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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夏，笔者采访上大美院院长汪大伟时，听他说起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当知青的经历，他自豪地说：我有一个“插兄”叫冯远，是知青中有名的画家，文革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成为浙江美院第一届方增先的研究生。后来我又了解到，冯远不仅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连环画《今夜有暴风雨》、《上海的早晨》的作者，而且从研究生毕业之后，陆续创作了《秦隶筑城图》《百年家国耻》《义勇军进行曲》《屈赋辞意》《秦嬴政称帝庆典图》《我要读书》《世纪智者》等等颇具影响力的作品，成为引人瞩目的中国画画坛最具代表性的大家之一。
读他的作品，你会感受到创作者的一股强大气场抑或一种驾驭宏大主题叙事创作的超凡能力，有一种强力的历史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近四十余年来，其艺术生命的每一次搏动与这个时代、民族的生命感召紧紧相联。他的作品“标志着中国主流美术创作发展的状况，也昭示着当代中国美术在观念精神及语言方式的突破性进展”（评论家郑工语）。
前年在中华大地刚刚落幕的“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的“中华文明美术创作工程”，是近几年来美术工作者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而其策划者、推进者就是冯远先生。
他出生在上海，工作在浙江、北京，先后担任中国美院教务长、副院长，文化部教科司司长、艺术司司长，中国美术馆馆长；现为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由画家走上了副部级领导岗位。
他虽然经常回上海，时刻关注上海发生的变化，但总有一种“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新”的感慨；每次来去匆匆，也总有一种如何面对江东父老的心态。当生命进入第二个轮回的时候，应上海美术馆的邀请，他决定带着多年积累的作品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作一个交代。其首次个人作品展——“笔墨尘缘”，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在上海美术馆举行，规模空前。
上海是继四月北京首展之后的第二站，展出的181件作品，体现了冯远从艺四十余年来的心路历程。分为“历史溯怀”、“技道萦怀”、“苍生情怀”、“传统追怀”四个部分。“历史溯怀”以大型主题性创作为主；“技道萦怀”是早年教学的习作和水墨探索性作品；“苍生情怀”主要有藏族人物、都市人物、民工生存状态等现实生活题材作品；“传统追怀”以古典历史人文题材作品为主。尤其是冯远专为此次展览创作的巨幅作品《今生来世》堪称最新的代表作，与《世纪智者》《屈赋辞意》《逍遥游》等代表作，集中构成“创作研究的阶段性小结”。
有道是：相逢是一种缘。在五月下旬，我获得上海美术馆的邀请信，参加“笔墨尘缘——冯远中国画作品展”新闻发布会，得以近距离领略先生的风采。
冯远先生儒雅谦和、沉稳亲切的作风与那充满魔力的艺术见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个人与社会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1968年，冯远16岁在上海初中毕业，在主席的一声令下之后，心悦诚服地奔赴黑龙江军垦农场务农，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开始与四分五裂的结束。
他日复一日，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革命再教育”，而从小打心里喜欢的绘画与阅读，成为他工余休息时间乐此不疲、日复一日的全部内容。这种“枕戈待旦”的锻炼意志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自学能力是超常的，五年后，因创作的中国画作品《苹果树下》获得第五届全国美展优秀奖，引起有关专家及黑龙江军垦农场领导的关注，名声鹊起，也因此可以争取到相对更多一点的时间从事绘画创作。因为精神上的愉悦与健全，所以他“从来没有消沉过，即使是由于右派家庭出身问题，上学受到阻碍”。他至今十分感恩那个年代的人与事：“当地的农民对我很好，没有任何歧视，还推荐我去上大学，甚至因为后来政审不合格而为我抱不平”。当时，关心他的人中有一位是连长夫人，她是富农的女儿，因为嫁给了转业军官处境得到了改变，她没有做冯远的思想工作，只是悄悄地在他宿舍的窗台上放了两只鸡蛋，摸了摸他的头安慰说：以后还有机会。
