕兰卡和她的男朋友古波。他们一起喝咖啡，看球赛，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参加了中国驻外使馆举行的招待会。
这是《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下简称《实汉1》，1981年，商务印书馆）里描写的情节。三位从国外教学归来的北语教师——刘珣、邓恩明和刘社会一起编写了这部“走出国门”的教材。
“为什么要起名古波、帕兰卡？”刘珣说，“外国人学汉语语音的时候，区别g/k、b/p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一个难点，我们就故意起了Gubo、Palanka这样的名字，让他们练习。”
在保留传统语法结构的基础上，教材吸收了彼时欧洲流行的以交际实用为目的功能法，同时辅以介绍中国文化，构成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新型教材。
“和之前的教材相比，这部教材第一册的场景设置在国外，而且故事的主人公有了具体的人名，”刘珣说，“当时我没有说古波是哪国人，其实主要指的还是美国。”
在该书第一册的结尾，编者们让古波和帕兰卡登上飞机，来到北京旅游、购物和过年。古波的父母布朗夫妇也被称为“先生、太太”——在以前教材里，成人间均互称“同志”。
而“厕所”、“大小便”这种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词也在书中出现了。后来有美国朋友对刘珣说：“我们终于会上厕所大小便了。”
基于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刘珣在1986年安排了布朗夫妇来中国旅游（《实汉3、4》）。来华生活学习的外国人，终于在改革开放后有机会打破仅仅在北京生活的小圈子，他们游览了长江三峡，在上海南京路“小花园”鞋店买了绣花鞋，在杭州西湖听了许仙和白素贞的故事，然后在丁云家里过中秋节。
长城、故宫、黄河、长江，常常是外国人必去的旅游胜地，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对外汉语教材中。“长城，是中国的一个表征。”Tracey说。
在布朗夫妇来华旅游的同时，加藤隆则——现任日本《读卖新闻》中国总局局长——也在这年3月底来到中国。他来之前先在东京羽田机场附近的日航酒店打了几十天工，每天挣1万日元（可以满足在中国一个月的学习生活费用）。
“刚到北语的时候，我就领到一套免费的精装书。”加藤隆则指着书架上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日文版，1977年印刷）对《南都周刊》记者说，“这些书当时都没看过。现在我经常拿出来看，就像我现在经常看《人民日报》一样。”
加藤隆则的学生证至今还保留着：学号86B005，自费。他跟着“很有才华”的刘珣学习。
加藤隆则不太记得当时的课本的样子，只有一句最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86年下半年，他在东北和新疆的旅行让他受益匪浅，通过跟各行各业的中国普通人聊天，以此提高汉语水平。十七年后，另一个加藤——加藤嘉一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到流利的汉语。这很符合“开门办学”的方针。
令《南都周刊》记者惊诧的是，加藤隆则抱出7本当年写的日记。“‘娘’是妈妈，但在日语里是女儿的意思，我要记下来。这是当年抄写的北京的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济南槐荫区打破铁饭碗、五好家庭观念待更新、认真学习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一张报纸一杯茶。哈，这是《两只老虎》！”加藤隆则唱了一遍。 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博士的韩国人金宰贤最近出版了一本用汉语写的书《中国，我可以对你说不吗？》金宰贤在韩国学习中文的教材是风靡至今的《汉语会话301句》，但汉语的长足进步还是他在中国居住的九年时间，大半个中国的旅行中让他现在已能流利与中国人交流。
“走出去”学习汉语的另一位佼佼者是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他在1996年到1998年在重庆涪陵师范专科学院（现长江师范大学）教中国学生英文。学习汉语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插旗山上的横幅是检验他汉语进步的重要参照：“Teaching 育 people, 管理育 people，服务育people，Environment 育 people”在他的汉语学习中逐渐变成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更难一点：“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教育是强国之本。”
在细致入微的观察中，何伟比很多外国人明白中国人的一些隐秘的生活工作细节。他敏锐地捕捉到：在中国“坚持”一种理论比“了解”它更为关键；夏天的最高气温可能含有政府控制的成分；在中国要经常打制度的擦边球，事后原谅要比事前许可容易得多。
