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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大都到上都的旅途中，他追寻历史、触摸当下、找寻自我。
“我要从大都走到上都。”2016年6月，在北京蓝旗营的一家咖啡厅里，53岁的罗新郑重地向好友、考古学者罗丰说了他的决定。那时天色已晚，正是拥堵时候，车流不息又行驶缓慢，宁谧的咖啡馆也遮挡不住那些鸣笛和马达的喧嚣，任由它们挤进门窗。
罗新是北大研究魏晋史和北方民族史的知名教授，他本已和罗丰约好一起参加在中亚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听到这话，罗丰却并不吃惊，大概是因为罗新总提起那些长距离的行走计划。他盯了罗新一会儿，说：“嗯，你的身体可能受不了。”
“是的，可能受不了。”罗新回答。
“可能会受伤。”
“是的，可能会受伤。”
“你还是要走？”
“是的，我还是要走。”
“那么我支持你。”
出发、归来，转眼一年多过去。2017年圣诞节当天，当罗新在五道口一家咖啡厅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时，那次的旅程已沉淀成一本书，刚刚出版，书的名字就叫《从大都到上都》。
“我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
从大都走到上都的念头，在罗新心中萦绕已久。2000年前后，他买到明代人朱有燉（音同敦）的一本《元宫词百章》，读到第十三首：“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貂裘。”
朱有燉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五子的嫡长子，后来袭封为周王。他喜好文学，其《元宫词百章》模仿宫女的口吻，描写元代的宫廷旧事。至于这首诗，描绘的则是元代暑热时，宫侍从大都北去上都时的情景。罗新对从大都到上都的那些沿途地名很好奇。
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上都，则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一片草原中。700多年前，忽必烈正是在元上都称汗。在他之后，元朝先后有6位皇帝在上都即位。大都、上都，一个是冬都，一个是夏都，相当于游牧民族传统的冬营盘、夏营盘。一代代的元帝都会分季节在这两都之间巡行，处理中原和草原的朝政。“一座元上都，半部元朝史。”
历史上，大都到上都的道路有4条，其中两条是驿路，相当于国道。但元帝不走驿路，走的是“专线”，叫辇路。像“龙虎台”这种辇路上的地名，究竟指的是哪儿呢？罗新在当时学术圈里很有名的往复BBS上，向元史专家张帆请教。张帆向他介绍了一些研究情况。罗新发现，描写元帝巡行盛况的诗歌很多，可关于这么重要的辇路，却研究很少。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呢？”但当时只是想法，没有真走。
罗新天性喜欢行走。198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大一就开始旅行。后来他转学历史，又留校任教，读书治学之余，在别人的游记里“旅行”，也成了一大乐趣。2015年，一家英文网站“旧书联盟网”推荐了最好的50本旅行书籍，都是英文原版，其中有9本罗新都读过，剩下的打算找齐了以后慢慢读，“有时读好的旅行书比实际旅行收获还大”。
在罗新很喜欢的一本书《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美国》里，作者斯坦贝克写了这么一段话：“多年来我在世界许多地方旅行。在美国我生活在纽约，有时待在芝加哥和旧金山。可是正如巴黎之于法国、伦敦之于英国，纽约早已不能代表美国。因而，我发现我对自己的国家不再了解。”罗新看到后深受触动，尤其是在年岁渐长，往日的激情、梦想被“雨打风吹去”，剩下的都是难以言说的无奈、迷茫后，他一再问自己：“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带着这些问题，罗新收拾行李，背包出发。
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
