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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世界对话]
2017年7月，我编的《寻找语文之美》问世，“半书房”的陈闻问了我一个问题：“您曾经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師，能否用一句话表达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希冀？”我这样回答：语文教育，说到底是要让每个人获得更好地用母语跟这个世界对话的能力，感知世界之美与善，赢得做人之尊严的可能性。
2017年9月11日，“埃尔特教育”创始人张释文在公众号发的《寻找最美的语文》一文，就抓住了这个说法：“语文教育应该培养的，是能够与这个世界对话的人。” 那一刻，“与世界对话”就从那句话中跳了出来，刹那间照亮了我——这不正是我自己一个多月前说过的话吗？2017年9月4日，我决意寻找“童子六七人”一起读世界。9月9日，我给二十来个四到七年级的童子试验着上了一课，就叫《与芦苇对话》。我设计的第一季线下课也多为“与××对话”。但我开的这门课到底该叫什么，我一直没有想好。
2017年10月7日，恰逢农历八月十八。我特意选择了这个日子，和童子们一起与“天下第一潮”对话，由此开启了我“五十之年，只欠一生”的全新旅程。上这一课之前，我想起了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想起了显赫的“海宁陈家”和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钱塘江口多少潮起潮落，从李白、孟浩然、白居易、钱镠、苏东坡、周密到张岱、黄仲则、竺可桢、胡适之……一千五百年来，“壮观天下无”的“浙江潮”一直吸引着、激发着一代代人。有人甚至说，王国维、徐志摩、金庸他们都是“天下第一潮”捎向人间的精灵。
此时，离我1987年9月在故乡雁荡山初上讲台已过去了三十年。按东汉学者王充《论衡》中的说法，所谓一世就是三十年。我还保存着部分初上讲台时的备课笔记——红笔书写的文字，历经岁月的磨损，有的已褪色，有的甚至纸页有虫咬的痕迹。人生仿佛就是个画圆的过程，绕了一大圈，我又回到了青春时代曾经的“课童”生涯。从二十岁到五十岁，多少风云激荡，多少水深浪阔，我竟在知天命之年回归教育，只是这一次我选择的是儿童母语教育。
[二、“互放的光亮”]
我的课不问技巧，简陋、朴实，不求装饰，不在知识点之间打转，更不在字词句之间纠缠，我却自信我的课堂里有生命。我的心灵，童子们的心灵，古今中外的先贤的心灵，在时空中流动。我想起徐志摩的诗《偶然》中最后一句——“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我想寻求的就是这样“互放的光亮”，不只是在我与童子们之间，更重要的是童子们与自有文明以来古今中外的一个个高贵心灵之间。
“三年百课千人”（“三百千”）——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利用三年中的假日给童子们上一百次课，让他们认识古今中外一千个作者。按照这一思路，每一课大致要让童子们认识十个新作者。 实际上，我们每课的课前阅读资料涉及十到四十个作者的作品。所有的阅读、背诵都需要在课前完成。我们有限的课堂主要是问对，不仅是师生问对，更重要的是与古今中外的作者们问对，他们包括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苏轼、曹雪芹、鲁迅、胡适、沈从文……还有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雨果、雪莱、拜伦、歌德、普希金、托尔斯泰、爱默生、梭罗、泰戈尔、梅特林克、卡夫卡……这些作者们，也包括孔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的先哲，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达尔文、法布尔、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塞尚、凡·高、罗丹、毕加索、东山魁夷这样的艺术家，莫扎特、李斯特、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当然也有许多作者，虽没有显赫的名声，却也写出了足以滋养人类心灵的美好作品，比如用日语写作的德富芦花、用汉语写作的陈冠学等。与他们的对话，始终是“与世界对话”课的中心。
早在2017年10月初，正式开课前我就写过这样的文字：
我在意的是超越知识的课堂生命，以及超越课堂本身的精神格局。我向往的是古希腊先哲们垂范后世的师生问对，当然也包括孔子在内的华夏先哲们留下的典范、印度泰戈尔在大树下和孩子们的问对，还有中国近代以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诸位先生们留下的精神血脉。
