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18年是梁漱溟先生辞世30周年，他一生桀骜不驯，恪守“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信条行走于世，是20世纪中国极具铮铮傲骨和道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之一。终其一生，他执着于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求索，既坐而言，亦起而行，是一位行动的儒家。
　　梁漱溟一生以研究人生和社会为己任，在给学生田慕周的信中说，“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也。”他曾想出家为僧，却终于深度入世。在国族前途晦暗不明之际，积极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在日寇侵华之际，奔走于各党派之间，斡旋调停，团结抗战；在政治运动扰乱社会秩序之时，他慷慨陈词，直抒胸臆。
　　1942年1月10日，香港战事结束半个月，因主持《光明报》而抵港的梁漱溟，方才购得船票，与朋友四人乔装成工人、小贩，准备乘船逃回大陆。
　　行船全憑风力，颠簸辗转到澳门、台山城，又经陆路从开平到肇庆，终抵梧州。一路有敌方关卡，有空袭炮火，同行者皆慌乱不已，唯独梁漱溟安然无事。朋友禁不住称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真了不起，若无其事！
　　1月26日抵达梧州，梁漱溟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信，记叙了香港脱险经历。经历了生死劫难后，他在这封家书中陈述胸襟抱负，“《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在书信中向子女吐露心迹，即便有张狂之语，亦无可厚非，这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但这封信被友人拿去发表在桂林《文化杂志》上，梁漱溟觉察到不妥，于是补作后记，希望读者不必介意。
　　梁漱溟自忖，受朋友之益良多，而得出一系列朋友观。比如，“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或社会上所取得的信用资望，与朋友很有关系。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标准，而决定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信用。”“如果没有较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自己不会被人看高一点。”“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
　　生逢乱世，要保持心志清明并非易事，梁漱溟认为，除了自觉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年仅24岁，他便以中学文凭入北大执教，身边很快聚拢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师友，他们一起谈论儒学、佛学，关心人生和社会问题，因共同的志趣而成终生的朋友。他与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旗手，虽主张不尽相同，但亦保持友好的交往。纵使公开的笔仗不断，私下的信函却仍谦恭守礼，不失学人体面尊严。
　　梁漱溟与胡适是同一年进入北大的，年龄仅相差一岁，但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有很多争论，互相写过批评文章，胡适甚至公开将梁漱溟和张君劢列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但两人的信件往来跨度至少有十年，信中都很客气。
　　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回忆，有一次，《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梁漱溟的文章，胡适看后觉得很好，说“把梁某人教训了一顿”。“我父亲后来写了一封公开信，说他跟胡先生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是在不同方面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可能会有意见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应该和而不同，并不把对方视作敌人。他们两人的研究不是一个路子，我父亲搞佛学、儒学研究，胡先生的兴趣并不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