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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都市近郊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地关系在不断地演化，在梳理乡村振兴及乡村旅游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文章构建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人地关系嬗变概念模型，挖掘旅游驱动型乡村振兴的演化过程、驱动要素和内在机制。结果显示，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嬗变分为3个阶段：原真性阶段、变异性阶段和创意融合阶段;居民主体逐步从原生性农民，逐步向仿生性市民演变，最终成为回归性居民;旅游资源客体从原生性的旅游点逐步向仿生性旅游聚集点演变，最终形成一个创意性乡村旅游目的地;乡村媒介从原真性乡村逐步向变异性居民区转变，最终演化为创意性社区;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振兴驱动系统和乡村旅游驱动系统，都经历了单一驱动到双轮驱动，最终到多元驱动的转变。浔龙河样本村在佐证这种人地关系演化的同时，也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和道路。
[关键词]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人地关系;乡愁意蕴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3-0095-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3.012
引言
党的十九大做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把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强调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整体体系的制度保障，为都市近郊传统村落充分利用其市场和资源优势，创建众多形态各异、特色鲜明、示范效应显著的旅游驱动型城乡融合体提供良好环境和重大机遇，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和突破指明了方向。由于较近的空间距离、优越的区位、较早发展的共识，特别是典型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互补性和地理接近性，使得一大批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城乡融合发展与众不同，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它们在为其他区域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示范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实践困境和理论困惑：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是否有一般性和规律性？其在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协同作用下的演变是否具有阶段性？如果有，其演变的规律和特征是什么？在以乡村旅游为主导的乡村振兴中，农民、游客、旅游资源和村落如何协同才能够避免千篇一律的简单、粗暴的发展模式？这些问题日益显现且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需要深刻揭示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过程与阶段，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人地关系演化提供理论阐释。
长期以来，乡村被压缩为“非都市空间”，附属于“城市国家”[1]，虽然因城镇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入侵而发生变迁，但它的地域文化延续并没有中断，其文化生态的原真性也没有完全脱离，而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融入时代文化，不断地自我调整和适应，这种情况在都市近郊的传统村落表现得更为典型。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更有条件走以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道路，更容易受到城市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影响，其人地关系更容易发生变化。吴传钧[2-3]、陆大道[4]较早地提出了人地关系理论，在此基础上黄震方和黄睿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角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旅游人地关系的理论内涵[5]。按照黄震方和黄睿的旅游人地关系理论，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地关系，是主体居民和游客在作为客体的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动态、复杂、开放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尽管这个系统较为复杂，由人类社会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共同组成，强调人-地互动的过程，包括了所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个系统可以抽象出两个无异议的要素：作为主体的游客和居民、作为客体的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乡村也是乡村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乡村不是一個简单的媒介，Halfacree曾以4种方法来定义乡村：描述性定义、社会文化定义、地理区域和社会表征，按照他的理解，乡村不是简单的一个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的媒介，是媒介之外承载更多的一种集合体[6];Woods认为用Halfacree的第4种方法来定义乡村最为灵活稳健，能够适应乡村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是一个混合的、网络化的城乡交错混乱空间，它一方面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结点的多种要素及其依存关系的综合，另一方面是一个新的混合的社会空间形态[7]。从这些经典文献可以发现，乡村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媒介，更多是一个融合了诸多要素的空间媒介。所以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人地关系系统可以归结为3个核心要素：作为主体的游客和居民、作为客体的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作为媒介的乡村，三者依存共生、相互制约，在一定的条件和动力作用下会不断地演化，最终形成和谐共生的人地关系。
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的研究比较多，如乡村文化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8-9]、乡村文化的异化及复兴[10-11]、人际关系的旅游适应性[12-13]等，这些研究多尺度结合，多学科融合，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但不可否认的是，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有自身的特点，其人地关系演化受到毗邻城市的影响，尤其是毗邻城市的圈层结构发展模式、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及城市商业文明的浸淫等，其人地关系演变与其他乡村显著不同，需要系统梳理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阶段，重新界定其3个核心要素的行为表现。本文的知识贡献在于从协同演化的视角，科学识别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嬗变的要素，科学划分人地关系演化的阶段，尝试通过构建主体、客体和媒介三者协同演化的概念模型，揭示其在不同阶段的行为特征，阐述其在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两大动力系统作用下演变的机理。
1 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嬗变的阶段及人地关系特征
都市近郊的传统村落属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城郊融合类，但与一般的城郊融合类不同的是，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毗邻城市，区位优势明显，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延伸，其区位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城市人口、城市产业向周围扩散的重要承接地[14]。其空间的邻近性，也使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居民最先接触城市的商业文明和公共服务，最早被城市周围的工业园区、产业集散中心和城市的服务业所吸引，被吸纳成为就业者和参与者。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两大重要抓手，都市近郊传统村落因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较为开化的文化氛围、较为优越的旅游资源基础，成为都市居民外出游憩的首选。 在空间邻近性、资源禀赋和旅游消费需求的交互作用下，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成为一个典型的旅游目的地，传统村落和客源地之间信息、资本、知识和技术等不停地发生着能量传递并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形式，主要包括三大核心要素：一是传统村落的旅游资源，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客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客体，既包括乡村保护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包括保留的相对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生活方式等乡土文化，以及随着外来游客和资本交互冲击而新建的农家乐、乡村客栈等乡村旅游点;二是传统村落的居民和外来游客，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前者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后者是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贡献者，也是乡村旅游资源的品鉴者;三是作为两者连接的传统村落本身，也是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媒介，三者共同作用于乡村人地关系，从最早的淳朴落后的乡村，向现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交互作用的乡村社区演变。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下，都市近郊的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呈现跨越式发展，超越了一般的发展“演变”的特征，符合项继权[15]、任唤麟[16]、赵刘和周武忠[17]等学者对旅游嬗变所具备“短时间、大跨越、根本性改变”的特征，而且这个嬗变呈现出典型的阶段性。刘自强等[18]在Chenery标准工业化模型的分析框架下，结合不同工業化发展阶段城乡地域的转型轨迹，将乡村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维持生计阶段、产业驱动阶段与多功能主导阶段，参照这个划分方法，笔者将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系统嬗变也划分为3个阶段。
1.1 原真性阶段人地关系特征
原真性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最早是指宗教经本及遗物的本意，后来成为文化遗产评估的基本要求，意在测评文化遗产在各个阶段的历史真实性。原真性被引入乡村旅游研究中，意指乡村旅游资源及环境要保护其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从存在主义站在旅游主体的视角，要保持乡村的“原真性”，本质上是要保持它的“原生态”：自然的山水、犹存的村貌、真实的生活等，这也是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独特价值所在[19-20]。这个时期，整个经济社会处于传统社会模式，以传统农业为主导，城市主要以商品交换功能为主导，乡村主要以居住、就业和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导，处于维持生计阶段，整个社会生产效率低下，乡村人地关系系统也呈现出原真性的典型特征[21]。
在原真性阶段，乡村的资源与环境都呈现出原生态状况。乡村资源如绿水青山、田园风光、农村小院、乡村民俗、传统民居等以原生态面貌呈现，处于一种无规划、自发状态，其风格单一、简单粗放，吸引力有限，只能面向特定爱好人群，无法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载体支撑旅游产业的发展。虽然乡村潜在的旅游资源是零散的、自发的、不成规模的，但小部分农民开始有意识主动地对接城市居民的一些乡村旅游活动，比如主动提供住宿、餐饮、向导、农产品销售等服务，他们一方面依赖土地进行生产活动以获取基本保障，追求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为对象，以不成规模的乡村旅游为媒介，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主、以零散商业活动为辅的生产生活模式。当随着更多城市居民的涌入，从事乡村旅游服务的村民逐渐增加，更多的乡村旅游服务业开始出现，原真性的乡村风情及一定规模的乡村旅游服务形成良性循环，进而吸引更多城市游客进入都市近郊传统村落去追寻记忆、寄托乡愁、体验田园风光，形成一种乡村旅游自发的良性发展状态。
作为内在主体的农民世代定居于此，在稳定的小农经济形态之下，形成保守的行为模式和观念取向[22]，紧盯土地及其产出，力求生产活动的丰收与“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23]，即原生性农民。一方面都市居民无论是对原真性的乡村旅游点还是对乡村生活的认同度都非常有限，另一方面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难以满足农民生活需要，城市建设的起步、零散外来游客的影响，使得部分有一定眼光的农民开始进城务工，追求农业生产之外的工资性收入;部分具有拼搏精神的农民，也开始尝试将部分农业用地转变为乡村商业用地，甚至是乡村旅游用地，为零星的外来游客提供住宿、餐饮、商业等配套服务，提高土地利用率赚取额外收入。作为外在主体的游客，由于受收入水平、交通设施和节假日的限制，其出游半径非常有限，只能利用假日及周末有限的时间，自发地到区位相对优越、有一定资源基础的都市近郊村落，去采摘野菜，购买农家绿色食品，欣赏都市近郊的田园生活，感受农村原生态的自然山水和乡野情趣，体会原真性的乡村生活。
