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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说谎”
10月9日，当程曜出现在清华大学微纳米研究中心时，他精神抖擞，前额头发倔强地竖起。这是结束绝食第一天，他随身携带着棒棒糖——身体仍有些虚弱。
离开停车场时，他和管理员就停车时间争执起来：“会议是11点开的，我肯定10：50分才停！”管理员则坚持自己的记录提前了一小时。
“我身体不好，以后再回来抗议！” 程曜给了钱，愤愤不平地说，“每个地方都是荒谬的！每个人都在说谎！”
“说谎”与“造假”是这名物理教授的长年对手。
10月4日，母亲去世一周年祭日，程曜在微博写道：“据说地狱里一切都是反的，但没人回来告诉我们。如果老师教的都是假的，打假的变造假的，警察变盗匪，公权力谋财害命，一點都不稀奇。那么，大学伪造教授的网页，当然没有罪恶感。我感到耻辱，将以绝食维护母校的荣誉。”
这天他开始了绝食，抗议学校擅自将他撰写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内部评估报告”内容登至个人网页，取代之前提交的简历。他认为这涉及造假，关系到知识产权问题，特别是在论文发表的微妙时刻。
之后几天，访客络绎不绝，朋友纷纷劝解：杀鸡焉用牛刀？
“杀鸡要用牛刀才能成功！”他总这么回答。
果然成功了。绝食第五天，系里撤下网页，并对所有教师道歉，承认“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建设系网站‘师资队伍’板块过程中，直接用了2011年学科国际评估时各位教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系人事办公室的个人简历，未经过教师本人书面签字确认”。
“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这句总结性话语从程曜口中说出，奇异地透出一股儿童气息。他情绪饱满，重演训斥学生的场景时，迅速投入角色——从椅子上正坐起来、脸色涨红、啪的一声拍了茶几，嗓音立刻变成尖锐，“为什么没有试？！为什么老师的话就是不听？！”
讲到好玩的事，又捧腹大笑。他思维跳跃开阔，话题在宗教、艺术、科学及政治间不断切换。作为一名有着艺术家人格的科学研究者，他看起来是快乐的，全情投入他所热爱所相信所进行的事物当中。
妻子像是担忧的母亲，提醒他，中国人擅长笑眯眯地、悄悄捅上一刀。程曜哈哈大笑，手舞足蹈，“但他们不知道，我刷刷刷，一下亮出关公的青龙偃月刀……”
这似乎是积蓄已久的战争，在程曜的情感逻辑中，撤与不撤网页之间是尊严与权力的较劲。
绝食第四天，工程物理系主任来看望他。根据当时的录音，系主任称，“对于简历的事情，我也是看了《明报》的报道……我感觉你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来把它撤下来，你要提出来我肯定不会含糊。”
程曜激动地回答，他曾公开抗议，一年多以来，也不断要求撤去网页。就在今年1月系领导的评鉴会议上，他还高声宣布：“网页篡改我的个人意愿，是违法的……没有我的允许，不得删动任何一个字……”会议录音被他保存下来。
反复要求而被无视，这让程曜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屈辱感”，在他的叙述中，“屈辱感”伴随着他在北京的教研时光。
“杜绝平庸的恶”
2002年，程曜作为中国引进的百人海外专家，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聘为教授。朋友担心他无法适应内地环境，劝他留在台湾。他认为北京利于母亲养病。在台湾，他“只雇佣得起菲佣，但菲佣不会讲中文，母亲没法和她交流，非常孤独”。
在北京，他一心照顾母亲，研究慢慢有了突破。带8名研究生，一切还算顺利，直到他第一次发现，一名硕士生造假了。
“造假对我们来讲是晴天霹雳，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事情！我说你两年不能毕业，要3年后，结果所有的学生都吓慌了，我更被吓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根本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社会，怎么会这样？造假对我们是死罪一条。对任何做科学的人来说这是惟一的死刑。”
