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为了推动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资源型城市财政分权对于经济環境协调发展的作用，本文采用了2013-2018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三十三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在运用Moran’s I指数对于空间的自相关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财政分权程度与本地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之间存在着空间正相关，且财政分权程度对周边城市的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也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财政分权;空间杜宾模型
一、引言
资源型城市是指依靠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该类城市主要以本地区自然资源的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比较单一，且部分资源型城市因大力发展重工业，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中国目前拥有262个资源型城市，部分城市资源开采已经枯竭且历史遗留问题较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任务艰巨。为了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印发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其中对于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活力迸发与环境资源可持续提出了明确要求。
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历来便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目前的研究中，主要存在三方观点。一方认为由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开采利用和污染物排放的不断增加，对环境产生了负效应，例如Meadows等人在《增长的极限》中认为经济增长会受到环境约束，如果要保护环境必须要降低经济增速。另一方面观点认为经济与环境之间也可能存在正效应，如Beckerman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是有助于改善环境的有效手段。第三方观点持有者代表人物Grossman和Kruger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并提出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倒 U型”曲线关系，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增长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一旦经济发展超越了某一点，经济发展反而会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环境污染。然而，财政分权作为政府行为的直接表现，与经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首先，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认为，由于“晋升锦标赛”的存在，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上级政府设立的经济发展目标，会努力进行辖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另一方观点则恰恰相反，例如Davoodi针对 46 个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发展中国家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
对于环境而言，现有的研究结果得出财政分权对于环境治理则存在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财政分权会对于环境治理产生负向作用，因为在部分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可能为了与其余地区进行“竞次”，吸引外部投资而放松环境管理，使自身辖区成为“污染天堂”，导致管辖地区内污染集聚增加。而另一方观点所提出的“用脚投票”理论却认为如果财政分权体制较高，对于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存在激励作用，地方政府会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此来满足居民对于环境生态水平的要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居民在辖区内居住。
综上可知，财政对于环境和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具体的关系有待探究。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犹如地方可持续发展之两翼，其协同作用可谓举足轻重。所以本文为探究财政分权与环境经济协调性发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目标设置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三十三座资源型城市，以此来探究在《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背景下资源型城市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同时，本文采用地理集中度计算经济环境协调一致性指数，并结合财政分权程度在变量选择上进行创新。为检验地区之间的自相关性，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模型，筛选出最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此来探究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资源型城市财政分权程度对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面向其余地区资源型城市发展状况提出针对性意见。
二、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从理论分析来看，环境协调在距离上不存在递减效应且财政分权会使得相邻地区展开“空间竞争”，故而此处的空间权重矩阵Wij选择标准化的空间邻接矩阵，且此处的xi为CEPi。将数据代入计算，结果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得出结果详见表1。从中结果可以得出，所研究的三十三座资源型城市的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具有一定的空间自相关性，但总体上来看，Moran’s I指数在2013-2018年间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环境经济集聚的总体效应减弱，或者环境的溢出效应强于经济的溢出效应，导致总体环境经济一致性使数Moran’s I指数降低;也存在环境地理集中度不够直观，从而导致忽略各个地区差异性对于环境经济一致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引入了局部Moran’s I指数对其进行运算。
此处使用的局部Moran’s I得到的结果可以表示某地区与其周边地区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的自相关性。当Moran’s I>0时，表示某地区与其相邻地区之间渗透性比较高，可能呈现出高-高（意味着集聚程度高的城市被其余集聚程度高的地区所连接）或者低-低的集聚方式;若Moran’s I<0，则说明某地区与其相邻地区之间的渗透性比较弱，可能出现低-高或者高-低的集聚方式。将CEP的所有数据代入计算，得出历年分布情况有所差别，但大部分城市数据集中在第一第三象限，说明研究的三十三座城市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三、模型的构建