新旧《实汉》
《实汉》出版后不久，就长期占据国外汉语教材的主要地位。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古波和帕兰卡的名字随着这部教材响彻国外的汉语课堂，就像Lily和Lucy在中国的英语课堂一样。
“教材一般用了5年就需要更新，但这部教材20年没有更新。”刘珣说，“《实汉》教材里所介绍的文化也显得过时了。开始编的时候，我们刚改革开放，虽然没有了过去教材中明显的政治色彩，但还有人民公社、生产队等词汇。”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都先后编出了非常适合本国人学习的本土化教材，《实汉》在美国的使用率开始下滑。在国家汉办的支持下，刘珣等人又于2001年开始编写《新实用汉语课本》（下简称《新实汉》）。
《新实汉》作为国家汉办的规划教材，第一册出版了九种外语注释本，北语还出版了繁体字版。虽然起名是《新实汉》，但其实完全是重新编写的课本，而不是《实汉》的修订本。
“主人公丁力波是和新旧《实汉》之间唯一的联系。当时我们想，古波和帕兰卡学了20年汉语，都已经40岁了，在新课本里不能让他们从头学起了，应该是让他们的孩子继续学汉语。我们在加拿大考察的时候，他们建议让古波和丁云结婚，第二代就可以双语双文化。我们觉得这好啊，于是就有了‘丁力波’这个新主人公的名字，也有了加拿大国籍。”刘珣说。
就这样，丁云“横刀夺爱”，从她的朋友帕兰卡手中抢走了古波。丁力波总是对人提及“我的爸爸古波”，并在第14课给他的母亲丁云打电话。通过这个安排，刘珣把跨越20年的两部教材联系在一起。
和丁力波一起来北语的还有美国人马大为、英国人林娜。他们认识了一个中国记者和两个中国学生。马大为结识了一位中国女朋友“小燕子”——借用了（或许是巧合）2000年前后风靡中国的《还珠格格》中主人公的名字。
“中外文化对比是这套教材的一大特点。”刘珣说，“《你听，他叫我太太》这篇讲的是澳大利亚洋女婿第一次见中国农村的老岳母，不愿意喊‘妈妈’而是喊‘太太’，让老人家很不高兴。到了第二次，老太太也改革开放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称呼。《没有说出的爱》讲的是中国人表达爱情的含蓄，这和马大为对小燕子一口一个‘亲爱的’形成了冲突。”
丁力波在北京的购物地点则从专供外国人购物的友谊商店变成了开放的“秀水街”，老师告诉他们可以“同商家砍价”。
三年的学习中，丁力波学到了几首中国民歌：《康定情歌》、《茉莉花》、《在那遥远的地方》、《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内外有别
《新实汉》教材编写时正值北京奥运会刚申办成功。丁力波在中国看到了北京大爷大妈在申奥成功之后学习英语的高涨热情。奥运会对汉语教材市场的繁荣起了极大促进作用，刘翔的名字漫无节制地丰富着各版本的对外汉语教材。
在多元化的潮流中，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和国际热点也会被纳入教材中。犯罪、网络、老龄化、政治等热门话题纷纷入选中高级汉语教材。《高级汉语阅读教程》（2009年，北大）介绍了中美政治制度、索马里海盗、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等，当然也少不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和颁奖仪式。
文化差异依然是难以克服的问题，即使是最简单的“问候语”。面对“赞扬”时，外国人从汉语教材中学到的标准回复是“谢谢”，而不是“哪里，哪里。”直到进入《实汉2》，面对华人的赞美声，古波才熟练地说：“哪里，还差得远呢。”
“初学汉语的外国人是很难理解‘哪里哪里’的。”刘珣说，“同样，他们也不了解‘吃了吗？’‘干吗呢？’这种中国人打招呼的含义，面对陌生人，他们通常还是说‘你好’。”
在好奇心驱使下，外国人也会更易察觉到中国在对待某些问题上是内外有别的。这种情况在对外汉语教材中也有体现，如外国人从《汉语精读教程》（2006年，北大）中了解到的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和中国学生学到的就不一样。
对外汉语的中高级教材中常常会涉及到计划生育问题。《这样阅读6》（2008年，北语）甚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文收录。
“计划生育是必须要讲的。”刘珣说，“国外很多人对计划生育不理解。实施计划生育虽然有痛苦，但确实很有必要。中国人口增加如不加控制，中国的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对外汉语）教材应该帮助外国学习者了解中国的这一国情。”
也有一些禁忌。“在教材中，我们要尽量避免在课堂上挑起争论，比如有些政治、宗教、意识形态问题，但介绍知识类的可以。”刘珣说。
Tracey说：“教材都是有选择性的，不仅在汉语教材中，在对外英语和法语教材中也会出现。在初级语言教材中，通常都会呈现一个积极的完美世界。”
“以你自己的体验来看，你在对外汉语中了解到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一样吗？”《南都周刊》记者问。
