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我国考古学家徐苹芳因病去世，享年81岁。
　　在中国考古界，徐苹芳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是他的“主战场”。而徐苹芳最为学界称道的，是元大都的发掘工作。
　　元明清时期虽然遗留了一些关于北京城的古代文献，但古人缺乏对城市规划的完整概念。关于元大都的记载是断片的，尤其看不出整个城市规划的概貌。于是，考古学便成为古代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组建了元大都考古队。由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不久的徐苹芳领衔，开始了对元大都的探查工作。为配合地铁工程，北京市开始大规模拆除明清内城城墙和建筑，发掘工作也得以展开。从1964年到1974年，元大都考古队勘查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10多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弄口建筑遗存。为复原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城市遗址就保存形态而言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位于乡村旷野，可充分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唐宋以前的城市多属于此类；另一类则被压在现代城市之下，古今城市互相重叠，很难进行大面积的勘探发掘，唐宋以后的城市多属于此类，元大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元大都城北部约占1／3的部分，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菜地。于是，徐苹芳率领的考古队首先在这一范围内，用洛阳铲钻探元大都的街道遗迹。
　　全面的考古钻探，加上对航空照片上所显示的元代街道痕迹的观察比较，考古队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并证明被明清北京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的中、南部分的街道布局，与元大都北部经考古勘测的街道布局完全相同。
　　对于叠压在明清北京城下的元大都遗址，由于20世纪60年代北京曾进行了明清北京城城墙的拆除工作，因此可以直接进行发掘。例如拆除西城墙时，发现了元代土城顶部的排水措施。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掘了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又在明代北城墙基下，发掘了多处元代的居住遗址。有些遗迹则利用钻探的手段进行了勘查。并调查了当时保存于地面的遗迹。
　　在主持元大都的考古工作中，徐苹芳摸索出一条规律：“一个古代城市的街道布局形成以后，很难作全局性的改变”。他在此后的城市研究中，又依据这一特点进行了许多城市布局的复原实践和理论探讨。
　　搞清道路网络只是复原和研究元大都城的第一步，还要进一步复原各类重要建筑的分布和城市职能的区分，才能使整个城市面貌重现。他的做法是，首先依据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规律，按照各类重要建筑不同的等级所规定的不同面积，找出在街道布局中所遗留下来的备类建筑的痕迹。同时。尽管史书中关于古代缄市的记载很零散和简略，但在地方志和一些专著中记录了旧城的遗迹，有的还画出了相对位置比较准确的城市街巷示意图，将考古材料与这些文献记载加以整合分析，就可以论证复原当时城市的平面布局。
　　元大都枢密院址和御吏台址的确认就是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一个范例。徐苹芳首先根据文献记载整理出枢密院及御史台的大概位置及所属坊区的范围四至。再根据文献记载中各类等级建置的不同面积，在所确定的范围四至中找寻与此面积相仿的整体地域，便可复原过去各类建置的确切位置。而确定了建置的位置，除了对古代城市的考古复原和研究有所帮助外，更能进一步掌握城市布局的先后变化及沿革历史。
　　由于有了如此坚实的城市考古实践。徐苹芳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上的声音才更显得语重心长：古今重叠的现代城市中所保留的古代城市遗痕，是这个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也为这个城市保留它自身的历史遗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特别是在已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在制定城市规划、保护历史名城时，务必要注意为他们自己生活的城市，多保留一些可供人们考察寻访古代城市历史的痕迹。
　　“我可以预言，若干年后，一个城市中有没有保留自己历史发展的遗痕，将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的表现。考古学家现在正从事的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工作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