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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述《论语》心得引起巨大关注，从此获得了惊人的销量、再版次数和此起彼伏的谴责之声。“于丹现象”成为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直到现在已将近十年。
博士们认为这是一场篡改和歪曲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原旨的“文化基因改造”，[1]李泽厚认为《于丹〈论语〉心得》是“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2]。论者们注意到“于丹现象”反映出“学术研究的专业需求与大众接受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3]，而争议的燃点就在于“于丹动的那块奶酪”“是‘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勾连的‘教化权’”[4]。更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争夺文化资本的战争”[5]。钱理群老师对于丹提出批评与之前的批评有很大不同。钱老师注意到《于丹〈论语〉心得》有着“尖锐的政治性”，因为它“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而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的，是为政治服务的。”[6]
于丹的解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论语》的原意存在争议，但《于丹〈论语〉心得》却并不“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于丹认为“一个人有了内心的良好修养以后，不可以每天只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为这个社会做事。”[7]“做一个内心完善的善良的人，是成为君子的前提。但仅有这个是不够的，孔夫子心目中的君子，不仅是一个好人，还要是伟大和高尚的人，他要胸怀天下，奋发有为。”[8]于丹对儒家君子的理解是“社会的良心”[9]，有“理想主义的态度”[10]，更要有“朴素的”“始自脚下的”“社会担当”[11]，“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12]。从正面理解，《于丹〈论语〉心得》的主旨并非要让人将自己隔离于社会，而是希望人以高远的理想，平和的姿态，脚踏实地的实践方式介入社会；更希望当人“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能够不失去自我，能够有担当，能够做到最好”。[13]
如贝淡宁、吴万纬所言，于丹“表现出迷人的魅力和道德热忱”[14]，“她诊断出现代中国的抑郁不适，告诉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容易的方式，只是需要一点内省。”[15]但她并没有“弱化实践的重要性”[16]，她认为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是“既有一片理想主义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协于现实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又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行为的拓展。”[17]她借用《论语》“巧言令色，鲜矣仁”劝人不要夸夸其谈，要“少说多做”[18]，强调要“把视线收回到眼前，从当下做起”[19]。在阐释《论语》的过程中，于丹在许多细节问题的处理上过于草率牵强。但总体而言，她以《论语》为资源，借《论语》提倡的一些道理，无可厚非。
《心得》中不乏强调社会责任和行为实践的话语，但于丹被认为是退守的、弱化实践的，实与她全书的主旨有关：“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一句对全书主旨的陈述被广为诟病。关于于丹的争议，主要围绕着这么几个关键词展开：“现代”“快乐”“秩序”。
首先，是“现代”与“现代化”的问题。易中天在《灰色的孔子与多彩的世界———〈于丹《论语》心得〉序》中直言“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无论《论语》如何经典，毕竟有其时代性。《论语》并非一个“现代”的产品，数千年前的《论语》本身，当然无法直接为人们传授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经验。“唯小人与女子难养”等话语在对女性的态度上存在问题，在历史的后见之明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大可坦荡承认，无须为此多做辩解。但不可否认，无论社会如何变幻，人之所以为人的许多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人应追求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人应如何与他人相处，又应如何自处……世代变迁斗转星移，人却依然在为这些问题困扰，因而《论语》中的一些语句对于现代人而言仍依然有效并且珍贵，或许这是《论语》为什么需要被“现代化”，以及为什么可以被“现代化”的原因。在这些问题上，于丹提示我们《论语》里曾经有一些答案，或许可以给人提供令心灵沉静安定的绕梁余音。而人们读《论语》读到什么程度，崇拜于丹还是倾慕钱穆，取决于每个人自己。