通过以上的全局以及局部的Moran’s I指数检验，我们可以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三十三个资源型城市存在着一定的自相关性，所以参考Keen M、Marchandt M及谢晗进、刘满凤等分析方法，建立模型见⑥式。
为了考虑空间作用，将⑩式设定成为空间计量模型的形式，以空间滞后模（Spatial Lag Model，SLM）为例，其表达式如下：
此处的Wij与上文一样，同为以Queen邻接构造的空间邻接矩阵。
（一）变量的解释 1.财政分权指数（DC）
本文使用的财政分权指数表达式为：
为体现地方政府获得可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的权利的大小，此处使用财政收入分权指数进行计算。
2.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
被解释变量中使用的环境一致性指数即代表着②式中的Y/P，其表达式为：
ECOi与POLi分别为用经济地理集中度与污染地理集中度分别计算得出的经济聚集度与污染集聚度。其中，使用2013-2018年三十三个资源型城市的GDP来计算ECOi，用2013-2018年三十三个资源型城市的工业污水排放量来计算POLi。
3.其余变量
K/P表示资本污染集聚度，采用了地理集中度计算资本集聚程度与污染集聚程度的商，其中K使用的是各地区历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P使用的是各地区历年工业污水排放量计算;同理，L/P表示劳动污染集聚度，计算方法与K/P一致，采用的数据为各地区历年就业人口数。同时，在本模型中，使用各地区历年R&D投入表示综合技术水平A，用历年实际利用外资额来代表FDI。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是2013-2018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三十三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主要来自各城市及其所在省份历年统计年鉴及政府工作报告，部分工业污水排放数据来源于2013-2018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Stata15软件将原模型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SAR、广义空间自回归模型SAC、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与广义空间嵌套模型GNSM的估计方法对于本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2。
从回归结果来看，OLS、SEM、SDM、SAR、SAC、SDEM与GNSM的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与财政分权指数之间均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为了选取最优模型，我们首先针对OLS进行LM-Robus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LM-Lag与LM-Error统计量均显著通过了1%的检验，说明拒绝原假设，故而要求我们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为甄选SAR与SEM，我们进行RLM检验，结果显示RLM-error通过了1%的检验，而RLM-lag通过了10%的显著性，故而对接下来的模型进行LR检验，结果甄选出了SDEM模型。同时，为了分析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结果，表3整理出各个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从SDM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所研究的三十三座资源型城市中，R&D投入的直接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各城市的R&D投入对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积极作用。但是，其间接效应显示，各城市R&D投入对于周边城市环境经济协调性发展呈现出轻微的负效应。一般来说，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R&D投入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所以R&D投入应该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正相关。同时，技术创新对于环境治理是存在双重作用，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给环境治理提供更加高效节能的方法，有利于推动对于环境的整治;一方面可能因为技术进步加大对于能源消耗的要求，对于污染产生促进作用。最终，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R&D投入对于本地的经济环境协调性发展呈现积极作用，说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三十三个资源型城市，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高于给本地区带来的污染效应，对于本地的环境经济协调性发展存在积极作用。但是，本地的技术创新造成的污染未及时处理可能会产生负的溢出效应，导致周边地区的污染集聚加大，所以对其经济环境协调性发展存在轻微的消极作用。
由FDI的直接效应可以看出，外商投资FDI对于对于环境经济集聚存在正向空间效应，但正向作用较为轻微，同时，对于周边地区同样也存在轻微的正效应。关于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新经济增长理论已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证明，并认为外资能够给地区带来资金的同时，还能够带来技术的溢出效应与先进的管理结构，借此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但FDI与污染之间的具体关系有待商榷，其中“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提出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可能会为了提高自身的外资引入程度而降低对于污染的防控监测水平，导致当地的污染程度加剧。而“污染光环”假说则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可以引入先进的生产与治理技术，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地治理污染的技术进步，所以存在着改善环境的正效应。从实证的结果来看，FDI与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呈现正效应的原因可能是跨国公司给当地经济带来的促进作用程度比给该地区带来的污染效應强，所以整体呈现出正相关的效应。与此同时，本地外资的引入带来的经济效应可能对于周边地区也带来了发展机遇，故而对周边地区的环境经济协调发展也存在着正向作用。
对财政分权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认为财政分权对于本地区环境经济集聚存在着正向空间效应，且财政分权程度变动1%，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同方向变动1.006%，即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越高，财政分权程度越低，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越低。然而，对于周边地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作用，且积极作用更大，当财政分权程度增加1%，周边地区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增加9.454%。