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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媒介的实力一天天壮大,媒介批评的重要性也随即表现出来。然而相对于媒介的强势,媒介批评却没有完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在我国,媒介批评的理论仍不完善,媒介批评的实践也处于无序的状态,然而媒介批评依然拥有与媒介相制衡的能力。因此讨论媒介与媒介批评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就是本文的主题。
关键词:媒介 媒介批评 良性互动
媒体的强势造成的难题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有一句名言:如果在有政府而无报纸和有报纸而无政府之间做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自近代报纸产生之后,以报纸为代表的媒介一直在争取和维护新闻与出版自由。因有了这种自由,媒介的确在人类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成为三权分立体制外的“第四权”,并号称“无冕之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媒介的强势也在另一方面给社会和公众带来了某些“威胁”。
支持新闻自由的杰弗逊总统,曾为对立党派报纸对其的恶毒攻击感到头痛不已;《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报道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庞大的跨国媒体集团在政治、外交、商业等领域的巨大影响力更是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在《媒介与权势》的序言中,熊培云引用了众多学者的话来说明媒介的这种强势和权势。如美国学者保罗·库兹(Paul Kurtz)曾经指出“媒主”(Mediacracy)威胁“民主(Democracy)”;《外交世界》总编辑拉莫内在《第五种权力》一文中表达了另一种担心:当无冕之王不但背叛了人民,而且带着军火辎重投奔了权力与资本时,我们将如何奋起自卫?①
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可见,需要另一种力量和声音去制衡日益强势的媒体。这种重要的力量和声音就是人们寄予厚望的媒介批评。美国媒介批评家罗伯特·L·萨勇曾说过:“批评大众媒介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意义上,比登月球重要。”②媒介批评是以解读新闻作为范畴支点,对媒体和新闻作品展开一系列评价活动。③媒介批评可以对媒介的方方面面进行审视和评价,以确保媒介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相协调,尽可能地减少媒介发展中的偏差,使得受众能够在信息洪流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媒介批评的弱势与困境
媒介批评的实践与媒介批评的理想之间的距离非常明显。刘建明教授将媒介批评的任务总结为三点:第一是认识新闻的质量,即评价新闻内容及其理念的表达,评价新闻形式及其技巧的优劣;第二是认识新闻的社会效果,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新闻在报道后引起受众认识的变化,二是引起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出现新的发展,以致激起社会的变动;第三是认识媒介和社会,即正确解释新闻的内在倾向,剥去充斥媒体的歪曲成分或朦胧的外衣,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现实社会。④我们从这三点可以看出媒介批评要完成这些任务困难重重。
首先,媒介批评要评价新闻内容及其理念的表达,即新闻反映客观事物本来面貌要达到的程度。要完成这一点的困难在于,虽然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但新闻永远只是事实的部分再现,而非全部。作为旁观者,媒介批评者通常要依靠媒介来获得更多的事实。媒介批评主体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渠道去接触事实,所以就没有简便、准确的方法去检验一则新闻与事实的距离。其次,在认识新闻的社会效果方面,新闻的客观效果由受众的反响体现出来,用受众调查或自然反馈来显现,不能仅凭媒介批评实践者的个人感受。可是受众调查或自然反馈的接收者是谁呢?媒介批评者能够便利地接触到这些专业、公正的受众调查或自然反馈的结果吗?这在实践中明显是一个难题。再次,从三大任务的角度看,媒介批评被设置为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它能够洞悉媒介与现实的差距,高屋建瓴地指出谬误与虚幻,进而指导媒介和受众。然而媒介批评主体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由于身份的不同,批评主体的个性、思想倾向、立场和价值取向也各有差异,甚至动机(捍卫真理、自我辩护、提供鉴赏)也各不相同。媒介批评者个人力量的单薄与任务的重大之间存在着矛盾。
