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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量大面广的我国农村污水治理市场来说，业界普遍认为，需要在管理模式、商业模式、技术模式等方面加强创新，解决现有的“有钱建设、无钱运行”“不惜成本追求高水质，不论规模推行MBR（膜生物反应器）”“‘天价’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普遍闲置”等问题
污水治理一直是环保工作的一项重头戏，其中，市政污水治理又是长期以来的重中之重。但据笔者了解，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已经从55.7%上升至99.1%，市政污水治理领域已接近饱和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污水治理市场却始终存在巨大短板。
前瞻产业研究院污水处理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村庄污水处理率仅为7%，和城镇99.1%的污水处理率相比差距巨大。2013年，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高达1125.8万吨，占全国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7.85%。
“未来中国污水处理的主战场一定是在农村。”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凯军向笔者表示。
而对于量大面广的我国农村污水治理市场来说，业界普遍认为，需要在管理模式、商业模式、技术模式等方面加强创新，解决现有的“有钱建设、无钱运行”“不惜成本追求高水质，不论规模推行MBR（膜生物反应器）”“‘天价’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普遍闲置”等问题。
制度问题突出，政府主导解决
目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工程“晒太阳”情况十分普遍。以北京市为例，房山区长沟镇2003年投资500万元的污水处理设施，到2009年还未运行；海淀区日处理能力3000立方米的间歇式活性污泥法生活污水处理厂，村镇无力运行；怀柔区14个乡镇284个行政村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无力运行……
农村污水治理工程“晒太阳”，到底是何原因？
“资金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告诉笔者，目前中央财政引导不够，没有设立村镇污水专项资金，现有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中，用于村镇生活污水处理费用偏少；补贴环节也不合理，重建设轻管理；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建设费用动辄千万元，运行费用每年数百万元，乡镇负担大，即便经济条件好的乡镇也很吃力。
技术标准的缺失和不统一也是地方“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村沼气池为什么能推广成功？在法律上，有《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和《全国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规划》；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上，国家累计投入380亿元，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在技术标准上，共颁布实施了6项国家标准和15项农业行业标准。”王凯军说，一个小小的沼气池，农业部就制定了近20项标准，相比之下，农村污水的行业标准还差得太远。
据统计，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总计达52种，种类繁多，多套用城市污水处理工艺。文一波表示，技术繁多，农村和村镇污水排放标准不统一，不但地方不好执行，而且太宽松的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如北京的村镇A级排放标准已严于国家一级排放标准，等于地表四类水，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吨水处理价格应在5～10元，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基本上是不可能支付的。浙江最为宽松，浙江一级排放标准，介乎国家排放一级B和二级之间，又难以解决污染问题。”
此外，我国尚未明确农村污水治理的管理和责任主体，各地差异很大。文一波表示，有的是水务局管，有的是住建局管。计费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按户算、有的按人头算、有的按站点算（一个站点一年给予一定数量的维护费）、有的按水量算……这显然与市政污水处理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差异。
“农村污水治理出现的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制度的主体是政府。对于量大、面广的技术，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竞争，一定要借助政府的推广政策和制度，借助组织的力量。”王凯军说。
选择适合的商业模式
2006年至今，由于以MBR膜为主导的北京农村污水处理技术体系普遍“晒太阳”，因此很多人认为，膜生物反应器这样的“高端技术”不太适合农村污水处理。
王凯军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在他看来，农村污水处理领域既有运行得很好的膜生物反应工程，也有相对简单但同样推广成功的生物转盘技术。“农村污水处理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在于商业模式的选择。”王凯军总结道。
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一位业务经理向笔者表示，农村污水治理和工业污水治理是两大新兴市场，公司目前已有的农村项目在浙江落地，采用以县为单位整体打包的模式，因此盈利尚可。
据文一波介绍，作为国内村镇污水处理的先行者，桑德在技术工艺与商业模式上都进行了探索。2010年，湖南长沙县18个镇，只有2家镇政府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但因种种原因运行还出现问题。桑德在长沙县调研后，决定以打包方式处理18个乡镇的污水。