造假事件猝不及防出现之后，更多造假接踵而来。这让他深感震惊。2005年，他在台湾“人间”网站发表文章《救救这些孩子》。“我们在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生身上，都能见到那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甚至是种被鼓励的傲慢和自大。到了中国，这种精英似的傲慢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解的道德观。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他还写到学生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以及对分数的过度敏感。
不久，文章被“新语丝”转载，标题被改为《救救清华这些孩子吧》，颇具针对性。他敏感意识到，2005年后，和学院关系开始僵化。后来“7名学生被转走”，“开了次批斗会，7名学生轮流批斗我。”
2009年4月，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研讨会，他又做了长篇发言，“工程物理系曾经培养出无数杰出人才，为什么今天会变成如此这般，想要学习、想要得到知识的学生迫不及待要转出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恶劣学术氛围……什么是恶劣学术氛围？简单来说，就是不诚实。如果学校不诚实，老师不诚实，怎么教导学生诚实，怎么杜绝造假行为。美其名曰求学术真实、美其名为爱国的同时，不断地执行上面的命令，为政治服务，制造些似是而非的假象，不就直接地教导了学生，造假不是恶？……要建立一个受世人尊重的一流的大学，首先就要彻底反省自己的历史，杜绝平庸的恶，改变不自由的思想……”
发完言后，程曜把文章传到台湾网站。但“文章一分钟后就被屏蔽了”，“速度之快，让我震惊，甚至有些朋友因此就不和我来往了。”这样的例子让他有了恐惧感。
音乐人梁和平向我们回忆起和程曜的交往时说，“走过这十年，他好像是一直在阴天晴天之间动荡。一会儿呢，会很高兴地跟我讲他在某个尖端领域又攻破到什么程度，几天后又来就是那种阴霾的东西，就是又有人在怎么监督整治他。”
在梁和平看来，程曜直接，不世故，他发现，起初他都在谈科学，对中国并不多谈，“自从受到压抑之后就开始思考中国问题，开始聊起政治。他不能专注地谈科学，这是科学家在中国的悲哀。”
2010年，程曜因签证逾期到北京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理延签时，被境管局人员指责态度不好，当场以“妨害公务”罪名逮捕关押近一日，并驱逐出境。
他不妥协，坚持认为，政府应有让人民免于恐惧的自由。 “以自由意志抵抗荒谬”
程曜告诉我们，70年代末那几年，他总梦到被刑囚后的痛苦。
1970年代，白色恐怖降临到程家，随着被扣上共产党的“红帽子”，程父从报社总编辑、电影检查处处长沦为阶下囚，家道由此中落。
少年程曜去看父亲，父亲跟他说了两件事，给他带来深深的屈辱和恐惧。一件是，1972年，国民党以惩治叛乱条例，判处程父10年监禁。军事法官不耐烦地站起来宣判，同时卸下外裤整理内裤。另一件是，父亲受到威胁，“他们要用针刺我的睾丸。”父亲还曾惶恐地对他说，“他们要我吃狗屎，可是我还有一个秘密还是没有告诉他，我参加过邹韬奋的书店。”在父亲的认知中，这是要判处死刑的。
恐惧剥夺人的意志自由。调查局从程父的日记本找到反党言论后，威胁着把程母也抓进去，有一次吃饭，母亲对他说：“和你父親这么久，我们还不知道他的思想是这样，有反党的思想。”程曜当时就哭了，跟母亲说：“国民党罪恶，你不可以在我面前说父亲任何不对，不然我就要自杀。”
当时程曜念初中三年级，他意志坚定。到了大学，他和同学悄悄议论国民党的罪恶，嘲笑学生会主席，是著名的捣蛋分子；逃课，反驳老师的试题，参加摇滚乐队；他全面反思从前的教育，凭着兴趣学习。
1980年，他去德国留学，从机械系转到电子系，后来攻读物理博士。在德国，他接触西方新左派思潮，参加社会运动，也为台湾新兴的政治团体撰写文章，并把“绿色和平”介绍到台湾。
他清晰记得课堂讨论时，教授遭学生质问的情形。那时他很惊讶，这么和蔼可亲的先生，为什么要这样盘问他。学生要他回答纳粹时期自己扮演的角色。教授很委屈，“党卫军鼓动打砸抢，写信去公安抗议，接受公安警告，他之后就不敢说话了，我觉得有罪恶。”程曜为之震动，想着自己的民族也应该反思历史，反思自己的角色参与，“要不含糊地表达观点。”
