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17岁的南京高中女孩杨苡，凭借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南开大学；扬州彩衣街的17岁男生巫宁坤，即将升入高三。那一年，他们还互不相识。那一年之前，他们的人生还算岁月静好，青春仍有美梦可做，醒来依旧有书可读。
　　“拍毕业照的第二天，卢沟桥事变了。日本鬼子扔了炸弹，炸中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没有了。”九十多岁高龄的杨苡云淡风轻的口吻提起往事，却依旧满面凄然；“日本人要往南京打了，学校就奉命解散……”将近百岁的巫宁坤回忆起来，仍忍不住哽咽。
　　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日本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的开端。亡国的阴影突然降临，看着象牙塔轰然倒下的少男少女们，一时间个个都不知所措，仿佛再也没有了前程可言。“学校都搬走了，你还上什么大学，大学也没有了。”杨苡的描述中，依旧笼罩着挥之不去的幻灭感。
　　一所临时大学开始流浪，不断南迁。在炮火中失去了课桌的杨苡们得知消息，开始追着学校跑——南京沦陷，日军的铁蹄还在北上逼近，北大、清华为了避免南大同样的厄运，与南大一同火速迁往长沙。
　　三个难兄难弟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还没缓过神来，长沙也沦陷了，于是再往西南躲避战火，迁往昆明。因战争而失学的学生们，也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学校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
　　“明明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我们却要先前往上海，再到广州、香港，从香港再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杨苡回忆道。逃亡一般的求学路，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为什么这么绕？因为彼时的炮火已经燃遍了大半个中国，哀鸿遍野，满目疮痍。另一个追着学校跑的小分队“湘黔滇步行团”对此理解更为深刻，因为他们要用双脚丈量中国的土地：经过三个省会、二十七个县城、上千个村庄。
　　336个“徐霞客”就这样背着万卷书，行了万里路，走上将近三个月，穿过炮火纷飞的中国腹地，去到临时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集合。
　　1938年的五四青年节，兵分几路去上学的这群中国青年终于得以在昆明重聚，再造象牙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炮火声中正式开课。这所由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联合构成的流浪大学，努力守护着中国教育的火种，培养各类人才，救亡图存。
　　后来许多显赫的人物，比如中国“两弹一星”元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科院院士，以及许许多多的现当代人文大师，都曾在西南联大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用意不过是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这种‘不在乎’的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联大学生汪曾祺在《跑警报》中写道。
　　联大学生确实是“不在乎”的，联大的老师也是。校舍炸毁了，再建；轰炸停了，继续上课。你投你的炸弹，我读我的书，惹不起我至少还躲得起，你总不能一直炸一直炸，我读书却能一直读一直读。
　　当“跑警报”成为日常，警报一响，学生和老师们就从课堂四下疏散，“大家在松林里、小山边上、土坝上、沟里头，坐着，等着，忍耐着，思索着；聊天、打桥牌，也看书学习、交谈学问。”

　　但这样的“达观”和“不在乎”，还是要直面血淋淋的战争场景。王希季（西南联大机械系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回忆起跑警报当中看到的惨象时，依然唏嘘不已：“我绕着城墙走，城墙前面有一片地。那是惨不忍睹啊，那真是，尸首分得遍地都是，真是很惨。”
　　鲁迅先生说过：“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联大的学生们，都真正见识过侵略者的铁蹄和战争的残酷，这些过于残忍的日常，却孕育了他们的一颗颗爱国赤子心，成为日后学成归来献身祖国的力量源泉。
　　联大岁月，也是知识分子与人间烟火距离最近的时代，教授们除了上课和做学问之外，有的做肥皂，有的养猪，有的大清早天不亮就起床刷马喂马。而一旦从柴米油盐中转过身去，他们就又沉迷于学术无法自拔，甚至连警报也不跑了。比如金岳霖教授，警报结束后，他站在炸成废墟的教室面前淡定无比，手上甚至还握着笔……
　　而学生们呢，有的泡茶馆读书写文章，有的出壁报评论天下时事，在四周的人间烟火中建构着精神飞地。还有的，以身许国，积极从军……大部分联大学生都在躲避炮火中艰难求学，那些闯入枪林弹雨之中的，则是真正历经了死神的洗礼。