知青的生活培养了他自食其力，知道粮食是怎样从地里长出来的，分辨得出什么是“好赖”。那时候，他在精神上是平等的，所谓“地富反坏右”是阶级斗争强加上去的。这一点今天的年轻人大概难以想象什么“阶级成分”“右派分子”的遭遇，在那个知识贫瘠的年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鼠的儿子能打洞”，我们确实花费了许多年这种观念才得到改变。冯远不无动情地说：“今天对我来讲，生活有如此大的变化，可以上大学然后留校当老师，再后来有机会担任一定职务，还有机会在艺术发展的问题上一起出主意，所以我始终有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当离开黑龙江登上南下的列车时，我暗暗下了决心，要用我的画笔来讴歌这样的人。”
这份情感凝聚在他研究生毕业创作的第一张作品《秦隶筑城图》里面。
长城是一个悲喜剧，一方面它是封建残暴的见证，另一方面修筑的奴隶不知道今后长城将给人类文明带来什么样的财富——卫星上唯一能看见的建筑。当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砖，如果每一块砖瓦上都有一个孟姜女寻夫故事在里面的话，他觉得个人的命运与长城的命运是结合在一起的，有喊“不”的意思。他的视角更关注在历史进程中付出最多而获得最少的亿万普通民众。
第二张画是《英雄交响曲》，之后创作里《保卫黄河》三部曲“百年家国事”、“北定中原日”、“义勇军进行曲”。1989年创作了《历史》，1991年创作了《星火》。接着冯远画中国人形象的代表，原先构思画周恩来，后来采纳朋友的建议，塑造一位集中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情性人物——屈原，《屈赋辞意》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作获1994年第八届全国美展银奖。随后先后于1997年创作《秦嬴政称帝庆典图》、1999年《世纪智者》、2001年《苍生》、2002年《虚拟都市病症》、2003年《唐人击鞠图》、2004年《圣山远眺》、2005年《雪山祥云》、2006年《武昌起义》《高原秋色图》《诗贤四屏》、2007年《乡童》、2008年《逐日》、2009年《我们》、2010年创《诸子图》、2011《望夫妹》《母子图》《新疆风情写生》等等，共获得全国性重大美术展览金、银、铜、优秀等各类奖项十余次，蔚为大观。 可以说艺术家的成长道路与他的人生经历是直接关联的，也应证了冯远的观点：“有什么样的人生历练就有什么样的人生题材。”这些题材现在看来很明智，其实就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一种思考、一种观念，毫无疑问，创作时包含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角度。
“今生来世”心中所求
巨作《今生来世》展出于大厅醒目位置，刊登于此次画展作品集的封面。无论从题材还是选题、人物刻画、表现手法、色彩处理，极具震撼效果，“今生来世”这一标题显示出智者的悟性和丰赡，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
其实，冯远创作的西藏题材作品很多。谈起这幅作品时冯远说：“我去过西藏两次，第一次在2002年，随国家领导人参加‘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典’活动，带着歌舞团去慰问。下了飞机，只见蓝天白云，色彩明丽，热情迎接的场面让他震撼，仅仅西藏地区就有一二十种不同的民族分支，我与服饰各异、质朴憨厚的藏民近距离的接触体会极深。”在随后频繁的访问演出及到各地慰问过程中，有一次去一个寺庙途中来到必经之地“阿里”，海拔四千多米，在那片离太阳最近的云山上，目睹在恶劣贫瘠的自然环境中，藏族同胞辛勤劳动着。“他们把每年丰收的成果，除去一小部分满足生活必需之外全部捐给寺庙。这对我这样一个在上海、北京生活工作的都市人心理上形成极鲜明的反差”。而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些现代病已经陆续反映出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等。在西藏，一种与这个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反差，那种不远千里“一步一叩头”的朝圣，而且许多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给冯远留下强烈的心灵震撼，“感觉到那个民族对信仰理想的执着以及他们吃苦耐劳精神，恰恰是我们现代都市人缺乏的。他们达观的精神，人物举止、色彩服饰，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美是值得表现的”。
这幅作品完成于去年上半年，描绘一批藏族同胞，在晨曦或日落的金黄色调下一年一度祭祀活动中，一种很自然的眺望远方的那种感觉。起初起名“欢庆的节日”“收获的季节”等。他思考，西藏从解放前的奴隶制社会，解放后历经半个多世纪便一跃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这种变化在西方是很难被理解的，之间的跨度是巨大的，所以初定为“前世今生”，就是表现当年的西藏与今天的西藏。后来他从藏传佛教中感觉到藏民中信奉“灵魂会转世”，对“修来世”保持一种代代相传如遗传般的热情，改名为“前世今生来世”，最后干脆叫“今生来世”，代表了我们与藏族同胞对未来生活都有一种美好的企盼，“来世”是理想中的，也是心中所追求的。