但德国没人跟他讨论台湾问题，他感到孤单。1989年从波鸿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后，他返回台湾。下飞机的第一天，程曜就去参加示威。彼时台湾民主化进程正轰轰烈烈，他上街，进行一场又一场演讲，策划活动，“做有趣的事情吸引中产阶级加入。”到1999年，他成为新竹清华大学教授时，已是个自由世界。他还参加新竹文化协会，办社区讲座，参与赈灾……
他也会想起刚回到台湾时，一个等待女朋友的下午，他任自己拿晒在商店外面的鸡腿吃，他知道那是错误，仅为了展示自由意志的存在。如今，他要以成熟的自由意志，“抵抗身边的荒谬。”
“童心是不圆滑”
从德国到台湾再到大陆，文化体制差异撞击着程曜。
在梁和平看来，程曜虽是中国人，脑子里却装上了德国人的芯片。“每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发出的指令都按德国西方那套发出，如果对应了，一切都正常。”
但似乎经常对不上，在大陆，程曜最不适应的是——工具化价值观。他发现，大多事情都要进行利益诱导：交朋友人们习惯掂量对方价值，劝学生学习要晓之以好处，脆弱的个人时常要组成或被组成利益团体……“赤裸裸为了钱，罪恶又低贱”。
当他形成这样的观念，又小心翼翼地使用以避免先入为主的归纳，因而生活处处成了实验场。做一件事，见一个人，他似乎都要试探一番。每当遇到那些游离于“工具化”之外的例子，他就异常欣喜。
在车上，他和我分享了一段经历。有一次他在学校边上的小摊买“和田玉”，卖玉的小姑娘说，“同样的玉昨天卖200块，这块有个小缺口就卖你100块吧。”程曜听了，高兴叫道，“你是我看到的莲花生！”拿起玉递给她200块钱就走了。
妻子笑道，“那是一种销售策略，不信拿玉去鉴定。”程曜大叫起来，“你不要打击我对人的欢喜！”
这样的情绪起伏妻子已经见得太多，她记得他们共同欣赏过一名博士生，聪明而又得体。程曜寄予了很大希望。有一天，程曜问他理想，对方回答：做模型。
做模型？还念博士干什么？你就去职业学校做模型嘛？程曜反问。得到的答案是家人喜欢他念书，当高材生。这让程曜一整晚睡不着觉，没隔一会就对妻子絮叨，他只想做模型？他不热爱研究？他是为让家长满意？他不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
在一名学生心目中，程曜是一个较真的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是非分明毫不含糊。“普通人能得过且过的东西，在他那里不能容忍，很有原则性。”有的时候学生觉得要求过于苛刻，受不了。”
绝食事件发生后，一些学生在清华社区上称他教主。有人认为他“装X忽悠小孩子”，有人控诉他的评分风格，有人推论出是“教主”逼他们重视分数，还有人讲述学生努力学习仍不及格最终承受不了打击终日沉溺游戏的悲惨案例……程曜觉得这些指控“触目惊心”，但很快自我安慰“这么久了还记得试题，这就成功了”。
学生们承认他出题别出心裁，他则说每年都要花一两个月琢磨试题，今年有道试题是这样的：《星际大战》中，要怎么拿激光剑才能让对手看不到你的激光剑？
梁和平认为程曜不受学生欢迎也正常，“可以想见他的西方个性态度搬到中国来会有什么状况。与其说是程曜和他们之间发生问题，不如说我们的制度和西方制度之间有多大差异”，因而，“我也劝程曜，要达到你的目的，需要一些策略帮忙。但是他确实缺少策略上的东西。这跟他性格习性、成长经历都在国外的历程有关。”
在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看来，“童心就是看到什么就提出来，保持好奇去探索，不去做圆滑的处理。”关于绝食事件，她看到了较真精神，“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学术环境中，这种对知识产权保护漠视的问题司空见惯都有点麻木，他这个做法就像牛虻一样刺激一下，有意义。”
这一次，程曜下了决心反抗到底。看起来小题大做的绝食，他准备了两个月。先是开通微博，要求就网页问题公开辩论，并倒计时，称不撤网页就采取行动。他对身体也做了调整，接近一个月时开始吃素。他拿不准要绝食多久，他想到了死亡的风险，反复说服妻子，甚至做好了遗嘱。
长时间以来，妻子不理解他，总是提心吊胆。绝食之前，她本想领养小孩，最后还是放弃了，“为什么不能好好过日子？”程曜则说，“如果有死亡风险就不去做事情，这世上就没有军人，没有勇士。”尽管各种不适应，他仍热爱北京，想留在大陆。就像当时回到台湾，他想见证变革，想看到“社会变得更好”。
在绝食结束的第二天，妻子被电锯锯断手指神经，在医院排队7个小时才获得手术机会。这次痛苦的经历让她感触颇多，她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丈夫，“社会很糟糕，但没有人出头就永远不会改变。如果变革成功，他们就是英雄。”