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科技支撑有限，乡村既是大多数人的栖息地，也是大多数初级商品的产出地，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支撑。作为乡村旅游的媒介，乡村在经济领域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在社会领域提供大多数人就业和居住，在文化领域提供乡村秩序的基本规范，呈现出自给自足的状态[18]。这个时期的乡村，从游客的角度来看，呈现出最具有吸引力、原汁原味的原真性：没有工业生产导致的生态本底破坏、没有大规模的开发导致的乡村异化、没有外来文化入侵导致的乡村文明变异，是现代游客心目中理想的田园生活。但是原生性农民有意识的商业活动使得乡村开始有部分非农业生产活动，人口活动的范围开始扩大，农民、农村、土地三者合一的生活状态开始改变。乡村除了传统农业之外，旅游、商业服务等业态开始萌芽发展，农民在耕作之余还可以兼职做其他的商业服务，农民兼业出现，收入结构开始多元化，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与其他村落之间的落差开始出现，但在这个阶段还不明显。
1.2 变异性阶段人地关系特征
随着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区位日益优越，城市居民到乡村体验的人群日益增加，也促使乡村旅游资源的逐渐多样化。尤其是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经过城市商业文明的熏陶，返乡之后开始有意识地创造更多的乡村旅游景点，从事旅游服务业，但不少村民知识水平有限，简单照搬城市旅游点发展模式，使得乡村旅游人地关系进入变异阶段。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由原真性阶段的传统农业社会开始进入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工业社会，城市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乡村成为工业化大发展的稳定保障，乡村的产业开始多元化。 旅游产业迅速崛起，户籍制度加速劳动力流动频率，使得原生性农民、都市外来商户、外来游客在原真性乡村这一媒介中不断碰撞与融合，使乡村旅游載体在不断地异化，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环境和居住环境的异化。部分村民经过城市商业文明的熏陶，在村落人流集散的地方或者是自家住房底层开始提供住宿、餐饮、零售、农特产品的销售等旅游商业服务，还有部分外来商户入驻近郊的原真性乡村，从事旅游服务或者旅游开发，两者的相互作用提高了原真性乡村的商业化程度，但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都比较低，商业文明水平不高，呈现出无序、杂乱的状态。同时，部分返乡且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村民，寄情原生山水，向往诗意生态宜居的生活，试图找回童真记忆中的乡愁，加上经济能力的支撑和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预期，开始对原有居住条件进行大规模的改善，或者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进行土地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土地功能的改变，但由于缺乏规划引导，也缺乏融入乡村的眼界学识，住房建设和土地开发水平低下，简单粗糙，基本上将很多城中村照搬乡村，甚至出现很多风格怪异、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建筑，导致乡村居住环境严重异化。二是乡村旅游资源的异化。在城镇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下，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为提高土地利用率选择置换乡村用地功能，旅游用地和商业用地明显增多，用地规模从以乡村旅游地为核心向四周扩散，部分观光林地开始出现，大量仿生性旅游点迅速增加，用地转换率提高，实现土地功能由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到以观光休闲旅游为主的转变，不断激发乡村旅游场的作用力。部分乡村能人开始关注乡村旅游的发展，私下开展土地、林地、山塘等租赁流转，建设农家乐和垂钓园等，进行农业集中开发，吸引都市居民前来休闲观光，但千篇一律的农业观光、采摘、餐饮等业态重复建设严重，而且许多乡村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盲目跟风和照搬地修路造房、低层次开发，环境破坏现象严重，使得原真性乡村的旅游资源与环境受到剧烈的冲击，乡村人地关系异化[24]。这不仅造成资源、财力、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也使乡村旅游产品品位不高、产品生命周期短，极大地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载体空间格局的改变使得乡村的连续性和原真性被消解[25-26]，异化为居民区[27]，外来商户入驻和游客观光休闲等旅游商业活动使得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提升产业价值链奠定了物质基础，加速劳动力流动，带来知识、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迁移，提高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将乡村原有农业生产功能延伸到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食品加工业，再扩展到提升价值链的商业旅游等服务业[28]，发展农家乐、田园度假等多种类型的乡村旅游。在变异性阶段，原生性农民适应性不断增强[29]，但仍无法抵制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在原真性与商业化杂糅过程中异化为仿生性市民，原真性乡村在自然文化资源和土地资源物化为旅游市场和旅游替代市场的基础上失去乡村本真性、纯正性和建构本真性[30]，沦为“非城非乡”的异化性居民区。作为外在主体的游客日益增多，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其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但其旅游消费行为也逐渐在异化，很多乡村旅游消费往往在短时间内的垂钓、采摘之后就是打牌，甚至赌博，加上一些炫耀性消费、破坏性消费，使得乡村旅游消费诉求表达也被异化。
乡村在城镇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下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旅游用地和商业用地明显增多，用地规模从以乡村中心地为核心向四周扩散，大量仿生性旅游点迅速增加，实现土地功能由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到以观光休闲旅游为主的转变，不断激发乡村旅游场发展的活力。但是，仿生性旅游点大量增加产生的集聚效应使得乡村旅游资源铺张浪费严重，土地规划结构不合理，人地关系严重失衡，导致都市近郊传统乡村旅游的发展呈现出异化现象：乡村旅游资源变异、外来游客满意度不高、内在主体旅游收入有限、需求与供给错配。乡村旅游资源无组织、乡村媒介无规划、乡村主体无眼界，导致原真性乡村部分异化，整个乡村成为仿生性的城市社区，带来一些问题。在变异性阶段，最为典型的是工业化大生产，工业迅速在城市集中，城市的生产功能日益强大，虽然有不少都市居民涌入近郊村落，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但由于城乡交通网络尚未完善，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根本的变化，乡村的地域功能主要是辅助城市的发展，为城市提供粮食及工业初级原料，为城市工业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但由于毗邻都市，乡村虽然异化为城市社区，但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其经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村民开始摆脱原真性阶段的温饱状态，向小康生活过渡。而且随着城市空间和产业的外溢，乡村除了旅游产业之外，其他非农产业开始增加，甚至出现专业化趋势，农民兼业成为常态，收入多元化，推动乡村经济类型的增加，可以说在变异性阶段，乡村逐步进入产业驱动型发展阶段，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与其他村落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1.3 创意融合性阶段人地关系特征
乡村在经历变异性阶段之后，资源的无序开发、产品的地域特色缺失、人地关系的恶化等严峻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在政策推动下，城市的生产要素和现代文明纷纷向乡村渗透，绿水青山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的着力点，开启了文化碰撞、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的创意融合性阶段[31]。在这个阶段，工业化蓬勃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得到提升，整个社会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城市经济文化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但乡村的粮食安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功能也开始得到重视，城乡协同、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等陆续上升为国家战略，乡村旅游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乡村进入多功能主导、多元融合阶段。
鉴于前期无序开发的后果，在新时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乡村资源开发受到高度的重视。基于政府的科学规划引导，乡村载体在保存原生态自然景观的同时，深入挖掘地域特色文化，增强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创新策划出系列旅游产品。在此基础上，将现代农业用地、旅游用地、商业用地分别发展为不同的田园体验旅游、观光休闲、度假购物等不同旅游区域，注重业态关联和上下游的产业延伸，有序开发旅游景点，打造以休闲、教育、康养、体验为主的多功能度假功能区。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下，乡村的村容村貌得到统一的管理，垃圾分类、山塘治理、河道疏通、厕所改造等使居住环境也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旅游服务业和其他产业业态也得到规划引导，一批返乡青年的回归、一些成功企业家的介入、一些现代化管理企业的引入，促使乡村旅游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呈现出规范有序的状态，商业经营水平和运营能力显著提升，商业环境也有较大的改善。 与此同时，村民的文化素养得到提升，对生态保护、乡村旅游、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加上部分返乡农民资金和技术的回归，村民普遍在村落发展、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方面达成共识，对绿水青山的呵护、对生态自然的热爱、对不良生活方式的改造等，都让村民对乡村有高度的自信和自豪，并以居住乡村为荣，农民的身份认同和乡村的精神认同使仿生性村民转变为回归性居民。作为外在主体的游客不仅享受到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深度体验乡居魅力，短暂逃离忙碌的生活，品鉴到内心的乡愁意蕴，还能拉动旅游文化产品和生态产品的消费，驱动基于地域文化支撑的创意性旅游。乡村旅游资源的嬗变、回归性居民和外来游客的共同参与使得仿生性居民区更加具有活力和创意性，搭建起以乡村良性循环经济为导向的集体经济平台和社区管理平台，逐渐演变为创意性社区。而且城市居民健康良性的旅游消费观念，与村民自信的身份认同和自豪的精神认同，形成健康和谐的人地消费关系。
在这个阶段，作为内在主体的回归性居民不仅依托原生文化的特色资源，还积极汲取外来商业文化的精华，促使异化的居民区全人员、全要素深度融合，同时结合乡村旅游的创意性文化产业，增加乡村旅游产品的附加值，打造具有特色风情的龙头产业，搭建线上线下绿色生态旅游服务平台，扩大乡村旅游的辐射与带动效应，形成创意性社区。以政府为主导、回归性居民為主体、创意性社区为媒介的组织机制使乡村变成了一个创意性旅游目的地，在以乡村为核心的旅游发展中，资源和谐、主体共生、要素协同，在平衡状态下创造最大价值，这更加贴合田园生态和商业活动兼容的乡村发展模式，构建出不同商业化程度的多样主体共存模式。在这个时期，城市成为经济、技术、文化和信息中心，乡村的生态保障、文化传承、休闲娱乐等功能在不断强化，而且农业本身的特殊性持续得到政府补贴，政府也加大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以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在非农产业的大力发展中，乡村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类型都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进入多功能主导发展阶段。
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发展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是在一定的特征或条件改变之后的彻底改变，这种改变糅合多元主体，跨越多重尺度，交织多样关系，是一个标准的嬗变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原真性阶段、变异性阶段和创意融合阶段。原真性阶段是典型的传统社会，旅游资源与环境呈现出最为自然的状态，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意识在发生改变，乡村以传统农业为主，旅游等商业服务开始呈现，处于维持生计型发展阶段;变异性阶段是典型工业社会，大量的仿生性旅游资源点被创造出来并呈现出空间集聚，居住环境和商业环境异化，原生性农民正在全面向城市居民学习，成为仿生性市民，作为媒介的乡村非农产业增加，产业动力多元化，进入多元产业驱动阶段;创意融合性阶段是典型的后工业社会，乡村资源和环境得到合理规划引导，创意性旅游景点不断涌现，成为一个创意性旅游目的地，村民的身份认同和精神认同使之成为回归性居民，作为媒介的乡村经济类型多样化，进入多功能主导发展阶段，人地关系呈现和谐状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创意性社区。
2 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人地关系演化的动力及作用机理
都市近郊乡村旅游资源的演化分为3个阶段，但这3个阶段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交互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2.1 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动力及作用机理