我生也晚，不能与先贤同处一时代，或坐在他们脚下倾听他们的声音，或与他们问对。但我无数次地想象过真实的教育场景、真实的日常课堂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想，最重要的无非就是师生之间的问对是否带着生命气息，能不能将人带到一个更高更远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之子用毕生心血浇灌出来的，是在长久的岁月中慢慢沉淀下来的。它跨越东西方，跨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乃至不同的宗教信仰。
2017年秋天，我第一次将课堂放在了自然、人文的现场，在严子陵钓台和桐君山“与富春江对话”。2018年初春，我又带了十二个童子到希腊游学，在爱琴海，在雅典卫城，在德尔菲神庙遗址，在古希腊剧场，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读《荷马史诗》，读拜伦的《哀希腊》，在柏拉图学园废墟分享“绝对的美”。从此，我们开始了“少年中国行”“少年世界行”。我带着国语书塾的部分童子到过北京、南京、西安、无锡、嘉兴、海宁、绍兴，还到过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等。
2019年10月7日，在国语书塾童子班两周年的“点亮母语”分享会上，一位家长发言时建议我在“三年百课千人”后面加上“万里”。我欣然接受。于是，我提出的“三百千”变成了 “三百千万”。想起老中国童蒙教育中的“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那还是缺乏世界视野的识字、文史和伦理教化。当然，它们曾深刻地影响了农耕社会，上千年来参与塑造了民族的心灵秩序。而我在21世纪提出的“三百千万”则是想帮助一些少年奠定他们一生的人文根底，是在互联网、全球化时代重构心灵秩序的微小努力。
[三、以想象力为中心]
2019年10月7日，在国语书塾童子班两周年的分享会上，我说：“这是我个人一次小小的儿童母语教育实验，是我在知天命之年的临时起意，就是回到儿童，回到母语，回到教育。这是我为抵抗时间和虚无而做出的选择。”国语书塾实行的是以母语为中心的人文教育。通过这个实验，我试图与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儿童建立真实的生命连接，将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最美、最有价值的文本带到童子们的视野中，让他们在童年、少年时代与古今中外的经典相遇，与人类文明中最有智慧的人相遇。 我想起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我深切地体悟到，教育要造就的正是“人中之人”。而唯有那些在人类文明史中陶冶出来的宝贵精神资源，才有可能造就这样的“人中之人”。
我想起印度诗人、思想家、教育家泰戈尔先生说的话：“一所好的学校不仅要让人获得知识，也获得尊严，获得忠诚，获得力量。”这四个“获得”引起我深深的共鸣。知识并不是第一位的，尤其是碎片化的知识。不能贯通生命、连接生活的碎片知识，在一个人类已拥有搜索引擎的时代已经无足轻重。比知识更要紧的是获取知识的方法，比方法更重要的是视野。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的古今求学问的三境界中，第一重便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指打开视野。
视野比方法、知识更重要。这是我思考的第一个“三角形”。
19世纪的法国诗人、美学家波德莱尔说：“想象力确实和无限有关，它创造了这个世界，告诉人颜色、轮廓、声音、香味所具有的精神上的含义。”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确定地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不仅文学、艺术离不开想象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一切人类的活动都离不开想象力。
我设计的“与世界对话”是以想象力为中心，而不是以知识点为中心。我们的课堂不解决字、词、句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重心都在这方面），而是致力于提升孩子的审美力和思想力，最大限度地拓展孩子们的想象空间，不怕试错，没有标准答案，鼓励创造。我常常送给他们“大胆想象，小心落笔”这八个字。
我相信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的话：“若要使想象力得到充分发展，知晓一些文学名著、世界历史以及音乐、绘画和建筑等是不可或缺的。唯有通过想象，人们才能设想未来世界的蓝图;离开想象，‘进步’将变得按部就班、平淡无奇。”
想象力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你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获得开阔的视野，不断地往下扎根，拥有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使你的基础变得又深又广，它才有可能突然迸发出来。