坚守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成领军式人物
在现场有记者向冯远提问：你的特殊地位与一般画家有所不同，那么怎样摆正大量行政工作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把时代赋予的使命感与个人事业追求结合起来？
冯远婉转地回答：我觉得在座的施大畏，除了在他自己创作上很有成就之外，在推动上海“中华艺术宫”的改建和大型的展览策划中做出了努力，等开馆之后成果展示，将会提升上海文化的新面貌。他在自己创作一幅小画的同时，带领上海同仁完成了一张大画，这一点就是把自己创作与美术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做了。我与他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
冯远作为国家公务员十几年前担任文化部艺术司司长期间，正遇上文化体制改革“抓创作、抓精品”的时候。当时积极策划推动“国家重大题材创作工程”，向财政部申请费用，据悉当时上海入选三台舞台精品，全国共十台。当初每年经费五千万元是很不容易争取到的。
如今国家舞台精品工程还在继续，已推出了十大系列工程的设想，都由财政部支持。而“百年中华题材美术创作”一百件作品已完成，在前年国庆节对外展出，取得广泛的效应。随后又在各省市地区掀起联动“蝴蝶效应”，已有二十多个地区推出了各自的主题性创作，有革命历史纪念地、文化成就、历史和现代的人物事件等内容。目前在全国范围掀起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已经启动，最终将甄选出150件作品。
我们从大都会博物馆、大不列颠博物馆等世界性最大的博物馆的馆藏来看，不仅能读到自己国家文明，而且还能看到整个人类文明的系列成果。令人兴奋的是，国家计划中将建成二十万平方米堪称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博物馆，势必需要一大批精品入列。在冯远看来，中国现在有能力把我们自己的博物馆更丰富地填充起来，让后人以及世界各地的旅游者通过艺术、图像，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这也是他极力推动“国家重大题材创作工程”和“百年中华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原因。冯远坚定地说：“作为艺术家我需要带一个头，把握弘扬主旋律艺术，反映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留一些造像，尽‘树碑立传’的职能”。
文化建设需要实实在在的成果，需要好的有价值的点子，才能争取国家的财政支持。冯远认为，拿出一两公里建造高速公路的钱来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到工程完工的那一天，已经不是两三个亿的价值了。当然不能指望全部都是精品，但将来的从艺者可以把精品放进去，文化就要这样去积累，需要几代人的接力与推进。其实，这就是摆正个人创作与事业发展这个关系的问题。
夫子曰：“在其位谋其政”。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冯远就是这样努力的。他的修为既来自于书斋与创作实践，又来自于一位国家公务员的人生历练，也由此，他比一般画家多一份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包容意识。作品是作者的精神折射，也是生活的一种反映，所谓千毫毕现，无一掩藏；画如其人，字如其人。他在三十多年一系列史诗性题材创作中，逐步建立起自己宏观的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表现方式：深沉中不失细腻，磅礴中蕴含抒情。从变异的、商品化文化潮流中超拔而出，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美术渐成回归之势，就这一脉而言，正如评论家张晓凌所言：“冯远以其坚守姿态和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成为标志性领军式人物。”
他谦虚地说：“我个人能力有限，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真正能够把握好机遇，策划好选题，带动美术界加强主题性创作，改正目前一窝蜂走市场，‘谁卖的高谁最好’的负面导向，提升艺术家的责任感，这对匡正艺术风气，改变不健康的倾向是有意义的”。 现在的艺术需要一点“钙质”