都市近郊的传统村落，因为毗邻都市具备其他村落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城市规模扩大而导致的基础设施的对接与融合、居民强烈的发展意愿及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产业外围集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多及劳动技能的提升、现代商业文明与服务业的发展促使新乡贤的崛起，以及外来资本对其良好生态环境和发展潜力的青睐，等等，这些都是其他传统村落所不具备的优势，是影响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因子。按照乡村旅游人地关系演化的作用过程和机理，可以简单地将之划分为两大动力系统：乡村振兴动力系统和乡村旅游动力系统，前者是乡村旅游人地关系演化的外在动力，后者是内在动力（图1）。
2.1.1 原真性阶段动力因子及作用机理
在原真性发展阶段，乡村旅游发展还处于自发状态，城市居民因收入水平、出游方式及假日制度等的限制，只能就近选择游憩目的地，尤其是有一定旅游资源和基础设施的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成为城市居民周末和节假日外出休闲的首选。日益加快的工作节奏使城市居民产生出游放松的欲望，加上有限休假时间，使得都市近郊乡村旅游的距离优势凸显。他们在工作之余，到就近的乡村欣赏良好的生态环境、体会田园风光、品味乡村美食和淳朴的民俗风情，因此，城市居民自发的游憩消费需求，成为原真性阶段乡村旅游发展的外在动力。田园野趣的吸引力和城市居民多样生活的追求，形成近距离高密度游憩需要，极大地推进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的发展。作为内在主体的农民，因为收入水平非常有限，处于维持生计阶段，改善生活的内在动力非常强烈。尤其是在土地经营权调整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大幅度提高，但生产力水平的有限提升与农民发展的愿望之间的矛盾突出，这种内在发展的动力激化农民的冒险精神和尝试意识，他们或进城务工，或居家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乡村商业服务，以此来反哺生计。在这个阶段，农民的经济改善愿望成为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城市居民自发的游憩需求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外在动力，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动力的协同作用，是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人地关系嬗变的最大驱动力。
2.1.2 变异性阶段动力因子及作用机理
随着都市近郊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首先是旅游产业的井喷，使得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期待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最为直接的推动力;其次，这个时期又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城市进一步向传统村落逼近，使得大量城市居民在工作闲暇之余就近涌入乡村，带动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协同推进，成为这个时期的外在推动力。与此同时，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宣传引导，加强基础设施的对接，甚至部分都市近郊传统村落开始模仿城市区域，修建一些游乐场、骑马场、小型公园、小型餐馆、小卖部、农家乐等旅游点，满足和迎合城市居民的乡村休闲需求;一些早期走街串巷、外出经商务工的农民，开始注意到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机遇，把在外经商过程中的经验和做法带回农村，参与到乡村旅游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但随之而来也将一些不一定科学合理的做法搬回农村。由于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加之没有统一的规划引导，使得这个时期无论是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还是人地关系都呈现出异化状态：粗糙的旅游点大量聚集、低层次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旅游诚信缺失、欺客宰客事件时有发生、游客满意度不高且回头率极低[32]。尽管如此，政府的扶持政策和新乡贤的介入让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接待能力。此时旅游产业的井喷、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外在动力，政策扶持与引导、新乡贤的进入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内在动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交互作用，使得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人地关系演化进入了一个双轮驱动阶段。 2.1.3 创意融合性阶段动力因子及作用机理
随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化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使得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创意融合性阶段。此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都市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经济发展模式摆脱了传统的投入驱动式粗放型经济增长，进入一个由消费驱动、创新推动、结构调整的新阶段[33]，都市居民的消费升级意味着传统的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消费和闲暇消费，旅游消费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消费升级势必推动着产业的升级与调整，过去粗放式以观光旅游为主的旅游生产模式，开始向精细化的以体验旅游为主的旅游生产模式转变，增长方式的调整给都市近郊乡村旅游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动力;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开始成为国家战略，生态环境成为生产力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可，即使在乡村，农民也意识到青山绿水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同样，乡村振兴也进入一个多元驱动的新阶段，小康社会建设成为最大的动力。“没有和谐振兴的乡村，就没有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诸多城乡协调的政策，为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乡村振兴最为直接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前期发展基础上，很多企业意识到乡村振兴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后方，而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由于先天的区位优势、良好的发展基础、潜力巨大的市场优势成为战略首选。这些企业拥有先进的经验、科学的管理、雄厚的资本、丰富的人才储备，成为乡村振兴主要的动力。在多元驱动阶段，都市居民的消费升级、产业的升级与调整、生态意识的觉醒，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而城乡协调发展、政策驱动以及企业的投资成为乡村振兴的动力，两大系统相互作用，推动着都市近郊乡村旅游人地关系迈向诗意栖居的融合共生阶段。
2.2 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人地关系的演化
都市居民自发的游憩需求成为乡村旅游发展推动力，农民自我生活改善成为乡村振兴系统中最为朴素的发展动力，两者协同推进，促使都市近郊乡村旅游人地关系变化。原生性农民经济水平有所改善，不再高度依赖土地进行农耕生产活动，而是逐渐融入商业活动，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特征，即一方面依赖土地进行生产活动以获取生存资料，追求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逐步脱离繁多的农业生产活动，借助乡村旅游发展的契机，将重心转移到商业活动，形成以农村生产和商业活动相结合的生产模式，部分农民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同时吸引部分外来游客进入当地进行商业活动，在这样的环境下，仿生性市民应运而生，这实际上是原生性农民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和旅游经济的新兴产物。部分学者通过案例深入研究乡村主体变化的原因在于人口和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为“人口置换-空间置换”，即外来商户取代当地居民[34]，这表示乡村旅游的主体不局限于当地居民，还囊括外来游客中的定居者。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户籍制度逐步放开，劳动力流动性加快，旅游主体的“过滤效应”加快了乡村的商业化步伐和旅游发展，但由于认知的有限以及缺乏合理的规划引导，造成人地关系异化，旅游资源粗制滥造成为一个仿生性旅游集聚点，乡村成为一个“城不城、乡不乡”的居民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农民生活方式异化，这说明农民在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发生质变，成为变异性居民[35]。随着认知水平的提升以及政府科学规划的引导，大家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和诗意栖居的认知达成了共识，在保留本地生态的同时，注重民俗风情的传承和适合乡村创意性产业的引入，作为内在主体的农民既享受到现代商业文明，又传承着传统的乡村文明，作为外在主体的游客，既享受到优美的田园风光，又品鉴到内心的乡愁意蕴，内外交错使乡村变成了一个创意性的旅游目的地，资源和谐，主体共生，要素协同[36]。
伴随着主体的不断演变，作为客体的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也在不断变迁。在旅游开发这一背景下，原生性农民有意识的活动使得土地呈现农业生产的功能，人口活动的日益增加与单一的土地功能无法匹配，只能通过乡村转型来扩大媒介容载量，以城镇化和商业化改变原有土地功能，否则会形成大量“空心村”和闲置浪费的农村建设用地[37]。一方面，通过解构、挤压传统建筑等基础设施来改变乡村空间结构与功能，如以丽江古城为例，将古城观光空间落实到旅游地建筑上，通过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的空间商品化来改变古城文化和空间结构，这从侧面印证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空间的保障性作用[38]。以同里为例研究旅游商业化用地格局演化，发现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用地规模从核心向四周扩散，用地功能置换使得旅游基础设施重新布局与组合，形成的区位差异提高了用地转换率[39]。同时，由于主体价值观念的转变，其生产方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农业劳作，而是投入更多的商业活动，实现用地模式由传统内生型“人口增长+生活需求”向“人口增长+旅游需求”外生型驱动转变，从用地模式驱动方面解读乡村媒介的变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调控对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演变起着重要作用，他們希望实现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商业化的适宜程度。
综上可以看出，在都市近郊乡村旅游人地关系演变过程中，包括既有乡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乡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城市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向乡村地区逐步渗透过程……这印证了政府、投资商与居民通过市场机制与行政相互作用，导致乡村人、地以及乡土文化的旅游生态圈的要素变化，科学地解释了由以往的温饱问题升级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内在原因，表明其在乡村性质转变过程中的强大内驱力，为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研究范式[40]。总之，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地关系的嬗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大系统交互作用下，乡村人地关系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驱动到多轮驱动，从维持生计到多功能主导，整个系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个动力系统同及嬗变过程见图2。
3 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嬗变中人地关系演化的实证研究 3.1 研究区概况
浔龙河村位于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距离长沙市区仅10千米，距离黄花机场仅15分钟车程，是典型的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浔龙河村是城市近郊型特色小镇、城郊融合型乡村振兴范例，由原双河村、红花村合并后成立，于2015年正式更名为浔龙河村，全村总面积约为7.8平方千米（约合1.17万亩），土地资源丰富，环境优美，浔龙河、金井河、麻林河3条河流交织环绕，与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形地貌互为映衬，森林覆盖率超过80%，生态环境优越，文化底蕴深厚。受长株潭城市群和省会长沙市的双重影响，受城镇化带来的经济水平提升、交通可达性提高、市场需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延伸等因素的影响，浔龙河村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基础条件日益得到改善;同时受到乡村旅游带来的思维方式改变、扶持政策刺激、文化与生态本底的保留以及创意性旅游资源扩张等因素的影响，在聚集效应、虹吸效应、地租差异、空间近邻、规模经济效应等机理作用下，浔龙河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呈现出典型的阶段性，其人地关系也在嬗变，本文总结浔龙河村乡村旅游发展的阶段及过程，梳理其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及动力系统，为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人地关系和谐重构提供示范路径。
3.2 数据来源
