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家电下乡政策是新时期国家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而采取的一项逐渐惠及民生的政策。结合对陕西省七个村的调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视角对家电下乡的实施进行考察,发现农民购买欲望与实际购买行为存在矛盾,基层政府在政策实施上不到位与政策价值预期存在矛盾,农村经济发展不足与面临货币压力存在矛盾,因此,需要采取积极措施破解这些实践困境。
关键词:家电下乡政策;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1494(2010)04-0099-04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的逐步放缓,国际市场对于家电消费的需求逐渐受到限制。如何通过一定的政策与刺激手段扩大内需成为现实的选择。而农村消费领域,由于各种限制一直没有被很好的开发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家电下乡的最初想法是依靠财政补贴、激活农民的购买力,扩大农村消费,从而促进内需和外需的协调发展。因此,家电下乡意义重大。当然,家电下乡在实施过程中也凸显了改善民生、促进行业发展、落实节能减排以及完善农村生产和流通服务体系等等连带作用。尤其在改善民生方面,作用明显,在政策走向上趋于惠农。本文结合对陕西省靖边、绥德、米脂、延川、泾阳、蓝田、略阳等七个县的七个村庄①的调查,对家电下乡政策做一次理论与实践上的反思,旨在发现政策背后的实践困境。
一、欲望与行为的矛盾:家电下乡中的动机悖论
家电下乡政策的市场对象是农村,而销售对象是农民这一微观群体。那么作为个体的农民在面对下乡家电是抱着什么样的动机呢?在陕西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许多农户对于下乡家电是有购买欲望的,但是却持观望态度,而没有实际购买行为,于是就出现了想买而又不能买的动机悖论。
这些想购买但没有购买的农户,之所以没有购买,以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家电质量与价格,害怕受骗等等。实际上,在笔者与农户的接触中发现,价格与质量在农村这个特殊的场域往往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说辞或者借口。尽管有些地方下乡家电在质量与服务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与缺陷,但是它们并不是解释农户观望态度的有力因素。实际上,传统的乡村社会行为取向更多的是受周围农户的影响,于是就有了我们所说的农民的从众心理、乡村社会的示范效应。“质量”这一抽象的符号,对于深受传统文化传承影响的保守的农民来说实在太遥远了。现代市场中的家电由于在制造上的精密性和复杂性,使得农民无法触及也不愿触及这个技术性超强的领域。所以质量的好坏,农民是无法判断的。事实上,农民所谓的质量与价格,不是取决于商品本身,而是取决于周围购买下乡家电的农户的态度。基于分析上的需要,笔者依据不同农户的需求情况和购买能力将农户分为九种类型,这九种类型又可以划分为“门槛”类和“面子”类两大类,其中“门槛”类有强需求强能力、强需求中能力、中需求强能力、中需求中能力四种;“面子”类有弱需求强能力、弱需求中能力、弱需求弱能力、中需求弱能力、强需求弱能力五种。
所谓的门槛类与面子类,实际上是依据农户的购买行为的两个阶段,即前期的格兰诺维奇的“门槛”模型和后期的“面子”模型。在一个村庄场域内部,一个农户的行动往往取决于其它农户的行为,即有多少农户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格兰诺维奇将其定义为“门槛”即“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者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的决定;这一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1]38他认为门槛模型处理了两个博弈论无法解释的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一是个人偏好的明显不同,一是个人决定的相互影响。”[1]55对于观望中的门槛类型的每个农户依据不同的欲求和能力,在自己心中都有着自己不同的门槛数量。实际上,第一个购买下乡家电的农户往往是具有强需求强能力的农户,即第一个人的门槛数量是0,而当第二个农户的门槛数量是1的时候,依次类推,就会出现在一定需求与能力支配条件下的多数农户的购买行为。这种门槛模型所揭示的情况往往是在满足一定的需求与购买能力的基础上,即只能在上述的“门槛”类中起作用。