冯远爱好文史哲，博览群书。他是属于典型的在绘画与理论作双向耕探的学者型艺术家。虽然也涉足个人潜心抒怀的古典人物画研究创作，但总体上来讲，反应历史题材和当下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能表现一位“忧国忧民”的冯远。从这一系列作品中来看，一个学者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在冯远的艺术实践中表现得尤为醒目。而他在艺术家、学者、国家公务员之间的长袖善舞，也成为当代动人和令人琢磨的一道风景。他说：“我的专业背景，社会对我的要求，党和政府在繁荣发展文化方面，在整个美术事业的发展上面需要各方面的推助，我只能说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指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第一赶上了一个好时光，第二感谢各界政府领导在我的艺术人生成长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帮助、教育、提携”。
也许我们更愿意从学者的角度来解读冯远。从1981年起，冯远撰写了《面临困境的当代中国人物画》《从生命意识到审美知觉》《寻找迷失的精神》《“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追求经典》《并非背叛的选择》《重归不似之似——关于中国水墨人物画的造型、色彩和形式构成问题》等大量学术论文，出版论文集《东窗笔记》。他的学术理论始终伴随着艺术实践，其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使他的艺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冯远认为：“对人物画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的艺术，画家与文学一样，是如何满腔热情地理解人认识人；另外是艺术的人，这个艺术的人，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人，是超拔的艺术人生，是把你个人真、善、美的愿望泼洒在你描绘的对象上——生活中的人和你笔下的人。”寥寥数语，概括了他对当代人物画家的要求，让人们不得不去思考，事实如他所言：“试想一下，一个卑下、品质恶劣的人，你在他的笔下是看不到阳光丰富优美的作品的，一个心灵幽暗的人是谱写不出像柴可夫斯基这样优美的篇章的。”
冯远的《屈赋辞意》《我要读书》《今生来世》等作品，与他的恩师方增先先生创作的《粒粒皆辛苦》《母亲》一样，成为现实主义美术创作黄钟大吕式的力作，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代表。
这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很多，许多是发展过程中不能预料到的，一个艺术家应该从向善的角度，将希望社会进步和更好的一种愿望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艺术家，在他的思想中也能体现思想的深度，视野的宽度以及对社会各种事物判断的热情”。他冷静地观察当代艺术的现状提出：现在的艺术需要一点“钙质”，艺术要反映时代，不光要精妙、精雅，艺术要提倡一点宏大叙事，要有大格局大情怀。市场需要的东西可能与我们展览会提供的作品并不一致，但一个越来越好的社会和广大民众审美方面的标准会越来越接近。我们缺乏中华民族吃苦难劳改天换地宏大精神的“钙质”，看看通过我们的一起努力，能不能弥补美术史中的不足。
读他的作品，你会感受到创作者的一股强大气场抑或一种驾驭宏大主题叙事创作的超凡能力，有一种强力的历史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近四十余年来，其艺术生命的每一次搏动与这个时代、民族的生命感召紧紧相联。他的作品“标志着中国主流美术创作发展的状况，也昭示着当代中国美术在观念精神及语言方式的突破性进展”（评论家郑工语）。
前年在中华大地刚刚落幕的“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的“中华文明美术创作工程”，是近几年来美术工作者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而其策划者、推进者就是冯远先生。
他出生在上海，工作在浙江、北京，先后担任中国美院教务长、副院长，文化部教科司司长、艺术司司长，中国美术馆馆长；现为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由画家走上了副部级领导岗位。
他虽然经常回上海，时刻关注上海发生的变化，但总有一种“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新”的感慨；每次来去匆匆，也总有一种如何面对江东父老的心态。当生命进入第二个轮回的时候，应上海美术馆的邀请，他决定带着多年积累的作品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作一个交代。其首次个人作品展——“笔墨尘缘”，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在上海美术馆举行，规模空前。
上海是继四月北京首展之后的第二站，展出的181件作品，体现了冯远从艺四十余年来的心路历程。分为“历史溯怀”、“技道萦怀”、“苍生情怀”、“传统追怀”四个部分。“历史溯怀”以大型主题性创作为主；“技道萦怀”是早年教学的习作和水墨探索性作品；“苍生情怀”主要有藏族人物、都市人物、民工生存状态等现实生活题材作品；“传统追怀”以古典历史人文题材作品为主。尤其是冯远专为此次展览创作的巨幅作品《今生来世》堪称最新的代表作，与《世纪智者》《屈赋辞意》《逍遥游》等代表作，集中构成“创作研究的阶段性小结”。