程曜没跟她说，这也是清除恐惧的方式。若不反抗，恐惧将永远如影随行。
10月9日，当程曜出现在清华大学微纳米研究中心时，他精神抖擞，前额头发倔强地竖起。这是结束绝食第一天，他随身携带着棒棒糖——身体仍有些虚弱。
离开停车场时，他和管理员就停车时间争执起来：“会议是11点开的，我肯定10：50分才停！”管理员则坚持自己的记录提前了一小时。
“我身体不好，以后再回来抗议！” 程曜给了钱，愤愤不平地说，“每个地方都是荒谬的！每个人都在说谎！”
“说谎”与“造假”是这名物理教授的长年对手。
10月4日，母亲去世一周年祭日，程曜在微博写道：“据说地狱里一切都是反的，但没人回来告诉我们。如果老师教的都是假的，打假的变造假的，警察变盗匪，公权力谋财害命，一點都不稀奇。那么，大学伪造教授的网页，当然没有罪恶感。我感到耻辱，将以绝食维护母校的荣誉。”
这天他开始了绝食，抗议学校擅自将他撰写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内部评估报告”内容登至个人网页，取代之前提交的简历。他认为这涉及造假，关系到知识产权问题，特别是在论文发表的微妙时刻。
之后几天，访客络绎不绝，朋友纷纷劝解：杀鸡焉用牛刀？
“杀鸡要用牛刀才能成功！”他总这么回答。
果然成功了。绝食第五天，系里撤下网页，并对所有教师道歉，承认“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建设系网站‘师资队伍’板块过程中，直接用了2011年学科国际评估时各位教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系人事办公室的个人简历，未经过教师本人书面签字确认”。
“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这句总结性话语从程曜口中说出，奇异地透出一股儿童气息。他情绪饱满，重演训斥学生的场景时，迅速投入角色——从椅子上正坐起来、脸色涨红、啪的一声拍了茶几，嗓音立刻变成尖锐，“为什么没有试？！为什么老师的话就是不听？！”
讲到好玩的事，又捧腹大笑。他思维跳跃开阔，话题在宗教、艺术、科学及政治间不断切换。作为一名有着艺术家人格的科学研究者，他看起来是快乐的，全情投入他所热爱所相信所进行的事物当中。
妻子像是担忧的母亲，提醒他，中国人擅长笑眯眯地、悄悄捅上一刀。程曜哈哈大笑，手舞足蹈，“但他们不知道，我刷刷刷，一下亮出关公的青龙偃月刀……”
这似乎是积蓄已久的战争，在程曜的情感逻辑中，撤与不撤网页之间是尊严与权力的较劲。
绝食第四天，工程物理系主任来看望他。根据当时的录音，系主任称，“对于简历的事情，我也是看了《明报》的报道……我感觉你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来把它撤下来，你要提出来我肯定不会含糊。”
程曜激动地回答，他曾公开抗议，一年多以来，也不断要求撤去网页。就在今年1月系领导的评鉴会议上，他还高声宣布：“网页篡改我的个人意愿，是违法的……没有我的允许，不得删动任何一个字……”会议录音被他保存下来。
反复要求而被无视，这让程曜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屈辱感”，在他的叙述中，“屈辱感”伴随着他在北京的教研时光。
“杜绝平庸的恶”
2002年，程曜作为中国引进的百人海外专家，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聘为教授。朋友担心他无法适应内地环境，劝他留在台湾。他认为北京利于母亲养病。在台湾，他“只雇佣得起菲佣，但菲佣不会讲中文，母亲没法和她交流，非常孤独”。
在北京，他一心照顾母亲，研究慢慢有了突破。带8名研究生，一切还算顺利，直到他第一次发现，一名硕士生造假了。
“造假对我们来讲是晴天霹雳，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事情！我说你两年不能毕业，要3年后，结果所有的学生都吓慌了，我更被吓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根本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社会，怎么会这样？造假对我们是死罪一条。对任何做科学的人来说这是惟一的死刑。”