其次，是“快乐”的问题。在现代通俗的意义上讲，孔子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如钱老师所言，孔夫子有其所为“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对当时社会有着诸多的不满。如论者们所言，他的一生看上去并不“幸福”，而是颠沛流离如“丧家之犬”。眼见礼崩乐坏的情景，孔子怒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面对弟子颜回离世，孔子恸哭：“天丧予！天丧予！”然而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一生辗转却无丝毫悔怯之意：“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当我们痛心于孔子生命中深重的苦难和忧患，却听见他谈到自己时淡然一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个“乐”字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穿透一切的源于生命的喜悦，穿越莽莽千年的时空，依然触动着人心，温暖着人心。在英语中形容“快乐”或者“幸福”，除了pleasure或者happiness之外，还有一个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词语———Eudaemonia，意为因理性积极的生活而感到幸福。Eudaemonia追求的不是一时的享乐，不是对一己私欲的满足，它有着普世性的价值诉求，寻求着一种大的圆满。论语开篇《学而》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子赞叹他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于求学，他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在险恶的社会环境和坎坷的人生际遇中，依然体验着人生之“乐”，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境界。他的快乐不等于“pleasure”，不建立在物质欲望的满足上，因而可以抵御外部环境的干扰。他的追求与趣味使他的悲喜超越了眼前的利害得失，朝着生命更加丰富的境界展开。欲望之乐是多变的，是贪婪的，也是脆弱的。80年代后，遍布中国文坛的一面是横流的人欲，一面是痛苦的呻吟。当人们回首古人，却发现有一种“快乐”更朴素，更坚强，更恒久，也更让人动容。 生逢乱世，孔子并不苦大仇深地以受害者自居，也不是一个一味谈玄的迂腐学者，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大意是如果当一个赶车的能致富，他也愿意。孔子并不反对追求财富，但孔子反对以不义的手段取得财物，也不愿意为财富的求而不得扭曲自己，错过自己其他的乐趣。“快乐”并不是一件自私浅薄的事情，快乐的源泉有很多，层次也不尽相同。有人在感官的享受中感到快乐，有人在财富的累积中感到快乐，有人在学习与求道的过程中感到快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性情、趣味和胸怀，赋予“快乐”不同的品质，也为“快乐”造就出不同的境界。
古希腊有个著名的命题：如果可以选择，你是愿意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愿意做一只快乐的猪？许多人会宁愿做痛苦的苏格拉底，因为人大概无法在无知地在泥潭里饱足终日的状态中得到真正持久的“快乐”。思考带给人痛苦，但绝不仅仅是“痛苦”，更有一种人对于发展理性的需要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幸福感”。“快乐”不等于自欺欺人，也并不就意味着放弃对不公的抵抗。巴赫金认为笑声才是最自由，最具颠覆性的。“紧皱的眉头、吓人的目光、拧起的皱纹等；这些都是恐惧或恐吓的成分，是准备攻击或防卫，是劝人屈服，是表现无可逃避、必须如此、绝对性、不容争议……必然性是严肃的，而自由则在笑。”[20]“诙谐的背后永远也不会隐藏着暴力……虚伪和欺骗从来不会笑，而戴着严肃的假面……诙谐标志着不是恐惧，而是意识到自己的力量。”[21]身居苦难却能“乐而忘忧”，是对于政治碾压的无所畏惧，对于人生甘苦的坦然释然。快乐可以是淡然一笑，却是充满了力量。
在这里学生意不在援引希腊哲学或巴赫金为《于丹〈论语〉心得》做任何拔高或者辩护，而是想说，诗无达诂。《论语》作为一部经典，简短质朴，却有着丰富的意蕴。孔子有激愤，有失意，有痛苦，亦有喜乐。孔子之悲动人，孔子之乐又何尝不动人。仁者见仁，一千个人眼中也许有一千个孔子。几千年来，孔子的形象不断变化，不同的文人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孔子形象中的诸种元素做了不同的选择性的强调。于丹所讲也许并不高明，也许不甚准确，却也生动简单。“道不远人”，佛家求的是究竟，却也愿为众生开方便法门。一部《论语》展现出非常多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孔子“乐以忘忧”的境界和他“乐”的来源。《于丹〈论语〉心得》以“快乐”为诱饵导人向善，劝人放下对物质得失、人情世故的执念，若能多多少少将处于物质捆绑中的人导向更加丰富的生活，就“实践理性”的意义而言，也不失为功德一件。
经典之为经典，不在于被束之高阁顶礼膜拜，经典从不拒绝人的接近、借用和误读。它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吸引着不同层次的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与它不断地进行对话。它可以包容通俗、浅薄甚至错误的解读，它也不断地吸收养分不断生长，并终将以自己的光辉抖落那些加诸在它身上的伤痕与尘埃。
第三，《于丹〈论语〉心得》倡导人们去“适应日常秩序”，从而被认为是“倡导安于现状，是为政治服务的”。李泽厚认为“《圣经》在西方的重要作用，就是稳定社会、慰安人际。于丹就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这起着同样的作用。宗教并不是坏的，它有稳定社会的积极功能”[22]。于丹的确缺乏质询政府的勇气，或者说于丹原本就意不在于对政府的问题和责任进行针砭拷问。她所倡导的行为方式是否在客观上具有政治的功用？答案是肯定的。然而，我们是不是有必要从政治角度去解析所有文化作品，并作为评判文化作品的核心标准？这是个问题。
政治环境当然对人有十分直接的影响，但政治确实无法为人的“幸福”买单。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寄希望于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达到无限光明和幸福的境地。然而幸福是一种个体的主观的体验，而好的政治制度却恰恰旨在对人的欲望和权力进行平衡和制约，制度本身很难让人感到“幸福”。“最好的”政治制度不过是在历史性的前提下取得暂时的平衡，而对于乌托邦的热望和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却有令人迷狂而万劫不复的危险。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危险的并不是“理想”本身，而是用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方式，在失去理性的迷狂状态下盲目地追求“理想”，是无视人性的限度摈除一切制约的政治狂热。