有道是：相逢是一种缘。在五月下旬，我获得上海美术馆的邀请信，参加“笔墨尘缘——冯远中国画作品展”新闻发布会，得以近距离领略先生的风采。
冯远先生儒雅谦和、沉稳亲切的作风与那充满魔力的艺术见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个人与社会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1968年，冯远16岁在上海初中毕业，在主席的一声令下之后，心悦诚服地奔赴黑龙江军垦农场务农，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开始与四分五裂的结束。
他日复一日，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革命再教育”，而从小打心里喜欢的绘画与阅读，成为他工余休息时间乐此不疲、日复一日的全部内容。这种“枕戈待旦”的锻炼意志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自学能力是超常的，五年后，因创作的中国画作品《苹果树下》获得第五届全国美展优秀奖，引起有关专家及黑龙江军垦农场领导的关注，名声鹊起，也因此可以争取到相对更多一点的时间从事绘画创作。因为精神上的愉悦与健全，所以他“从来没有消沉过，即使是由于右派家庭出身问题，上学受到阻碍”。他至今十分感恩那个年代的人与事：“当地的农民对我很好，没有任何歧视，还推荐我去上大学，甚至因为后来政审不合格而为我抱不平”。当时，关心他的人中有一位是连长夫人，她是富农的女儿，因为嫁给了转业军官处境得到了改变，她没有做冯远的思想工作，只是悄悄地在他宿舍的窗台上放了两只鸡蛋，摸了摸他的头安慰说：以后还有机会。
知青的生活培养了他自食其力，知道粮食是怎样从地里长出来的，分辨得出什么是“好赖”。那时候，他在精神上是平等的，所谓“地富反坏右”是阶级斗争强加上去的。这一点今天的年轻人大概难以想象什么“阶级成分”“右派分子”的遭遇，在那个知识贫瘠的年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鼠的儿子能打洞”，我们确实花费了许多年这种观念才得到改变。冯远不无动情地说：“今天对我来讲，生活有如此大的变化，可以上大学然后留校当老师，再后来有机会担任一定职务，还有机会在艺术发展的问题上一起出主意，所以我始终有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当离开黑龙江登上南下的列车时，我暗暗下了决心，要用我的画笔来讴歌这样的人。”
这份情感凝聚在他研究生毕业创作的第一张作品《秦隶筑城图》里面。
长城是一个悲喜剧，一方面它是封建残暴的见证，另一方面修筑的奴隶不知道今后长城将给人类文明带来什么样的财富——卫星上唯一能看见的建筑。当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砖，如果每一块砖瓦上都有一个孟姜女寻夫故事在里面的话，他觉得个人的命运与长城的命运是结合在一起的，有喊“不”的意思。他的视角更关注在历史进程中付出最多而获得最少的亿万普通民众。
第二张画是《英雄交响曲》，之后创作里《保卫黄河》三部曲“百年家国事”、“北定中原日”、“义勇军进行曲”。1989年创作了《历史》，1991年创作了《星火》。接着冯远画中国人形象的代表，原先构思画周恩来，后来采纳朋友的建议，塑造一位集中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情性人物——屈原，《屈赋辞意》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作获1994年第八届全国美展银奖。随后先后于1997年创作《秦嬴政称帝庆典图》、1999年《世纪智者》、2001年《苍生》、2002年《虚拟都市病症》、2003年《唐人击鞠图》、2004年《圣山远眺》、2005年《雪山祥云》、2006年《武昌起义》《高原秋色图》《诗贤四屏》、2007年《乡童》、2008年《逐日》、2009年《我们》、2010年创《诸子图》、2011《望夫妹》《母子图》《新疆风情写生》等等，共获得全国性重大美术展览金、银、铜、优秀等各类奖项十余次，蔚为大观。 可以说艺术家的成长道路与他的人生经历是直接关联的，也应证了冯远的观点：“有什么样的人生历练就有什么样的人生题材。”这些题材现在看来很明智，其实就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一种思考、一种观念，毫无疑问，创作时包含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角度。
“今生来世”心中所求
巨作《今生来世》展出于大厅醒目位置，刊登于此次画展作品集的封面。无论从题材还是选题、人物刻画、表现手法、色彩处理，极具震撼效果，“今生来世”这一标题显示出智者的悟性和丰赡，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