财政分权指数与环境经济一致性系数呈现出正相关则说明了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对于该地区的经济环境协调性发展存在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存在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较高的财政分权度说明地方政府对于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力较大，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上级发布的经济目标、提高自身绩效，有激励地大力发展、努力提高自身管辖地区的经济水平;与此同时，由于近年“五位一体”建设、“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打响，包括《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提出都对于地方政府污染治理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并且，辖区环境作为地区名片对于外资与人才存在一定的吸引力，良好的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与人才，这样使地方政府有激励去控制本辖区内环境污染的水平，因此财政分权程度与本地区的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存在着积极作用。 对于周边地区而言，环境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效应的存在，可能导致财政分权程度对于周边城市经济协调性建设也存在着正向促进作用。本文间接效应系数较高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部分地区与周边城市形成经济集聚区使得区域的正向集聚作用增加;一方面可能是地方政府需要响应上级政府规划指令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对周边城市进行扶持，例如从2018年国家发改委组织建设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将陕西省的西安、宝鸡等五市与甘肃省的天水、平凉、庆阳等地联合起来，推动全国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向西北拓展，其中要求推动富平—阎良、杨凌—武功—周至等地区协同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地方政府可能会为了达到总体目标，增加总体绩效而加大对于周边较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但从总体效应来看，财政分权程度对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是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了空间杜宾模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三十三座资源型城市2013-2018年的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与财政分权指数等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在部分资源型城市内，财政分权度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环境经济一致性发展更好，且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对于周边地区的经济环境协调性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正向作用;其次，地方政府可能会为了提高经济区或城市群的共同绩效，对于周边落后地区的环境经济协调发展进行扶持。本文得出的结论与《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对资源型城市提出的发展要求相符合。同时，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对于财政、环境与经济之间发展提出几点相关政策性建议。
1.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对于环境经济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财政分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为能力。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对财政分权指数进行合理地动态调整，协调中央与地方权力。与此同时，在合理税率下，合理利用财政支出，使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体制下，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环境质量，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2.优化引资结构，避免沦为“污染避难所”
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加强对外商的投资管理，避免追求经济绩效盲目引资。优化地方引资结构，地区要逐步调整结构，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提高绿色准入门槛，实现城市扩张速度与城市污染治理能力相匹配。转变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生产方式，控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3.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切忌走“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是跨越的关键所在。
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现今，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显然不适用，所以完善地区绩效考核标准，将生态环境纳入考量范围，避免追求快速发展而饮鸩止渴。由此向绿色发展转变，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Dennis L.Meadows等. 增长的极限[M].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2]Beckerman W.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Whose Growth？Whose Environment？[J].World Development，1992，20，481～496.
[3]Ayres R. U. Comments on Georgescu Roegen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7，22：285- 288.
[4]Grossman G.M. and Krueger， A.B. （1993） Environment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Garber， P.M. Ed.， The Mexican-US Free Trade Agreement， MIT Press， Cambridge， 1-10.
[5]徐现祥，刘毓芸.经济增长目标管理[J].经济研究，2017，52（07）：18-33.
[6]Davoodi，H. and Zou，H. F.，1998，“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 Cross-Country Study”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Vol.43（2），pp.244～257.
[7]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06）：33-40.
[8]Tiebout Charles M. 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64， No.5， pp. 416-424.
[9]刘满凤，谢晗进.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环境经济集聚双门槛效应分析[J].管理评论，2017，29（10）：21-33.
[10]Keen， M. and Marchand， M. （1997） 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6， 33-53.
[11]刘满凤，谢晗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环境经济集聚的时空演化[J].经济地理，2015，35（10）：21-28.
[12]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经济研究，2010，45（08）：4-15+65.
[13]陈硕.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J].经济学（季刊），2010，9（04）：1427-1446.