当所有有一定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的农户都有了适合自己的门槛数量的时候,门槛模型就会达到饱和,示范效应将不再起主导作用。“面子”类型中的农户没有自己独立的和不同的门槛数量,这些农户的行动时多基于传统习俗中的面子。中国人所谓的“面子”多指“一个个体单位在其社会圈内所展示的形象类型及其程度”[2]。在乡村社会内部,当一个个体所表现出的形象达到了乡村社会内部的道德与习俗的规范标准时,他就会被与他交往的人看得起,至少他本人是这样认为的,这样他就是有面子的。由此一来,“面子在根本上是一种由于个体单位表现出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2]如“别人家都有了,我们家还没有,太没面子了”,“家里虽然没钱,村里差不多每家都有了,就是借钱也得买”的现象。这些农户购买家电的动机并不是基于自家的需求与经济能力的考虑,而是更多的将家电看成是一种面子和地位的象征,即使买了之后没什么用。
当然,如果家电下乡的门槛模型没有打开就会出现陕西家电下乡的窘况,即欲望与行为的悖论。这种情况与政策宣传和动员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当门槛模型没有打开的时期,面子模型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有些村民碍于面子,怕在其他人面前因为不懂技术操作而丢脸,对于电视上看到的家电下乡宣传也就不敢去咨询和购买。同时,认为一些家电如电冰箱、洗衣机都是城市用的,一个大老粗的农民用它,怕别人笑话。实际上,这里反映的下乡家电与农村生活的不协调。农民对此并不习惯,单独的购买行为,害怕会招来别人的非议。这里也揭示出城乡之间断裂的痕迹,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家电,尤其是电冰箱、热水器,作为现代生活的代表符号。农户往往表现出对其的陌生感与疏离感,并没有将其看成是自身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大部分时间农户是用不到它们的。
二、政策价值与政策实施的矛盾:家电下乡中农民的困惑
家电下乡实际上是三方利益的博弈,即政府、商家与农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初期,往往更多的体现的是政府与商家之间的博弈,即要确定谁来出售家电商品、如何进行管理以及商家在实施过程中应该遵照什么样的规则与应该具有的责任等等。当政策实施之后,就出现了农户与商家的博弈、农户与政府的博弈以及政府与商家博弈的一个互动,即补贴标准、销售与购买的动力、如何宣传、补贴程序等等。实际上,政府在商家与农户之间应该扮演着协调与市场监管的角色,同时它本身应该具有相应的宣传与动员责任,因为毕竟家电下乡是国家的一项惠农政策和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并不单纯的是商家与农户之间的互动与博弈。然而地方政府往往将家电下乡看成是商家与农民的事情,涉及的是商家与农户的利益,与政府并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就出现了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不作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就出现了政策价值与政策实施之间的矛盾。所谓政策价值,概指农户对该政策的目标评价,即家电下乡在农户看来是对农户有利,政策是好的。
但政策实施上,由于地方政府工作的不到位,甚至不作为,导致了好政策变成坏政策,这种价值与结果之间的对立、好政策与坏政策的上下对比,就体现了政策价值与政策实施之间的矛盾。陕西省自从启动家电下乡以来,在宣传上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召开座谈会、经验交流会以及组织相关部门与机构下乡宣传。但是这些宣传仅仅停留在省对市县一级上。一些下乡宣传,形式往往大于内容。大部分的县一级相关部门虽然出台了家电下乡的实施方案,但是基本上都缺少相应的有效的宣传措施。有些县乡可能就没有做过宣传。
从陕西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农户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获取信息的。在七个县102份问卷中提到政府宣传的仅有7例,而电视新闻则占52%。实际上,据村民反应,大部分的家电下乡宣传都集中在县城附近的区域,而且送货区域大约在县城周边4里左右。乡镇一级市场很少有专门的关于家电下乡的宣传。②所以在宣传上,政府就显得很消极。在陕北的调查中发现部分村庄组织不健全,甚至没有完整的村庄建制,村干部对于村务也几乎不太过问。同时,乡镇一级不作为现象严重,一些乡镇干部只有星期一才上班,平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县城,导致乡镇一级职能丧失。据有些村民反映,在陕北的一些地方县不管乡,乡不管村,村不管民。这种“三不管”的现象对于政策的执行与实施是致命的打击,是好政策变成坏政策的最主要的原因。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作为与不作为往往决定了政策的最终目标能否达成。
