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面侵华之前，有感于其野心膨胀及对美远东利益威胁加剧的美国海军，着手以中国为基地实施对日侦察，行动核心是时任海军陆战队少校、战后升至少将的威廉·沃顿。由于谍报工作的特殊性，那段历史的存世档案极其有限，以致长期不为世人了解。直至1969年沃顿将军在接受陆战队历史中心采访时做有限披露，仍严肃要求在其去世10年后方可公开。正是基于这次访谈，80余年前那段短暂而神秘的过往才不致尘封于历史烟云之中。

欲脱困境，放眼东亚

　　成立于1882年的美海军情报局在进入20世纪后面临“情报困境”，对外情报工作没什么建树，却把主要精力用于对内安保和调查——如有不慎便会侵犯每个海军军官都曾宣誓要捍卫的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使海军事业走上振兴之路，因为这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麾下的助理海军部长兼航海爱好者始终对海军抱以热心和同情，他的态度无疑会对海军高层产生重大影响。而海军史专家杰弗里·多尔沃特则认为：“没有哪个部门比海军情报局更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有感染力的态度。”

　　工作转折点往往对应领导进退去留的节点。威廉·普莱斯顿上校于1934年6月4日出任海军情报局长，二战后有学者认为他的能力和干劲导致情报局进入业绩最辉煌、对海军政策影响最直接的时期。这位世界史和外交专业出身的军官口才出色、进取心强且平易近人，是理想的决策者。他深知“情报困境”的弊端及改变局面的重要性，认为新时期海军情报业务应拓宽眼界、聚焦服务舰队。在当时战略背景下，首选目标无疑是日本。其实情报局对日工作并非为零，既有沿中国海岸分布的海岸观察哨系统，也有谍报网，其中“亚洲灵长类动物探险队”的一位成员和一位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哈佛交换教授是谍报网成员。但是普莱斯顿认为上述资源远远不够，有必要加大谍报工作强度。对日工作的理想基地非中国莫属，经过战火考验且有丰富中国经历的沃顿少校自然进入了普莱斯顿的视野。

英才既定，沟通讨论

　　1935年，已在中国服役10年的海军陆战队少校沃顿赴海军情报局远东处报到，在做完述职报告之后，他频繁参加普莱斯顿上校组织的会议并讨论对日情报工作。
　　沃顿建议派出情报军官前往香港或上海国际租界发展间谍，然后将谍员派赴日本监视其舰队动向，在日活动的最佳地点应为长崎、佐世保和下关;鉴于华人忠诚、敬业且与日本种族、文化相近，谍员应以华人为宜。此外，他还建议从丹麦电信公司征募报务员，因为上海、天津和长崎、下关之间的通信线路由该公司使用。最后，早已心中有谱的普莱斯顿上校直盯着沃顿说：“我认为你应该赴上海建立谍报网。” 普莱斯顿反对将香港作为基地，因为他不愿与英国共享情报。

　　沃顿成为普莱斯頓心目中的不二人选，自然与其经历和资历息息相关。1897年1月4日生于波士顿，先后毕业于波士顿拉丁学校、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法学院。1917年3月29日加入海军陆战队，1918年1月远征法国，6月在贝洛森林战役中负重伤，9月撤回美国并晋升上尉。在被派往海军情报局之前，有2年在多米尼加圣多明各，其余海外任职均在中国（1922—26年、1927—29年、1931—35年）。在华期间曾学习美国务院在北平开设的汉语教程，连续3年每天6小时苦读，毕业后已是优秀的汉语翻译。曾于1927—29年在中国指挥第4海军陆战团的斯梅德利·巴特勒准将对沃顿的在华表现表示满意，亦高度欣赏其情报才华。