造假事件猝不及防出现之后，更多造假接踵而来。这让他深感震惊。2005年，他在台湾“人间”网站发表文章《救救这些孩子》。“我们在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生身上，都能见到那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甚至是种被鼓励的傲慢和自大。到了中国，这种精英似的傲慢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解的道德观。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他还写到学生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以及对分数的过度敏感。
不久，文章被“新语丝”转载，标题被改为《救救清华这些孩子吧》，颇具针对性。他敏感意识到，2005年后，和学院关系开始僵化。后来“7名学生被转走”，“开了次批斗会，7名学生轮流批斗我。”
2009年4月，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研讨会，他又做了长篇发言，“工程物理系曾经培养出无数杰出人才，为什么今天会变成如此这般，想要学习、想要得到知识的学生迫不及待要转出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恶劣学术氛围……什么是恶劣学术氛围？简单来说，就是不诚实。如果学校不诚实，老师不诚实，怎么教导学生诚实，怎么杜绝造假行为。美其名曰求学术真实、美其名为爱国的同时，不断地执行上面的命令，为政治服务，制造些似是而非的假象，不就直接地教导了学生，造假不是恶？……要建立一个受世人尊重的一流的大学，首先就要彻底反省自己的历史，杜绝平庸的恶，改变不自由的思想……”
发完言后，程曜把文章传到台湾网站。但“文章一分钟后就被屏蔽了”，“速度之快，让我震惊，甚至有些朋友因此就不和我来往了。”这样的例子让他有了恐惧感。
音乐人梁和平向我们回忆起和程曜的交往时说，“走过这十年，他好像是一直在阴天晴天之间动荡。一会儿呢，会很高兴地跟我讲他在某个尖端领域又攻破到什么程度，几天后又来就是那种阴霾的东西，就是又有人在怎么监督整治他。”
在梁和平看来，程曜直接，不世故，他发现，起初他都在谈科学，对中国并不多谈，“自从受到压抑之后就开始思考中国问题，开始聊起政治。他不能专注地谈科学，这是科学家在中国的悲哀。”
2010年，程曜因签证逾期到北京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理延签时，被境管局人员指责态度不好，当场以“妨害公务”罪名逮捕关押近一日，并驱逐出境。
他不妥协，坚持认为，政府应有让人民免于恐惧的自由。 “以自由意志抵抗荒谬”
程曜告诉我们，70年代末那几年，他总梦到被刑囚后的痛苦。
1970年代，白色恐怖降临到程家，随着被扣上共产党的“红帽子”，程父从报社总编辑、电影检查处处长沦为阶下囚，家道由此中落。
少年程曜去看父亲，父亲跟他说了两件事，给他带来深深的屈辱和恐惧。一件是，1972年，国民党以惩治叛乱条例，判处程父10年监禁。军事法官不耐烦地站起来宣判，同时卸下外裤整理内裤。另一件是，父亲受到威胁，“他们要用针刺我的睾丸。”父亲还曾惶恐地对他说，“他们要我吃狗屎，可是我还有一个秘密还是没有告诉他，我参加过邹韬奋的书店。”在父亲的认知中，这是要判处死刑的。
恐惧剥夺人的意志自由。调查局从程父的日记本找到反党言论后，威胁着把程母也抓进去，有一次吃饭，母亲对他说：“和你父親这么久，我们还不知道他的思想是这样，有反党的思想。”程曜当时就哭了，跟母亲说：“国民党罪恶，你不可以在我面前说父亲任何不对，不然我就要自杀。”
当时程曜念初中三年级，他意志坚定。到了大学，他和同学悄悄议论国民党的罪恶，嘲笑学生会主席，是著名的捣蛋分子；逃课，反驳老师的试题，参加摇滚乐队；他全面反思从前的教育，凭着兴趣学习。
1980年，他去德国留学，从机械系转到电子系，后来攻读物理博士。在德国，他接触西方新左派思潮，参加社会运动，也为台湾新兴的政治团体撰写文章，并把“绿色和平”介绍到台湾。
他清晰记得课堂讨论时，教授遭学生质问的情形。那时他很惊讶，这么和蔼可亲的先生，为什么要这样盘问他。学生要他回答纳粹时期自己扮演的角色。教授很委屈，“党卫军鼓动打砸抢，写信去公安抗议，接受公安警告，他之后就不敢说话了，我觉得有罪恶。”程曜为之震动，想着自己的民族也应该反思历史，反思自己的角色参与，“要不含糊地表达观点。”
但德国没人跟他讨论台湾问题，他感到孤单。1989年从波鸿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后，他返回台湾。下飞机的第一天，程曜就去参加示威。彼时台湾民主化进程正轰轰烈烈，他上街，进行一场又一场演讲，策划活动，“做有趣的事情吸引中产阶级加入。”到1999年，他成为新竹清华大学教授时，已是个自由世界。他还参加新竹文化协会，办社区讲座，参与赈灾……