想象力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和有生命的课堂，和广泛的课外阅读，和人生的经历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它也是生长起来的，是一个人往下扎根的结果。为此，我提出“一个中心”（想象力）、“两个基础”（语言基础和知识基础）。语言基础关乎母语表达的能力，知识基础不是寻求碎片化的知识堆积，而是编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文地图。我特别喜欢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一句话：“童年看到的世界是图绘的世界，带有它最初的色彩，它是真正的色彩的世界。”这张人文地图就是一个“图绘的世界”，是可以跟随你一生的世界。
想象、审美、思想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可以说这是我思考的第二个“三角形”。
同时，我十分认同做过十七年北大校长的教育家蒋梦麟先生的这番话：“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理想、希望、意志，是我思考的第三个“三角形”。
三个“三角形”无法割裂，而是组合在一起的三个不同侧面，它们相辅相成，缺一面都不可。这是我从事儿童母语教育实验的方向。
为此，国语书塾童子班的核心课程“与世界对话”就是围绕着这三个“三角形”展开的，它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下六个特点，并在实践中渐渐成熟起来：1.古今中外;2.母语中心（文本至上） ;3.跨学科（文、史、哲、艺……）;4.有主线 （多线并进，交替推行，但始终有一条主线，就是老师、学生在哪里）;5.有灵魂（不是表面的文本堆积）;6.无答案。
[四、“三百千万”磨坊]
国语书塾本来只是我的一间书房，我将书房的门打开，和童子们共享这一空间，一起在这里与世界对话，收获快乐，收获未来。我有农夫般的喜悦，因为这间书房的价值最大化了。2020年我写过一篇小文《我的五个书房：书中没有黄金屋》，其中说：
从2016年起，我又拥有了生命中的第五间书房……如果说，昔日的四个书房是我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空间，我在那里读书、思考、著书，孤独地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这个叫作“国语书塾”的书房，如今已成了童子们与我共享的一个精神空间。这是我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建立起来的精神空间。我们在这里一起眺望世界。也许，许多书他们现在还读不懂，但是不要紧，他们可以呼吸这里的空气，慢慢地融汇到这个贯穿古今也打通东西的精神脉络中去。
如今，“与世界对话”一百课已完成大半。这些课连接着我在故乡雁荡山中读书、读云、读石头的少年时光，也连接着我半生所读的古今中外经典，以及我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我想起三十二年前，恩师吴式南先生在九山湖畔给我的诚挚建议，其中就有一句：“抓住一两个实在的问题，宜具体，宜小，先做扎扎实实的思考和研究。”在“实在”“具体”“小”和“扎扎实实”下面，吴老师都加了圈圈，生怕我轻轻放过。
“低处入手，高处着眼”，从那时起，渐渐成为我所奉行的法则，几乎化作我的血液和骨髓。我相信，我们虽是从低处、小处进入，却是要走向一个无比广阔的大世界。这不是一条捷径，而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付出无数的时间、艰辛和努力。我的“与世界对话”课，仅仅是个开始而已。
2019年10月底，我约了几个朋友去浙江师大看望八十一岁的王尚文先生。此次见面，王先生依然健朗，依然思路清晰，依然谦逊至极，依然在辛勤笔耕，而且又有几本新著即将问世。闲聊中，我说起最近的“与世界对话”课上了一个“墙门窗”系列。王先生很感兴趣，听我介绍了大致思路和部分细节。他极力主张我先将这三课的课堂实录和阅读文本、当堂习作整理出来。当时，我带了一本小册子《傅国涌课童记》送他。他看到“课童”两字，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你可以将‘與世界对话’这套书叫《童课》。”我一想，对啊，何不就叫《童课：与世界对话》？从“墙门窗”开始，可以这样一卷、一卷慢慢地出下去。
2019年12月，我带着整理完成的初稿再访王先生，恳请他写篇序言。没想到不足两个星期，他就写出了三千言的长序，除了对晚辈的期许与过誉之词，无一字落空。他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发现的“让学”这个概念着眼，对他毕生从事的语文教育做了一次新的思考。我感谢王先生的厚爱。
我期待国语书塾我的“三百千万”磨坊能成为“童子六七人”一生一世的祝福。我生在雁荡山，长在雁荡山，自幼看的是石头，走的是石头路，连吃的粮食、蔬菜也是从石子地里种出来的。我父亲大半生以砌石头养活了我们一家人。前些日子，我曾对童子们说：“我愿是你们一生的石头——坚不可摧的垫脚石、铺路石。”现在我将《童课：与世界对话》系列的第一册《墙门窗》公之于世，愿更多我不认识的少年也能受益。