研究中所用的数据，如村庄人口情况数据、村庄区域面积、旅游接待人数、村庄信息等，均通过果园镇人民政府和浔龙河村运营主体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城镇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深入访谈获得。在掌握基本情况后，2019年1月到2019年11月，通过对浔龙河村委会、运营主体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城镇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层、浔龙河村32位村民的访谈和持续近10个月时间的实地考察，拍摄有助于研究的影像资料，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
3.3 浔龙河村乡村旅游嬗变中人地关系演化的阶段识别及动力机制
3.3.1 浔龙河村的原真性阶段
作为都市近郊的一个传统村落，浔龙河村拥有良好的生态资源、众多的民间传说及人文古迹，以华佗庙、义云亭、拖刀石、关帝庙等为代表的三国文化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之文化名人田汉的故居，为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在2009年之前，浔龙河村的乡村旅游资源还是藏在深山人未知的状态，呈现典型的原真性，全村人守着这优越的区位、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吃救济。虽然2005年国家启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但鉴于基础条件有限、资本动力缺乏，浔龙河村的发展仍然是自给自足的状态，全村人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收入微薄，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1，在长沙县果园镇行政村里倒数。受生活所迫，该村约300名农民外出务工，占全村劳动力的30%左右，以务工收入补贴家庭支出。这个时期，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非常强，其主要经济来源于农业种养和林业，或在乡耕作，或外出务农，积极自发地维系家用、建设乡村。浔龙河村的贫困与落后迫使农村人口和资源向周围的长沙、株洲等地流出，呈现“离土不离乡”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才有所改善，因此2009年是浔龙河村发展和演变的一个重要节点。乡村主体的缺位、乡村旅游资源的原生态性，导致乡村主导产业缺乏，乡村就业吸纳能力低下，使浔龙河村呈现出萧条落后的状况，很多村民外出后不愿意再回到家乡，即便是业有所成也鲜有建设家乡的动力和实践。
3.3.2 浔龙河村的变异性阶段
2009年，浔龙河村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通过“万企联村”和“同心工程”，浔龙河村开始发展集体经济，培育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的步子开始加大。一部分早期在外打拼的村民意识到乡村振兴带来的巨大机遇，纷纷归乡创业，尤其是在返乡企业家柳中辉的带领下，充分利用自身毗邻长株潭都市群的地理优势和城镇化带来乡村旅游发展的机遇，极力鼓动一部分返乡村民开展乡村建设。浔龙河村利用自身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生态资源，逐步开发建设一批农业休闲基地、农庄、精品苗木园、珍稀植物园等旅游景点，加上深厚的三国文化底蕴以及田汉故里这张靓丽的名片，浔龙河村的旅游资源开发提上日程，虽然乡村旅游竞争力不强，但产业链条日渐完善。乡村旅游资源品牌影响力日益提高的同时，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浔龙河村的村民摆脱了原生状态，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传统农业生产活动，逐步改变了以农业种养、务工、经商三大传统业态为主的格局，逐渐转变为规模化种养殖现代农业、乡村旅游与服务、经济贸易三大新兴业态，农民开始从原生性状态向仿生性市民转变。
在这个时期，浔龙河村总产值达到700.8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0.0万元，农业总产值200.6万元，服务业总产值为480.2万元，人均年收入为4430元，到2014年，人均年收入已达到8500元，人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①。角色的转变，使得村民的建设意识增强，开始大规模地、自发性地改善居住条件，但由于受到认知水平的限制，一大批特色鲜明的传统民居被推倒，尤其是乡村建筑中经典的爪角、屋脊、照梁、照壁、吊檐、墙头、踢脚、斗拱、栏杆、门窗等民国时期湖湘建筑精髓被摒弃，一批与环境迥异格格不入的乡村半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呈现出来，使得浔龙河村充斥着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工极不协调的状况。而且一大批极富特色的传统民俗被淡化和弱化，使得浔龙河村无论是旅游资源还是乡村民俗呈现出异化状态，居民追求短期利益，追求所谓的现代化，人地关系被扭曲。被异化的主体、客体和乡村媒介，使得整个浔龙河村彻底失去了自身引以为豪的自然与文化，传统乡村的气息在消退，被异化为一个扭曲的城市居民区，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进入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亟须探索一条新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
3.2.3 浔龙河村的创意融合性阶段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以及返乡企业家群体及有志之士的共同关注，浔龙河村异化状态得到扭转。浔龙河村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三大核心竞争力：都市近郊、生态本底和文化内涵。围绕着这三大优势，浔龙河村的发展思路愈加清晰，规划高端接地气。为了站在更高的发展起点，浔龙河村突破重重困难，直接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联合，高起点规划建设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浔龙河校区，奠定了浔龙河村新时期发展的高度;与此同时，在强化与棕榈园林合作的基础上，引进星光文旅，打造多元化乡村旅游业态，浔龙河村乡村旅游资源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在传统的休闲农庄、采摘观光基地、精品苗木、珍稀植物园的基础上，利用浔龙河村良好的生态，夯实牧歌山、云田谷等景观的原真性内涵;结合浔龙河村的产业基础及未来发展趋势，保障浔龙河村后续发展潜力和竞争力，浔龙河村与泰禾和嘉兆国际合作，创新性地建設康养中心，期待康养产业成为浔龙河村未来发展的另一方向;结合浔龙河村的乡土文化建设极具地方特色的印象商业街让游客流连忘返;为了满足游客的餐饮、购物等消费需求，着力打造湖湘好呷街、土菜街、文化创意街区等配套旅游服务;为了给游客更好的生态体验，浔龙河村基于原生景观建成的Star Park乡村生态主题公园、配套的木屋酒店和云田民宿极大地满足游客追求诗意生活的向往;以田汉故居为中心的田汉文化产业园成为文化创意性产业平台的经典代表，推出的一系列以田汉爱国文化为主导的音乐剧演出、博物馆展览和历史爱国人物雕塑等成为长沙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浔龙河校区为核心的艺术职教中心配套区，包括美术馆、展览馆、博物馆和校园商业广场等相继开发;同时，为了能够留着人才，吸引人才，浔龙河村第一个成立村级以农民为主题的创客街区……这些文化创意性项目给浔龙河村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赋予新的文化本底和文化内涵，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旅游产品、良好的配套服务、创意性的文化产品，吸引着大量的游客。以文化创意为灵魂的浔龙河村找到了属于自己高质量发展的旅游模式，即生态艺术小镇，标志着浔龙河村乡村旅游开发进入了创意融合阶段。截至2018年，浔龙河村累计接待游客约21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5 223万元，2019年樱花节接待游客30万人次1。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井喷，使浔龙河村居民成为新时期乡村居民，分享着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享受着比城市居民更加优质的配套服务。浔龙河村村民共同制定了《村规民约》，完善村委会平台搭建，在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转变的基础上，加大教育建设的投入力度，完善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浔龙河校区的建设，同时强化村民高雅艺术的熏陶，美术馆、展览馆、博物馆、文化创意中心、创客中心成为村民日常活动的首选，提高了村民的综合素质，也开阔了村民的眼界，改变了村民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理念，不少原来在外就业的村民在浔龙河村蓬勃发展的吸引下返乡就业创业，浔龙河村村民度过了“离土不离乡、进城走他乡”的漂泊阶段，进入了“就业回家乡、创业跨城乡”的新时期，迎来了人才回流的新阶段，这给浔龙河村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浔龙河村乡村振兴的内在原动力。在经济服务型和市场经营型集体经济模式的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中，浔龙河村民、外来游客和就业创业人员能够和谐共存。截至2019年，当地居民已有40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有200余人在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创业①。浔龙河村现代农业创业园区的建设，奠定农业基础，在农创工场的基础上打造以亲子旅游为主的乡村乐园、职教文创艺术基地和绿色建筑示范空间，乡村媒介的科学规划实现了由单一的农业种养到多元化功能的转变，集商业、旅游、康养、文化、教育为一体，形成专门的社区居住区、颐养集中区和度假酒店集中区，为浔龙河村的后续发展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在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的拉动下，以“三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变成了富裕村，2019年，村民人均年收入4万元，2017年还成功获批国家3A级景区、2017年全国十大特色小镇，2019年获评全国第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等①。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独特的“城镇化的乡村、乡村式的城镇”的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之路，被称为特色小镇的“浔龙河模式”，使农村资源实现资本化转变，解决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面貌根本改变的“三农问题”，成为都市近郊乡村振兴的典范和样本。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扶下，浔龙河利用天然的都市近郊区位优势和原生文化的田汉故居、田园风光等旅游资源刺激外来游客寻觅乡愁意蕴，但只能通过农业种养和微薄的旅游收入来维系生存，非常渴望能实现“离土不离乡”的状态。随后，浔龙河村抓住“万企联村”和“同心工程”的契机，引入工商资本下乡，棕榈园林入股投资，还与湖南卫视进行项目合作，积极发展旅游产业。同时旅游活动的频繁往来促使部分浔龙河村民进城务工经商，寻求更高的经济收入，这拉动了农村经济发展，改善了原有的低生活水平。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浔龙河村民立志改变贫困落后的乡村现状，以柳中辉为主的新乡贤返乡并带领村民整顿旅游资源，进行新农村建設。由于参与主体的知识水平有限和企业的强势入驻，虽然投入大量的仿生性旅游景点建设，使得浔龙河村由最初的贫困村变成富裕村，但多元主体和媒介功能的转变异化了浔龙河村的原真性，压抑外来游客寻找田园野趣、追求多样体验的需求，旅游后劲明显不足。在原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下，浔龙河村村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和绿色生态理念，决心改变乡村的异化状态。基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协同作用下，浔龙河村依托原生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打造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在政府的科学规划引导下、企业与村民双主体的联动作用下，实现从异化性居民区到创意性社区的转变，为进一步打造诗意生态宜居的融合共生系统奠定良好的基础（图3）。
4 结论与讨论
结合浔龙河样本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演变，发现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嬗变过程中人地关系的响应过程及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发展有3个典型的阶段：原真性阶段、变异性阶段和创意融合性阶段，在不同的演化阶段，其3个核心要素，即作为客体的乡村旅游资源、作为主体的外来游客和居民和作为媒介的村落本身的影响作用和表现是不一样的;（2）作为乡村旅游发展重要客体的旅游资源，在其从原生性乡村旅游资源点，到仿生性乡村旅游集聚点，到最后的创意性乡村旅游目的地，昭示着乡村旅游发展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原真走向创意、从自然走向融合的过程，其阶段性的演变注定乡村的人地关系要进行响应;（3）作为乡村旅游发展中内在主体的居民从原生性农民逐步向仿生性市民演变，最终成为回归性居民，这既是一个乡村振兴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乡村旅游优化发展探索性的过程;（4）作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承接地，其在商业文化和本土文化碰撞中也是一个被动的响应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乡村故事从简单到饱满、从乡土文化弱化到多元融合复兴的过程，其结果必然导致记忆中的乡愁逐渐向现实中异化的商业乡村场景及创意性旅游乡村意境演变。浔龙河村的旅游嬗变过程不仅佐证前文阐述的人地关系演化，同时其乡土意蕴保留和张扬的经验做法为乡愁意境重构提供可复制的模式和道路。浔龙河样本村乡村旅游的发展和演变，也印证了上述分析和结论。