还应注意到,媒介批评拥有的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力量,这在无形中削弱了媒介批评对媒介的影响力。从媒介发展的历史来看,对媒介产生影响的力量主要有政府、受众和广告商。政府一般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新闻检查和分级审查制度、国家财政拨款、干部任免等方式进行;受众用最直接的方式接受或者抵制媒介的讯息,收视(听)率等自然地反映出受众对媒介的褒贬态度;广告商更是可以直接利用投放或者缩减广告的方法对媒介进行影响和控制。然而媒介批评所依靠的批评理论和标准都是“形而上”的,不能给媒介以直接的影响。就我国而言,媒介批评自1995年起才开始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媒介批评的理论更是来自媒介制度和实践都与我国大不相同的西方社会。用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媒介实践,这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中国的媒介批评首先缺少的就是适合本国媒介制度的媒介批评理论。其次,媒介批评本身还要依靠媒介提供平台传播出去,才能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也加深了媒介批评发挥作用的困难程度。无论中外,专门从事媒介批评工作的团体或者刊物基本都属于小众群体。如我国的媒介批评刊物大多是新闻传播类的学术期刊,这些期刊的受众除了本专业的师生外,很少去影响其他受众。这和拥有广大受众的媒介相比,他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媒介批评理论与實践上的弱势都无法有效地监督媒介,因此媒介与媒介批评之间的良好互动就成为一个难题。
如何实现媒介与媒介批评的良性互动
那么如何实现媒介与媒介批评的良性互动呢?有学者指出了四个条件:开放的舆论环境;健全的媒介批评、监督机制;普遍的媒介批评意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共识。⑤而笔者则认为要“建构权威,协商规范”。这既是复旦大学谢静教授媒介批评专著的书名,也是媒介与媒介批评能够实现良性互动的方法。
建构权威是对于媒介批评而言的。首先我国媒介批评理论的滞后和不完善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近年来已经出版了多部媒介批评专著,但仍有众多疑点和难点,需要继续加以关注和研究。其次,媒介批评的专业化和系统化欠缺。虽然媒介批评的主体非常广泛,任何一个受众都可以被看做是媒介批评的实践者,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有一定专业水准,能够对媒介的发展做理性思考的媒介批评家队伍。他们对媒介进行的评判不仅可以监督媒介传播的内容,守护媒介的公信力,而且会给广大受众以启迪,潜移默化中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从而使媒介遵守更高的准则和标准。但这样的队伍目前还没有出现。最后媒介批评必须与媒介的现实发展紧密相连,不能只是从学术、理论的角度去看待媒介的实践,媒介批评给媒介的压力要是有效的,而非是纸上谈兵式的。即媒介批评不能只是简单地对媒介的行为进行评判,更应该指出为大家所认可的目标和理想,而且能够提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步骤。
协商规范则是针对媒介批评与媒介双方而言。谢静曾提到专业主义、客观性原则、社会责任论以及公共新闻学这四种媒介批评的规范。⑥然而每一种规范都不是完美的,如社会责任论,尽管它指出对于媒介,危险来自商业主义而非政府,提出要修正新闻的自由主义传统,呼唤媒介承担起社会责任,但是将监督媒介的责任交由媒介自身,这使得社会责任论只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却缺乏实践的可行性和实际效果。因此需要媒介批评与媒介两者共同协商,寻找双方都认可的理论或者说是价值规范。以人文精神为例,无论是媒介还是媒介批评者都认同人文精神,都认为要在新闻实践中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坚持人文关怀。因此人文精神就成为媒介与媒介批评者都认可的一条规范。媒介批评者要在批评的事件中寻找与媒介的共识,形成媒介批评的规范,以使媒介批评更有效。
媒介批评还应该重视批评的技巧,增强媒介批评的效果。如果媒介批评者只从自己的观点、理念出发,对媒介进行批评,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媒介批评对象的负性心理抵抗。负性心理抵抗是信息接收者对正确意见的抵制,也就是说如果媒介批评不遵循共同的规范与价值准则,那么媒介批评对象就会抵制媒介批评者的意见。所以这就为媒介批评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媒介批评客体的接受心理,从而增强媒介批评的效果。事后聪明效应是传播心理学中一个很有趣的效应。有些媒介批评者经常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对于媒介的发展状态缺乏敏锐的感知,当某种媒介行为引起普遍非议时,才群起而攻之。这种围攻多是应景之作,并不能提出合理措施督促媒介改正错误行为。长此以往,媒介批评的权威性会受到质疑,媒介与媒介批评的良性互动也就无从谈起。
注 释:
①戴维·哈伯斯塔姆[美]著,尹向泽等译:《媒介与权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
②吴迪:《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5(5)。
