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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税赋分配问题凸显
对于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运营的企业，其缴纳的税收该如何分配？这是国际税收政策的核心关切问题。换句话说，国际税收政策是企业税收政策的附属功能，因为它会对跨国公司产生影响。这就需要我们为企业各类收入与支出确定其地理“来源”，并就哪些司法辖区享有主要征税权或次级征税权达成一致意见。
最古老的“现代”跨国公司起源于19世纪（各“东印度公司”除外）。然而，征税权的分配问题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凸显出来。1928年，国际联盟（Te League of Nations）促成了各国对税收协定范本的采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竞相发布了各自的税收协定范本。联合国现在采纳的是受发展中国家青睐的范本，而经合组织（OECD）支持的则是发达国家范本。如今全世界已约有2500个双边税收协定生效，其中混杂着来自不同范本的要素。这些条约与国家性税收法共同构成了国际税收政策的支柱。
二战以来新税收格局
各国会对双边税收协定进行定期审查和重新谈判。但由于世界贸易格局快速变化，国际税收政策一直处于追赶商业现实的状态。值得强调的是，二战以来已出现许多重要变化（见表1、表2）：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税率不影响商业活动选址。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被视为殖民剥削的一种渠道。这种态度导致全球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企，并促使发展中国家不愿减免给国外母公司支付股息、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时的税费。
到20世纪80年代，政府官员逐渐意识到，高额的企业税不利于商业活动选址，于是税率开始下降（表3）。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企业支付的税金占政府收入总额的比例仍保持原有水平（表4）。
贸易、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范围内，约8000家跨国公司占据了全球贸易80%的份额，占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甚至更高。
相较于物质资本，智力资本占企业资产的比重大大增加。专利、版权、商标和商业机密成为跨国公司命脉。
所有变化都意味着，国际税收政策面临着艰难挑战。政府主动提供免税期、专项信贷、定制化减免税和其它优惠措施。因为他们知道，跨国公司在为工厂、研发部门、后勤办公室和总部选址时会考虑这些优惠政策的因素。与此同时，在如今这个可比较公平价格往往并不存在的世界，全球价值链（GVC）交易网络密集分布，跨国公司能够通过价格转移手段，让收入出现在低税率区域，支出出现在高税率区域。鉴于知识产权收入占收入比例极高，跨国公司可在低税率区域将特许权使用费入账，但在高税率区域进行研发活动。
跨国公司遭诟病
面对财政收入上的现实问题，部长和议员们将矛头指向跨国公司。2014年，美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抨击跨国公司“不爱国”，而苹果公司（Apple）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则因在爱尔兰登记公司的利润而遭谴责。
官方反应并非仅停留在口头上。在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的最新提案中，建议对跨国公司过去在国外持有的盈利一次性征收近5000亿美元的税款，并对未来的盈利征税19%，无论它们是否会被汇回美国。奥巴马正与欧洲领导人一起，敦促经合组织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解决“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计划（BEPS）。
BEPS的最终目标，是让那些在低税收区域（如爱尔兰、瑞士、百慕大或新加坡）登记的跨国企业缴纳美欧等级的高税费。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其他国家针对企业海外所得税率几乎都非常低。BEPS显然不是为了寻求让各国税率相等。因此，无论炮制怎样的规则，将全球价值链和知识产权收入划入高税率区域，并将支出划入低税率区域，都不会消除高低税率之间的差距。当跨国公司面对30%税率和10%税率差距时，他们有极大动力在低税地区登记收入、在高税地区登记支出 。
在我看来，BEPS的最终目标将面临两个不可改变的阻力。第一，渴望用税收优惠来吸引跨国公司的不仅包括所谓的“避税天堂”，还包括正在推动BEPS的经合组织国家以及许多新兴国家。避税天堂和新兴国家不会与BEPS合作，而经合组织国家将寻求保留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二，跨国公司会激烈抵抗高税率制度的重启，他们将快速聘请最优秀的人才来避开任何新的规则，这些人才中将包括税务机构和BEPS项目人员的法律系校友。
企业所得税应转由合伙人缴纳
除了这些障碍，官员们追求的目标也完全错了。相比制定新的国际税收规则去弥补企业所得税制度中的漏洞，他们更应寻求总体上废除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不利于成功企业，打击了生产性投资的积极性，促使企业向国外发展，且管理复杂。
然而，人们并不知道真正“支付”企业所得税的是谁。选民们隐约觉得，企业所得税针对的是富人，尤其是1%最富有人群。
因此，消除企业所得税的出发点，就是在政治上承认企业所得税并非累进税制的必要内容。真正必要的，是针对所有的个人收入实行的累进税。这一点可以通过将公司作为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的公司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收入分配予受益的个体所有者，并相应征税，这种征税将在个人层面进行，而非企业层面进行。
要达到这种目的，应当允许企业在派发给个人的股息，及视同已派发给个人的留存收益方面获得双重抵扣。然后，个人应在自行纳税申报时报告他们的收入（包括企业已派发部分和视同已派发部分），并相应纳税。在美国，现有的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的公司约占美国企业活动的一半，包括《细则C类》公司和业主有限合伙制企业。我建议，传统的细则C类公司应逐步转变为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的公司。
计算结果表明，美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的做法能获得相同金额的财政收入，但却可以通过个人税而非公司税的形式完成。这种形式具有两大优点。首先，由于决定商业活动选址的是企业管理人员，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将消除高税率国家（尤其是美日）因压制企业所得税而遭受严重经济惩罚，毕竟，企业决策者最担心的不是股东的税单，而是企业所得税的负担——采取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的做法可将企业所得税负担降到几乎为零。其次，富人实际上将以累进税率为所有企业所得纳税。最富有的1%人群将一下子交给美财政部大笔税款。