“Well，”Tracey笑着说，“教材会帮助你了解一点中国，但要是想深入了解，你最好还是自己来一趟。你会发现现实与教材有关系，但会有不同。”
“外国人学汉语语音的时候，区别g/k、b/p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一个难点，我们就故意起了Gubo、Palanka这样的名字，让他们练习。”
1981年，刘珣和另外两位从国外教学归来的北语教师——邓恩明和刘社会一起编写了一部“走出国门”的教材：《实用汉语课本》；2001年开始，刘珣等人又开始编写《新实用汉语课本》。
Tracey记得，在自己接触到的汉语教材中，出现得最多的人物是银行职员、企业经理和自由职业者，她最为了解的名人，是姚明和刘翔；而如果时光倒流60年，她认识的中国人则将会是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最为耳熟能详的名人是鲁迅和郭沫若，当然，还有毛泽东。
事实上，中国现代对外汉语的教学之路，始于1950年清华大学开办的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现在，大家好奇的是，在过去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对外汉语教材经历了怎样的改变？
以政治为纲
1958年，一个没有姓名的德国留学生来到了北京大学学习中文。那个时候，中国正在中共中央“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这名德国人善于从劳动人民那里汲取知识。他去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访问一位老农民黄老九，听黄讲述自己翻身后当上合作社组长的故事。他还参加了十多万人的群众国庆节游行，跟着人群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同一位在半年内体重增加了4公斤的中国人分享各自的国家发展经验。课余时间，他观赏了电影《为了和平》、话剧《白毛女》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作品。
以上是《汉语教科书》（上、下）（1959年德文注释版，时代出版社）中描述的景象。那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对外汉语教科书，也是第一部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对外汉语教材。
这部教材的主要编者是留美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邓懿先生。但在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和那个没有名字的德国人一样，该书的编者署名是“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因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并入北京大学），个人面目模糊不清。
和那个幸福的德国人不同的是，课本出版那年，邓懿已被打为“漏网右派”、“美国特务”。
“每个时代的教材都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一位曾任北语（北京语言学院，后改名“北京语言大学”）院长和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负责人的学者说，“文革”结束前，通过对外汉语教学推广主义、输出革命是一项重要任务。彼时来华学习汉语的主力是公费的亚非拉留学生，也有少量自费的欧美学生。
1971年到1977年期间，由于之前编写的教材均被定为“封、资、修”，北语在周恩来“速编速印”的四字方针下，迅速组织人马推出了《基础汉语》（上、下）和《汉语课本》（上、下）。
这两部“以政治思想为纲”的教材中，除了毛主席语录，雷锋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貌也大量体现，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的方针也得到具体实施。
开门办学
1980年，中国留学生丁云出国留学，认识了正在当地学习汉语的帕兰卡和她的男朋友古波。他们一起喝咖啡，看球赛，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参加了中国驻外使馆举行的招待会。
这是《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下简称《实汉1》，1981年，商务印书馆）里描写的情节。三位从国外教学归来的北语教师——刘珣、邓恩明和刘社会一起编写了这部“走出国门”的教材。
“为什么要起名古波、帕兰卡？”刘珣说，“外国人学汉语语音的时候，区别g/k、b/p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一个难点，我们就故意起了Gubo、Palanka这样的名字，让他们练习。”
