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诗人赵丽华前几年的一些“诗歌”作品被放到网上后，在众多网站上被不少网友以嘲笑的心态仿写了大量的口语诗歌，有好事者取赵丽华名字的谐音，成立名曰“梨花教”的诗歌流派。
　　对此次事件，有褒有贬。但终因影响不好，批多赞少而淡出网络。
　　一年之后，赵丽华一改梨花体诗风，创作出了一组风格不同的新诗，如《海伦》等。重庆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风分析，这组新诗，增加了意象、借喻、音乐感等更多诗歌元素，口语少了，使用大量形容词，诗歌更加书面化了，而且诗歌还运用大量拟人、借喻手法，注重音乐感和节奏感，轻重缓急更为突出。因此，和赵丽华之前以写实为主的“梨花体”相比，新诗要好得多了。
　　“梨花体”诗歌在放逐和回歸的问题上，最终收回放逐的步子，向回归低头，走向回归之路。
　　事实上，不只梨花体诗歌，回首我国的诗歌史，不难发现，我国诗歌所走的道路，无一不是在放逐和回归的问题上徘徊的。
　　当六朝齐梁诗人一味追求形式的华美，不顾文学反映现实的功能而走上颓靡道路的时候，陈子昂力举汉魏风骨，强调兴寄，扩大诗歌题材，以质朴刚健的风格，从理论到实际上一扫形式主义残余，开一代诗风；唐朝诗歌到了“百花齐放”的繁华局面后，却出现诗歌内容狭隘，诗歌语言过分雕琢的现象，白居易以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和平易通俗的语言，恢复了中国古典诗歌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梁启超在设计“诗界革命”时，发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后退，拒绝引入“新语句”，这样就始终限制在传统诗歌的范围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还做过转向古风、乐府，“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等多种实验，而向“散文化”方向的努力，显示了背离占主流地位的“唐诗”传统，而向宋诗靠拢的倾向；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诗运动明确提出：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么作，就怎么作”，后来又概括为“作诗如作文”。但胡适的《尝试集》充满了矛盾，显示了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始终没有超出宋诗与“诗界革命”的范围。
　　纵观历史上的几次诗歌革新，不难发现，诗歌的发展道路是反复、曲折的，但不管怎么变化，万变不离其宗，诗歌的意象、意境，比喻、拟人、象征、借代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诗歌语言的凝炼和诗歌的抒情功能永远是诗歌的特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也是一首好诗应该具备的特点。不管怎么放逐与革新，最终都要回归到诗歌的本质上来。如果一味放逐而走得太远，最终结局只能是昙花一现甚或自取毁灭。
　　对具体诗歌来说：诗经里的“风”诗语言多来自民间，读起来朗朗上口，明白如话；屈原就曾经大量运用语气词“兮”字，使其诗有一唱三叹的功效；乐府民歌的语言有杂言、五言诗，加上口语的运用，使诗歌自由灵活，通俗易懂，朴实自然。李白的诗歌：“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事多烦忧”，一鼓作气写出两行长达十一字的长句，率先将心中的至深烦忧、郁闷与愤烈一腔倒出，干脆坚决不做半点掩饰；我国的新诗，从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的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时代，80年代以周伦佑、于坚、韩东、丁当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时代，直至90年代以民间诗人为代表的边缘诗时代，提倡白话、口语、个性，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对诗歌的一种大胆尝试，其间不乏优美诗篇，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舒婷的《致橡树》、戴忘舒的《雨巷》等，在欣赏品味的同时，带给我们无限激情与遐想，也会惊羡新诗的魅力所在。同时，也不乏个性怪异的人，他们反传统、反主流文化，强调个性、随意性，强调诗的题材的多样性。如穆旦的诗：意象的充满矛盾与不舒服感，由“美丽”向“荒凉”的转换等，造成一种陌生与生涩的奇峻、冷峭、惊异的美，但语言上“最无旧诗词味道……是当代口语而去其芜杂，是平常话而又有形象的色彩和韵律的乐音”。他的诗，一方面在各方面都显示出对于传统诗学的叛逆性与异质性；另一方面，同样显示出鲜明而强烈的民族性。
　　随着20世纪80后和70后诗人的相继成熟，伊沙、徐江、尹丽川、何小竹、孙磊、丑石、徐乡愁、本少爷、李红旗等人写出能传承于坚、韩东、杨黎等第三代诗人的优秀口语诗之后，口语诗的顺利接班，形成了口语诗写作强大的声势。但是也有些诗却不是这样，诗人一味地追求词语的新颖，为了用上一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新词，却往往把更有力、更动人的词语舍弃了。有些诗人迷恋口语，却未曾看到，口语往往带来对语言的大量浪费，真正的口语诗是融合了诗人小小的幽默感，对诗歌的节制，以及远见所构成的口语。而他们所耍弄的口语却往往是庸俗而诗意全无的伪口语。这里面有些诗语言混乱，内涵浅薄、诗歌活力减退、无病呻吟的泛滥等，造成诗歌没有韵律，没有结构，没有意境，没有内容，这种“四无”诗歌，实现了真正的“自由”，但同时也丧失了诗歌必须具备的美感和审美价值。
　　可见，诗歌创作必须遵循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丧失了诗美，就丧失了诗歌的魅力，丧失了诗歌的价值。一首诗，只有具备诗的特点，给人以美的享受、情感的共鸣、哲理的启示、无限的遐思等，才能经得起考验，流传于世，被读者所接受。相反，晦涩难懂、不知所云或者毫无美感的大白话，自然难以有更多的读者，终会因无人赏识而自灭。失却神圣，过于流俗、低调、浅白，也并不能称其为诗。
　　中国当代诗人应该像古代诗人那样，“三句两年得，一吟双泪流”，“吟成五百字，用破一生心”，认真严肃地对待诗歌创作，精益求精，保证诗歌质量，提高诗歌品位，丰富诗歌内涵，增强诗歌的魅力和可读性。而不是随意的选取素材，不顾一切的个性展示，过多的诗歌“话语霸权”，一味的标新立异等。
　　同样，“梨花体”之所以被“恶搞”，有人分析，首先，在于网络这个传媒的自由性；其次，在于人为的炒作；再次，在于主流诗歌的缺失。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在于诗的过于浅显、直白的表述，一味追求散文化、口语化的形式，选材、立意的随意性以及构思的太过粗糙等。这样，就违背了诗的特点，失去了诗的本色，亵渎了诗歌的神圣感和美感。在放逐的过程中，随意挥洒，忘却了回归之路。所以，放逐与回归，永远是诗人应该考虑的问题，在保持诗人个性的同时，不要忽视了诗的本色，最终要回归到诗歌的本性上来。
　　（作者单位：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基础部）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