对于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运营的企业，其缴纳的税收该如何分配？这是国际税收政策的核心关切问题。换句话说，国际税收政策是企业税收政策的附属功能，因为它会对跨国公司产生影响。这就需要我们为企业各类收入与支出确定其地理“来源”，并就哪些司法辖区享有主要征税权或次级征税权达成一致意见。
最古老的“现代”跨国公司起源于19世纪（各“东印度公司”除外）。然而，征税权的分配问题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凸显出来。1928年，国际联盟（Te League of Nations）促成了各国对税收协定范本的采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竞相发布了各自的税收协定范本。联合国现在采纳的是受发展中国家青睐的范本，而经合组织（OECD）支持的则是发达国家范本。如今全世界已约有2500个双边税收协定生效，其中混杂着来自不同范本的要素。这些条约与国家性税收法共同构成了国际税收政策的支柱。
二战以来新税收格局
各国会对双边税收协定进行定期审查和重新谈判。但由于世界贸易格局快速变化，国际税收政策一直处于追赶商业现实的状态。值得强调的是，二战以来已出现许多重要变化（见表1、表2）：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税率不影响商业活动选址。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被视为殖民剥削的一种渠道。这种态度导致全球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企，并促使发展中国家不愿减免给国外母公司支付股息、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时的税费。
到20世纪80年代，政府官员逐渐意识到，高额的企业税不利于商业活动选址，于是税率开始下降（表3）。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企业支付的税金占政府收入总额的比例仍保持原有水平（表4）。
贸易、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范围内，约8000家跨国公司占据了全球贸易80%的份额，占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甚至更高。
相较于物质资本，智力资本占企业资产的比重大大增加。专利、版权、商标和商业机密成为跨国公司命脉。
所有变化都意味着，国际税收政策面临着艰难挑战。政府主动提供免税期、专项信贷、定制化减免税和其它优惠措施。因为他们知道，跨国公司在为工厂、研发部门、后勤办公室和总部选址时会考虑这些优惠政策的因素。与此同时，在如今这个可比较公平价格往往并不存在的世界，全球价值链（GVC）交易网络密集分布，跨国公司能够通过价格转移手段，让收入出现在低税率区域，支出出现在高税率区域。鉴于知识产权收入占收入比例极高，跨国公司可在低税率区域将特许权使用费入账，但在高税率区域进行研发活动。
跨国公司遭诟病
面对财政收入上的现实问题，部长和议员们将矛头指向跨国公司。2014年，美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抨击跨国公司“不爱国”，而苹果公司（Apple）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则因在爱尔兰登记公司的利润而遭谴责。
官方反应并非仅停留在口头上。在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的最新提案中，建议对跨国公司过去在国外持有的盈利一次性征收近5000亿美元的税款，并对未来的盈利征税19%，无论它们是否会被汇回美国。奥巴马正与欧洲领导人一起，敦促经合组织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解决“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计划（BEPS）。
BEPS的最终目标，是让那些在低税收区域（如爱尔兰、瑞士、百慕大或新加坡）登记的跨国企业缴纳美欧等级的高税费。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其他国家针对企业海外所得税率几乎都非常低。BEPS显然不是为了寻求让各国税率相等。因此，无论炮制怎样的规则，将全球价值链和知识产权收入划入高税率区域，并将支出划入低税率区域，都不会消除高低税率之间的差距。当跨国公司面对30%税率和10%税率差距时，他们有极大动力在低税地区登记收入、在高税地区登记支出 。
在我看来，BEPS的最终目标将面临两个不可改变的阻力。第一，渴望用税收优惠来吸引跨国公司的不仅包括所谓的“避税天堂”，还包括正在推动BEPS的经合组织国家以及许多新兴国家。避税天堂和新兴国家不会与BEPS合作，而经合组织国家将寻求保留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二，跨国公司会激烈抵抗高税率制度的重启，他们将快速聘请最优秀的人才来避开任何新的规则，这些人才中将包括税务机构和BEPS项目人员的法律系校友。
企业所得税应转由合伙人缴纳
除了这些障碍，官员们追求的目标也完全错了。相比制定新的国际税收规则去弥补企业所得税制度中的漏洞，他们更应寻求总体上废除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不利于成功企业，打击了生产性投资的积极性，促使企业向国外发展，且管理复杂。
然而，人们并不知道真正“支付”企业所得税的是谁。选民们隐约觉得，企业所得税针对的是富人，尤其是1%最富有人群。
因此，消除企业所得税的出发点，就是在政治上承认企业所得税并非累进税制的必要内容。真正必要的，是针对所有的个人收入实行的累进税。这一点可以通过将公司作为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的公司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收入分配予受益的个体所有者，并相应征税，这种征税将在个人层面进行，而非企业层面进行。
要达到这种目的，应当允许企业在派发给个人的股息，及视同已派发给个人的留存收益方面获得双重抵扣。然后，个人应在自行纳税申报时报告他们的收入（包括企业已派发部分和视同已派发部分），并相应纳税。在美国，现有的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的公司约占美国企业活动的一半，包括《细则C类》公司和业主有限合伙制企业。我建议，传统的细则C类公司应逐步转变为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的公司。
计算结果表明，美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的做法能获得相同金额的财政收入，但却可以通过个人税而非公司税的形式完成。这种形式具有两大优点。首先，由于决定商业活动选址的是企业管理人员，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将消除高税率国家（尤其是美日）因压制企业所得税而遭受严重经济惩罚，毕竟，企业决策者最担心的不是股东的税单，而是企业所得税的负担——采取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的做法可将企业所得税负担降到几乎为零。其次，富人实际上将以累进税率为所有企业所得纳税。最富有的1%人群将一下子交给美财政部大笔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