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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谁赢得今年美国大选，任何对高企的不平等性感到不满的人都能获得一个声音，有能力为它融资，也有力量影响决策
不平等性的加剧用了很长时间，才突然在近几年中形成了政治影响。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国家经济重点需要大幅调整，以打造更平等、更包容的经济和社会。否则，人民可能接受替代当前政府的爆炸性方案，如目前正在横扫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
政治领袖常常大谈增长模式不公平地分配了增长收益，但接着他们并没有在任上为此做些什么。当各国走上了不包容的增长路径时，常常导致不尊重专业知识、政治制度和共同文化价值观的幻灭，以及社会分裂和极化的加剧。
承认经济收益如何分配的重要性，当然不是新鲜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排斥和极端不平等从未有利于长期高增长模式。在这样的条件下，支持增长的政策可能不可持续，最终被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甚至暴力所打断。
在美国，不平等性加剧成为一个事实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末，当数字技术开始让常规就业岗位自动化和脱媒化时，通往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更是如同快马加鞭。
全球化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20年中，美国制造业就业几乎全面快速减少（只有制药业是例外），尽管制造业增加值在增长。净就业损失之所以能够大体保持为零，唯一的原因是服务业就业增长。
事实上，制造业增加值的大部分实际上来自产品设计、研究开发以及营销等服务业。因此，如果考虑到这一价值链成分，以有形产品的生产角度，制造业的衰落更加剧烈。
经济学家追踪这些趋势已经有一些时日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大卫·奥拓尔及其同事仔细记录了全球化和劳动力节约型数字技术对常规就业岗位的影响。随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国际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大大拓宽了我们对财富不平等的认识，并给出了推动这一趋势的可能原因。年纪轻轻就获奖的经济学家拉伊·切蒂和艾曼努尔·萨伊兹用新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讨论。我也写了一些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结构性经济变迁的文章。
最后，记者也开始关注这些趋势。时至今日，已经很难找出谁没有听说过“1%”——对位于全球财富和收入分布顶层的简称。许多人现在担心社会分叉：顶层是欣欣向荣的全球精英阶层，以及由所有其他人组成的不堪压力阶层。尽管存在这些长期趋势，政治和政策现状自2008年以来并未受到多大挑战。
要理解政治为何要花如此漫长的时间才能赶上经济现实，我们应从激励和意识形态着手。在激励方面，政客并没有很好的理由纠正不平等分配模式。美国的宣传献金限制相对较弱，因此公司和富豪在政客的选战基金中举足轻重。
在意识形态方面，许多人就是对扩张性政府表示怀疑。他们承认不平等性是一个问题，并且在原则上他们支持提供高质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政府政策，但他们不信任政客或官僚。在他们看来，政府效率低下、自私自利，甚至可以说独裁和高压。
所有这些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崛起而开始变化，但社交媒体的兴起才是转折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选举周期中证明：如今，为非常昂贵的选战融资未必需要“大资金”。
因此，大资金和政治激励之间日益脱钩。尽管钱仍是政治进程的一部分，但影响力本身不再专属于公司和富豪。如今，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让大量人群动员起来，其场面不亚于早前的群众政治运动。这些平台可能已经降低了政治组织的成本，从而降低候选人对钱的总依赖程度，同时也提供了有效的替代筹资渠道。
这一新现实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并且，不管谁赢得今年美国大选，任何对高企的不平等性感到不满的人都能获得一个声音，有能力为它融资，也有力量影响决策。关注类似问题的其他团体亦然，如并非当前美国总统选战的重点关注（三次候选人电视辩论都没有讨论气候变化）、但未来肯定要成为重点关注的环境可持续性问题。
总而言之，数字技术正在对经济结构进行洗牌，重新平衡世界民主国家——甚至曾经被认为由金钱和财富主宰的机构——的权力关系。
庞大的新晋影响力选民应该值得欢迎，但他们无法成为明智领导力的替代品，其存在也无法保证政策的审慎性。随着政治重点继续再平衡，我们需要制定创造性方案解决最艰难的问题，并防止民粹主义暴政。但愿我们现在正在这一方向上前进。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编辑：许瑶