[14]龚锋，卢洪友.公共支出结构、偏好匹配与财政分权[J].管理世界，2009（01）：10-21.
关键词：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财政分权;空间杜宾模型
一、引言
资源型城市是指依靠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该类城市主要以本地区自然资源的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比较单一，且部分资源型城市因大力发展重工业，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中国目前拥有262个资源型城市，部分城市资源开采已经枯竭且历史遗留问题较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任务艰巨。为了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印发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其中对于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活力迸发与环境资源可持续提出了明确要求。
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历来便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目前的研究中，主要存在三方观点。一方认为由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开采利用和污染物排放的不断增加，对环境产生了负效应，例如Meadows等人在《增长的极限》中认为经济增长会受到环境约束，如果要保护环境必须要降低经济增速。另一方面观点认为经济与环境之间也可能存在正效应，如Beckerman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是有助于改善环境的有效手段。第三方观点持有者代表人物Grossman和Kruger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并提出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倒 U型”曲线关系，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增长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一旦经济发展超越了某一点，经济发展反而会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环境污染。然而，财政分权作为政府行为的直接表现，与经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首先，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认为，由于“晋升锦标赛”的存在，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上级政府设立的经济发展目标，会努力进行辖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另一方观点则恰恰相反，例如Davoodi针对 46 个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发展中国家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
对于环境而言，现有的研究结果得出财政分权对于环境治理则存在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财政分权会对于环境治理产生负向作用，因为在部分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可能为了与其余地区进行“竞次”，吸引外部投资而放松环境管理，使自身辖区成为“污染天堂”，导致管辖地区内污染集聚增加。而另一方观点所提出的“用脚投票”理论却认为如果财政分权体制较高，对于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存在激励作用，地方政府会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此来满足居民对于环境生态水平的要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居民在辖区内居住。
综上可知，财政对于环境和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具体的关系有待探究。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犹如地方可持续发展之两翼，其协同作用可谓举足轻重。所以本文为探究财政分权与环境经济协调性发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目标设置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三十三座资源型城市，以此来探究在《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背景下资源型城市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同时，本文采用地理集中度计算经济环境协调一致性指数，并结合财政分权程度在变量选择上进行创新。为检验地区之间的自相关性，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模型，筛选出最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此来探究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资源型城市财政分权程度对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面向其余地区资源型城市发展状况提出针对性意见。
二、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从理论分析来看，环境协调在距离上不存在递减效应且财政分权会使得相邻地区展开“空间竞争”，故而此处的空间权重矩阵Wij选择标准化的空间邻接矩阵，且此处的xi为CEPi。将数据代入计算，结果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得出结果详见表1。从中结果可以得出，所研究的三十三座资源型城市的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具有一定的空间自相关性，但总体上来看，Moran’s I指数在2013-2018年间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环境经济集聚的总体效应减弱，或者环境的溢出效应强于经济的溢出效应，导致总体环境经济一致性使数Moran’s I指数降低;也存在环境地理集中度不够直观，从而导致忽略各个地区差异性对于环境经济一致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引入了局部Moran’s I指数对其进行运算。
此处使用的局部Moran’s I得到的结果可以表示某地区与其周边地区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的自相关性。当Moran’s I>0时，表示某地区与其相邻地区之间渗透性比较高，可能呈现出高-高（意味着集聚程度高的城市被其余集聚程度高的地区所连接）或者低-低的集聚方式;若Moran’s I<0，则说明某地区与其相邻地区之间的渗透性比较弱，可能出现低-高或者高-低的集聚方式。将CEP的所有数据代入计算，得出历年分布情况有所差别，但大部分城市数据集中在第一第三象限，说明研究的三十三座城市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三、模型的构建
通过以上的全局以及局部的Moran’s I指数检验，我们可以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三十三个资源型城市存在着一定的自相关性，所以参考Keen M、Marchandt M及谢晗进、刘满凤等分析方法，建立模型见⑥式。
为了考虑空间作用，将⑩式设定成为空间计量模型的形式，以空间滞后模（Spatial Lag Model，SLM）为例，其表达式如下：
此处的Wij与上文一样，同为以Queen邻接构造的空间邻接矩阵。
（一）变量的解释 1.财政分权指数（DC）
本文使用的财政分权指数表达式为：
为体现地方政府获得可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的权利的大小，此处使用财政收入分权指数进行计算。