有论者提出“十博士说于丹有多少错误，说明的只是于丹知识的缺陷。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于思想———幸福快乐确是一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离不开物质”。[23]“财富不一定带来幸福快乐，但是贫穷肯定与快乐幸福无缘。”[24]每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都可以不同，但若以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的视角观之，这样的观点似乎有着浓浓的唯物主义的味道。而于丹“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它有时跟外在的物质生活不见得有紧密的联系”[25]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话语，在政治上有着鲜明的叛逆性格？也不尽然。在很多领域，政治不应当成为终极和唯一的评价标准，比如人性，比如道德。善待父母，反省自己，并不仅仅是“封建伦理”，而是人性良知最基本的体现，具有普世性的意义。无论这些基本价值是否被政治反对或者赞成，都不应该影响它们本身的价值。将道德意识形态化，必然导致道德的滑坡。意识形态有潮起潮落，有反复周折。而以政治之名对道德发起的责难，导致道德绝对价值和绝对地位的崩塌，却是不可逆的，是无法挽回的。在20世纪意识形态反复的震荡之后，人们已经屡屡尝到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苦果。今日的我们，是否还能想象和允许某种即使与政治不无关系，却应当不以意识形态的变化为转移的存在？
细读《心得》我们会发现，于丹在书中尝试引导人们去“适应”的“日常秩序”，更多的是人生的秩序、道德的秩序、心理的秩序。人在世间行走，面对的“现状”和痛苦不止一种。除政治之外，光阴不再的慨叹，生老病死的折磨，利欲与情感不断的纠缠，亲人离世的悲欢离合……使人在生命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苦涩和迷惘。《心得》中所举的许多例子是属于人际关系和心理学范畴的，教人“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26]。于丹倡导的是去面对，尽可能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或者放手，不要长期困扰在人生的遗憾里不能自拔。政治功能并不是《于丹〈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增益家庭感情，弥合夫妻裂痕，化解邻里矛盾，改进代际关系，失意者、厌世者会从中得到心理安抚，迷茫者、碰壁者会从中获得精神慰藉……”[27]这些价值，是它从批判者那里得到的认可。 在《于丹〈论语〉心得》的序言中，易中天记述下柴静采访于丹时的状况。柴静的《穹顶之下》发布时，于丹微博中关于雾霾的评论让人们嘘声一片。面对雾霾，于丹的倡导是“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相对于柴静的主动出击，于丹的反应似乎显得消极无能。有趣的是，柴静的《穹顶之下》也引发了一片争议。其中非常显眼的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柴静被同时指责变相为政府“维稳”，同时也被指为隶属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叛国贼”。这两种声音，实则出于同一种思路。为什么对“环保”“善良”“保持内心的宁静”的倡导会被人以政治的名义质疑、抵触、谴责？政治标准大于一切，这似乎是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的喧嚣杀伐之声。而现在作为历史事件的“文革”已经过去，人们以政治标准衡量一切的强大思维惯性却并未消减。对于政治倾向，似乎人人都可以对他人任意揣测，人人皆可以置喙谩骂。当人们反复追问“谁的道德”“谁是受益者”“为谁而善”时，道德已不再是道德，而成为一个被人在意识形态的壁垒间推来踢去的皮球，被人推卸，与人无关。
面对令人不满的现状，于丹更多的是在强调个体的自省与责任。于丹是否有媚俗的一面，是否有避重就轻的嫌疑？或许有，然而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什么是“俗”，什么是“重”。《大学》讲必先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之后有治国平天下。现如今整个社会弥漫着浮躁的戾气，每天的社会新闻都是无数部恐怖电影。以政治之名肆意谩骂之声甚嚣尘上，而克己复礼，见贤思齐却何其难哉！人关注自身的修养的提升，不应忽视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力和责任。对于政府的监督质询，也不能取代人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对人格完善的自我要求。二者想要并行不悖的前提，是将二者适当分开置于一种有机的结构之中。政治与人生，不能截然分离，也不能混为一谈。
杨早指出，“于丹之所以成为现象，是基于她得到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与读者的认同与拥护。”[28]在“于丹们”成为一种现象的同时，学术界的“倒于”“反于”也已成为一种现象。与《心得》的畅销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此起彼伏的要求“道歉”之声。“《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够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才能在新世纪里重铸辉煌，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和谐。”[29]“面对观众和学者的严肃确切的批评，于丹至今没有一次坦诚认错和改错！”[30]阅读“于丹”固然掺杂着政治和商业运作的痕迹，但对于多数大众而言，是可以舒缓内心“心灵鸡汤”，是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教育。来自学界的指责与嘘声，使对《心得》的阅读变得充满了困惑、压抑和羞耻感。我们口诛笔伐的同时，有没有反躬自问，我们为什么谴责于丹，又是如何谴责的？我们不能容忍的，是“畅销书文化的受益者”“主流强势媒体的受益者”，还是“受益者”？于丹为什么这样红？是中国民众水平低到无法接受更好的作品，还是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真实需求视而不见，无能为力？知识分子关心的，若不是这些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人”，那么究竟关怀何在？