本文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推动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过程人地关系演化这一大的时代背景里，试图构建一个分析框架：识别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的阶段，厘清在不同的演化阶段，其3个核心要素，即作为客体的乡村旅游资源、作为主体的外来游客和居民，以及作为媒介的村落本身的作用和表现，揭示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两大动力系统的内在作用机理，为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尝试提出一种分析框架和分析范式，这是本文的知识贡献。当然，首先由于是一种尝试，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概念的科学性就需要进一步斟酌，其次由于遴迭的研究样本过少，是否具有共性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而且在这样一个分析思路和框架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和判断，比如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产业的演化是否也呼应这个阶段的划分？是否也是主体、客体和媒介相互作用中选择和演化的结果？这是后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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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人地关系;乡愁意蕴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3-0095-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3.012
引言
党的十九大做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把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强调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整体体系的制度保障，为都市近郊传统村落充分利用其市场和资源优势，创建众多形态各异、特色鲜明、示范效应显著的旅游驱动型城乡融合体提供良好环境和重大机遇，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和突破指明了方向。由于较近的空间距离、优越的区位、较早发展的共识，特别是典型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互补性和地理接近性，使得一大批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城乡融合发展与众不同，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它们在为其他区域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示范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实践困境和理论困惑：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是否有一般性和规律性？其在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协同作用下的演变是否具有阶段性？如果有，其演变的规律和特征是什么？在以乡村旅游为主导的乡村振兴中，农民、游客、旅游资源和村落如何协同才能够避免千篇一律的简单、粗暴的发展模式？这些问题日益显现且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需要深刻揭示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过程与阶段，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人地关系演化提供理论阐释。
长期以来，乡村被压缩为“非都市空间”，附属于“城市国家”[1]，虽然因城镇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入侵而发生变迁，但它的地域文化延续并没有中断，其文化生态的原真性也没有完全脱离，而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融入时代文化，不断地自我调整和适应，这种情况在都市近郊的传统村落表现得更为典型。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更有条件走以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道路，更容易受到城市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影响，其人地关系更容易发生变化。吴传钧[2-3]、陆大道[4]较早地提出了人地关系理论，在此基础上黄震方和黄睿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角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旅游人地关系的理论内涵[5]。按照黄震方和黄睿的旅游人地关系理论，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地关系，是主体居民和游客在作为客体的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动态、复杂、开放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尽管这个系统较为复杂，由人类社会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共同组成，强调人-地互动的过程，包括了所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个系统可以抽象出两个无异议的要素：作为主体的游客和居民、作为客体的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乡村也是乡村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乡村不是一個简单的媒介，Halfacree曾以4种方法来定义乡村：描述性定义、社会文化定义、地理区域和社会表征，按照他的理解，乡村不是简单的一个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的媒介，是媒介之外承载更多的一种集合体[6];Woods认为用Halfacree的第4种方法来定义乡村最为灵活稳健，能够适应乡村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是一个混合的、网络化的城乡交错混乱空间，它一方面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结点的多种要素及其依存关系的综合，另一方面是一个新的混合的社会空间形态[7]。从这些经典文献可以发现，乡村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媒介，更多是一个融合了诸多要素的空间媒介。所以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人地关系系统可以归结为3个核心要素：作为主体的游客和居民、作为客体的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作为媒介的乡村，三者依存共生、相互制约，在一定的条件和动力作用下会不断地演化，最终形成和谐共生的人地关系。
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的研究比较多，如乡村文化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8-9]、乡村文化的异化及复兴[10-11]、人际关系的旅游适应性[12-13]等，这些研究多尺度结合，多学科融合，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但不可否认的是，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有自身的特点，其人地关系演化受到毗邻城市的影响，尤其是毗邻城市的圈层结构发展模式、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及城市商业文明的浸淫等，其人地关系演变与其他乡村显著不同，需要系统梳理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阶段，重新界定其3个核心要素的行为表现。本文的知识贡献在于从协同演化的视角，科学识别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嬗变的要素，科学划分人地关系演化的阶段，尝试通过构建主体、客体和媒介三者协同演化的概念模型，揭示其在不同阶段的行为特征，阐述其在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两大动力系统作用下演变的机理。
1 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嬗变的阶段及人地关系特征
都市近郊的传统村落属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城郊融合类，但与一般的城郊融合类不同的是，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毗邻城市，区位优势明显，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延伸，其区位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城市人口、城市产业向周围扩散的重要承接地[14]。其空间的邻近性，也使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居民最先接触城市的商业文明和公共服务，最早被城市周围的工业园区、产业集散中心和城市的服务业所吸引，被吸纳成为就业者和参与者。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两大重要抓手，都市近郊传统村落因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较为开化的文化氛围、较为优越的旅游资源基础，成为都市居民外出游憩的首选。 在空间邻近性、资源禀赋和旅游消费需求的交互作用下，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成为一个典型的旅游目的地，传统村落和客源地之间信息、资本、知识和技术等不停地发生着能量传递并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形式，主要包括三大核心要素：一是传统村落的旅游资源，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客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客体，既包括乡村保护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包括保留的相对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生活方式等乡土文化，以及随着外来游客和资本交互冲击而新建的农家乐、乡村客栈等乡村旅游点;二是传统村落的居民和外来游客，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前者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后者是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贡献者，也是乡村旅游资源的品鉴者;三是作为两者连接的传统村落本身，也是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媒介，三者共同作用于乡村人地关系，从最早的淳朴落后的乡村，向现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交互作用的乡村社区演变。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下，都市近郊的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呈现跨越式发展，超越了一般的发展“演变”的特征，符合项继权[15]、任唤麟[16]、赵刘和周武忠[17]等学者对旅游嬗变所具备“短时间、大跨越、根本性改变”的特征，而且这个嬗变呈现出典型的阶段性。刘自强等[18]在Chenery标准工业化模型的分析框架下，结合不同工業化发展阶段城乡地域的转型轨迹，将乡村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维持生计阶段、产业驱动阶段与多功能主导阶段，参照这个划分方法，笔者将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系统嬗变也划分为3个阶段。
1.1 原真性阶段人地关系特征
原真性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最早是指宗教经本及遗物的本意，后来成为文化遗产评估的基本要求，意在测评文化遗产在各个阶段的历史真实性。原真性被引入乡村旅游研究中，意指乡村旅游资源及环境要保护其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从存在主义站在旅游主体的视角，要保持乡村的“原真性”，本质上是要保持它的“原生态”：自然的山水、犹存的村貌、真实的生活等，这也是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独特价值所在[19-20]。这个时期，整个经济社会处于传统社会模式，以传统农业为主导，城市主要以商品交换功能为主导，乡村主要以居住、就业和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导，处于维持生计阶段，整个社会生产效率低下，乡村人地关系系统也呈现出原真性的典型特征[21]。
在原真性阶段，乡村的资源与环境都呈现出原生态状况。乡村资源如绿水青山、田园风光、农村小院、乡村民俗、传统民居等以原生态面貌呈现，处于一种无规划、自发状态，其风格单一、简单粗放，吸引力有限，只能面向特定爱好人群，无法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载体支撑旅游产业的发展。虽然乡村潜在的旅游资源是零散的、自发的、不成规模的，但小部分农民开始有意识主动地对接城市居民的一些乡村旅游活动，比如主动提供住宿、餐饮、向导、农产品销售等服务，他们一方面依赖土地进行生产活动以获取基本保障，追求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为对象，以不成规模的乡村旅游为媒介，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主、以零散商业活动为辅的生产生活模式。当随着更多城市居民的涌入，从事乡村旅游服务的村民逐渐增加，更多的乡村旅游服务业开始出现，原真性的乡村风情及一定规模的乡村旅游服务形成良性循环，进而吸引更多城市游客进入都市近郊传统村落去追寻记忆、寄托乡愁、体验田园风光，形成一种乡村旅游自发的良性发展状态。
作为内在主体的农民世代定居于此，在稳定的小农经济形态之下，形成保守的行为模式和观念取向[22]，紧盯土地及其产出，力求生产活动的丰收与“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23]，即原生性农民。一方面都市居民无论是对原真性的乡村旅游点还是对乡村生活的认同度都非常有限，另一方面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难以满足农民生活需要，城市建设的起步、零散外来游客的影响，使得部分有一定眼光的农民开始进城务工，追求农业生产之外的工资性收入;部分具有拼搏精神的农民，也开始尝试将部分农业用地转变为乡村商业用地，甚至是乡村旅游用地，为零星的外来游客提供住宿、餐饮、商业等配套服务，提高土地利用率赚取额外收入。作为外在主体的游客，由于受收入水平、交通设施和节假日的限制，其出游半径非常有限，只能利用假日及周末有限的时间，自发地到区位相对优越、有一定资源基础的都市近郊村落，去采摘野菜，购买农家绿色食品，欣赏都市近郊的田园生活，感受农村原生态的自然山水和乡野情趣，体会原真性的乡村生活。
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科技支撑有限，乡村既是大多数人的栖息地，也是大多数初级商品的产出地，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支撑。作为乡村旅游的媒介，乡村在经济领域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在社会领域提供大多数人就业和居住，在文化领域提供乡村秩序的基本规范，呈现出自给自足的状态[18]。这个时期的乡村，从游客的角度来看，呈现出最具有吸引力、原汁原味的原真性：没有工业生产导致的生态本底破坏、没有大规模的开发导致的乡村异化、没有外来文化入侵导致的乡村文明变异，是现代游客心目中理想的田园生活。但是原生性农民有意识的商业活动使得乡村开始有部分非农业生产活动，人口活动的范围开始扩大，农民、农村、土地三者合一的生活状态开始改变。乡村除了传统农业之外，旅游、商业服务等业态开始萌芽发展，农民在耕作之余还可以兼职做其他的商业服务，农民兼业出现，收入结构开始多元化，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与其他村落之间的落差开始出现，但在这个阶段还不明显。