2017年7月，我编的《寻找语文之美》问世，“半书房”的陈闻问了我一个问题：“您曾经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師，能否用一句话表达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希冀？”我这样回答：语文教育，说到底是要让每个人获得更好地用母语跟这个世界对话的能力，感知世界之美与善，赢得做人之尊严的可能性。
2017年9月11日，“埃尔特教育”创始人张释文在公众号发的《寻找最美的语文》一文，就抓住了这个说法：“语文教育应该培养的，是能够与这个世界对话的人。” 那一刻，“与世界对话”就从那句话中跳了出来，刹那间照亮了我——这不正是我自己一个多月前说过的话吗？2017年9月4日，我决意寻找“童子六七人”一起读世界。9月9日，我给二十来个四到七年级的童子试验着上了一课，就叫《与芦苇对话》。我设计的第一季线下课也多为“与××对话”。但我开的这门课到底该叫什么，我一直没有想好。
2017年10月7日，恰逢农历八月十八。我特意选择了这个日子，和童子们一起与“天下第一潮”对话，由此开启了我“五十之年，只欠一生”的全新旅程。上这一课之前，我想起了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想起了显赫的“海宁陈家”和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钱塘江口多少潮起潮落，从李白、孟浩然、白居易、钱镠、苏东坡、周密到张岱、黄仲则、竺可桢、胡适之……一千五百年来，“壮观天下无”的“浙江潮”一直吸引着、激发着一代代人。有人甚至说，王国维、徐志摩、金庸他们都是“天下第一潮”捎向人间的精灵。
此时，离我1987年9月在故乡雁荡山初上讲台已过去了三十年。按东汉学者王充《论衡》中的说法，所谓一世就是三十年。我还保存着部分初上讲台时的备课笔记——红笔书写的文字，历经岁月的磨损，有的已褪色，有的甚至纸页有虫咬的痕迹。人生仿佛就是个画圆的过程，绕了一大圈，我又回到了青春时代曾经的“课童”生涯。从二十岁到五十岁，多少风云激荡，多少水深浪阔，我竟在知天命之年回归教育，只是这一次我选择的是儿童母语教育。
[二、“互放的光亮”]
我的课不问技巧，简陋、朴实，不求装饰，不在知识点之间打转，更不在字词句之间纠缠，我却自信我的课堂里有生命。我的心灵，童子们的心灵，古今中外的先贤的心灵，在时空中流动。我想起徐志摩的诗《偶然》中最后一句——“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我想寻求的就是这样“互放的光亮”，不只是在我与童子们之间，更重要的是童子们与自有文明以来古今中外的一个个高贵心灵之间。
“三年百课千人”（“三百千”）——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利用三年中的假日给童子们上一百次课，让他们认识古今中外一千个作者。按照这一思路，每一课大致要让童子们认识十个新作者。 实际上，我们每课的课前阅读资料涉及十到四十个作者的作品。所有的阅读、背诵都需要在课前完成。我们有限的课堂主要是问对，不仅是师生问对，更重要的是与古今中外的作者们问对，他们包括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苏轼、曹雪芹、鲁迅、胡适、沈从文……还有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雨果、雪莱、拜伦、歌德、普希金、托尔斯泰、爱默生、梭罗、泰戈尔、梅特林克、卡夫卡……这些作者们，也包括孔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的先哲，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达尔文、法布尔、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塞尚、凡·高、罗丹、毕加索、东山魁夷这样的艺术家，莫扎特、李斯特、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当然也有许多作者，虽没有显赫的名声，却也写出了足以滋养人类心灵的美好作品，比如用日语写作的德富芦花、用汉语写作的陈冠学等。与他们的对话，始终是“与世界对话”课的中心。
早在2017年10月初，正式开课前我就写过这样的文字：
我在意的是超越知识的课堂生命，以及超越课堂本身的精神格局。我向往的是古希腊先哲们垂范后世的师生问对，当然也包括孔子在内的华夏先哲们留下的典范、印度泰戈尔在大树下和孩子们的问对，还有中国近代以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诸位先生们留下的精神血脉。
我生也晚，不能与先贤同处一时代，或坐在他们脚下倾听他们的声音，或与他们问对。但我无数次地想象过真实的教育场景、真实的日常课堂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想，最重要的无非就是师生之间的问对是否带着生命气息，能不能将人带到一个更高更远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之子用毕生心血浇灌出来的，是在长久的岁月中慢慢沉淀下来的。它跨越东西方，跨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乃至不同的宗教信仰。