③④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⑤宋双峰:《媒介与媒介批评的良性互动》,《今传媒》,2006(8)。
⑥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硕士生)
编校:赵 亮
关键词:媒介 媒介批评 良性互动
媒体的强势造成的难题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有一句名言:如果在有政府而无报纸和有报纸而无政府之间做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自近代报纸产生之后,以报纸为代表的媒介一直在争取和维护新闻与出版自由。因有了这种自由,媒介的确在人类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成为三权分立体制外的“第四权”,并号称“无冕之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媒介的强势也在另一方面给社会和公众带来了某些“威胁”。
支持新闻自由的杰弗逊总统,曾为对立党派报纸对其的恶毒攻击感到头痛不已;《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报道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庞大的跨国媒体集团在政治、外交、商业等领域的巨大影响力更是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在《媒介与权势》的序言中,熊培云引用了众多学者的话来说明媒介的这种强势和权势。如美国学者保罗·库兹(Paul Kurtz)曾经指出“媒主”(Mediacracy)威胁“民主(Democracy)”;《外交世界》总编辑拉莫内在《第五种权力》一文中表达了另一种担心:当无冕之王不但背叛了人民,而且带着军火辎重投奔了权力与资本时,我们将如何奋起自卫?①
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可见,需要另一种力量和声音去制衡日益强势的媒体。这种重要的力量和声音就是人们寄予厚望的媒介批评。美国媒介批评家罗伯特·L·萨勇曾说过:“批评大众媒介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意义上,比登月球重要。”②媒介批评是以解读新闻作为范畴支点,对媒体和新闻作品展开一系列评价活动。③媒介批评可以对媒介的方方面面进行审视和评价,以确保媒介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相协调,尽可能地减少媒介发展中的偏差,使得受众能够在信息洪流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媒介批评的弱势与困境
媒介批评的实践与媒介批评的理想之间的距离非常明显。刘建明教授将媒介批评的任务总结为三点:第一是认识新闻的质量,即评价新闻内容及其理念的表达,评价新闻形式及其技巧的优劣;第二是认识新闻的社会效果,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新闻在报道后引起受众认识的变化,二是引起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出现新的发展,以致激起社会的变动;第三是认识媒介和社会,即正确解释新闻的内在倾向,剥去充斥媒体的歪曲成分或朦胧的外衣,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现实社会。④我们从这三点可以看出媒介批评要完成这些任务困难重重。
首先,媒介批评要评价新闻内容及其理念的表达,即新闻反映客观事物本来面貌要达到的程度。要完成这一点的困难在于,虽然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但新闻永远只是事实的部分再现,而非全部。作为旁观者,媒介批评者通常要依靠媒介来获得更多的事实。媒介批评主体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渠道去接触事实,所以就没有简便、准确的方法去检验一则新闻与事实的距离。其次,在认识新闻的社会效果方面,新闻的客观效果由受众的反响体现出来,用受众调查或自然反馈来显现,不能仅凭媒介批评实践者的个人感受。可是受众调查或自然反馈的接收者是谁呢?媒介批评者能够便利地接触到这些专业、公正的受众调查或自然反馈的结果吗?这在实践中明显是一个难题。再次,从三大任务的角度看,媒介批评被设置为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它能够洞悉媒介与现实的差距,高屋建瓴地指出谬误与虚幻,进而指导媒介和受众。然而媒介批评主体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由于身份的不同,批评主体的个性、思想倾向、立场和价值取向也各有差异,甚至动机(捍卫真理、自我辩护、提供鉴赏)也各不相同。媒介批评者个人力量的单薄与任务的重大之间存在着矛盾。