美国作家梭罗说过：“只有我迈开双腿时，我的思想才開始流动。”罗新对这句话感同身受。走路时所进入的那种状态，似乎比深度睡眠更使他头脑清醒，比听古典音乐更让他心情平静。就在采访前一天，罗新还完成了一次长走。12月25日是他导师田余庆先生的3周年忌日，可因为学校在当天安排了考试，他只好提前去先生墓前致奠，“如同去朝圣，当然要走路”，从早上9点走到下午5点半，他的嘴唇被冷风吹裂了，第二天还隐隐作痛。
1989年，罗新拜入史学大家田余庆先生门下。史学圈里有个段子是这样的：“在魏晋史上，陈寅恪先生说了几句话，田先生记下来，回去写了篇文章；阎步克先生看到了文章，回去写了本大部头专著。”罗新受教田门，在魏晋史研究的山头上也有一席之地，作品《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既有史学家的严谨，又兼文学家的生动，流传甚广。由北魏鲜卑转而研究北方各游牧民族，罗新写出了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光看代表作，罗新似乎是艰深冷僻的“考据派”，其实不然。他似乎一直不满足于单纯地关起门来做学问，总是试图冲出大门，从古代研究中 跳脱出来，向这个纷繁杂芜的现实世界敞开胸怀。
天涯社区鼎盛的时候，罗新网名“老冷”，是关天茶舍的知名版主，以史会友，以文会友，以心关天。后来他还创建了往复BBS，是当时少数话题有意思、内容高质量的网上论坛。
在学生眼里，罗新课讲得好又个性十足。许知远2016年6月在北大进行的一次对谈中提到自己读书时的旧事：“有一位历史系老师叫罗新。他讲魏晋南北朝，我印象特别深。在公共课上讲中国历史，讲百家争鸣的时代，讲到魏晋、竹林七贤、嵇康被杀的时候，说中国通史我只讲到这个地方，从下节课开始换一个老师来讲，因为中国历史到此就变得非常无趣，我只关心有趣的部分。”
时光荏苒，微博、微信早已替代了天涯、往复的风光，罗新却依然有个性。这次从大都到上都，他坚持以徒步的方式走完这段长达450公里的河山。刚开始准备行程时，有朋友问他：“人家元朝君臣不是坐车就是骑马，哪有你这样靠两只脚的？”罗新也曾考虑路上雇驴马拉行李，为此还专门找人咨询，得到的答复是：现在的牲口哪能走那么远呐。只好尽量少带点行李。 至于坚持徒步的理由，他在书中已经交代，“说到底，这是另一个价值体系里的规则，不可以用效率或安全度来衡量。”另一套价值体系并不是指古代——后来在旅途中的宾馆里，他写下这样的话：“在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
罗新的学生、学者蒙曼读了《从大都到上都》后有个评价：“跟着罗老师旅行，山川都是带字幕的。”这条路的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罗新会介绍古代万朵花开的金莲川草原，会写元代皇帝如何乘着大象过居庸关……时间浸润于空间，一幕幕古代场景跃然纸上。同时，他的所看所感也在当下。蚁族、林场里的村民、草原上的见闻，杂烩在一起，都付于纸上。“归根结底我是在现实中走路和生活的人，不能忘记现实。”
2016年6月24日从北京的健德门出发，一步一步，整整15天后，罗新终于抵达上都 。
把眼光投向历史的夹缝中
在罗新看来，行走绝非旅游可比，游客是去猎奇的，高高在上；行者则会观察并融入当地。在北京，有一次罗新在拥挤的地铁上和一个打工者挨在一起。有那么一瞬，他们彼此注视。罗新忽然意识到：对于那个打工者，自己就是一个游客，现实世界的游客。
其实，无论是现实中的旅途，还是以学者的身份探索历史之旅，罗新都希望自己能做一位行者。他向《环球人物》记者感慨：“我们学者大多只是在图书馆里研究中国，尤其是以前，没钱没时间，也没机会和条件。”如今，行走不只是身体的放松，也是做学问的方式。
罗新正在准备下一次远行。他打算在明年夏天去英国，研究古罗马人在不列颠岛上修建的哈德良长城。為了与日耳曼人抗衡，古罗马也像古代中国人那样，修建了很多长城，只不过远不及万里长城那么工程浩大。罗新希望像比较文学的方式那样，将中外的长城对比起来研究。“外国人记载了许多修筑长城的方法、工程学资料等，但我的研究重点在于人，长城两边的人互相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研究了多年北方游牧民族史，罗新眼中的历史是灰色的，如同历史上长城两边的灰色地带，“两边的政体你死我活，彼此防备。生活在两边的人却很难有分明的界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甚至跑去对方的地盘生活。”罗新喜欢把眼光投向这些历史夹缝里，哪怕没有标准答案。
也许珍贵的答案往往不能轻易获得，就像完成从大都到上都的旅程之后这一年，无论是身边的朋友还是好奇的记者，见了罗新总是会问：你了解中国了吗？你有什么新的发现。罗新的回答是：“我仍然没有，中国岂是走一走就可以了解的。不过总比走之前知道得多一点吧。”