2017年秋天，我第一次将课堂放在了自然、人文的现场，在严子陵钓台和桐君山“与富春江对话”。2018年初春，我又带了十二个童子到希腊游学，在爱琴海，在雅典卫城，在德尔菲神庙遗址，在古希腊剧场，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读《荷马史诗》，读拜伦的《哀希腊》，在柏拉图学园废墟分享“绝对的美”。从此，我们开始了“少年中国行”“少年世界行”。我带着国语书塾的部分童子到过北京、南京、西安、无锡、嘉兴、海宁、绍兴，还到过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等。
2019年10月7日，在国语书塾童子班两周年的“点亮母语”分享会上，一位家长发言时建议我在“三年百课千人”后面加上“万里”。我欣然接受。于是，我提出的“三百千”变成了 “三百千万”。想起老中国童蒙教育中的“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那还是缺乏世界视野的识字、文史和伦理教化。当然，它们曾深刻地影响了农耕社会，上千年来参与塑造了民族的心灵秩序。而我在21世纪提出的“三百千万”则是想帮助一些少年奠定他们一生的人文根底，是在互联网、全球化时代重构心灵秩序的微小努力。
[三、以想象力为中心]
2019年10月7日，在国语书塾童子班两周年的分享会上，我说：“这是我个人一次小小的儿童母语教育实验，是我在知天命之年的临时起意，就是回到儿童，回到母语，回到教育。这是我为抵抗时间和虚无而做出的选择。”国语书塾实行的是以母语为中心的人文教育。通过这个实验，我试图与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儿童建立真实的生命连接，将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最美、最有价值的文本带到童子们的视野中，让他们在童年、少年时代与古今中外的经典相遇，与人类文明中最有智慧的人相遇。 我想起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我深切地体悟到，教育要造就的正是“人中之人”。而唯有那些在人类文明史中陶冶出来的宝贵精神资源，才有可能造就这样的“人中之人”。
我想起印度诗人、思想家、教育家泰戈尔先生说的话：“一所好的学校不仅要让人获得知识，也获得尊严，获得忠诚，获得力量。”这四个“获得”引起我深深的共鸣。知识并不是第一位的，尤其是碎片化的知识。不能贯通生命、连接生活的碎片知识，在一个人类已拥有搜索引擎的时代已经无足轻重。比知识更要紧的是获取知识的方法，比方法更重要的是视野。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的古今求学问的三境界中，第一重便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指打开视野。
视野比方法、知识更重要。这是我思考的第一个“三角形”。
19世纪的法国诗人、美学家波德莱尔说：“想象力确实和无限有关，它创造了这个世界，告诉人颜色、轮廓、声音、香味所具有的精神上的含义。”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确定地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不仅文学、艺术离不开想象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一切人类的活动都离不开想象力。
我设计的“与世界对话”是以想象力为中心，而不是以知识点为中心。我们的课堂不解决字、词、句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重心都在这方面），而是致力于提升孩子的审美力和思想力，最大限度地拓展孩子们的想象空间，不怕试错，没有标准答案，鼓励创造。我常常送给他们“大胆想象，小心落笔”这八个字。
我相信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的话：“若要使想象力得到充分发展，知晓一些文学名著、世界历史以及音乐、绘画和建筑等是不可或缺的。唯有通过想象，人们才能设想未来世界的蓝图;离开想象，‘进步’将变得按部就班、平淡无奇。”
想象力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你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获得开阔的视野，不断地往下扎根，拥有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使你的基础变得又深又广，它才有可能突然迸发出来。