他也会想起刚回到台湾时，一个等待女朋友的下午，他任自己拿晒在商店外面的鸡腿吃，他知道那是错误，仅为了展示自由意志的存在。如今，他要以成熟的自由意志，“抵抗身边的荒谬。”
“童心是不圆滑”
从德国到台湾再到大陆，文化体制差异撞击着程曜。
在梁和平看来，程曜虽是中国人，脑子里却装上了德国人的芯片。“每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发出的指令都按德国西方那套发出，如果对应了，一切都正常。”
但似乎经常对不上，在大陆，程曜最不适应的是——工具化价值观。他发现，大多事情都要进行利益诱导：交朋友人们习惯掂量对方价值，劝学生学习要晓之以好处，脆弱的个人时常要组成或被组成利益团体……“赤裸裸为了钱，罪恶又低贱”。
当他形成这样的观念，又小心翼翼地使用以避免先入为主的归纳，因而生活处处成了实验场。做一件事，见一个人，他似乎都要试探一番。每当遇到那些游离于“工具化”之外的例子，他就异常欣喜。
在车上，他和我分享了一段经历。有一次他在学校边上的小摊买“和田玉”，卖玉的小姑娘说，“同样的玉昨天卖200块，这块有个小缺口就卖你100块吧。”程曜听了，高兴叫道，“你是我看到的莲花生！”拿起玉递给她200块钱就走了。
妻子笑道，“那是一种销售策略，不信拿玉去鉴定。”程曜大叫起来，“你不要打击我对人的欢喜！”
这样的情绪起伏妻子已经见得太多，她记得他们共同欣赏过一名博士生，聪明而又得体。程曜寄予了很大希望。有一天，程曜问他理想，对方回答：做模型。
做模型？还念博士干什么？你就去职业学校做模型嘛？程曜反问。得到的答案是家人喜欢他念书，当高材生。这让程曜一整晚睡不着觉，没隔一会就对妻子絮叨，他只想做模型？他不热爱研究？他是为让家长满意？他不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
在一名学生心目中，程曜是一个较真的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是非分明毫不含糊。“普通人能得过且过的东西，在他那里不能容忍，很有原则性。”有的时候学生觉得要求过于苛刻，受不了。”
绝食事件发生后，一些学生在清华社区上称他教主。有人认为他“装X忽悠小孩子”，有人控诉他的评分风格，有人推论出是“教主”逼他们重视分数，还有人讲述学生努力学习仍不及格最终承受不了打击终日沉溺游戏的悲惨案例……程曜觉得这些指控“触目惊心”，但很快自我安慰“这么久了还记得试题，这就成功了”。
学生们承认他出题别出心裁，他则说每年都要花一两个月琢磨试题，今年有道试题是这样的：《星际大战》中，要怎么拿激光剑才能让对手看不到你的激光剑？
梁和平认为程曜不受学生欢迎也正常，“可以想见他的西方个性态度搬到中国来会有什么状况。与其说是程曜和他们之间发生问题，不如说我们的制度和西方制度之间有多大差异”，因而，“我也劝程曜，要达到你的目的，需要一些策略帮忙。但是他确实缺少策略上的东西。这跟他性格习性、成长经历都在国外的历程有关。”
在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看来，“童心就是看到什么就提出来，保持好奇去探索，不去做圆滑的处理。”关于绝食事件，她看到了较真精神，“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学术环境中，这种对知识产权保护漠视的问题司空见惯都有点麻木，他这个做法就像牛虻一样刺激一下，有意义。”
这一次，程曜下了决心反抗到底。看起来小题大做的绝食，他准备了两个月。先是开通微博，要求就网页问题公开辩论，并倒计时，称不撤网页就采取行动。他对身体也做了调整，接近一个月时开始吃素。他拿不准要绝食多久，他想到了死亡的风险，反复说服妻子，甚至做好了遗嘱。
长时间以来，妻子不理解他，总是提心吊胆。绝食之前，她本想领养小孩，最后还是放弃了，“为什么不能好好过日子？”程曜则说，“如果有死亡风险就不去做事情，这世上就没有军人，没有勇士。”尽管各种不适应，他仍热爱北京，想留在大陆。就像当时回到台湾，他想见证变革，想看到“社会变得更好”。
在绝食结束的第二天，妻子被电锯锯断手指神经，在医院排队7个小时才获得手术机会。这次痛苦的经历让她感触颇多，她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丈夫，“社会很糟糕，但没有人出头就永远不会改变。如果变革成功，他们就是英雄。”
程曜没跟她说，这也是清除恐惧的方式。若不反抗，恐惧将永远如影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