还应注意到,媒介批评拥有的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力量,这在无形中削弱了媒介批评对媒介的影响力。从媒介发展的历史来看,对媒介产生影响的力量主要有政府、受众和广告商。政府一般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新闻检查和分级审查制度、国家财政拨款、干部任免等方式进行;受众用最直接的方式接受或者抵制媒介的讯息,收视(听)率等自然地反映出受众对媒介的褒贬态度;广告商更是可以直接利用投放或者缩减广告的方法对媒介进行影响和控制。然而媒介批评所依靠的批评理论和标准都是“形而上”的,不能给媒介以直接的影响。就我国而言,媒介批评自1995年起才开始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媒介批评的理论更是来自媒介制度和实践都与我国大不相同的西方社会。用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媒介实践,这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中国的媒介批评首先缺少的就是适合本国媒介制度的媒介批评理论。其次,媒介批评本身还要依靠媒介提供平台传播出去,才能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也加深了媒介批评发挥作用的困难程度。无论中外,专门从事媒介批评工作的团体或者刊物基本都属于小众群体。如我国的媒介批评刊物大多是新闻传播类的学术期刊,这些期刊的受众除了本专业的师生外,很少去影响其他受众。这和拥有广大受众的媒介相比,他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媒介批评理论与實践上的弱势都无法有效地监督媒介,因此媒介与媒介批评之间的良好互动就成为一个难题。
如何实现媒介与媒介批评的良性互动
那么如何实现媒介与媒介批评的良性互动呢?有学者指出了四个条件:开放的舆论环境;健全的媒介批评、监督机制;普遍的媒介批评意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共识。⑤而笔者则认为要“建构权威,协商规范”。这既是复旦大学谢静教授媒介批评专著的书名,也是媒介与媒介批评能够实现良性互动的方法。
建构权威是对于媒介批评而言的。首先我国媒介批评理论的滞后和不完善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近年来已经出版了多部媒介批评专著,但仍有众多疑点和难点,需要继续加以关注和研究。其次,媒介批评的专业化和系统化欠缺。虽然媒介批评的主体非常广泛,任何一个受众都可以被看做是媒介批评的实践者,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有一定专业水准,能够对媒介的发展做理性思考的媒介批评家队伍。他们对媒介进行的评判不仅可以监督媒介传播的内容,守护媒介的公信力,而且会给广大受众以启迪,潜移默化中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从而使媒介遵守更高的准则和标准。但这样的队伍目前还没有出现。最后媒介批评必须与媒介的现实发展紧密相连,不能只是从学术、理论的角度去看待媒介的实践,媒介批评给媒介的压力要是有效的,而非是纸上谈兵式的。即媒介批评不能只是简单地对媒介的行为进行评判,更应该指出为大家所认可的目标和理想,而且能够提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步骤。
协商规范则是针对媒介批评与媒介双方而言。谢静曾提到专业主义、客观性原则、社会责任论以及公共新闻学这四种媒介批评的规范。⑥然而每一种规范都不是完美的,如社会责任论,尽管它指出对于媒介,危险来自商业主义而非政府,提出要修正新闻的自由主义传统,呼唤媒介承担起社会责任,但是将监督媒介的责任交由媒介自身,这使得社会责任论只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却缺乏实践的可行性和实际效果。因此需要媒介批评与媒介两者共同协商,寻找双方都认可的理论或者说是价值规范。以人文精神为例,无论是媒介还是媒介批评者都认同人文精神,都认为要在新闻实践中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坚持人文关怀。因此人文精神就成为媒介与媒介批评者都认可的一条规范。媒介批评者要在批评的事件中寻找与媒介的共识,形成媒介批评的规范,以使媒介批评更有效。
媒介批评还应该重视批评的技巧,增强媒介批评的效果。如果媒介批评者只从自己的观点、理念出发,对媒介进行批评,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媒介批评对象的负性心理抵抗。负性心理抵抗是信息接收者对正确意见的抵制,也就是说如果媒介批评不遵循共同的规范与价值准则,那么媒介批评对象就会抵制媒介批评者的意见。所以这就为媒介批评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媒介批评客体的接受心理,从而增强媒介批评的效果。事后聪明效应是传播心理学中一个很有趣的效应。有些媒介批评者经常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对于媒介的发展状态缺乏敏锐的感知,当某种媒介行为引起普遍非议时,才群起而攻之。这种围攻多是应景之作,并不能提出合理措施督促媒介改正错误行为。长此以往,媒介批评的权威性会受到质疑,媒介与媒介批评的良性互动也就无从谈起。
注 释:
①戴维·哈伯斯塔姆[美]著,尹向泽等译:《媒介与权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
②吴迪:《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5(5)。
③④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⑤宋双峰:《媒介与媒介批评的良性互动》,《今传媒》,2006(8)。
⑥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硕士生)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