想象力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和有生命的课堂，和广泛的课外阅读，和人生的经历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它也是生长起来的，是一个人往下扎根的结果。为此，我提出“一个中心”（想象力）、“两个基础”（语言基础和知识基础）。语言基础关乎母语表达的能力，知识基础不是寻求碎片化的知识堆积，而是编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文地图。我特别喜欢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一句话：“童年看到的世界是图绘的世界，带有它最初的色彩，它是真正的色彩的世界。”这张人文地图就是一个“图绘的世界”，是可以跟随你一生的世界。
想象、审美、思想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可以说这是我思考的第二个“三角形”。
同时，我十分认同做过十七年北大校长的教育家蒋梦麟先生的这番话：“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理想、希望、意志，是我思考的第三个“三角形”。
三个“三角形”无法割裂，而是组合在一起的三个不同侧面，它们相辅相成，缺一面都不可。这是我从事儿童母语教育实验的方向。
为此，国语书塾童子班的核心课程“与世界对话”就是围绕着这三个“三角形”展开的，它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下六个特点，并在实践中渐渐成熟起来：1.古今中外;2.母语中心（文本至上） ;3.跨学科（文、史、哲、艺……）;4.有主线 （多线并进，交替推行，但始终有一条主线，就是老师、学生在哪里）;5.有灵魂（不是表面的文本堆积）;6.无答案。
[四、“三百千万”磨坊]
国语书塾本来只是我的一间书房，我将书房的门打开，和童子们共享这一空间，一起在这里与世界对话，收获快乐，收获未来。我有农夫般的喜悦，因为这间书房的价值最大化了。2020年我写过一篇小文《我的五个书房：书中没有黄金屋》，其中说：
从2016年起，我又拥有了生命中的第五间书房……如果说，昔日的四个书房是我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空间，我在那里读书、思考、著书，孤独地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这个叫作“国语书塾”的书房，如今已成了童子们与我共享的一个精神空间。这是我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建立起来的精神空间。我们在这里一起眺望世界。也许，许多书他们现在还读不懂，但是不要紧，他们可以呼吸这里的空气，慢慢地融汇到这个贯穿古今也打通东西的精神脉络中去。
如今，“与世界对话”一百课已完成大半。这些课连接着我在故乡雁荡山中读书、读云、读石头的少年时光，也连接着我半生所读的古今中外经典，以及我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我想起三十二年前，恩师吴式南先生在九山湖畔给我的诚挚建议，其中就有一句：“抓住一两个实在的问题，宜具体，宜小，先做扎扎实实的思考和研究。”在“实在”“具体”“小”和“扎扎实实”下面，吴老师都加了圈圈，生怕我轻轻放过。
“低处入手，高处着眼”，从那时起，渐渐成为我所奉行的法则，几乎化作我的血液和骨髓。我相信，我们虽是从低处、小处进入，却是要走向一个无比广阔的大世界。这不是一条捷径，而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付出无数的时间、艰辛和努力。我的“与世界对话”课，仅仅是个开始而已。
2019年10月底，我约了几个朋友去浙江师大看望八十一岁的王尚文先生。此次见面，王先生依然健朗，依然思路清晰，依然谦逊至极，依然在辛勤笔耕，而且又有几本新著即将问世。闲聊中，我说起最近的“与世界对话”课上了一个“墙门窗”系列。王先生很感兴趣，听我介绍了大致思路和部分细节。他极力主张我先将这三课的课堂实录和阅读文本、当堂习作整理出来。当时，我带了一本小册子《傅国涌课童记》送他。他看到“课童”两字，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你可以将‘與世界对话’这套书叫《童课》。”我一想，对啊，何不就叫《童课：与世界对话》？从“墙门窗”开始，可以这样一卷、一卷慢慢地出下去。
2019年12月，我带着整理完成的初稿再访王先生，恳请他写篇序言。没想到不足两个星期，他就写出了三千言的长序，除了对晚辈的期许与过誉之词，无一字落空。他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发现的“让学”这个概念着眼，对他毕生从事的语文教育做了一次新的思考。我感谢王先生的厚爱。
我期待国语书塾我的“三百千万”磨坊能成为“童子六七人”一生一世的祝福。我生在雁荡山，长在雁荡山，自幼看的是石头，走的是石头路，连吃的粮食、蔬菜也是从石子地里种出来的。我父亲大半生以砌石头养活了我们一家人。前些日子，我曾对童子们说：“我愿是你们一生的石头——坚不可摧的垫脚石、铺路石。”现在我将《童课：与世界对话》系列的第一册《墙门窗》公之于世，愿更多我不认识的少年也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