1.2 变异性阶段人地关系特征
随着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区位日益优越，城市居民到乡村体验的人群日益增加，也促使乡村旅游资源的逐渐多样化。尤其是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经过城市商业文明的熏陶，返乡之后开始有意识地创造更多的乡村旅游景点，从事旅游服务业，但不少村民知识水平有限，简单照搬城市旅游点发展模式，使得乡村旅游人地关系进入变异阶段。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由原真性阶段的传统农业社会开始进入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工业社会，城市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乡村成为工业化大发展的稳定保障，乡村的产业开始多元化。 旅游产业迅速崛起，户籍制度加速劳动力流动频率，使得原生性农民、都市外来商户、外来游客在原真性乡村这一媒介中不断碰撞与融合，使乡村旅游載体在不断地异化，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环境和居住环境的异化。部分村民经过城市商业文明的熏陶，在村落人流集散的地方或者是自家住房底层开始提供住宿、餐饮、零售、农特产品的销售等旅游商业服务，还有部分外来商户入驻近郊的原真性乡村，从事旅游服务或者旅游开发，两者的相互作用提高了原真性乡村的商业化程度，但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都比较低，商业文明水平不高，呈现出无序、杂乱的状态。同时，部分返乡且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村民，寄情原生山水，向往诗意生态宜居的生活，试图找回童真记忆中的乡愁，加上经济能力的支撑和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预期，开始对原有居住条件进行大规模的改善，或者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进行土地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土地功能的改变，但由于缺乏规划引导，也缺乏融入乡村的眼界学识，住房建设和土地开发水平低下，简单粗糙，基本上将很多城中村照搬乡村，甚至出现很多风格怪异、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建筑，导致乡村居住环境严重异化。二是乡村旅游资源的异化。在城镇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下，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为提高土地利用率选择置换乡村用地功能，旅游用地和商业用地明显增多，用地规模从以乡村旅游地为核心向四周扩散，部分观光林地开始出现，大量仿生性旅游点迅速增加，用地转换率提高，实现土地功能由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到以观光休闲旅游为主的转变，不断激发乡村旅游场的作用力。部分乡村能人开始关注乡村旅游的发展，私下开展土地、林地、山塘等租赁流转，建设农家乐和垂钓园等，进行农业集中开发，吸引都市居民前来休闲观光，但千篇一律的农业观光、采摘、餐饮等业态重复建设严重，而且许多乡村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盲目跟风和照搬地修路造房、低层次开发，环境破坏现象严重，使得原真性乡村的旅游资源与环境受到剧烈的冲击，乡村人地关系异化[24]。这不仅造成资源、财力、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也使乡村旅游产品品位不高、产品生命周期短，极大地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载体空间格局的改变使得乡村的连续性和原真性被消解[25-26]，异化为居民区[27]，外来商户入驻和游客观光休闲等旅游商业活动使得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提升产业价值链奠定了物质基础，加速劳动力流动，带来知识、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迁移，提高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将乡村原有农业生产功能延伸到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食品加工业，再扩展到提升价值链的商业旅游等服务业[28]，发展农家乐、田园度假等多种类型的乡村旅游。在变异性阶段，原生性农民适应性不断增强[29]，但仍无法抵制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在原真性与商业化杂糅过程中异化为仿生性市民，原真性乡村在自然文化资源和土地资源物化为旅游市场和旅游替代市场的基础上失去乡村本真性、纯正性和建构本真性[30]，沦为“非城非乡”的异化性居民区。作为外在主体的游客日益增多，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其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但其旅游消费行为也逐渐在异化，很多乡村旅游消费往往在短时间内的垂钓、采摘之后就是打牌，甚至赌博，加上一些炫耀性消费、破坏性消费，使得乡村旅游消费诉求表达也被异化。
乡村在城镇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下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旅游用地和商业用地明显增多，用地规模从以乡村中心地为核心向四周扩散，大量仿生性旅游点迅速增加，实现土地功能由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到以观光休闲旅游为主的转变，不断激发乡村旅游场发展的活力。但是，仿生性旅游点大量增加产生的集聚效应使得乡村旅游资源铺张浪费严重，土地规划结构不合理，人地关系严重失衡，导致都市近郊传统乡村旅游的发展呈现出异化现象：乡村旅游资源变异、外来游客满意度不高、内在主体旅游收入有限、需求与供给错配。乡村旅游资源无组织、乡村媒介无规划、乡村主体无眼界，导致原真性乡村部分异化，整个乡村成为仿生性的城市社区，带来一些问题。在变异性阶段，最为典型的是工业化大生产，工业迅速在城市集中，城市的生产功能日益强大，虽然有不少都市居民涌入近郊村落，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但由于城乡交通网络尚未完善，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根本的变化，乡村的地域功能主要是辅助城市的发展，为城市提供粮食及工业初级原料，为城市工业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但由于毗邻都市，乡村虽然异化为城市社区，但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其经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村民开始摆脱原真性阶段的温饱状态，向小康生活过渡。而且随着城市空间和产业的外溢，乡村除了旅游产业之外，其他非农产业开始增加，甚至出现专业化趋势，农民兼业成为常态，收入多元化，推动乡村经济类型的增加，可以说在变异性阶段，乡村逐步进入产业驱动型发展阶段，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与其他村落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1.3 创意融合性阶段人地关系特征
乡村在经历变异性阶段之后，资源的无序开发、产品的地域特色缺失、人地关系的恶化等严峻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在政策推动下，城市的生产要素和现代文明纷纷向乡村渗透，绿水青山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的着力点，开启了文化碰撞、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的创意融合性阶段[31]。在这个阶段，工业化蓬勃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得到提升，整个社会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城市经济文化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但乡村的粮食安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功能也开始得到重视，城乡协同、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等陆续上升为国家战略，乡村旅游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乡村进入多功能主导、多元融合阶段。
鉴于前期无序开发的后果，在新时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乡村资源开发受到高度的重视。基于政府的科学规划引导，乡村载体在保存原生态自然景观的同时，深入挖掘地域特色文化，增强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创新策划出系列旅游产品。在此基础上，将现代农业用地、旅游用地、商业用地分别发展为不同的田园体验旅游、观光休闲、度假购物等不同旅游区域，注重业态关联和上下游的产业延伸，有序开发旅游景点，打造以休闲、教育、康养、体验为主的多功能度假功能区。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下，乡村的村容村貌得到统一的管理，垃圾分类、山塘治理、河道疏通、厕所改造等使居住环境也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旅游服务业和其他产业业态也得到规划引导，一批返乡青年的回归、一些成功企业家的介入、一些现代化管理企业的引入，促使乡村旅游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呈现出规范有序的状态，商业经营水平和运营能力显著提升，商业环境也有较大的改善。 与此同时，村民的文化素养得到提升，对生态保护、乡村旅游、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加上部分返乡农民资金和技术的回归，村民普遍在村落发展、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方面达成共识，对绿水青山的呵护、对生态自然的热爱、对不良生活方式的改造等，都让村民对乡村有高度的自信和自豪，并以居住乡村为荣，农民的身份认同和乡村的精神认同使仿生性村民转变为回归性居民。作为外在主体的游客不仅享受到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深度体验乡居魅力，短暂逃离忙碌的生活，品鉴到内心的乡愁意蕴，还能拉动旅游文化产品和生态产品的消费，驱动基于地域文化支撑的创意性旅游。乡村旅游资源的嬗变、回归性居民和外来游客的共同参与使得仿生性居民区更加具有活力和创意性，搭建起以乡村良性循环经济为导向的集体经济平台和社区管理平台，逐渐演变为创意性社区。而且城市居民健康良性的旅游消费观念，与村民自信的身份认同和自豪的精神认同，形成健康和谐的人地消费关系。
在这个阶段，作为内在主体的回归性居民不仅依托原生文化的特色资源，还积极汲取外来商业文化的精华，促使异化的居民区全人员、全要素深度融合，同时结合乡村旅游的创意性文化产业，增加乡村旅游产品的附加值，打造具有特色风情的龙头产业，搭建线上线下绿色生态旅游服务平台，扩大乡村旅游的辐射与带动效应，形成创意性社区。以政府为主导、回归性居民為主体、创意性社区为媒介的组织机制使乡村变成了一个创意性旅游目的地，在以乡村为核心的旅游发展中，资源和谐、主体共生、要素协同，在平衡状态下创造最大价值，这更加贴合田园生态和商业活动兼容的乡村发展模式，构建出不同商业化程度的多样主体共存模式。在这个时期，城市成为经济、技术、文化和信息中心，乡村的生态保障、文化传承、休闲娱乐等功能在不断强化，而且农业本身的特殊性持续得到政府补贴，政府也加大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以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在非农产业的大力发展中，乡村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类型都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进入多功能主导发展阶段。
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发展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是在一定的特征或条件改变之后的彻底改变，这种改变糅合多元主体，跨越多重尺度，交织多样关系，是一个标准的嬗变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原真性阶段、变异性阶段和创意融合阶段。原真性阶段是典型的传统社会，旅游资源与环境呈现出最为自然的状态，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意识在发生改变，乡村以传统农业为主，旅游等商业服务开始呈现，处于维持生计型发展阶段;变异性阶段是典型工业社会，大量的仿生性旅游资源点被创造出来并呈现出空间集聚，居住环境和商业环境异化，原生性农民正在全面向城市居民学习，成为仿生性市民，作为媒介的乡村非农产业增加，产业动力多元化，进入多元产业驱动阶段;创意融合性阶段是典型的后工业社会，乡村资源和环境得到合理规划引导，创意性旅游景点不断涌现，成为一个创意性旅游目的地，村民的身份认同和精神认同使之成为回归性居民，作为媒介的乡村经济类型多样化，进入多功能主导发展阶段，人地关系呈现和谐状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创意性社区。
2 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人地关系演化的动力及作用机理
都市近郊乡村旅游资源的演化分为3个阶段，但这3个阶段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交互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2.1 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动力及作用机理
都市近郊的传统村落，因为毗邻都市具备其他村落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城市规模扩大而导致的基础设施的对接与融合、居民强烈的发展意愿及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产业外围集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多及劳动技能的提升、现代商业文明与服务业的发展促使新乡贤的崛起，以及外来资本对其良好生态环境和发展潜力的青睐，等等，这些都是其他传统村落所不具备的优势，是影响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因子。按照乡村旅游人地关系演化的作用过程和机理，可以简单地将之划分为两大动力系统：乡村振兴动力系统和乡村旅游动力系统，前者是乡村旅游人地关系演化的外在动力，后者是内在动力（图1）。
2.1.1 原真性阶段动力因子及作用机理