一直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早期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央将地方的财政和资源抽走,而将政策的具体执行下放到地方,使得地方因资源和财力的缺乏而无法很好的开展工作,形成了地方财政与工作的不匹配。从而,塑造了民众心目中的好中央坏地方的认知模式,即中央将好事都揽在自己身上,将坏事都推到了地方身上。实际上,据笔者在陕西的调查来看,并不是有些学者描述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主要是乡镇一级形同虚设,无所作为,甚至乱作为。在它们看来,“天高皇帝远”,许多基层政府部门在组织、行政以及管理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农业税废除以前,地方政府的往往通过往向上“截流”的办法获得相应的“收入”。农业税废除以后,特别是各种惠农政策的出台,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出现了向下“截流”的办法,即许多中央的惠农补贴款都无法到达或者不能足额到达农户手中。向下“截流”,截下来的不仅仅是一些款项,截下的是国家的政策。地方政府的这种不作为甚至恶为,才是农户建构“好中央坏地方”认知模式的根本原因所在。从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中一些基层政府的不作为、少作为,也折射出政策价值与政策实施之间的落差。
三、经济发展不足与刺激消费之间的矛盾
家电下乡政策的出现始于刺激国内消费,扩大内需。这也是家电下乡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村越来越广泛地被卷入市场化与社会化的漩涡之中。而这一漩涡的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刺激的场域。在这个场域内,作为市场化符号的现代商品,使仍旧依靠传统种养业的农村地区面临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这一支出压力的动力之源就是市场化场域内的现代商品、生活以及观念的刺激。实际上,市场化的商品不仅仅指代以实体存在的可见的商品,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消费理念以及随着市场化而来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等都是市场化的商品。这种面临巨大货币支出压力的农民就是社会化小农③。
由于长期城乡二元结构而造成的城乡断裂,以及城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使得受货币支出压力困扰的社会化小农呈现出“受困——突围——再受困——再突围”的波浪式的循环怪圈之中。而每次循环又是更高一级货币支出压力的形成。关于社会化小农下的货币支出压力,有些学者认为,当小农受货币支出压力的影响而现有的经济来源(如传统种养业)又无法满足货币支出要求时,小农就会跳出原有的生产模式而寻求新的货币来源(如外出务工),进而最终跳出货币支出压力。然而,实际上,小农模式在中国之所以没有从生存小农过渡到理性小农,而要经历社会化小农,最主要的是受外部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化小农的形成是市场化过程中,高的消费欲求嵌入到外部环境与条件匮乏的社会机制中形成的。这种匮乏的社会机制,就是指涉城乡的断裂而形成的巨大时代裂缝,即城乡处于相对不同时代的发展水平[3]。
高的消费欲求与现有购买力的不足是货币支出压力形成的两个既矛盾而又互动的因素,而购买力的不足是由农村发展的不足造成的。在陕北实际上最需要下乡的不是家电,而是技术下乡、医疗下乡、服务下乡。以靖边县为例,由于地理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村的生产动力主要来源于传统的畜力。很多农户因为不懂技术不懂科学,致使土地结板、盐碱化。许多农作物由于病虫害防治不及时,而严重影响作物产量。一些常用的农业机械维修技术缺乏,如汽油机动力喷雾器、小型水泵的使用维修技术等,给当地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限制了农民的增产增收。这里大部分农户所面临的并不是需要国家来刺激消费,而是如何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很多中西部的农村仍面临着发展不足的问题。