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创投进行差异化竞争
　　去年5月，深创投董事长靳海涛就公开宣称，中国PE的暴利时代要结束了。
　　在接受《经理人》采访时，靳海涛表示，当前的形势并非寒冬，而是暴利过后中国创投业必经的调整洗牌阶段。“经过洗牌之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会告别浮躁与急功近利，投资会更加理性，实力不够的创投机构会淘汰出局，真正专业的创投机构会在持续的创新中赢得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他说。
　　诞生于1999年的深创投，就犹如其全名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
　　借力政府引导基金低成本扩张
　　深创投的创新，最为核心的是其结合国情，构筑在政府引导性创投基金基础上的投资网络。这一网络奠定了深创投今日与众不同的主体业务模式和发展战略，更创造了深创投低成本快速扩张后的规模效应。目前深创投共设立了50支政府引导基金，基金总规模达96.15亿元人民币，涵盖县级、市级、省级、中央级四个层级。
　　这一模式的开端要回溯到2005年。那一年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开始，全流通时代到来。靳海涛感到创投的春天来了。其实，从2004年担任深创投董事长那天起，靳海涛就开始思考，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创新性地找到一条能与资金实力雄厚、模式成熟的国际创投进行差异化竞争的路径。发展政府引导基金的念头跳进了他的脑海。
　　对于深创投而言，发展政府引导基金更是一盘着眼全国的关键性战略棋局。成立之初，深创投就确定了“立足深圳、面向全国”的方针，发展政府引导基金就能依托各地政府来布设网点，显然比独力扩张要更容易，也更节约成本。
　　由于没有现成模式和经验可借鉴，靳海涛从2005年当年就开始摸索具体的商业模式，并与武汉签约进行试点。虽然这次尝试最终没有落地，但是商业模式因此成型。2006年，深创投与苏州等7个地方政府合作成立了政府引导基金。
　　创新性地发展和管理政府引导基金，不仅让深创投实现了低成本扩张，迅速将业务延伸到各地，还解决了创投机构最为头疼的项目源难题。“地方政府最了解当地有什么好的企业，他们会争相主动向深创投推荐项目，这与自己去找项目来源完全不一样，所以深创投从来不缺项目。”
　　而搭建起辐射广大区域的政府引导基金网络，有了与各地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之后，深创投对项目企业的增值服务能力也随之强大起来。靳海涛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投资的某家企业要壮大规模进行异地扩张，这张网络就能实实在在地帮助它解决扩张中的诸多问题。”而地方政府对于优秀企业落户本地更是鼓掌欢迎，这对于当地的招商引资与经济繁荣都是好事一桩。深创投就这样成为一座桥梁，促进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资源优化组合。
　　多渠道管控投资风险
　　在投资决策与风险管控的流程上，深创投也不乏创新之处。针对投资项目的尽职调查，深创投会将反方力量做得异常强大与丰满，以保证最大程度地降低投资风险。与国际通用的委托中介机构做反方调查不同，深创投在内部独立进行这一部分。除了正方的投资经理会在投资项目建议书中解释风险之外，反方还会出具财务核数报告、法律核查报告、研究报告与资本市场估值报告。反方的研究报告在对行业、商业模式、产品等进行深入研究后，除了提出亮点，最关键的是要挑毛病。此外，还有投委会秘书处的专职报告，由专职审核委员来给项目企业挑毛病。
　　与众多创投机构投委会保密进行不同的是，深创投将投委会创造性地向全体员工开放，除了投委会委员外，所有员工都可以自愿参加投委会，听取投资经理的项目报告，并参与讨论，提出自己的意见。靳海涛表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投资项目的风险主要来自道德风险和投资判断的失误，将项目放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讨论与监督，犯这两个错误的几率就会减少。”而这样的会议，对于参会的其他投资经理同时也是一个极好的培训过程，专业水平可以不断得到提高，可谓一举两得。
　　将投资阶段前移
　　靳海涛认为，当前创投业的盈利前景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从过去的低风险高收益演变成低风险中收益，甚至有向中风险中收益转变的趋势。顺应这种变化，深创投在投资策略上也进一步将投资阶段前移。公司甚至规定，投资经理每做一个中期或者后期项目的同时，必须做一个早期项目。“我们鼓励员工做早期项目，并会给予一些优惠政策，评判的标准也跟中后期项目有所差别。”靳海涛说这一方面是有意识地培养员工做早期项目的能力，更关键的是规避估值过高可能产生的风险。
　　与此同时，在视作安身立命之本的增值服务上，深创投也继续创新之路，在资本运营服务、资源整合服务、规范化运作服务与疑难杂症服务等方面发力，搭建综合立体投资服务体系。
　　对具体业务类型，深创投同样在展开各种创新尝试。“深创投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以创投为核心业务，相互配套的综合性投资财团，在创新中一步步筑强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