规模化后，“从最初的每吨三四元的处理成本，降到每吨1.8元左右。”文一波认为，桑德独创的村镇水环境解决方案，不仅是一项工艺技术，还是一套商业模式，二者结合形成了比较适合当下中国村镇水环境治理的整体解决方案。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执行秘书长马辉认为，农村污水治理的单个项目都比较小，一天只有几千吨的处理量，采用以县为单位整体打包的方式，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效应，有助于降低成本。
“农村污水处理具有站点分散、管理难度大、村镇无力运营等特点，因此，未来农村污水处理的商业模式必然是新建项目采取‘区域打捆’的BOT 等PPP模式，已建项目采取第三方运营的专业化运营模式。”马辉告诉笔者，通过PPP模式与第三方运营的结合，能够极大地发挥专业环境服务商的技术、服务优势，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费用，降低成本。
“大数据”是发展方向
“农村污水治理要跳出污水处理的范畴，也就是说，不单单考虑污水治理，而应与畜禽粪便处理、秸秆利用等相结合，把废物转化为能源，在解决污染问题的同时，解决农村的能源与肥源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钱易曾公开表示，农村污水处理大有可为，其中科技创新的潜力巨大。
基于上述思路，文一波认为，首先要将农村的污水处理设施互联网化，让水厂做到真正的远程监控和远程控制运行。“比如环卫系统管理，正常情况下不用管理，管理人员都是处理非正常的业务。”
“将来的污水处理技术，一方面靠实验室不断做研发，调整工艺技术和工艺参数；另一方面，一定要靠大数据。比如，对几万几十万座污水处理厂每天的运营参数和数据不断的优化提升，得出的工艺路线和参数一定是最优的。如果所有企业的数据可以共享的话，这种技术上的突破与过去靠研发突破将是完全不同的。”文一波建议，农村污水处理要建设一个云平台，从工程角度来讲，把海量的数据不断地进行分析总结完善，再反馈到生产实践中，对技术的完善和推广应用也会有所帮助。
笔者了解到，目前，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开始应用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乡镇污水处理管理模式。首创嘉净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骏向笔者介绍，公司研发的高效微动力装置和远程监控系统能够保证污水处理设备自动运营，因此无须再增派人员进行值守。“包括整个动力设备，通过全自动运行的方式，使得污水处理现场就像公园一样。看不见人，也看不见平时的维护。”此外，远程监控系统可以保证每台污水处理设备24小时运行状况都能够获得实时的监控数据。
“我们运营管理标准化的目的，是要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实现设备设施长期稳定运行，采用的方法就是传感器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大数据。”沈骏说。
“大数据还可以把农村的污水和自来水结合起来。不管是分散的自来水供水还是区域的自来水供水，全部实现网上操作，处理、收费均通过移动支付，使上水和下水一体化，水务和环卫一体化。”文一波表示，根据水量以及水质的情况，可以对某个地区进行健康状况、人口分布、人口活跃度等分析，还可以做其他业务上的延伸，使运营管理成本大幅下降，盈利模式更加多元。
污水治理一直是环保工作的一项重头戏，其中，市政污水治理又是长期以来的重中之重。但据笔者了解，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已经从55.7%上升至99.1%，市政污水治理领域已接近饱和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污水治理市场却始终存在巨大短板。
前瞻产业研究院污水处理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村庄污水处理率仅为7%，和城镇99.1%的污水处理率相比差距巨大。2013年，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高达1125.8万吨，占全国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7.85%。
“未来中国污水处理的主战场一定是在农村。”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凯军向笔者表示。
而对于量大面广的我国农村污水治理市场来说，业界普遍认为，需要在管理模式、商业模式、技术模式等方面加强创新，解决现有的“有钱建设、无钱运行”“不惜成本追求高水质，不论规模推行MBR（膜生物反应器）”“‘天价’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普遍闲置”等问题。
制度问题突出，政府主导解决
目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工程“晒太阳”情况十分普遍。以北京市为例，房山区长沟镇2003年投资500万元的污水处理设施，到2009年还未运行；海淀区日处理能力3000立方米的间歇式活性污泥法生活污水处理厂，村镇无力运行；怀柔区14个乡镇284个行政村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无力运行……
农村污水治理工程“晒太阳”，到底是何原因？
“资金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告诉笔者，目前中央财政引导不够，没有设立村镇污水专项资金，现有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中，用于村镇生活污水处理费用偏少；补贴环节也不合理，重建设轻管理；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建设费用动辄千万元，运行费用每年数百万元，乡镇负担大，即便经济条件好的乡镇也很吃力。
技术标准的缺失和不统一也是地方“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村沼气池为什么能推广成功？在法律上，有《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和《全国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规划》；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上，国家累计投入380亿元，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在技术标准上，共颁布实施了6项国家标准和15项农业行业标准。”王凯军说，一个小小的沼气池，农业部就制定了近20项标准，相比之下，农村污水的行业标准还差得太远。