现代市场使农户面临外部世界时,“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以现金来购买服务和商品”,而发展的不足并无法提供如此之多的货币支出,使农户“经常面临短期性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的家庭赤字”[4]。国家通过家电下乡来刺激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从现有的经济层面上讲是对的。但是当潜在的消费压力与现有的政策刺激而形成的消费压力相结合时,对于大部分发展不足的农村来说,更加扩大了货币支出压力的范围。事实上,当货币压力与现有货币支付能力出现巨大的差距时,农村将会走进发展的内卷化状态,这样就更加扩大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隐形断裂。
如果国家通过各种途径与刺激的手段将农民的钱拿出来,一方面加大了后期货币支出压力,但是当社会的发展无法提供给农户足够的途径来实现后期货币的增长的时候,社会问题必然也就出现了;另一方面,将未来存款用于现实,断开了农户的预期消费链,这种消费链的断裂,无形中就增加了农民的生存危机感,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将货币支出压力转化为生存压力,进而出现生存性的反抗。
四、家电下乡实践困境的破解方向
家电下乡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是这种目标伴随着微观农民个体的欲望与行为的悖论、中观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以及宏观上发展不足与刺激消费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问题,如何更好地突破这些困境,从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的预定目标是值得思考的。
首先,结合不同区域的文化与生活模式,创造出适合本区的服务模式和营销模式,在适应农村消费文化的同时,逐渐改进农村的不合理的消费文化与观念。采取乡土化的小型卖场[5],根据各地经济水平的不同,适当安排不同层次家电的投放比例。同时,应该合理运用农民的从众心理,积极引导示范。
其次,扩大家电下乡的宣传动员效果,积极引导农民的消费取向。一方面要求县乡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和领会家电下乡的重大意义,要将家电下乡作为民生工程、政绩工程和考核指标来抓。村委会应配合好家电下乡的宣传和动员,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宣传家电下乡的政策以及相关办理手续和程序,组织村干部与村委会成员下村宣传、入户宣传。另一方面,严格要求相关家电下乡中标企业对销售网点加强管理,并对销售网点的宣传工作做出相应的规定。同时积极建立和完善下乡家电的售后服务体系,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放心。
最后,在推行家电下乡的同时,可以附带加大对陕北农村的技术和服务支持。将技术、法律、服务、医疗等等下乡工作作为试点工程同家电下乡一同开展。同时,也可以将家电下乡作为扶贫工作的一部分来抓,相应增加补贴标准。加大对陕北部分乡镇工作的督察力度和整顿力度,规范乡镇一级工作。对于村委会不健全的村,做好相应的完善与调整工作。
注释:
① 调查的七县中,陈明和单媛负责延川县和绥德县,靖边县由冯斌负责,米脂县由黄振华博士负责,泾阳县和略阳县由杨乐乐负责,蓝田县由赵莎莎负责。在此向各县调查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与信息表示诚挚的感谢。
② 该部分信息来自杨乐乐同学的家电下乡报告,这里向她表示感谢。
③ 社会化小农理论是由徐勇首先提出来的,后在邓大才、刘金海等学者的推动下,逐渐成为解释当今小农行为动机的权威性解释。可参阅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刘金海:《社会化小农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经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格兰诺维奇.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2.
[3]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
[4] 邓大才.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9、16.
[5] 黄霖.农村家电市场运作的态势与策略探究[J].经济师,2009(1):48、50.