“我要从大都走到上都。”2016年6月，在北京蓝旗营的一家咖啡厅里，53岁的罗新郑重地向好友、考古学者罗丰说了他的决定。那时天色已晚，正是拥堵时候，车流不息又行驶缓慢，宁谧的咖啡馆也遮挡不住那些鸣笛和马达的喧嚣，任由它们挤进门窗。
罗新是北大研究魏晋史和北方民族史的知名教授，他本已和罗丰约好一起参加在中亚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听到这话，罗丰却并不吃惊，大概是因为罗新总提起那些长距离的行走计划。他盯了罗新一会儿，说：“嗯，你的身体可能受不了。”
“是的，可能受不了。”罗新回答。
“可能会受伤。”
“是的，可能会受伤。”
“你还是要走？”
“是的，我还是要走。”
“那么我支持你。”
出发、归来，转眼一年多过去。2017年圣诞节当天，当罗新在五道口一家咖啡厅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时，那次的旅程已沉淀成一本书，刚刚出版，书的名字就叫《从大都到上都》。
“我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
从大都走到上都的念头，在罗新心中萦绕已久。2000年前后，他买到明代人朱有燉（音同敦）的一本《元宫词百章》，读到第十三首：“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貂裘。”
朱有燉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五子的嫡长子，后来袭封为周王。他喜好文学，其《元宫词百章》模仿宫女的口吻，描写元代的宫廷旧事。至于这首诗，描绘的则是元代暑热时，宫侍从大都北去上都时的情景。罗新对从大都到上都的那些沿途地名很好奇。
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上都，则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一片草原中。700多年前，忽必烈正是在元上都称汗。在他之后，元朝先后有6位皇帝在上都即位。大都、上都，一个是冬都，一个是夏都，相当于游牧民族传统的冬营盘、夏营盘。一代代的元帝都会分季节在这两都之间巡行，处理中原和草原的朝政。“一座元上都，半部元朝史。”
历史上，大都到上都的道路有4条，其中两条是驿路，相当于国道。但元帝不走驿路，走的是“专线”，叫辇路。像“龙虎台”这种辇路上的地名，究竟指的是哪儿呢？罗新在当时学术圈里很有名的往复BBS上，向元史专家张帆请教。张帆向他介绍了一些研究情况。罗新发现，描写元帝巡行盛况的诗歌很多，可关于这么重要的辇路，却研究很少。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呢？”但当时只是想法，没有真走。
罗新天性喜欢行走。198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大一就开始旅行。后来他转学历史，又留校任教，读书治学之余，在别人的游记里“旅行”，也成了一大乐趣。2015年，一家英文网站“旧书联盟网”推荐了最好的50本旅行书籍，都是英文原版，其中有9本罗新都读过，剩下的打算找齐了以后慢慢读，“有时读好的旅行书比实际旅行收获还大”。
在罗新很喜欢的一本书《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美国》里，作者斯坦贝克写了这么一段话：“多年来我在世界许多地方旅行。在美国我生活在纽约，有时待在芝加哥和旧金山。可是正如巴黎之于法国、伦敦之于英国，纽约早已不能代表美国。因而，我发现我对自己的国家不再了解。”罗新看到后深受触动，尤其是在年岁渐长，往日的激情、梦想被“雨打风吹去”，剩下的都是难以言说的无奈、迷茫后，他一再问自己：“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带着这些问题，罗新收拾行李，背包出发。
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
美国作家梭罗说过：“只有我迈开双腿时，我的思想才開始流动。”罗新对这句话感同身受。走路时所进入的那种状态，似乎比深度睡眠更使他头脑清醒，比听古典音乐更让他心情平静。就在采访前一天，罗新还完成了一次长走。12月25日是他导师田余庆先生的3周年忌日，可因为学校在当天安排了考试，他只好提前去先生墓前致奠，“如同去朝圣，当然要走路”，从早上9点走到下午5点半，他的嘴唇被冷风吹裂了，第二天还隐隐作痛。