其实，冯远创作的西藏题材作品很多。谈起这幅作品时冯远说：“我去过西藏两次，第一次在2002年，随国家领导人参加‘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典’活动，带着歌舞团去慰问。下了飞机，只见蓝天白云，色彩明丽，热情迎接的场面让他震撼，仅仅西藏地区就有一二十种不同的民族分支，我与服饰各异、质朴憨厚的藏民近距离的接触体会极深。”在随后频繁的访问演出及到各地慰问过程中，有一次去一个寺庙途中来到必经之地“阿里”，海拔四千多米，在那片离太阳最近的云山上，目睹在恶劣贫瘠的自然环境中，藏族同胞辛勤劳动着。“他们把每年丰收的成果，除去一小部分满足生活必需之外全部捐给寺庙。这对我这样一个在上海、北京生活工作的都市人心理上形成极鲜明的反差”。而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些现代病已经陆续反映出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等。在西藏，一种与这个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反差，那种不远千里“一步一叩头”的朝圣，而且许多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给冯远留下强烈的心灵震撼，“感觉到那个民族对信仰理想的执着以及他们吃苦耐劳精神，恰恰是我们现代都市人缺乏的。他们达观的精神，人物举止、色彩服饰，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美是值得表现的”。
这幅作品完成于去年上半年，描绘一批藏族同胞，在晨曦或日落的金黄色调下一年一度祭祀活动中，一种很自然的眺望远方的那种感觉。起初起名“欢庆的节日”“收获的季节”等。他思考，西藏从解放前的奴隶制社会，解放后历经半个多世纪便一跃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这种变化在西方是很难被理解的，之间的跨度是巨大的，所以初定为“前世今生”，就是表现当年的西藏与今天的西藏。后来他从藏传佛教中感觉到藏民中信奉“灵魂会转世”，对“修来世”保持一种代代相传如遗传般的热情，改名为“前世今生来世”，最后干脆叫“今生来世”，代表了我们与藏族同胞对未来生活都有一种美好的企盼，“来世”是理想中的，也是心中所追求的。
坚守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成领军式人物
在现场有记者向冯远提问：你的特殊地位与一般画家有所不同，那么怎样摆正大量行政工作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把时代赋予的使命感与个人事业追求结合起来？
冯远婉转地回答：我觉得在座的施大畏，除了在他自己创作上很有成就之外，在推动上海“中华艺术宫”的改建和大型的展览策划中做出了努力，等开馆之后成果展示，将会提升上海文化的新面貌。他在自己创作一幅小画的同时，带领上海同仁完成了一张大画，这一点就是把自己创作与美术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做了。我与他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
冯远作为国家公务员十几年前担任文化部艺术司司长期间，正遇上文化体制改革“抓创作、抓精品”的时候。当时积极策划推动“国家重大题材创作工程”，向财政部申请费用，据悉当时上海入选三台舞台精品，全国共十台。当初每年经费五千万元是很不容易争取到的。
如今国家舞台精品工程还在继续，已推出了十大系列工程的设想，都由财政部支持。而“百年中华题材美术创作”一百件作品已完成，在前年国庆节对外展出，取得广泛的效应。随后又在各省市地区掀起联动“蝴蝶效应”，已有二十多个地区推出了各自的主题性创作，有革命历史纪念地、文化成就、历史和现代的人物事件等内容。目前在全国范围掀起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已经启动，最终将甄选出150件作品。
我们从大都会博物馆、大不列颠博物馆等世界性最大的博物馆的馆藏来看，不仅能读到自己国家文明，而且还能看到整个人类文明的系列成果。令人兴奋的是，国家计划中将建成二十万平方米堪称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博物馆，势必需要一大批精品入列。在冯远看来，中国现在有能力把我们自己的博物馆更丰富地填充起来，让后人以及世界各地的旅游者通过艺术、图像，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这也是他极力推动“国家重大题材创作工程”和“百年中华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原因。冯远坚定地说：“作为艺术家我需要带一个头，把握弘扬主旋律艺术，反映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留一些造像，尽‘树碑立传’的职能”。
文化建设需要实实在在的成果，需要好的有价值的点子，才能争取国家的财政支持。冯远认为，拿出一两公里建造高速公路的钱来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到工程完工的那一天，已经不是两三个亿的价值了。当然不能指望全部都是精品，但将来的从艺者可以把精品放进去，文化就要这样去积累，需要几代人的接力与推进。其实，这就是摆正个人创作与事业发展这个关系的问题。