责任编辑 谭焰
On the Hindering Factors in Carrying out the Policy Concerning Home Appliance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 based on the fact finding in seven villages of Shanxi Province
CHEN Ming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The policy concerning home appliance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s part of Chinese government's subsidy program to stimulate domestic demand dur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7 counties of Shanxi province, the author made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 from micro, medium and macro view, and found out that there were some factors hindering this policy's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the disparity between farmers’ purchasing desire and purchasing power; the gap between actual implementation and expected resul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mand to develop rural economy and the lack of money. Therefor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 policy concerning home appliance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difficult position; 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家电下乡政策;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1494(2010)04-0099-04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的逐步放缓,国际市场对于家电消费的需求逐渐受到限制。如何通过一定的政策与刺激手段扩大内需成为现实的选择。而农村消费领域,由于各种限制一直没有被很好的开发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家电下乡的最初想法是依靠财政补贴、激活农民的购买力,扩大农村消费,从而促进内需和外需的协调发展。因此,家电下乡意义重大。当然,家电下乡在实施过程中也凸显了改善民生、促进行业发展、落实节能减排以及完善农村生产和流通服务体系等等连带作用。尤其在改善民生方面,作用明显,在政策走向上趋于惠农。本文结合对陕西省靖边、绥德、米脂、延川、泾阳、蓝田、略阳等七个县的七个村庄①的调查,对家电下乡政策做一次理论与实践上的反思,旨在发现政策背后的实践困境。
一、欲望与行为的矛盾:家电下乡中的动机悖论
家电下乡政策的市场对象是农村,而销售对象是农民这一微观群体。那么作为个体的农民在面对下乡家电是抱着什么样的动机呢?在陕西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许多农户对于下乡家电是有购买欲望的,但是却持观望态度,而没有实际购买行为,于是就出现了想买而又不能买的动机悖论。
这些想购买但没有购买的农户,之所以没有购买,以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家电质量与价格,害怕受骗等等。实际上,在笔者与农户的接触中发现,价格与质量在农村这个特殊的场域往往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说辞或者借口。尽管有些地方下乡家电在质量与服务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与缺陷,但是它们并不是解释农户观望态度的有力因素。实际上,传统的乡村社会行为取向更多的是受周围农户的影响,于是就有了我们所说的农民的从众心理、乡村社会的示范效应。“质量”这一抽象的符号,对于深受传统文化传承影响的保守的农民来说实在太遥远了。现代市场中的家电由于在制造上的精密性和复杂性,使得农民无法触及也不愿触及这个技术性超强的领域。所以质量的好坏,农民是无法判断的。事实上,农民所谓的质量与价格,不是取决于商品本身,而是取决于周围购买下乡家电的农户的态度。基于分析上的需要,笔者依据不同农户的需求情况和购买能力将农户分为九种类型,这九种类型又可以划分为“门槛”类和“面子”类两大类,其中“门槛”类有强需求强能力、强需求中能力、中需求强能力、中需求中能力四种;“面子”类有弱需求强能力、弱需求中能力、弱需求弱能力、中需求弱能力、强需求弱能力五种。