在原真性发展阶段，乡村旅游发展还处于自发状态，城市居民因收入水平、出游方式及假日制度等的限制，只能就近选择游憩目的地，尤其是有一定旅游资源和基础设施的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成为城市居民周末和节假日外出休闲的首选。日益加快的工作节奏使城市居民产生出游放松的欲望，加上有限休假时间，使得都市近郊乡村旅游的距离优势凸显。他们在工作之余，到就近的乡村欣赏良好的生态环境、体会田园风光、品味乡村美食和淳朴的民俗风情，因此，城市居民自发的游憩消费需求，成为原真性阶段乡村旅游发展的外在动力。田园野趣的吸引力和城市居民多样生活的追求，形成近距离高密度游憩需要，极大地推进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的发展。作为内在主体的农民，因为收入水平非常有限，处于维持生计阶段，改善生活的内在动力非常强烈。尤其是在土地经营权调整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大幅度提高，但生产力水平的有限提升与农民发展的愿望之间的矛盾突出，这种内在发展的动力激化农民的冒险精神和尝试意识，他们或进城务工，或居家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乡村商业服务，以此来反哺生计。在这个阶段，农民的经济改善愿望成为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城市居民自发的游憩需求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外在动力，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动力的协同作用，是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人地关系嬗变的最大驱动力。
2.1.2 变异性阶段动力因子及作用机理
随着都市近郊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首先是旅游产业的井喷，使得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期待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最为直接的推动力;其次，这个时期又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城市进一步向传统村落逼近，使得大量城市居民在工作闲暇之余就近涌入乡村，带动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协同推进，成为这个时期的外在推动力。与此同时，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宣传引导，加强基础设施的对接，甚至部分都市近郊传统村落开始模仿城市区域，修建一些游乐场、骑马场、小型公园、小型餐馆、小卖部、农家乐等旅游点，满足和迎合城市居民的乡村休闲需求;一些早期走街串巷、外出经商务工的农民，开始注意到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机遇，把在外经商过程中的经验和做法带回农村，参与到乡村旅游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但随之而来也将一些不一定科学合理的做法搬回农村。由于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加之没有统一的规划引导，使得这个时期无论是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还是人地关系都呈现出异化状态：粗糙的旅游点大量聚集、低层次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旅游诚信缺失、欺客宰客事件时有发生、游客满意度不高且回头率极低[32]。尽管如此，政府的扶持政策和新乡贤的介入让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接待能力。此时旅游产业的井喷、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外在动力，政策扶持与引导、新乡贤的进入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内在动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交互作用，使得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人地关系演化进入了一个双轮驱动阶段。 2.1.3 创意融合性阶段动力因子及作用机理
随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化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使得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创意融合性阶段。此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都市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经济发展模式摆脱了传统的投入驱动式粗放型经济增长，进入一个由消费驱动、创新推动、结构调整的新阶段[33]，都市居民的消费升级意味着传统的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消费和闲暇消费，旅游消费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消费升级势必推动着产业的升级与调整，过去粗放式以观光旅游为主的旅游生产模式，开始向精细化的以体验旅游为主的旅游生产模式转变，增长方式的调整给都市近郊乡村旅游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动力;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开始成为国家战略，生态环境成为生产力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可，即使在乡村，农民也意识到青山绿水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同样，乡村振兴也进入一个多元驱动的新阶段，小康社会建设成为最大的动力。“没有和谐振兴的乡村，就没有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诸多城乡协调的政策，为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乡村振兴最为直接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前期发展基础上，很多企业意识到乡村振兴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后方，而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由于先天的区位优势、良好的发展基础、潜力巨大的市场优势成为战略首选。这些企业拥有先进的经验、科学的管理、雄厚的资本、丰富的人才储备，成为乡村振兴主要的动力。在多元驱动阶段，都市居民的消费升级、产业的升级与调整、生态意识的觉醒，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而城乡协调发展、政策驱动以及企业的投资成为乡村振兴的动力，两大系统相互作用，推动着都市近郊乡村旅游人地关系迈向诗意栖居的融合共生阶段。
2.2 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人地关系的演化
都市居民自发的游憩需求成为乡村旅游发展推动力，农民自我生活改善成为乡村振兴系统中最为朴素的发展动力，两者协同推进，促使都市近郊乡村旅游人地关系变化。原生性农民经济水平有所改善，不再高度依赖土地进行农耕生产活动，而是逐渐融入商业活动，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特征，即一方面依赖土地进行生产活动以获取生存资料，追求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逐步脱离繁多的农业生产活动，借助乡村旅游发展的契机，将重心转移到商业活动，形成以农村生产和商业活动相结合的生产模式，部分农民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同时吸引部分外来游客进入当地进行商业活动，在这样的环境下，仿生性市民应运而生，这实际上是原生性农民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和旅游经济的新兴产物。部分学者通过案例深入研究乡村主体变化的原因在于人口和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为“人口置换-空间置换”，即外来商户取代当地居民[34]，这表示乡村旅游的主体不局限于当地居民，还囊括外来游客中的定居者。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户籍制度逐步放开，劳动力流动性加快，旅游主体的“过滤效应”加快了乡村的商业化步伐和旅游发展，但由于认知的有限以及缺乏合理的规划引导，造成人地关系异化，旅游资源粗制滥造成为一个仿生性旅游集聚点，乡村成为一个“城不城、乡不乡”的居民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农民生活方式异化，这说明农民在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发生质变，成为变异性居民[35]。随着认知水平的提升以及政府科学规划的引导，大家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和诗意栖居的认知达成了共识，在保留本地生态的同时，注重民俗风情的传承和适合乡村创意性产业的引入，作为内在主体的农民既享受到现代商业文明，又传承着传统的乡村文明，作为外在主体的游客，既享受到优美的田园风光，又品鉴到内心的乡愁意蕴，内外交错使乡村变成了一个创意性的旅游目的地，资源和谐，主体共生，要素协同[36]。
伴随着主体的不断演变，作为客体的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也在不断变迁。在旅游开发这一背景下，原生性农民有意识的活动使得土地呈现农业生产的功能，人口活动的日益增加与单一的土地功能无法匹配，只能通过乡村转型来扩大媒介容载量，以城镇化和商业化改变原有土地功能，否则会形成大量“空心村”和闲置浪费的农村建设用地[37]。一方面，通过解构、挤压传统建筑等基础设施来改变乡村空间结构与功能，如以丽江古城为例，将古城观光空间落实到旅游地建筑上，通过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的空间商品化来改变古城文化和空间结构，这从侧面印证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空间的保障性作用[38]。以同里为例研究旅游商业化用地格局演化，发现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用地规模从核心向四周扩散，用地功能置换使得旅游基础设施重新布局与组合，形成的区位差异提高了用地转换率[39]。同时，由于主体价值观念的转变，其生产方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农业劳作，而是投入更多的商业活动，实现用地模式由传统内生型“人口增长+生活需求”向“人口增长+旅游需求”外生型驱动转变，从用地模式驱动方面解读乡村媒介的变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调控对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演变起着重要作用，他們希望实现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乡村旅游资源与环境商业化的适宜程度。
综上可以看出，在都市近郊乡村旅游人地关系演变过程中，包括既有乡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乡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城市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向乡村地区逐步渗透过程……这印证了政府、投资商与居民通过市场机制与行政相互作用，导致乡村人、地以及乡土文化的旅游生态圈的要素变化，科学地解释了由以往的温饱问题升级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内在原因，表明其在乡村性质转变过程中的强大内驱力，为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研究范式[40]。总之，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地关系的嬗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大系统交互作用下，乡村人地关系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驱动到多轮驱动，从维持生计到多功能主导，整个系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个动力系统同及嬗变过程见图2。
3 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嬗变中人地关系演化的实证研究 3.1 研究区概况
浔龙河村位于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距离长沙市区仅10千米，距离黄花机场仅15分钟车程，是典型的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浔龙河村是城市近郊型特色小镇、城郊融合型乡村振兴范例，由原双河村、红花村合并后成立，于2015年正式更名为浔龙河村，全村总面积约为7.8平方千米（约合1.17万亩），土地资源丰富，环境优美，浔龙河、金井河、麻林河3条河流交织环绕，与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形地貌互为映衬，森林覆盖率超过80%，生态环境优越，文化底蕴深厚。受长株潭城市群和省会长沙市的双重影响，受城镇化带来的经济水平提升、交通可达性提高、市场需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延伸等因素的影响，浔龙河村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基础条件日益得到改善;同时受到乡村旅游带来的思维方式改变、扶持政策刺激、文化与生态本底的保留以及创意性旅游资源扩张等因素的影响，在聚集效应、虹吸效应、地租差异、空间近邻、规模经济效应等机理作用下，浔龙河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呈现出典型的阶段性，其人地关系也在嬗变，本文总结浔龙河村乡村旅游发展的阶段及过程，梳理其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及动力系统，为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人地关系和谐重构提供示范路径。
3.2 数据来源
研究中所用的数据，如村庄人口情况数据、村庄区域面积、旅游接待人数、村庄信息等，均通过果园镇人民政府和浔龙河村运营主体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城镇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深入访谈获得。在掌握基本情况后，2019年1月到2019年11月，通过对浔龙河村委会、运营主体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城镇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层、浔龙河村32位村民的访谈和持续近10个月时间的实地考察，拍摄有助于研究的影像资料，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
3.3 浔龙河村乡村旅游嬗变中人地关系演化的阶段识别及动力机制
3.3.1 浔龙河村的原真性阶段