在保留传统语法结构的基础上，教材吸收了彼时欧洲流行的以交际实用为目的功能法，同时辅以介绍中国文化，构成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新型教材。
“和之前的教材相比，这部教材第一册的场景设置在国外，而且故事的主人公有了具体的人名，”刘珣说，“当时我没有说古波是哪国人，其实主要指的还是美国。”
在该书第一册的结尾，编者们让古波和帕兰卡登上飞机，来到北京旅游、购物和过年。古波的父母布朗夫妇也被称为“先生、太太”——在以前教材里，成人间均互称“同志”。
而“厕所”、“大小便”这种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词也在书中出现了。后来有美国朋友对刘珣说：“我们终于会上厕所大小便了。”
基于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刘珣在1986年安排了布朗夫妇来中国旅游（《实汉3、4》）。来华生活学习的外国人，终于在改革开放后有机会打破仅仅在北京生活的小圈子，他们游览了长江三峡，在上海南京路“小花园”鞋店买了绣花鞋，在杭州西湖听了许仙和白素贞的故事，然后在丁云家里过中秋节。
长城、故宫、黄河、长江，常常是外国人必去的旅游胜地，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对外汉语教材中。“长城，是中国的一个表征。”Tracey说。
在布朗夫妇来华旅游的同时，加藤隆则——现任日本《读卖新闻》中国总局局长——也在这年3月底来到中国。他来之前先在东京羽田机场附近的日航酒店打了几十天工，每天挣1万日元（可以满足在中国一个月的学习生活费用）。
“刚到北语的时候，我就领到一套免费的精装书。”加藤隆则指着书架上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日文版，1977年印刷）对《南都周刊》记者说，“这些书当时都没看过。现在我经常拿出来看，就像我现在经常看《人民日报》一样。”
加藤隆则的学生证至今还保留着：学号86B005，自费。他跟着“很有才华”的刘珣学习。
加藤隆则不太记得当时的课本的样子，只有一句最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86年下半年，他在东北和新疆的旅行让他受益匪浅，通过跟各行各业的中国普通人聊天，以此提高汉语水平。十七年后，另一个加藤——加藤嘉一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到流利的汉语。这很符合“开门办学”的方针。
令《南都周刊》记者惊诧的是，加藤隆则抱出7本当年写的日记。“‘娘’是妈妈，但在日语里是女儿的意思，我要记下来。这是当年抄写的北京的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济南槐荫区打破铁饭碗、五好家庭观念待更新、认真学习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一张报纸一杯茶。哈，这是《两只老虎》！”加藤隆则唱了一遍。 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博士的韩国人金宰贤最近出版了一本用汉语写的书《中国，我可以对你说不吗？》金宰贤在韩国学习中文的教材是风靡至今的《汉语会话301句》，但汉语的长足进步还是他在中国居住的九年时间，大半个中国的旅行中让他现在已能流利与中国人交流。
“走出去”学习汉语的另一位佼佼者是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他在1996年到1998年在重庆涪陵师范专科学院（现长江师范大学）教中国学生英文。学习汉语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插旗山上的横幅是检验他汉语进步的重要参照：“Teaching 育 people, 管理育 people，服务育people，Environment 育 people”在他的汉语学习中逐渐变成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更难一点：“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教育是强国之本。”
在细致入微的观察中，何伟比很多外国人明白中国人的一些隐秘的生活工作细节。他敏锐地捕捉到：在中国“坚持”一种理论比“了解”它更为关键；夏天的最高气温可能含有政府控制的成分；在中国要经常打制度的擦边球，事后原谅要比事前许可容易得多。
新旧《实汉》
《实汉》出版后不久，就长期占据国外汉语教材的主要地位。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古波和帕兰卡的名字随着这部教材响彻国外的汉语课堂，就像Lily和Lucy在中国的英语课堂一样。
“教材一般用了5年就需要更新，但这部教材20年没有更新。”刘珣说，“《实汉》教材里所介绍的文化也显得过时了。开始编的时候，我们刚改革开放，虽然没有了过去教材中明显的政治色彩，但还有人民公社、生产队等词汇。”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都先后编出了非常适合本国人学习的本土化教材，《实汉》在美国的使用率开始下滑。在国家汉办的支持下，刘珣等人又于2001年开始编写《新实用汉语课本》（下简称《新实汉》）。