2.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
被解释变量中使用的环境一致性指数即代表着②式中的Y/P，其表达式为：
ECOi与POLi分别为用经济地理集中度与污染地理集中度分别计算得出的经济聚集度与污染集聚度。其中，使用2013-2018年三十三个资源型城市的GDP来计算ECOi，用2013-2018年三十三个资源型城市的工业污水排放量来计算POLi。
3.其余变量
K/P表示资本污染集聚度，采用了地理集中度计算资本集聚程度与污染集聚程度的商，其中K使用的是各地区历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P使用的是各地区历年工业污水排放量计算;同理，L/P表示劳动污染集聚度，计算方法与K/P一致，采用的数据为各地区历年就业人口数。同时，在本模型中，使用各地区历年R&D投入表示综合技术水平A，用历年实际利用外资额来代表FDI。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是2013-2018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三十三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主要来自各城市及其所在省份历年统计年鉴及政府工作报告，部分工业污水排放数据来源于2013-2018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Stata15软件将原模型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SAR、广义空间自回归模型SAC、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与广义空间嵌套模型GNSM的估计方法对于本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2。
从回归结果来看，OLS、SEM、SDM、SAR、SAC、SDEM与GNSM的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与财政分权指数之间均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为了选取最优模型，我们首先针对OLS进行LM-Robus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LM-Lag与LM-Error统计量均显著通过了1%的检验，说明拒绝原假设，故而要求我们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为甄选SAR与SEM，我们进行RLM检验，结果显示RLM-error通过了1%的检验，而RLM-lag通过了10%的显著性，故而对接下来的模型进行LR检验，结果甄选出了SDEM模型。同时，为了分析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结果，表3整理出各个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从SDM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所研究的三十三座资源型城市中，R&D投入的直接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各城市的R&D投入对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积极作用。但是，其间接效应显示，各城市R&D投入对于周边城市环境经济协调性发展呈现出轻微的负效应。一般来说，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R&D投入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所以R&D投入应该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正相关。同时，技术创新对于环境治理是存在双重作用，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给环境治理提供更加高效节能的方法，有利于推动对于环境的整治;一方面可能因为技术进步加大对于能源消耗的要求，对于污染产生促进作用。最终，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R&D投入对于本地的经济环境协调性发展呈现积极作用，说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三十三个资源型城市，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高于给本地区带来的污染效应，对于本地的环境经济协调性发展存在积极作用。但是，本地的技术创新造成的污染未及时处理可能会产生负的溢出效应，导致周边地区的污染集聚加大，所以对其经济环境协调性发展存在轻微的消极作用。
由FDI的直接效应可以看出，外商投资FDI对于对于环境经济集聚存在正向空间效应，但正向作用较为轻微，同时，对于周边地区同样也存在轻微的正效应。关于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新经济增长理论已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证明，并认为外资能够给地区带来资金的同时，还能够带来技术的溢出效应与先进的管理结构，借此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但FDI与污染之间的具体关系有待商榷，其中“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提出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可能会为了提高自身的外资引入程度而降低对于污染的防控监测水平，导致当地的污染程度加剧。而“污染光环”假说则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可以引入先进的生产与治理技术，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地治理污染的技术进步，所以存在着改善环境的正效应。从实证的结果来看，FDI与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呈现正效应的原因可能是跨国公司给当地经济带来的促进作用程度比给该地区带来的污染效應强，所以整体呈现出正相关的效应。与此同时，本地外资的引入带来的经济效应可能对于周边地区也带来了发展机遇，故而对周边地区的环境经济协调发展也存在着正向作用。
对财政分权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认为财政分权对于本地区环境经济集聚存在着正向空间效应，且财政分权程度变动1%，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同方向变动1.006%，即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越高，财政分权程度越低，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越低。然而，对于周边地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作用，且积极作用更大，当财政分权程度增加1%，周边地区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增加9.454%。财政分权指数与环境经济一致性系数呈现出正相关则说明了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对于该地区的经济环境协调性发展存在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存在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较高的财政分权度说明地方政府对于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力较大，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上级发布的经济目标、提高自身绩效，有激励地大力发展、努力提高自身管辖地区的经济水平;与此同时，由于近年“五位一体”建设、“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打响，包括《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提出都对于地方政府污染治理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并且，辖区环境作为地区名片对于外资与人才存在一定的吸引力，良好的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与人才，这样使地方政府有激励去控制本辖区内环境污染的水平，因此财政分权程度与本地区的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存在着积极作用。 