所谓的门槛类与面子类,实际上是依据农户的购买行为的两个阶段,即前期的格兰诺维奇的“门槛”模型和后期的“面子”模型。在一个村庄场域内部,一个农户的行动往往取决于其它农户的行为,即有多少农户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格兰诺维奇将其定义为“门槛”即“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者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的决定;这一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1]38他认为门槛模型处理了两个博弈论无法解释的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一是个人偏好的明显不同,一是个人决定的相互影响。”[1]55对于观望中的门槛类型的每个农户依据不同的欲求和能力,在自己心中都有着自己不同的门槛数量。实际上,第一个购买下乡家电的农户往往是具有强需求强能力的农户,即第一个人的门槛数量是0,而当第二个农户的门槛数量是1的时候,依次类推,就会出现在一定需求与能力支配条件下的多数农户的购买行为。这种门槛模型所揭示的情况往往是在满足一定的需求与购买能力的基础上,即只能在上述的“门槛”类中起作用。当所有有一定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的农户都有了适合自己的门槛数量的时候,门槛模型就会达到饱和,示范效应将不再起主导作用。“面子”类型中的农户没有自己独立的和不同的门槛数量,这些农户的行动时多基于传统习俗中的面子。中国人所谓的“面子”多指“一个个体单位在其社会圈内所展示的形象类型及其程度”[2]。在乡村社会内部,当一个个体所表现出的形象达到了乡村社会内部的道德与习俗的规范标准时,他就会被与他交往的人看得起,至少他本人是这样认为的,这样他就是有面子的。由此一来,“面子在根本上是一种由于个体单位表现出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2]如“别人家都有了,我们家还没有,太没面子了”,“家里虽然没钱,村里差不多每家都有了,就是借钱也得买”的现象。这些农户购买家电的动机并不是基于自家的需求与经济能力的考虑,而是更多的将家电看成是一种面子和地位的象征,即使买了之后没什么用。
当然,如果家电下乡的门槛模型没有打开就会出现陕西家电下乡的窘况,即欲望与行为的悖论。这种情况与政策宣传和动员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当门槛模型没有打开的时期,面子模型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有些村民碍于面子,怕在其他人面前因为不懂技术操作而丢脸,对于电视上看到的家电下乡宣传也就不敢去咨询和购买。同时,认为一些家电如电冰箱、洗衣机都是城市用的,一个大老粗的农民用它,怕别人笑话。实际上,这里反映的下乡家电与农村生活的不协调。农民对此并不习惯,单独的购买行为,害怕会招来别人的非议。这里也揭示出城乡之间断裂的痕迹,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家电,尤其是电冰箱、热水器,作为现代生活的代表符号。农户往往表现出对其的陌生感与疏离感,并没有将其看成是自身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大部分时间农户是用不到它们的。
二、政策价值与政策实施的矛盾:家电下乡中农民的困惑
家电下乡实际上是三方利益的博弈,即政府、商家与农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初期,往往更多的体现的是政府与商家之间的博弈,即要确定谁来出售家电商品、如何进行管理以及商家在实施过程中应该遵照什么样的规则与应该具有的责任等等。当政策实施之后,就出现了农户与商家的博弈、农户与政府的博弈以及政府与商家博弈的一个互动,即补贴标准、销售与购买的动力、如何宣传、补贴程序等等。实际上,政府在商家与农户之间应该扮演着协调与市场监管的角色,同时它本身应该具有相应的宣传与动员责任,因为毕竟家电下乡是国家的一项惠农政策和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并不单纯的是商家与农户之间的互动与博弈。然而地方政府往往将家电下乡看成是商家与农民的事情,涉及的是商家与农户的利益,与政府并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就出现了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不作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就出现了政策价值与政策实施之间的矛盾。所谓政策价值,概指农户对该政策的目标评价,即家电下乡在农户看来是对农户有利,政策是好的。
但政策实施上,由于地方政府工作的不到位,甚至不作为,导致了好政策变成坏政策,这种价值与结果之间的对立、好政策与坏政策的上下对比,就体现了政策价值与政策实施之间的矛盾。陕西省自从启动家电下乡以来,在宣传上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召开座谈会、经验交流会以及组织相关部门与机构下乡宣传。但是这些宣传仅仅停留在省对市县一级上。一些下乡宣传,形式往往大于内容。大部分的县一级相关部门虽然出台了家电下乡的实施方案,但是基本上都缺少相应的有效的宣传措施。有些县乡可能就没有做过宣传。
从陕西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农户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获取信息的。在七个县102份问卷中提到政府宣传的仅有7例,而电视新闻则占52%。实际上,据村民反应,大部分的家电下乡宣传都集中在县城附近的区域,而且送货区域大约在县城周边4里左右。乡镇一级市场很少有专门的关于家电下乡的宣传。②所以在宣传上,政府就显得很消极。在陕北的调查中发现部分村庄组织不健全,甚至没有完整的村庄建制,村干部对于村务也几乎不太过问。同时,乡镇一级不作为现象严重,一些乡镇干部只有星期一才上班,平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县城,导致乡镇一级职能丧失。据有些村民反映,在陕北的一些地方县不管乡,乡不管村,村不管民。这种“三不管”的现象对于政策的执行与实施是致命的打击,是好政策变成坏政策的最主要的原因。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作为与不作为往往决定了政策的最终目标能否达成。