杨念群指出“于丹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火，于丹现象是被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于丹个人背后是中国整体文化的堕落和无奈。”[31]当人们历经政治的涤荡，面临着光怪陆离的世界想要“寻根”，但提供给他们的选择却不多，也并不理想。《于丹〈论语〉心得》里大多是一些“浅显、庸俗的人生励志故事”[32]，并谈不上对《论语》有什么深刻的见解却大得人心，足见现代人对于在历史进程中被切断的文化传统的乡愁与隔阂，足见现代中国人对于文化的“饥渴”[33]，而现代文化产品在给予人心灵的滋润这一点上又是多么贫瘠。
近年来在青年之中，盛行着一种“反鸡汤”，以恶为真的情绪。似乎所有对“真、善、美”“正能量”的倡导都是虚伪的别有用心的；似乎只有宫廷斗争，职场斗争，政治斗争才是真实的。许多人对“心灵鸡汤”嗤之以鼻，许多青年生活颓丧，暮气沉沉。真正的正能量，不是无视困难的盲目冲撞，不是懦弱者的自欺欺人，而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的同时，仍坚持放“希望”一条生路。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中的“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风靡一时，已成为名句，然而问题是知不等于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是什么令“道理”在今天失去了效力？原因恐怕不止一个。然而人们拒绝反省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动辄指责他人，是否就是我们所要倡导的“批判精神”？“于丹现象”的应运而生，表达出人们对于政治的茫然困惑，对于物质的复杂心态，对于知识的好奇与冷漠。在这一场怪相环生的“于丹现象”与“倒于现象”的拉扯中，知识分子究竟在关心什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值得我们深深反思。
注释
[1]徐晋如等：《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进行到底》，天涯论坛http：//bbs.tianya. cn/post-free-870238-1.shtml，2007年3月2日。
[2]张健：《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8日。
[3]季桂起：《于丹现象与经典解读》，《德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4]杨早：《评价于丹：学术规范还是传播法则》，《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陶东风：《于丹们的“赢”和“输”》，《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1日。
[6]钱理群：《为政治服务的“于丹”现象———评〈《论语》心得〉》，http：//www.acriticism.org/article.asp？Newsid=16259&type=1003，2014年12月1日。
[7]于丹：《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5页。
[8]同[7]，第57页。 [9]同[7]，第64页。
[10]同[7]，第65页。
[11]同[7]，第49页。
[12]同[7]，第16页。
[13]同[7]，第94页。
[14]贝淡宁、吴万纬：《〈论语〉的去政治化———〈于丹《论语》心得〉简评》，《读书》2007年第8期。
[15]同[14]。
[16]同[14]。
[17]同[7]，第7页。
[18]同[7]，第43页。
[19]同[7]，第57页。
[20]巴赫金：《论人文学科的哲学基础》，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1]巴赫金：《富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22]同[2]。
[23]启之：《关于于丹“心得”的心得———兼评〈百家讲坛〉及媒介机制》，《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年第9期。
[24]同[23]。
[25]同[7]，第77页。
[26]同[7]，第20页。
[27]同[23]。
[28]同[4]。
[29]同[1]。
[30]肖鹰：《围绕“于丹现象”的是与非》，新浪微博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00a1g.html，2007年5月23日。
[31]陈香、陈洁：《名家之言：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
[32]“用《论语》来给‘心灵鸡汤’加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把《论语》转化为一种消费符号，让听众在误解与妄想中将浅显、庸俗的人生励志故事与古人经典简单对接，从而产生一种虚妄的‘高贵’或‘高雅’的感觉。”同[4]。
[33]任继愈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解读《论语》的著作能成为超级畅销书，这是好事，说明了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有饥渴感。研究和普及《论语》需要各种角色，有人打前站造声势，有人跟进做深入研究，挺好的。于丹的解读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错误，可以讨论批评，百家争鸣总是好的。”同[31]。