纵有前鉴，毅然领命

　　普莱斯顿建议沃顿申请拜会海军陆战队司令约翰·罗素少将，如果将军同意普莱斯顿的构想，那么沃顿将是美军第一个组织、管理以中国为基地对日谍报工作的军官。但此时沃顿对方案实施并不积极，因为他认为自己已较长时间脱离作战指挥，如果接受新任命会影响晋升。二战前美军情报军官的待遇和晋升逊色于指挥军官，一般而言有志成为将军的军官更倾向于在指挥岗位历练。
　　与罗素接触后，沃顿感到将军对这项工作也不热情，因为陆战队司令部的长官们并未忘却厄尔·埃利斯中校的前车之鉴。埃利斯于1921年4月申请赴中太平洋考察日本占据的马绍尔、加罗林等群岛，5月离开美国，辗转多地后于1922年12月抵达加罗林群岛。埃利斯意图全面考察目标区域兵要地志，搜集未来两栖作战所需情报，然而不幸于1923年5月在帕劳群岛神秘身亡，死因不排除与日本人有关。12年后同样在和平状态下对日侦察，罗素将军担心再搭上一位美军校官的性命。罗素少将和普莱斯顿上校在纠结中进行了数天讨论，最终将军决定不强行派遣，由沃顿自行决断。面对生的美好和死的悲壮、升迁的辉煌和无名的黯淡，沃顿选择了勇敢履行情报军官职责。

明知凶险，携妻同行

　　普莱斯顿告知沃顿所有命令由其本人口头传达，沃顿的直接上级是埃利斯·扎卡赖亚斯中校。在中国了解该项任务的仅有2人，分别是驻上海第4海军陆战团指挥官约翰·博蒙特上校和驻北平海军武官托马斯·肖克中校。由于并无书面指示，沃顿无法明确将要执行任务的详细要求。他多次要求海军情报局下达正式书面命令，但扎卡赖亚斯中校告诉他：“没有书面指示不会给你造成什么损失……你知道我们想要什么，走出去执行任务，这便是全部。”这意味着沃顿必须独当一面，甚至没有犯错的机会。此前罗素将军曾告诫：“如果你暴露，我们必须否认，不能承认有人在做这样的事。”

　　面对将军带有警示性甚至威胁性的话语，沃顿着手规划万无一失的掩护方案。他在赶赴中国前研究了所能获取的全部谍报资料，弥补相关工作能力短板。他谋划为避免引起日本间谍注意，先到欧洲，再穿行苏伊士运河抵达中国;在上海租界，以退役军官的身份经商。单身商人引人注目，家眷陪伴必不可少。当沃顿告诉妻子娜莉要转道法国再去上海时，她立时一头雾水。虽然娜莉并不清楚上海之行的真实目的，但还是毅然支持丈夫决定，勇敢面对即将到来的寂寞生活。

人脉助力、掌握资源

　　沃顿携妻于1935年夏末动身前往中国，他拥有3本身份各异的护照，分别为驻北平武官、处理公务的政府雇员和商人。抵达上海后，他分别在花旗总会和大都会酒店各开1间房，另租办公室展示自己是一位为应对商务纠纷而学习法律的美国商人。
　　随后，沃顿前往南京会见一位民国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后来的军统局长、时任复兴社特务处长的戴笠。沃顿和戴笠会面也算老友重逢。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平中国学生和美国领事馆海军陆战队警卫打篮球的时候。戴笠是国民政府情报系统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在当时战略背景下他不可能不知道中日战争正在迫近，因此沃顿认为和戴笠之间存在友谊是极幸运的事。戴是能协助他完成在中国发展间谍任务的最佳甚至可说是唯一人选。经过协商，戴同意把他了解的可用之人无论国籍都推荐给沃顿，当然沃顿也明白情报共享，但他认为这是公平交易。
　　凭借在中国的良好人脉，沃顿得到了部分谍员资料，经梳理、研究定下30余人为潜在可用间谍，兼有中外籍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人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神父，汉名德日进，曾参与北京猿人的研究和发掘工作。经进一步了解，沃顿感到除了像德日进神父那样的个别学养深厚之人，大部分外籍谍员没什么政治立场，无非是无利不起早。