作为都市近郊的一个传统村落，浔龙河村拥有良好的生态资源、众多的民间传说及人文古迹，以华佗庙、义云亭、拖刀石、关帝庙等为代表的三国文化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之文化名人田汉的故居，为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在2009年之前，浔龙河村的乡村旅游资源还是藏在深山人未知的状态，呈现典型的原真性，全村人守着这优越的区位、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吃救济。虽然2005年国家启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但鉴于基础条件有限、资本动力缺乏，浔龙河村的发展仍然是自给自足的状态，全村人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收入微薄，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1，在长沙县果园镇行政村里倒数。受生活所迫，该村约300名农民外出务工，占全村劳动力的30%左右，以务工收入补贴家庭支出。这个时期，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非常强，其主要经济来源于农业种养和林业，或在乡耕作，或外出务农，积极自发地维系家用、建设乡村。浔龙河村的贫困与落后迫使农村人口和资源向周围的长沙、株洲等地流出，呈现“离土不离乡”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才有所改善，因此2009年是浔龙河村发展和演变的一个重要节点。乡村主体的缺位、乡村旅游资源的原生态性，导致乡村主导产业缺乏，乡村就业吸纳能力低下，使浔龙河村呈现出萧条落后的状况，很多村民外出后不愿意再回到家乡，即便是业有所成也鲜有建设家乡的动力和实践。
3.3.2 浔龙河村的变异性阶段
2009年，浔龙河村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通过“万企联村”和“同心工程”，浔龙河村开始发展集体经济，培育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的步子开始加大。一部分早期在外打拼的村民意识到乡村振兴带来的巨大机遇，纷纷归乡创业，尤其是在返乡企业家柳中辉的带领下，充分利用自身毗邻长株潭都市群的地理优势和城镇化带来乡村旅游发展的机遇，极力鼓动一部分返乡村民开展乡村建设。浔龙河村利用自身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生态资源，逐步开发建设一批农业休闲基地、农庄、精品苗木园、珍稀植物园等旅游景点，加上深厚的三国文化底蕴以及田汉故里这张靓丽的名片，浔龙河村的旅游资源开发提上日程，虽然乡村旅游竞争力不强，但产业链条日渐完善。乡村旅游资源品牌影响力日益提高的同时，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浔龙河村的村民摆脱了原生状态，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传统农业生产活动，逐步改变了以农业种养、务工、经商三大传统业态为主的格局，逐渐转变为规模化种养殖现代农业、乡村旅游与服务、经济贸易三大新兴业态，农民开始从原生性状态向仿生性市民转变。
在这个时期，浔龙河村总产值达到700.8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0.0万元，农业总产值200.6万元，服务业总产值为480.2万元，人均年收入为4430元，到2014年，人均年收入已达到8500元，人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①。角色的转变，使得村民的建设意识增强，开始大规模地、自发性地改善居住条件，但由于受到认知水平的限制，一大批特色鲜明的传统民居被推倒，尤其是乡村建筑中经典的爪角、屋脊、照梁、照壁、吊檐、墙头、踢脚、斗拱、栏杆、门窗等民国时期湖湘建筑精髓被摒弃，一批与环境迥异格格不入的乡村半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呈现出来，使得浔龙河村充斥着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工极不协调的状况。而且一大批极富特色的传统民俗被淡化和弱化，使得浔龙河村无论是旅游资源还是乡村民俗呈现出异化状态，居民追求短期利益，追求所谓的现代化，人地关系被扭曲。被异化的主体、客体和乡村媒介，使得整个浔龙河村彻底失去了自身引以为豪的自然与文化，传统乡村的气息在消退，被异化为一个扭曲的城市居民区，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进入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亟须探索一条新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
3.2.3 浔龙河村的创意融合性阶段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以及返乡企业家群体及有志之士的共同关注，浔龙河村异化状态得到扭转。浔龙河村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三大核心竞争力：都市近郊、生态本底和文化内涵。围绕着这三大优势，浔龙河村的发展思路愈加清晰，规划高端接地气。为了站在更高的发展起点，浔龙河村突破重重困难，直接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联合，高起点规划建设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浔龙河校区，奠定了浔龙河村新时期发展的高度;与此同时，在强化与棕榈园林合作的基础上，引进星光文旅，打造多元化乡村旅游业态，浔龙河村乡村旅游资源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在传统的休闲农庄、采摘观光基地、精品苗木、珍稀植物园的基础上，利用浔龙河村良好的生态，夯实牧歌山、云田谷等景观的原真性内涵;结合浔龙河村的产业基础及未来发展趋势，保障浔龙河村后续发展潜力和竞争力，浔龙河村与泰禾和嘉兆国际合作，创新性地建設康养中心，期待康养产业成为浔龙河村未来发展的另一方向;结合浔龙河村的乡土文化建设极具地方特色的印象商业街让游客流连忘返;为了满足游客的餐饮、购物等消费需求，着力打造湖湘好呷街、土菜街、文化创意街区等配套旅游服务;为了给游客更好的生态体验，浔龙河村基于原生景观建成的Star Park乡村生态主题公园、配套的木屋酒店和云田民宿极大地满足游客追求诗意生活的向往;以田汉故居为中心的田汉文化产业园成为文化创意性产业平台的经典代表，推出的一系列以田汉爱国文化为主导的音乐剧演出、博物馆展览和历史爱国人物雕塑等成为长沙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浔龙河校区为核心的艺术职教中心配套区，包括美术馆、展览馆、博物馆和校园商业广场等相继开发;同时，为了能够留着人才，吸引人才，浔龙河村第一个成立村级以农民为主题的创客街区……这些文化创意性项目给浔龙河村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赋予新的文化本底和文化内涵，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旅游产品、良好的配套服务、创意性的文化产品，吸引着大量的游客。以文化创意为灵魂的浔龙河村找到了属于自己高质量发展的旅游模式，即生态艺术小镇，标志着浔龙河村乡村旅游开发进入了创意融合阶段。截至2018年，浔龙河村累计接待游客约21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5 223万元，2019年樱花节接待游客30万人次1。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井喷，使浔龙河村居民成为新时期乡村居民，分享着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享受着比城市居民更加优质的配套服务。浔龙河村村民共同制定了《村规民约》，完善村委会平台搭建，在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转变的基础上，加大教育建设的投入力度，完善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浔龙河校区的建设，同时强化村民高雅艺术的熏陶，美术馆、展览馆、博物馆、文化创意中心、创客中心成为村民日常活动的首选，提高了村民的综合素质，也开阔了村民的眼界，改变了村民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理念，不少原来在外就业的村民在浔龙河村蓬勃发展的吸引下返乡就业创业，浔龙河村村民度过了“离土不离乡、进城走他乡”的漂泊阶段，进入了“就业回家乡、创业跨城乡”的新时期，迎来了人才回流的新阶段，这给浔龙河村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浔龙河村乡村振兴的内在原动力。在经济服务型和市场经营型集体经济模式的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中，浔龙河村民、外来游客和就业创业人员能够和谐共存。截至2019年，当地居民已有40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有200余人在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创业①。浔龙河村现代农业创业园区的建设，奠定农业基础，在农创工场的基础上打造以亲子旅游为主的乡村乐园、职教文创艺术基地和绿色建筑示范空间，乡村媒介的科学规划实现了由单一的农业种养到多元化功能的转变，集商业、旅游、康养、文化、教育为一体，形成专门的社区居住区、颐养集中区和度假酒店集中区，为浔龙河村的后续发展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在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的拉动下，以“三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变成了富裕村，2019年，村民人均年收入4万元，2017年还成功获批国家3A级景区、2017年全国十大特色小镇，2019年获评全国第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等①。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独特的“城镇化的乡村、乡村式的城镇”的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之路，被称为特色小镇的“浔龙河模式”，使农村资源实现资本化转变，解决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面貌根本改变的“三农问题”，成为都市近郊乡村振兴的典范和样本。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扶下，浔龙河利用天然的都市近郊区位优势和原生文化的田汉故居、田园风光等旅游资源刺激外来游客寻觅乡愁意蕴，但只能通过农业种养和微薄的旅游收入来维系生存，非常渴望能实现“离土不离乡”的状态。随后，浔龙河村抓住“万企联村”和“同心工程”的契机，引入工商资本下乡，棕榈园林入股投资，还与湖南卫视进行项目合作，积极发展旅游产业。同时旅游活动的频繁往来促使部分浔龙河村民进城务工经商，寻求更高的经济收入，这拉动了农村经济发展，改善了原有的低生活水平。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浔龙河村民立志改变贫困落后的乡村现状，以柳中辉为主的新乡贤返乡并带领村民整顿旅游资源，进行新农村建設。由于参与主体的知识水平有限和企业的强势入驻，虽然投入大量的仿生性旅游景点建设，使得浔龙河村由最初的贫困村变成富裕村，但多元主体和媒介功能的转变异化了浔龙河村的原真性，压抑外来游客寻找田园野趣、追求多样体验的需求，旅游后劲明显不足。在原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下，浔龙河村村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和绿色生态理念，决心改变乡村的异化状态。基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协同作用下，浔龙河村依托原生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打造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在政府的科学规划引导下、企业与村民双主体的联动作用下，实现从异化性居民区到创意性社区的转变，为进一步打造诗意生态宜居的融合共生系统奠定良好的基础（图3）。
4 结论与讨论
结合浔龙河样本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演变，发现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嬗变过程中人地关系的响应过程及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都市近郊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发展有3个典型的阶段：原真性阶段、变异性阶段和创意融合性阶段，在不同的演化阶段，其3个核心要素，即作为客体的乡村旅游资源、作为主体的外来游客和居民和作为媒介的村落本身的影响作用和表现是不一样的;（2）作为乡村旅游发展重要客体的旅游资源，在其从原生性乡村旅游资源点，到仿生性乡村旅游集聚点，到最后的创意性乡村旅游目的地，昭示着乡村旅游发展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原真走向创意、从自然走向融合的过程，其阶段性的演变注定乡村的人地关系要进行响应;（3）作为乡村旅游发展中内在主体的居民从原生性农民逐步向仿生性市民演变，最终成为回归性居民，这既是一个乡村振兴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乡村旅游优化发展探索性的过程;（4）作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承接地，其在商业文化和本土文化碰撞中也是一个被动的响应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乡村故事从简单到饱满、从乡土文化弱化到多元融合复兴的过程，其结果必然导致记忆中的乡愁逐渐向现实中异化的商业乡村场景及创意性旅游乡村意境演变。浔龙河村的旅游嬗变过程不仅佐证前文阐述的人地关系演化，同时其乡土意蕴保留和张扬的经验做法为乡愁意境重构提供可复制的模式和道路。浔龙河样本村乡村旅游的发展和演变，也印证了上述分析和结论。
本文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推动都市近郊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过程人地关系演化这一大的时代背景里，试图构建一个分析框架：识别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的阶段，厘清在不同的演化阶段，其3个核心要素，即作为客体的乡村旅游资源、作为主体的外来游客和居民，以及作为媒介的村落本身的作用和表现，揭示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两大动力系统的内在作用机理，为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尝试提出一种分析框架和分析范式，这是本文的知识贡献。当然，首先由于是一种尝试，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概念的科学性就需要进一步斟酌，其次由于遴迭的研究样本过少，是否具有共性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而且在这样一个分析思路和框架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和判断，比如都市近郊传统村落产业的演化是否也呼应这个阶段的划分？是否也是主体、客体和媒介相互作用中选择和演化的结果？这是后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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