博士们认为这是一场篡改和歪曲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原旨的“文化基因改造”，[1]李泽厚认为《于丹〈论语〉心得》是“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2]。论者们注意到“于丹现象”反映出“学术研究的专业需求与大众接受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3]，而争议的燃点就在于“于丹动的那块奶酪”“是‘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勾连的‘教化权’”[4]。更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争夺文化资本的战争”[5]。钱理群老师对于丹提出批评与之前的批评有很大不同。钱老师注意到《于丹〈论语〉心得》有着“尖锐的政治性”，因为它“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而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的，是为政治服务的。”[6]
于丹的解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论语》的原意存在争议，但《于丹〈论语〉心得》却并不“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于丹认为“一个人有了内心的良好修养以后，不可以每天只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为这个社会做事。”[7]“做一个内心完善的善良的人，是成为君子的前提。但仅有这个是不够的，孔夫子心目中的君子，不仅是一个好人，还要是伟大和高尚的人，他要胸怀天下，奋发有为。”[8]于丹对儒家君子的理解是“社会的良心”[9]，有“理想主义的态度”[10]，更要有“朴素的”“始自脚下的”“社会担当”[11]，“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12]。从正面理解，《于丹〈论语〉心得》的主旨并非要让人将自己隔离于社会，而是希望人以高远的理想，平和的姿态，脚踏实地的实践方式介入社会；更希望当人“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能够不失去自我，能够有担当，能够做到最好”。[13]
如贝淡宁、吴万纬所言，于丹“表现出迷人的魅力和道德热忱”[14]，“她诊断出现代中国的抑郁不适，告诉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容易的方式，只是需要一点内省。”[15]但她并没有“弱化实践的重要性”[16]，她认为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是“既有一片理想主义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协于现实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又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行为的拓展。”[17]她借用《论语》“巧言令色，鲜矣仁”劝人不要夸夸其谈，要“少说多做”[18]，强调要“把视线收回到眼前，从当下做起”[19]。在阐释《论语》的过程中，于丹在许多细节问题的处理上过于草率牵强。但总体而言，她以《论语》为资源，借《论语》提倡的一些道理，无可厚非。
《心得》中不乏强调社会责任和行为实践的话语，但于丹被认为是退守的、弱化实践的，实与她全书的主旨有关：“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一句对全书主旨的陈述被广为诟病。关于于丹的争议，主要围绕着这么几个关键词展开：“现代”“快乐”“秩序”。
首先，是“现代”与“现代化”的问题。易中天在《灰色的孔子与多彩的世界———〈于丹《论语》心得〉序》中直言“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无论《论语》如何经典，毕竟有其时代性。《论语》并非一个“现代”的产品，数千年前的《论语》本身，当然无法直接为人们传授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经验。“唯小人与女子难养”等话语在对女性的态度上存在问题，在历史的后见之明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大可坦荡承认，无须为此多做辩解。但不可否认，无论社会如何变幻，人之所以为人的许多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人应追求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人应如何与他人相处，又应如何自处……世代变迁斗转星移，人却依然在为这些问题困扰，因而《论语》中的一些语句对于现代人而言仍依然有效并且珍贵，或许这是《论语》为什么需要被“现代化”，以及为什么可以被“现代化”的原因。在这些问题上，于丹提示我们《论语》里曾经有一些答案，或许可以给人提供令心灵沉静安定的绕梁余音。而人们读《论语》读到什么程度，崇拜于丹还是倾慕钱穆，取决于每个人自己。