1989年，罗新拜入史学大家田余庆先生门下。史学圈里有个段子是这样的：“在魏晋史上，陈寅恪先生说了几句话，田先生记下来，回去写了篇文章；阎步克先生看到了文章，回去写了本大部头专著。”罗新受教田门，在魏晋史研究的山头上也有一席之地，作品《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既有史学家的严谨，又兼文学家的生动，流传甚广。由北魏鲜卑转而研究北方各游牧民族，罗新写出了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光看代表作，罗新似乎是艰深冷僻的“考据派”，其实不然。他似乎一直不满足于单纯地关起门来做学问，总是试图冲出大门，从古代研究中 跳脱出来，向这个纷繁杂芜的现实世界敞开胸怀。
天涯社区鼎盛的时候，罗新网名“老冷”，是关天茶舍的知名版主，以史会友，以文会友，以心关天。后来他还创建了往复BBS，是当时少数话题有意思、内容高质量的网上论坛。
在学生眼里，罗新课讲得好又个性十足。许知远2016年6月在北大进行的一次对谈中提到自己读书时的旧事：“有一位历史系老师叫罗新。他讲魏晋南北朝，我印象特别深。在公共课上讲中国历史，讲百家争鸣的时代，讲到魏晋、竹林七贤、嵇康被杀的时候，说中国通史我只讲到这个地方，从下节课开始换一个老师来讲，因为中国历史到此就变得非常无趣，我只关心有趣的部分。”
时光荏苒，微博、微信早已替代了天涯、往复的风光，罗新却依然有个性。这次从大都到上都，他坚持以徒步的方式走完这段长达450公里的河山。刚开始准备行程时，有朋友问他：“人家元朝君臣不是坐车就是骑马，哪有你这样靠两只脚的？”罗新也曾考虑路上雇驴马拉行李，为此还专门找人咨询，得到的答复是：现在的牲口哪能走那么远呐。只好尽量少带点行李。 至于坚持徒步的理由，他在书中已经交代，“说到底，这是另一个价值体系里的规则，不可以用效率或安全度来衡量。”另一套价值体系并不是指古代——后来在旅途中的宾馆里，他写下这样的话：“在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
罗新的学生、学者蒙曼读了《从大都到上都》后有个评价：“跟着罗老师旅行，山川都是带字幕的。”这条路的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罗新会介绍古代万朵花开的金莲川草原，会写元代皇帝如何乘着大象过居庸关……时间浸润于空间，一幕幕古代场景跃然纸上。同时，他的所看所感也在当下。蚁族、林场里的村民、草原上的见闻，杂烩在一起，都付于纸上。“归根结底我是在现实中走路和生活的人，不能忘记现实。”
2016年6月24日从北京的健德门出发，一步一步，整整15天后，罗新终于抵达上都 。
把眼光投向历史的夹缝中
在罗新看来，行走绝非旅游可比，游客是去猎奇的，高高在上；行者则会观察并融入当地。在北京，有一次罗新在拥挤的地铁上和一个打工者挨在一起。有那么一瞬，他们彼此注视。罗新忽然意识到：对于那个打工者，自己就是一个游客，现实世界的游客。
其实，无论是现实中的旅途，还是以学者的身份探索历史之旅，罗新都希望自己能做一位行者。他向《环球人物》记者感慨：“我们学者大多只是在图书馆里研究中国，尤其是以前，没钱没时间，也没机会和条件。”如今，行走不只是身体的放松，也是做学问的方式。
罗新正在准备下一次远行。他打算在明年夏天去英国，研究古罗马人在不列颠岛上修建的哈德良长城。為了与日耳曼人抗衡，古罗马也像古代中国人那样，修建了很多长城，只不过远不及万里长城那么工程浩大。罗新希望像比较文学的方式那样，将中外的长城对比起来研究。“外国人记载了许多修筑长城的方法、工程学资料等，但我的研究重点在于人，长城两边的人互相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研究了多年北方游牧民族史，罗新眼中的历史是灰色的，如同历史上长城两边的灰色地带，“两边的政体你死我活，彼此防备。生活在两边的人却很难有分明的界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甚至跑去对方的地盘生活。”罗新喜欢把眼光投向这些历史夹缝里，哪怕没有标准答案。
也许珍贵的答案往往不能轻易获得，就像完成从大都到上都的旅程之后这一年，无论是身边的朋友还是好奇的记者，见了罗新总是会问：你了解中国了吗？你有什么新的发现。罗新的回答是：“我仍然没有，中国岂是走一走就可以了解的。不过总比走之前知道得多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