遣谍搜情，周旋故交

　　戴笠推荐的奥地利画家弗里茨·席夫就是一个葛朗台式的人物。沃顿邀请他在花旗总会享用午餐至少6次。某次午餐后，沃顿提议席夫在佐世保建立一所艺术学校，他表示同意并收取了200美元报酬。席夫于1935年12月离开中国前往佐世保，启程之前沃顿强调其任务是侦察日本舰队动向。对美海军而言，全天时掌握日舰队动向比了解他们是否装备16英寸或18英寸舰炮更有价值，因为在战时准确的敌方位情报可以转化为己方火力优势。然而这位艺术家在日本仅呆了1个月就返回上海，给沃顿汇报的“理由”是因悲观厌世而无法开展工作。沃顿还招募了另一个奥地利人弗兰兹·冯·斯登伯格，这也是一位不放过任何挣钱机会的角色。沃顿没指望他完成什么任务，只是利用其贪财的特点放出去充当诱饵。沃顿派斯登伯格去日本的同时也派出2名中国谍员，斯登伯格与中国谍员不在同一地点。沃顿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中国谍员，因为贪婪之徒的被捕概率较高，一旦斯登伯格暴露，可混淆日方视线。1936年2月，沃顿派出一位陈姓中国谍员，他在佐世保和长崎呆了3周。与那些只认钱的西方谍员不同，陈认真履行了监视日舰队动向的使命。
　　当谍员需要向沃顿汇报的时候，他们会在花旗总会的酒吧碰面，当然会伪装成逼真的邂逅。几分钟闲聊之后，一同去沃顿的房间密谈。汇报之后，沃顿选取有价值的内容并加密成貌似商业信息的代码，再通过电报发送给在马萨诸塞州锡楚埃特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对沃顿的所作所为有一些模糊认识，但并不清楚内幕，由他将收到的代码转发给沃顿的直接上级扎卡赖亚斯中校。

　　在华期间，沃顿最忌惮的不是日本人，而是知晓其底细的老熟人，特别是那些与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密切关系的人。有认出他的袍泽询问他在中国干什么，退役后經商的掩护身份明显经不起推敲。陆战队军官之间攀比、嫉妒的现象比较普遍，难以自圆其说会使沃顿的战友认为他摊上了升官发财的好差事却不敢让人知道。在上海的一次非官方聚会上，一位陆战队军官夫人问娜莉她和丈夫究竟在做什么，娜莉答复不知道，但那位夫人认为她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

低调返国，履职获赞

　　驻北平海军武官肖克中校于1936年2月在上海会见沃顿，通知他另一位精通汉语的陆战队军官查尔斯·布朗上尉将前往上海参与对日侦察，并将在不久后替代他。沃顿与抵达上海的布朗短期共事后，与其进行了工作交接。布朗上尉接手后1年多，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美海军在华对日情报工作暂停。

　　大约在1936年5月，沃顿登上了美国邮轮公司的一艘蒸汽船返美，途经横滨港时，他未敢踏出房间半步，默默企盼赶紧离开日本。沃顿于6月抵达美国西海岸，然后到了华盛顿，7月在海军情报局述职，为其在华对日侦察任务划上句号。普莱斯顿上校于8月27日给海军陆战队司令写了一封密信，信中高度评价了沃顿少校，称他忠诚勇敢而且汉语流利、熟悉敌情、机智老练、判断准确、进取心强、细致谨慎。普莱斯顿认为沃顿已出色完成使命。战后多年沃顿少将回忆，谍报工作远非小说和好莱坞影片中那么浪漫，平民身份掩护下的孤独并不愉悦，在打发时间的煎熬中苦苦思谋，没有辉煌和显赫，有的只是寂寞、心惊和危险。

史料匮乏，意义非凡

　　战后多年沃顿少将的口述历史使20世纪30年代美海军在华对日情报工作浮出水面，但由于沃顿的极度谨慎，关于谍员的详细工作过程及情报效益均未提及。而且，在美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仅能查到一封普莱斯顿上校要求沃顿去海军情报局担任特殊职务的信，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原始资料存世，当年沃顿发回国内的电文很可能已散佚或销毁。

　　虽然史料匮乏，但从沃顿记忆中的普莱斯顿对其评价甚高不难判断，沃顿在华工作卓有成效、意义非凡。首先，改进了情报工作模式。通过对国际形势判断和美海外利益分析，海军情报局做出经略东亚、重视日本、服务舰队的决策部署，努力改变重国内、轻海外、重安保、轻作战的旧面貌，促使情报工作战略转型。其次，以作战为牵引重点掌握日舰队动向。海军情报局长官和沃顿都深知敌动向情报对作战成败的意义，侦察重点放在日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日海空对决的过程和结局充分印证了动向情报的重要性。再次，促进了美中对日情报合作的发展。当时日本是美、中的潜在敌人和现实敌人，美中具备情报合作的客观需求。沃顿在华工作在中方协助下完成并且情报共享，构建了合作关系，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而继续情报合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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