对于周边地区而言，环境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效应的存在，可能导致财政分权程度对于周边城市经济协调性建设也存在着正向促进作用。本文间接效应系数较高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部分地区与周边城市形成经济集聚区使得区域的正向集聚作用增加;一方面可能是地方政府需要响应上级政府规划指令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对周边城市进行扶持，例如从2018年国家发改委组织建设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将陕西省的西安、宝鸡等五市与甘肃省的天水、平凉、庆阳等地联合起来，推动全国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向西北拓展，其中要求推动富平—阎良、杨凌—武功—周至等地区协同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地方政府可能会为了达到总体目标，增加总体绩效而加大对于周边较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但从总体效应来看，财政分权程度对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是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了空间杜宾模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三十三座资源型城市2013-2018年的环境经济一致性指数与财政分权指数等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在部分资源型城市内，财政分权度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环境经济一致性发展更好，且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对于周边地区的经济环境协调性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正向作用;其次，地方政府可能会为了提高经济区或城市群的共同绩效，对于周边落后地区的环境经济协调发展进行扶持。本文得出的结论与《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对资源型城市提出的发展要求相符合。同时，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对于财政、环境与经济之间发展提出几点相关政策性建议。
1.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对于环境经济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财政分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为能力。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对财政分权指数进行合理地动态调整，协调中央与地方权力。与此同时，在合理税率下，合理利用财政支出，使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体制下，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环境质量，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2.优化引资结构，避免沦为“污染避难所”
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加强对外商的投资管理，避免追求经济绩效盲目引资。优化地方引资结构，地区要逐步调整结构，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提高绿色准入门槛，实现城市扩张速度与城市污染治理能力相匹配。转变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生产方式，控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3.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切忌走“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是跨越的关键所在。
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现今，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显然不适用，所以完善地区绩效考核标准，将生态环境纳入考量范围，避免追求快速发展而饮鸩止渴。由此向绿色发展转变，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Dennis L.Meadows等. 增长的极限[M].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2]Beckerman W.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Whose Growth？Whose Environment？[J].World Development，1992，20，481～496.
[3]Ayres R. U. Comments on Georgescu Roegen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7，22：285- 288.
[4]Grossman G.M. and Krueger， A.B. （1993） Environment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Garber， P.M. Ed.， The Mexican-US Free Trade Agreement， MIT Press， Cambridge， 1-10.
[5]徐现祥，刘毓芸.经济增长目标管理[J].经济研究，2017，52（07）：18-33.
[6]Davoodi，H. and Zou，H. F.，1998，“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 Cross-Country Study”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Vol.43（2），pp.244～257.
[7]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06）：33-40.
[8]Tiebout Charles M. 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64， No.5， pp. 416-424.
[9]刘满凤，谢晗进.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环境经济集聚双门槛效应分析[J].管理评论，2017，29（10）：21-33.
[10]Keen， M. and Marchand， M. （1997） 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6， 33-53.
[11]刘满凤，谢晗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环境经济集聚的时空演化[J].经济地理，2015，35（10）：21-28.
[12]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经济研究，2010，45（08）：4-15+65.
[13]陈硕.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J].经济学（季刊），2010，9（04）：1427-1446.
[14]龚锋，卢洪友.公共支出结构、偏好匹配与财政分权[J].管理世界，2009（01）：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