一直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早期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央将地方的财政和资源抽走,而将政策的具体执行下放到地方,使得地方因资源和财力的缺乏而无法很好的开展工作,形成了地方财政与工作的不匹配。从而,塑造了民众心目中的好中央坏地方的认知模式,即中央将好事都揽在自己身上,将坏事都推到了地方身上。实际上,据笔者在陕西的调查来看,并不是有些学者描述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主要是乡镇一级形同虚设,无所作为,甚至乱作为。在它们看来,“天高皇帝远”,许多基层政府部门在组织、行政以及管理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农业税废除以前,地方政府的往往通过往向上“截流”的办法获得相应的“收入”。农业税废除以后,特别是各种惠农政策的出台,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出现了向下“截流”的办法,即许多中央的惠农补贴款都无法到达或者不能足额到达农户手中。向下“截流”,截下来的不仅仅是一些款项,截下的是国家的政策。地方政府的这种不作为甚至恶为,才是农户建构“好中央坏地方”认知模式的根本原因所在。从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中一些基层政府的不作为、少作为,也折射出政策价值与政策实施之间的落差。
三、经济发展不足与刺激消费之间的矛盾
家电下乡政策的出现始于刺激国内消费,扩大内需。这也是家电下乡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村越来越广泛地被卷入市场化与社会化的漩涡之中。而这一漩涡的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刺激的场域。在这个场域内,作为市场化符号的现代商品,使仍旧依靠传统种养业的农村地区面临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这一支出压力的动力之源就是市场化场域内的现代商品、生活以及观念的刺激。实际上,市场化的商品不仅仅指代以实体存在的可见的商品,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消费理念以及随着市场化而来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等都是市场化的商品。这种面临巨大货币支出压力的农民就是社会化小农③。
由于长期城乡二元结构而造成的城乡断裂,以及城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使得受货币支出压力困扰的社会化小农呈现出“受困——突围——再受困——再突围”的波浪式的循环怪圈之中。而每次循环又是更高一级货币支出压力的形成。关于社会化小农下的货币支出压力,有些学者认为,当小农受货币支出压力的影响而现有的经济来源(如传统种养业)又无法满足货币支出要求时,小农就会跳出原有的生产模式而寻求新的货币来源(如外出务工),进而最终跳出货币支出压力。然而,实际上,小农模式在中国之所以没有从生存小农过渡到理性小农,而要经历社会化小农,最主要的是受外部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化小农的形成是市场化过程中,高的消费欲求嵌入到外部环境与条件匮乏的社会机制中形成的。这种匮乏的社会机制,就是指涉城乡的断裂而形成的巨大时代裂缝,即城乡处于相对不同时代的发展水平[3]。
高的消费欲求与现有购买力的不足是货币支出压力形成的两个既矛盾而又互动的因素,而购买力的不足是由农村发展的不足造成的。在陕北实际上最需要下乡的不是家电,而是技术下乡、医疗下乡、服务下乡。以靖边县为例,由于地理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村的生产动力主要来源于传统的畜力。很多农户因为不懂技术不懂科学,致使土地结板、盐碱化。许多农作物由于病虫害防治不及时,而严重影响作物产量。一些常用的农业机械维修技术缺乏,如汽油机动力喷雾器、小型水泵的使用维修技术等,给当地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限制了农民的增产增收。这里大部分农户所面临的并不是需要国家来刺激消费,而是如何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很多中西部的农村仍面临着发展不足的问题。现代市场使农户面临外部世界时,“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以现金来购买服务和商品”,而发展的不足并无法提供如此之多的货币支出,使农户“经常面临短期性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的家庭赤字”[4]。国家通过家电下乡来刺激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从现有的经济层面上讲是对的。但是当潜在的消费压力与现有的政策刺激而形成的消费压力相结合时,对于大部分发展不足的农村来说,更加扩大了货币支出压力的范围。事实上,当货币压力与现有货币支付能力出现巨大的差距时,农村将会走进发展的内卷化状态,这样就更加扩大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隐形断裂。
如果国家通过各种途径与刺激的手段将农民的钱拿出来,一方面加大了后期货币支出压力,但是当社会的发展无法提供给农户足够的途径来实现后期货币的增长的时候,社会问题必然也就出现了;另一方面,将未来存款用于现实,断开了农户的预期消费链,这种消费链的断裂,无形中就增加了农民的生存危机感,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将货币支出压力转化为生存压力,进而出现生存性的反抗。
四、家电下乡实践困境的破解方向