据统计，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总计达52种，种类繁多，多套用城市污水处理工艺。文一波表示，技术繁多，农村和村镇污水排放标准不统一，不但地方不好执行，而且太宽松的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如北京的村镇A级排放标准已严于国家一级排放标准，等于地表四类水，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吨水处理价格应在5～10元，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基本上是不可能支付的。浙江最为宽松，浙江一级排放标准，介乎国家排放一级B和二级之间，又难以解决污染问题。”
此外，我国尚未明确农村污水治理的管理和责任主体，各地差异很大。文一波表示，有的是水务局管，有的是住建局管。计费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按户算、有的按人头算、有的按站点算（一个站点一年给予一定数量的维护费）、有的按水量算……这显然与市政污水处理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差异。
“农村污水治理出现的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制度的主体是政府。对于量大、面广的技术，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竞争，一定要借助政府的推广政策和制度，借助组织的力量。”王凯军说。
选择适合的商业模式
2006年至今，由于以MBR膜为主导的北京农村污水处理技术体系普遍“晒太阳”，因此很多人认为，膜生物反应器这样的“高端技术”不太适合农村污水处理。
王凯军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在他看来，农村污水处理领域既有运行得很好的膜生物反应工程，也有相对简单但同样推广成功的生物转盘技术。“农村污水处理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在于商业模式的选择。”王凯军总结道。
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一位业务经理向笔者表示，农村污水治理和工业污水治理是两大新兴市场，公司目前已有的农村项目在浙江落地，采用以县为单位整体打包的模式，因此盈利尚可。
据文一波介绍，作为国内村镇污水处理的先行者，桑德在技术工艺与商业模式上都进行了探索。2010年，湖南长沙县18个镇，只有2家镇政府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但因种种原因运行还出现问题。桑德在长沙县调研后，决定以打包方式处理18个乡镇的污水。
规模化后，“从最初的每吨三四元的处理成本，降到每吨1.8元左右。”文一波认为，桑德独创的村镇水环境解决方案，不仅是一项工艺技术，还是一套商业模式，二者结合形成了比较适合当下中国村镇水环境治理的整体解决方案。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执行秘书长马辉认为，农村污水治理的单个项目都比较小，一天只有几千吨的处理量，采用以县为单位整体打包的方式，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效应，有助于降低成本。
“农村污水处理具有站点分散、管理难度大、村镇无力运营等特点，因此，未来农村污水处理的商业模式必然是新建项目采取‘区域打捆’的BOT 等PPP模式，已建项目采取第三方运营的专业化运营模式。”马辉告诉笔者，通过PPP模式与第三方运营的结合，能够极大地发挥专业环境服务商的技术、服务优势，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费用，降低成本。
“大数据”是发展方向
“农村污水治理要跳出污水处理的范畴，也就是说，不单单考虑污水治理，而应与畜禽粪便处理、秸秆利用等相结合，把废物转化为能源，在解决污染问题的同时，解决农村的能源与肥源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钱易曾公开表示，农村污水处理大有可为，其中科技创新的潜力巨大。
基于上述思路，文一波认为，首先要将农村的污水处理设施互联网化，让水厂做到真正的远程监控和远程控制运行。“比如环卫系统管理，正常情况下不用管理，管理人员都是处理非正常的业务。”
“将来的污水处理技术，一方面靠实验室不断做研发，调整工艺技术和工艺参数；另一方面，一定要靠大数据。比如，对几万几十万座污水处理厂每天的运营参数和数据不断的优化提升，得出的工艺路线和参数一定是最优的。如果所有企业的数据可以共享的话，这种技术上的突破与过去靠研发突破将是完全不同的。”文一波建议，农村污水处理要建设一个云平台，从工程角度来讲，把海量的数据不断地进行分析总结完善，再反馈到生产实践中，对技术的完善和推广应用也会有所帮助。
笔者了解到，目前，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开始应用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乡镇污水处理管理模式。首创嘉净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骏向笔者介绍，公司研发的高效微动力装置和远程监控系统能够保证污水处理设备自动运营，因此无须再增派人员进行值守。“包括整个动力设备，通过全自动运行的方式，使得污水处理现场就像公园一样。看不见人，也看不见平时的维护。”此外，远程监控系统可以保证每台污水处理设备24小时运行状况都能够获得实时的监控数据。
“我们运营管理标准化的目的，是要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实现设备设施长期稳定运行，采用的方法就是传感器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大数据。”沈骏说。
“大数据还可以把农村的污水和自来水结合起来。不管是分散的自来水供水还是区域的自来水供水，全部实现网上操作，处理、收费均通过移动支付，使上水和下水一体化，水务和环卫一体化。”文一波表示，根据水量以及水质的情况，可以对某个地区进行健康状况、人口分布、人口活跃度等分析，还可以做其他业务上的延伸，使运营管理成本大幅下降，盈利模式更加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