　　西南联大的辉煌，至今依然是个传奇。这所战时临时大学，从1938年办到了1946年。在战争结束后的又一个五四青年节，它举行了结业典禮。它留下的许多大师和后来成为大师的学生们，构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群星璀璨的辉煌，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难在自觉，贵在坚持。根源从联大来的，从闻一多来的。”“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每一天一定要做得最好。”“我的学号是2214，这一辈子都记得。”“在西南联大学习是为的什么？为的革命，为了给中国人民做一点好事情。”
　　在纪录片《九零后》中，白发苍苍的联大学子们，无比自然地说出自己在联大求学的初心，以及联大带来的终身影响。那颗赤子之心，依然像当年一般纯粹。
　　这是一部跟时间赛跑的纪录电影，开拍的时候，当年青春年少的联大学子都已经年届九十甚至逾百，想要保存尚在人世的联大学子口述回忆史，堪称是抢救式的记录。
　　“在美国采访巫宁坤先生时，他住在马里兰州的一个普通公寓里。所有接受了采访的老人，基本上房子都很小很小，不是没有经济条件，而是他们根本不在意这些外在的东西。”导演感叹道。 　　“Pure”，是邓稼先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常常用来赞赏一个人思想纯洁、境界高尚的词，同时他也这么要求自己。有人说西南联大定格了一代人的风骨，如今回望那一代传奇，“Pure”，纯粹，就是联大人共同的精神特性吧！
　　2021年，又一个“五 四”，联大停办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电影《九零后》选择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广州举行了首映礼。导演徐蓓和参加首映礼的观众们连线做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分享交流。通过这部电影近距离接触到联大最后的传奇人物，观众们依然意犹未尽，总觉得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希望能从导演口中听到更多影片中未曾言说的故事。
　　一位五年级小学生问导演：“请问您为什么要拍西南联大的故事呢？”导演笑着反问：“你对电影中出现的老人家们是什么样的印象呢？”小学生回答：“感觉这些老人家都很可爱。”
　　观众们都笑了。导演说：“就是因为他们很可爱，明明历经了许多沧桑，但回忆起青春往事的时候，却天真如故，保持着一种孩童般的天真感。”
　　电影英文版的名字叫做《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导演去采访杨苡时，她正抱着一个小小的音乐播放器，聚精会神地听着这首发行于1939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翠堤春晓》中的插曲。
　　“这是我的小快乐！你要不要一起听一下呀？”杨苡像个小姑娘一样跟徐蓓打招呼。接下来，就在这充满着青春怀旧之感的歌声氛围当中，杨苡给徐蓓讲述了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往事。后来，徐蓓直接将访谈中现场收录的音乐作为电影的背景音乐。
　　电影中文版最终取名《九零后》的原因，是受访者人均年龄都在90岁以上，是一群特殊的“90后”。
　　其实在2017年，导演徐蓓就完成过五集《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但《西南联大》的叙事过于宏大，联大学子们的回忆只能散落其间。他们对往事的生动叙述，激发了徐蓓想要从联大学生的个人视角去重新拍摄一部电影的想法。于是，2019年，徐蓓在纪录片素材的基础上再次对尚在人世的联大学子进行补充拍摄，前后找到了20多个西南联大的校友，包括“联二代”，又历时2年，才有了这一部《九零后》。
　　听着这曲折的拍摄经历，观众不禁好奇：到底有哪些素材被删掉了？
　　徐蓓的语气充满了遗憾：“限于篇幅，同时为了电影叙事结构的需要，大量的素材都被剪掉了，包括删减的整整四分钟联大学生关于老师的回忆，比如沈从文每天晚上都会留意学生们的灯关得早还是晚，第二天早上就会赞赏学生的勤奋，或者叮嘱学生不要偷懒；有的老师上课永远穿着西装，最后一节课戴上两只手表来避免自己上课拖堂……这些故事细节丰富，卻难免打破电影的整体叙述节奏，只好以这样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在电影拍摄之前，制作团队曾有许多美好的设想，比如把几位主角的所有讲述以电影的方式再拍一遍，但是当她们再次联系家属的时候，才发现其中的三位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在筹拍电影时，老人们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些我们有幸在银幕上见到的面孔，很有可能是他们人生当中最后一次讲述西南联大；而他们的讲述，也将成为联大历史最后的真实回响。
　　（摘自《南都周刊》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