家电下乡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是这种目标伴随着微观农民个体的欲望与行为的悖论、中观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以及宏观上发展不足与刺激消费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问题,如何更好地突破这些困境,从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的预定目标是值得思考的。
首先,结合不同区域的文化与生活模式,创造出适合本区的服务模式和营销模式,在适应农村消费文化的同时,逐渐改进农村的不合理的消费文化与观念。采取乡土化的小型卖场[5],根据各地经济水平的不同,适当安排不同层次家电的投放比例。同时,应该合理运用农民的从众心理,积极引导示范。
其次,扩大家电下乡的宣传动员效果,积极引导农民的消费取向。一方面要求县乡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和领会家电下乡的重大意义,要将家电下乡作为民生工程、政绩工程和考核指标来抓。村委会应配合好家电下乡的宣传和动员,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宣传家电下乡的政策以及相关办理手续和程序,组织村干部与村委会成员下村宣传、入户宣传。另一方面,严格要求相关家电下乡中标企业对销售网点加强管理,并对销售网点的宣传工作做出相应的规定。同时积极建立和完善下乡家电的售后服务体系,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放心。
最后,在推行家电下乡的同时,可以附带加大对陕北农村的技术和服务支持。将技术、法律、服务、医疗等等下乡工作作为试点工程同家电下乡一同开展。同时,也可以将家电下乡作为扶贫工作的一部分来抓,相应增加补贴标准。加大对陕北部分乡镇工作的督察力度和整顿力度,规范乡镇一级工作。对于村委会不健全的村,做好相应的完善与调整工作。
注释:
① 调查的七县中,陈明和单媛负责延川县和绥德县,靖边县由冯斌负责,米脂县由黄振华博士负责,泾阳县和略阳县由杨乐乐负责,蓝田县由赵莎莎负责。在此向各县调查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与信息表示诚挚的感谢。
② 该部分信息来自杨乐乐同学的家电下乡报告,这里向她表示感谢。
③ 社会化小农理论是由徐勇首先提出来的,后在邓大才、刘金海等学者的推动下,逐渐成为解释当今小农行为动机的权威性解释。可参阅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刘金海:《社会化小农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经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格兰诺维奇.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2.
[3]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
[4] 邓大才.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9、16.
[5] 黄霖.农村家电市场运作的态势与策略探究[J].经济师,2009(1):48、50.
责任编辑 谭焰
On the Hindering Factors in Carrying out the Policy Concerning Home Appliance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 based on the fact finding in seven villages of Shanxi Province
CHEN Ming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The policy concerning home appliance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s part of Chinese government's subsidy program to stimulate domestic demand dur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7 counties of Shanxi province, the author made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 from micro, medium and macro view, and found out that there were some factors hindering this policy's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the disparity between farmers’ purchasing desire and purchasing power; the gap between actual implementation and expected resul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mand to develop rural economy and the lack of money. Therefor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 policy concerning home appliance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difficult position; countermea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