不平等性的加剧用了很长时间，才突然在近几年中形成了政治影响。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国家经济重点需要大幅调整，以打造更平等、更包容的经济和社会。否则，人民可能接受替代当前政府的爆炸性方案，如目前正在横扫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
政治领袖常常大谈增长模式不公平地分配了增长收益，但接着他们并没有在任上为此做些什么。当各国走上了不包容的增长路径时，常常导致不尊重专业知识、政治制度和共同文化价值观的幻灭，以及社会分裂和极化的加剧。
承认经济收益如何分配的重要性，当然不是新鲜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排斥和极端不平等从未有利于长期高增长模式。在这样的条件下，支持增长的政策可能不可持续，最终被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甚至暴力所打断。
在美国，不平等性加剧成为一个事实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末，当数字技术开始让常规就业岗位自动化和脱媒化时，通往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更是如同快马加鞭。
全球化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20年中，美国制造业就业几乎全面快速减少（只有制药业是例外），尽管制造业增加值在增长。净就业损失之所以能够大体保持为零，唯一的原因是服务业就业增长。
事实上，制造业增加值的大部分实际上来自产品设计、研究开发以及营销等服务业。因此，如果考虑到这一价值链成分，以有形产品的生产角度，制造业的衰落更加剧烈。
经济学家追踪这些趋势已经有一些时日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大卫·奥拓尔及其同事仔细记录了全球化和劳动力节约型数字技术对常规就业岗位的影响。随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国际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大大拓宽了我们对财富不平等的认识，并给出了推动这一趋势的可能原因。年纪轻轻就获奖的经济学家拉伊·切蒂和艾曼努尔·萨伊兹用新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讨论。我也写了一些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结构性经济变迁的文章。
最后，记者也开始关注这些趋势。时至今日，已经很难找出谁没有听说过“1%”——对位于全球财富和收入分布顶层的简称。许多人现在担心社会分叉：顶层是欣欣向荣的全球精英阶层，以及由所有其他人组成的不堪压力阶层。尽管存在这些长期趋势，政治和政策现状自2008年以来并未受到多大挑战。
要理解政治为何要花如此漫长的时间才能赶上经济现实，我们应从激励和意识形态着手。在激励方面，政客并没有很好的理由纠正不平等分配模式。美国的宣传献金限制相对较弱，因此公司和富豪在政客的选战基金中举足轻重。
在意识形态方面，许多人就是对扩张性政府表示怀疑。他们承认不平等性是一个问题，并且在原则上他们支持提供高质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政府政策，但他们不信任政客或官僚。在他们看来，政府效率低下、自私自利，甚至可以说独裁和高压。
所有这些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崛起而开始变化，但社交媒体的兴起才是转折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选举周期中证明：如今，为非常昂贵的选战融资未必需要“大资金”。
因此，大资金和政治激励之间日益脱钩。尽管钱仍是政治进程的一部分，但影响力本身不再专属于公司和富豪。如今，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让大量人群动员起来，其场面不亚于早前的群众政治运动。这些平台可能已经降低了政治组织的成本，从而降低候选人对钱的总依赖程度，同时也提供了有效的替代筹资渠道。
这一新现实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并且，不管谁赢得今年美国大选，任何对高企的不平等性感到不满的人都能获得一个声音，有能力为它融资，也有力量影响决策。关注类似问题的其他团体亦然，如并非当前美国总统选战的重点关注（三次候选人电视辩论都没有讨论气候变化）、但未来肯定要成为重点关注的环境可持续性问题。
总而言之，数字技术正在对经济结构进行洗牌，重新平衡世界民主国家——甚至曾经被认为由金钱和财富主宰的机构——的权力关系。
庞大的新晋影响力选民应该值得欢迎，但他们无法成为明智领导力的替代品，其存在也无法保证政策的审慎性。随着政治重点继续再平衡，我们需要制定创造性方案解决最艰难的问题，并防止民粹主义暴政。但愿我们现在正在这一方向上前进。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