其次，是“快乐”的问题。在现代通俗的意义上讲，孔子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如钱老师所言，孔夫子有其所为“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对当时社会有着诸多的不满。如论者们所言，他的一生看上去并不“幸福”，而是颠沛流离如“丧家之犬”。眼见礼崩乐坏的情景，孔子怒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面对弟子颜回离世，孔子恸哭：“天丧予！天丧予！”然而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一生辗转却无丝毫悔怯之意：“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当我们痛心于孔子生命中深重的苦难和忧患，却听见他谈到自己时淡然一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个“乐”字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穿透一切的源于生命的喜悦，穿越莽莽千年的时空，依然触动着人心，温暖着人心。在英语中形容“快乐”或者“幸福”，除了pleasure或者happiness之外，还有一个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词语———Eudaemonia，意为因理性积极的生活而感到幸福。Eudaemonia追求的不是一时的享乐，不是对一己私欲的满足，它有着普世性的价值诉求，寻求着一种大的圆满。论语开篇《学而》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子赞叹他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于求学，他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在险恶的社会环境和坎坷的人生际遇中，依然体验着人生之“乐”，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境界。他的快乐不等于“pleasure”，不建立在物质欲望的满足上，因而可以抵御外部环境的干扰。他的追求与趣味使他的悲喜超越了眼前的利害得失，朝着生命更加丰富的境界展开。欲望之乐是多变的，是贪婪的，也是脆弱的。80年代后，遍布中国文坛的一面是横流的人欲，一面是痛苦的呻吟。当人们回首古人，却发现有一种“快乐”更朴素，更坚强，更恒久，也更让人动容。 生逢乱世，孔子并不苦大仇深地以受害者自居，也不是一个一味谈玄的迂腐学者，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大意是如果当一个赶车的能致富，他也愿意。孔子并不反对追求财富，但孔子反对以不义的手段取得财物，也不愿意为财富的求而不得扭曲自己，错过自己其他的乐趣。“快乐”并不是一件自私浅薄的事情，快乐的源泉有很多，层次也不尽相同。有人在感官的享受中感到快乐，有人在财富的累积中感到快乐，有人在学习与求道的过程中感到快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性情、趣味和胸怀，赋予“快乐”不同的品质，也为“快乐”造就出不同的境界。
古希腊有个著名的命题：如果可以选择，你是愿意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愿意做一只快乐的猪？许多人会宁愿做痛苦的苏格拉底，因为人大概无法在无知地在泥潭里饱足终日的状态中得到真正持久的“快乐”。思考带给人痛苦，但绝不仅仅是“痛苦”，更有一种人对于发展理性的需要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幸福感”。“快乐”不等于自欺欺人，也并不就意味着放弃对不公的抵抗。巴赫金认为笑声才是最自由，最具颠覆性的。“紧皱的眉头、吓人的目光、拧起的皱纹等；这些都是恐惧或恐吓的成分，是准备攻击或防卫，是劝人屈服，是表现无可逃避、必须如此、绝对性、不容争议……必然性是严肃的，而自由则在笑。”[20]“诙谐的背后永远也不会隐藏着暴力……虚伪和欺骗从来不会笑，而戴着严肃的假面……诙谐标志着不是恐惧，而是意识到自己的力量。”[21]身居苦难却能“乐而忘忧”，是对于政治碾压的无所畏惧，对于人生甘苦的坦然释然。快乐可以是淡然一笑，却是充满了力量。
在这里学生意不在援引希腊哲学或巴赫金为《于丹〈论语〉心得》做任何拔高或者辩护，而是想说，诗无达诂。《论语》作为一部经典，简短质朴，却有着丰富的意蕴。孔子有激愤，有失意，有痛苦，亦有喜乐。孔子之悲动人，孔子之乐又何尝不动人。仁者见仁，一千个人眼中也许有一千个孔子。几千年来，孔子的形象不断变化，不同的文人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孔子形象中的诸种元素做了不同的选择性的强调。于丹所讲也许并不高明，也许不甚准确，却也生动简单。“道不远人”，佛家求的是究竟，却也愿为众生开方便法门。一部《论语》展现出非常多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孔子“乐以忘忧”的境界和他“乐”的来源。《于丹〈论语〉心得》以“快乐”为诱饵导人向善，劝人放下对物质得失、人情世故的执念，若能多多少少将处于物质捆绑中的人导向更加丰富的生活，就“实践理性”的意义而言，也不失为功德一件。
经典之为经典，不在于被束之高阁顶礼膜拜，经典从不拒绝人的接近、借用和误读。它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吸引着不同层次的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与它不断地进行对话。它可以包容通俗、浅薄甚至错误的解读，它也不断地吸收养分不断生长，并终将以自己的光辉抖落那些加诸在它身上的伤痕与尘埃。
第三，《于丹〈论语〉心得》倡导人们去“适应日常秩序”，从而被认为是“倡导安于现状，是为政治服务的”。李泽厚认为“《圣经》在西方的重要作用，就是稳定社会、慰安人际。于丹就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这起着同样的作用。宗教并不是坏的，它有稳定社会的积极功能”[22]。于丹的确缺乏质询政府的勇气，或者说于丹原本就意不在于对政府的问题和责任进行针砭拷问。她所倡导的行为方式是否在客观上具有政治的功用？答案是肯定的。然而，我们是不是有必要从政治角度去解析所有文化作品，并作为评判文化作品的核心标准？这是个问题。
政治环境当然对人有十分直接的影响，但政治确实无法为人的“幸福”买单。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寄希望于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达到无限光明和幸福的境地。然而幸福是一种个体的主观的体验，而好的政治制度却恰恰旨在对人的欲望和权力进行平衡和制约，制度本身很难让人感到“幸福”。“最好的”政治制度不过是在历史性的前提下取得暂时的平衡，而对于乌托邦的热望和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却有令人迷狂而万劫不复的危险。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危险的并不是“理想”本身，而是用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方式，在失去理性的迷狂状态下盲目地追求“理想”，是无视人性的限度摈除一切制约的政治狂热。