《新实汉》作为国家汉办的规划教材，第一册出版了九种外语注释本，北语还出版了繁体字版。虽然起名是《新实汉》，但其实完全是重新编写的课本，而不是《实汉》的修订本。
“主人公丁力波是和新旧《实汉》之间唯一的联系。当时我们想，古波和帕兰卡学了20年汉语，都已经40岁了，在新课本里不能让他们从头学起了，应该是让他们的孩子继续学汉语。我们在加拿大考察的时候，他们建议让古波和丁云结婚，第二代就可以双语双文化。我们觉得这好啊，于是就有了‘丁力波’这个新主人公的名字，也有了加拿大国籍。”刘珣说。
就这样，丁云“横刀夺爱”，从她的朋友帕兰卡手中抢走了古波。丁力波总是对人提及“我的爸爸古波”，并在第14课给他的母亲丁云打电话。通过这个安排，刘珣把跨越20年的两部教材联系在一起。
和丁力波一起来北语的还有美国人马大为、英国人林娜。他们认识了一个中国记者和两个中国学生。马大为结识了一位中国女朋友“小燕子”——借用了（或许是巧合）2000年前后风靡中国的《还珠格格》中主人公的名字。
“中外文化对比是这套教材的一大特点。”刘珣说，“《你听，他叫我太太》这篇讲的是澳大利亚洋女婿第一次见中国农村的老岳母，不愿意喊‘妈妈’而是喊‘太太’，让老人家很不高兴。到了第二次，老太太也改革开放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称呼。《没有说出的爱》讲的是中国人表达爱情的含蓄，这和马大为对小燕子一口一个‘亲爱的’形成了冲突。”
丁力波在北京的购物地点则从专供外国人购物的友谊商店变成了开放的“秀水街”，老师告诉他们可以“同商家砍价”。
三年的学习中，丁力波学到了几首中国民歌：《康定情歌》、《茉莉花》、《在那遥远的地方》、《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内外有别
《新实汉》教材编写时正值北京奥运会刚申办成功。丁力波在中国看到了北京大爷大妈在申奥成功之后学习英语的高涨热情。奥运会对汉语教材市场的繁荣起了极大促进作用，刘翔的名字漫无节制地丰富着各版本的对外汉语教材。
在多元化的潮流中，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和国际热点也会被纳入教材中。犯罪、网络、老龄化、政治等热门话题纷纷入选中高级汉语教材。《高级汉语阅读教程》（2009年，北大）介绍了中美政治制度、索马里海盗、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等，当然也少不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和颁奖仪式。
文化差异依然是难以克服的问题，即使是最简单的“问候语”。面对“赞扬”时，外国人从汉语教材中学到的标准回复是“谢谢”，而不是“哪里，哪里。”直到进入《实汉2》，面对华人的赞美声，古波才熟练地说：“哪里，还差得远呢。”
“初学汉语的外国人是很难理解‘哪里哪里’的。”刘珣说，“同样，他们也不了解‘吃了吗？’‘干吗呢？’这种中国人打招呼的含义，面对陌生人，他们通常还是说‘你好’。”
在好奇心驱使下，外国人也会更易察觉到中国在对待某些问题上是内外有别的。这种情况在对外汉语教材中也有体现，如外国人从《汉语精读教程》（2006年，北大）中了解到的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和中国学生学到的就不一样。
对外汉语的中高级教材中常常会涉及到计划生育问题。《这样阅读6》（2008年，北语）甚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文收录。
“计划生育是必须要讲的。”刘珣说，“国外很多人对计划生育不理解。实施计划生育虽然有痛苦，但确实很有必要。中国人口增加如不加控制，中国的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对外汉语）教材应该帮助外国学习者了解中国的这一国情。”
也有一些禁忌。“在教材中，我们要尽量避免在课堂上挑起争论，比如有些政治、宗教、意识形态问题，但介绍知识类的可以。”刘珣说。
Tracey说：“教材都是有选择性的，不仅在汉语教材中，在对外英语和法语教材中也会出现。在初级语言教材中，通常都会呈现一个积极的完美世界。”
“以你自己的体验来看，你在对外汉语中了解到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一样吗？”《南都周刊》记者问。
“Well，”Tracey笑着说，“教材会帮助你了解一点中国，但要是想深入了解，你最好还是自己来一趟。你会发现现实与教材有关系，但会有不同。”
“外国人学汉语语音的时候，区别g/k、b/p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一个难点，我们就故意起了Gubo、Palanka这样的名字，让他们练习。”
1981年，刘珣和另外两位从国外教学归来的北语教师——邓恩明和刘社会一起编写了一部“走出国门”的教材：《实用汉语课本》；2001年开始，刘珣等人又开始编写《新实用汉语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