夫子曰：“在其位谋其政”。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冯远就是这样努力的。他的修为既来自于书斋与创作实践，又来自于一位国家公务员的人生历练，也由此，他比一般画家多一份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包容意识。作品是作者的精神折射，也是生活的一种反映，所谓千毫毕现，无一掩藏；画如其人，字如其人。他在三十多年一系列史诗性题材创作中，逐步建立起自己宏观的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表现方式：深沉中不失细腻，磅礴中蕴含抒情。从变异的、商品化文化潮流中超拔而出，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美术渐成回归之势，就这一脉而言，正如评论家张晓凌所言：“冯远以其坚守姿态和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成为标志性领军式人物。”
他谦虚地说：“我个人能力有限，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真正能够把握好机遇，策划好选题，带动美术界加强主题性创作，改正目前一窝蜂走市场，‘谁卖的高谁最好’的负面导向，提升艺术家的责任感，这对匡正艺术风气，改变不健康的倾向是有意义的”。 现在的艺术需要一点“钙质”
冯远爱好文史哲，博览群书。他是属于典型的在绘画与理论作双向耕探的学者型艺术家。虽然也涉足个人潜心抒怀的古典人物画研究创作，但总体上来讲，反应历史题材和当下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能表现一位“忧国忧民”的冯远。从这一系列作品中来看，一个学者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在冯远的艺术实践中表现得尤为醒目。而他在艺术家、学者、国家公务员之间的长袖善舞，也成为当代动人和令人琢磨的一道风景。他说：“我的专业背景，社会对我的要求，党和政府在繁荣发展文化方面，在整个美术事业的发展上面需要各方面的推助，我只能说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指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第一赶上了一个好时光，第二感谢各界政府领导在我的艺术人生成长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帮助、教育、提携”。
也许我们更愿意从学者的角度来解读冯远。从1981年起，冯远撰写了《面临困境的当代中国人物画》《从生命意识到审美知觉》《寻找迷失的精神》《“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追求经典》《并非背叛的选择》《重归不似之似——关于中国水墨人物画的造型、色彩和形式构成问题》等大量学术论文，出版论文集《东窗笔记》。他的学术理论始终伴随着艺术实践，其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使他的艺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冯远认为：“对人物画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的艺术，画家与文学一样，是如何满腔热情地理解人认识人；另外是艺术的人，这个艺术的人，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人，是超拔的艺术人生，是把你个人真、善、美的愿望泼洒在你描绘的对象上——生活中的人和你笔下的人。”寥寥数语，概括了他对当代人物画家的要求，让人们不得不去思考，事实如他所言：“试想一下，一个卑下、品质恶劣的人，你在他的笔下是看不到阳光丰富优美的作品的，一个心灵幽暗的人是谱写不出像柴可夫斯基这样优美的篇章的。”
冯远的《屈赋辞意》《我要读书》《今生来世》等作品，与他的恩师方增先先生创作的《粒粒皆辛苦》《母亲》一样，成为现实主义美术创作黄钟大吕式的力作，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代表。
这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很多，许多是发展过程中不能预料到的，一个艺术家应该从向善的角度，将希望社会进步和更好的一种愿望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艺术家，在他的思想中也能体现思想的深度，视野的宽度以及对社会各种事物判断的热情”。他冷静地观察当代艺术的现状提出：现在的艺术需要一点“钙质”，艺术要反映时代，不光要精妙、精雅，艺术要提倡一点宏大叙事，要有大格局大情怀。市场需要的东西可能与我们展览会提供的作品并不一致，但一个越来越好的社会和广大民众审美方面的标准会越来越接近。我们缺乏中华民族吃苦难劳改天换地宏大精神的“钙质”，看看通过我们的一起努力，能不能弥补美术史中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