有论者提出“十博士说于丹有多少错误，说明的只是于丹知识的缺陷。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于思想———幸福快乐确是一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离不开物质”。[23]“财富不一定带来幸福快乐，但是贫穷肯定与快乐幸福无缘。”[24]每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都可以不同，但若以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的视角观之，这样的观点似乎有着浓浓的唯物主义的味道。而于丹“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它有时跟外在的物质生活不见得有紧密的联系”[25]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话语，在政治上有着鲜明的叛逆性格？也不尽然。在很多领域，政治不应当成为终极和唯一的评价标准，比如人性，比如道德。善待父母，反省自己，并不仅仅是“封建伦理”，而是人性良知最基本的体现，具有普世性的意义。无论这些基本价值是否被政治反对或者赞成，都不应该影响它们本身的价值。将道德意识形态化，必然导致道德的滑坡。意识形态有潮起潮落，有反复周折。而以政治之名对道德发起的责难，导致道德绝对价值和绝对地位的崩塌，却是不可逆的，是无法挽回的。在20世纪意识形态反复的震荡之后，人们已经屡屡尝到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苦果。今日的我们，是否还能想象和允许某种即使与政治不无关系，却应当不以意识形态的变化为转移的存在？
细读《心得》我们会发现，于丹在书中尝试引导人们去“适应”的“日常秩序”，更多的是人生的秩序、道德的秩序、心理的秩序。人在世间行走，面对的“现状”和痛苦不止一种。除政治之外，光阴不再的慨叹，生老病死的折磨，利欲与情感不断的纠缠，亲人离世的悲欢离合……使人在生命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苦涩和迷惘。《心得》中所举的许多例子是属于人际关系和心理学范畴的，教人“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26]。于丹倡导的是去面对，尽可能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或者放手，不要长期困扰在人生的遗憾里不能自拔。政治功能并不是《于丹〈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增益家庭感情，弥合夫妻裂痕，化解邻里矛盾，改进代际关系，失意者、厌世者会从中得到心理安抚，迷茫者、碰壁者会从中获得精神慰藉……”[27]这些价值，是它从批判者那里得到的认可。 在《于丹〈论语〉心得》的序言中，易中天记述下柴静采访于丹时的状况。柴静的《穹顶之下》发布时，于丹微博中关于雾霾的评论让人们嘘声一片。面对雾霾，于丹的倡导是“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相对于柴静的主动出击，于丹的反应似乎显得消极无能。有趣的是，柴静的《穹顶之下》也引发了一片争议。其中非常显眼的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柴静被同时指责变相为政府“维稳”，同时也被指为隶属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叛国贼”。这两种声音，实则出于同一种思路。为什么对“环保”“善良”“保持内心的宁静”的倡导会被人以政治的名义质疑、抵触、谴责？政治标准大于一切，这似乎是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的喧嚣杀伐之声。而现在作为历史事件的“文革”已经过去，人们以政治标准衡量一切的强大思维惯性却并未消减。对于政治倾向，似乎人人都可以对他人任意揣测，人人皆可以置喙谩骂。当人们反复追问“谁的道德”“谁是受益者”“为谁而善”时，道德已不再是道德，而成为一个被人在意识形态的壁垒间推来踢去的皮球，被人推卸，与人无关。
面对令人不满的现状，于丹更多的是在强调个体的自省与责任。于丹是否有媚俗的一面，是否有避重就轻的嫌疑？或许有，然而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什么是“俗”，什么是“重”。《大学》讲必先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之后有治国平天下。现如今整个社会弥漫着浮躁的戾气，每天的社会新闻都是无数部恐怖电影。以政治之名肆意谩骂之声甚嚣尘上，而克己复礼，见贤思齐却何其难哉！人关注自身的修养的提升，不应忽视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力和责任。对于政府的监督质询，也不能取代人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对人格完善的自我要求。二者想要并行不悖的前提，是将二者适当分开置于一种有机的结构之中。政治与人生，不能截然分离，也不能混为一谈。
杨早指出，“于丹之所以成为现象，是基于她得到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与读者的认同与拥护。”[28]在“于丹们”成为一种现象的同时，学术界的“倒于”“反于”也已成为一种现象。与《心得》的畅销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此起彼伏的要求“道歉”之声。“《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够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才能在新世纪里重铸辉煌，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和谐。”[29]“面对观众和学者的严肃确切的批评，于丹至今没有一次坦诚认错和改错！”[30]阅读“于丹”固然掺杂着政治和商业运作的痕迹，但对于多数大众而言，是可以舒缓内心“心灵鸡汤”，是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教育。来自学界的指责与嘘声，使对《心得》的阅读变得充满了困惑、压抑和羞耻感。我们口诛笔伐的同时，有没有反躬自问，我们为什么谴责于丹，又是如何谴责的？我们不能容忍的，是“畅销书文化的受益者”“主流强势媒体的受益者”，还是“受益者”？于丹为什么这样红？是中国民众水平低到无法接受更好的作品，还是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真实需求视而不见，无能为力？知识分子关心的，若不是这些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人”，那么究竟关怀何在？
杨念群指出“于丹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火，于丹现象是被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于丹个人背后是中国整体文化的堕落和无奈。”[31]当人们历经政治的涤荡，面临着光怪陆离的世界想要“寻根”，但提供给他们的选择却不多，也并不理想。《于丹〈论语〉心得》里大多是一些“浅显、庸俗的人生励志故事”[32]，并谈不上对《论语》有什么深刻的见解却大得人心，足见现代人对于在历史进程中被切断的文化传统的乡愁与隔阂，足见现代中国人对于文化的“饥渴”[33]，而现代文化产品在给予人心灵的滋润这一点上又是多么贫瘠。
近年来在青年之中，盛行着一种“反鸡汤”，以恶为真的情绪。似乎所有对“真、善、美”“正能量”的倡导都是虚伪的别有用心的；似乎只有宫廷斗争，职场斗争，政治斗争才是真实的。许多人对“心灵鸡汤”嗤之以鼻，许多青年生活颓丧，暮气沉沉。真正的正能量，不是无视困难的盲目冲撞，不是懦弱者的自欺欺人，而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的同时，仍坚持放“希望”一条生路。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中的“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风靡一时，已成为名句，然而问题是知不等于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是什么令“道理”在今天失去了效力？原因恐怕不止一个。然而人们拒绝反省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动辄指责他人，是否就是我们所要倡导的“批判精神”？“于丹现象”的应运而生，表达出人们对于政治的茫然困惑，对于物质的复杂心态，对于知识的好奇与冷漠。在这一场怪相环生的“于丹现象”与“倒于现象”的拉扯中，知识分子究竟在关心什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值得我们深深反思。
注释
[1]徐晋如等：《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进行到底》，天涯论坛http：//bbs.tianya. cn/post-free-870238-1.shtml，2007年3月2日。
[2]张健：《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8日。
[3]季桂起：《于丹现象与经典解读》，《德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4]杨早：《评价于丹：学术规范还是传播法则》，《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陶东风：《于丹们的“赢”和“输”》，《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1日。
[6]钱理群：《为政治服务的“于丹”现象———评〈《论语》心得〉》，http：//www.acriticism.org/article.asp？Newsid=16259&type=1003，2014年12月1日。
[7]于丹：《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5页。
[8]同[7]，第57页。 [9]同[7]，第64页。
[10]同[7]，第65页。
[11]同[7]，第49页。
[12]同[7]，第16页。
[13]同[7]，第94页。
[14]贝淡宁、吴万纬：《〈论语〉的去政治化———〈于丹《论语》心得〉简评》，《读书》2007年第8期。
[15]同[14]。
[16]同[14]。
[17]同[7]，第7页。
[18]同[7]，第43页。
[19]同[7]，第57页。
[20]巴赫金：《论人文学科的哲学基础》，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1]巴赫金：《富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22]同[2]。
[23]启之：《关于于丹“心得”的心得———兼评〈百家讲坛〉及媒介机制》，《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年第9期。
[24]同[23]。
[25]同[7]，第77页。
[26]同[7]，第20页。
[27]同[23]。
[28]同[4]。
[29]同[1]。
[30]肖鹰：《围绕“于丹现象”的是与非》，新浪微博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00a1g.html，2007年5月23日。
[31]陈香、陈洁：《名家之言：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4日。
[32]“用《论语》来给‘心灵鸡汤’加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把《论语》转化为一种消费符号，让听众在误解与妄想中将浅显、庸俗的人生励志故事与古人经典简单对接，从而产生一种虚妄的‘高贵’或‘高雅’的感觉。”同[4]。
[33]任继愈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解读《论语》的著作能成为超级畅销书，这是好事，说明了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有饥渴感。研究和普及《论语》需要各种角色，有人打前站造声势，有人跟进做深入研究，挺好的。于丹的解读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错误，可以讨论批评，百家争鸣总是好的。”同[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