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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那么，怎样认识我国的政党制度在我国的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甄小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政治经验与政治智慧的结晶。它是中国人民自主创建、“内部生成”的政党制度，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吸纳了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既是历史的选择，更是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这一政党制度，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还是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在凝聚力量，集中智慧，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保持社会稳定，整合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新社会阶层和各种利益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的空前高涨，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使我们面对种种新的矛盾和问题。在社会大变动中，迫切需要一个拥有巨大包容性和强大整合力的政党制度，为各阶级阶层包括新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提供体制内、制度化、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并对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在推动民主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活力和秩序。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种“核心一元性”（共产党领导和共产党执政）与“结构多元性”（多党合作和多党参政）相统一的政党制度，就是一种有利于发挥强大社会整合力和不断增强政治包容力的政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记者:与西方的多党制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点？国外对我国这种政党制度有什么代表性的看法？
甄小英：实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民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但是，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在各国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多党制在全世界呈扩张势头的大背景下，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照搬他国政党制度，造成“水土不服”，产生了持续的政党纷争、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甚至大规模的社会冲突。而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在社会深刻变动的情况下，却始终保持了政治稳定、政党和谐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外关注。国外有文章说，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国内学者也在讨论“中国式民主”或“中国民主模式”。对是否已经形成“中国民主模式”及其内涵等，专家学者们见解不一。但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大家的看法都比较一致。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取决于硬实力，也取决于软实力。纵观历史，民族的振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不仅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伴随着在价值理念方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当然包括丰富民主制度及其实现形式。但是，我们并无意为别国提供一种具体的可照抄照搬的什么模式，包括政党制度模式（实践证明，离开本国实际，照抄照搬他国模式，从来都是不成功的），而是提供一条既吸收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又从本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开创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文明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我们应当倍加爱护和珍惜。但是，在看到这一制度的优势和特点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实现这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大量新情况和新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政党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是坚持好这一制度的关键。
二、适应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变化，自觉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
记者:当前，在社会转型中，怎样实现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甄小英：实现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对于实现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适应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政党制度，一定是一个政治包容力很强的政党制度。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级阶层及利益群体会不断变化，一些政党所依存和代表的阶级阶层或利益群体逐渐衰落，而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兴起。这些政党或者吸纳新的社会阶层成员，扩大或改变自己依靠或代表的社会力量，或者随着原来依靠的社会力量的衰落而衰落甚至退出历史舞台。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精英或者加入原有政党，或者成立代表自身利益的新的政党。如果政党制度的政治包容性强、制度化水平高，各政党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兴衰更替，以适应民主发展的要求，但是，不会破坏政党运行的规则和秩序，一般讲这样的社会比较稳定。反之，新社会势力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要求如果不能在现有政党体制内得到实现，就有可能在体制外进行表达，在体制外成立政党，这往往会打破原有政治秩序，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国外不少国家的政党格局就是随着本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化的，这种适应性变化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各种社会力量兴衰、较量的结果，往往是自发实现的。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我国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格局？
甄小英：我国的政党格局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个“多党派”指的是现在的8个民主党派，当然，中共高层和省市领导与民主党派进行的协商、座谈，还包括无党派人士。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政党制度在上述政党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也在进行着与社会阶级阶层变化相适应的调整，不断增强着我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包容力，以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与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不同，我们的这种适应性调整，不是采取一些政党的衰亡、一些新党的成立，或一些政党的联合或分裂等方式实现的，而是在政党格局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了一种民主党派的数量没变、名称没变，但是，8个参政党的社会基础、成员结构、性质和任务随着时代和社会变迁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即通过“不变形式变内涵”的方式，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
记者:那么，能否具体谈谈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各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甄小英：建国初期，我国政党制度及其结构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相适应。按照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种经济成分构成。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在我国的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作为自己依靠的阶级基础，并发挥执政党对全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进行整合的功能，在多党合作中，起着领导作用。8个民主党派大多是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先后产生，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中，具有与共产党合作历史的政党，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具有进步性的阶级联盟，代表上述阶级阶层的利益，反映他们的要求，并把经过协商，所形成的统筹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其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中去。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对一些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而又具有民主运动历史的知名人士的称谓，如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李达、吴有训、周谷城等，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社会基础与民主党派相同，具有党派性，发挥着与民主党派大致相同的作用。由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有相当强的政治包容力，使执政的共产党能够通过制度化渠道听取各种意见，较好地整合各阶级阶层利益，制定的政策能够反映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周恩来曾感慨地讲过，参加政务院的会议（有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与党内的会议不同，能够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对思考问题很有启发。我国政党制度内在的包容性，也大大提高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邓小平讲过：“各民主党派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有味。”民主党派具有进步性和广泛性，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在他们代表和联系的社会阶层中的贯彻落实，起了很好的作用。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革中央就提出了首要任务是团结、教育、改造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其中散处在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此外，还有晚清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旧军政人员、旧知识分子，也要根据必要和可能对他们进行一些工作等。
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前，民主党派的主要职能和任务是“参、代、监、改”，即参加国家建设、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代表所联系阶级阶层的利益，反映他们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起监督作用，以利于共产党和国家纠正偏差、减少失误；通过学习和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总的讲，1957年以前，这些功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记者:那么，从1957年以后至“文革”结束，我们各民主党派的地位、作用和代表性情况如何？
甄小英：1957年“反右”严重扩大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受到了严重伤害，政治上不大敢讲话了，组织发展也陷于停滞，重要任务是组织成员进行思想改造。“文革”中，民主党派都停止了活动，多党合作制度名存实亡。为什么我国存在多年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文革”中很轻易地就被摧垮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除了极“左”路线的影响外，深层的原因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逐步实行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党派赖以存在的传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被摧毁了，他们的地位、作用和代表性也必然大大下降。虽然我们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由于对我国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从保持和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性，实现多党合作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深入研究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成员结构、性质、任务应该如何随着我国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更没有采取实际步骤进行调整。
记者:我们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作出了新判断，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对于民主党派有什么新的概括？
甄小英：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讲话中，对民主党派性质做了新的概括：“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同年10月，各民主党派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都根据这一科学判断，对各自的性质进行了重新规定。1983年11月，各民主党派中央举行座谈会，通过协商，形成《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座谈会纪要》，确定了各党派发展成员的重点分工，根据实际情况，对个别党派的发展范围进行了调整。这是根据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通过“形式不变内涵变”的方式，平稳有序地成功地实现了各民主党派适应社会结构变化的历史性调整，恢复、增强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民主党派不仅恢复了活动，而且成员数量也得到快速增长。1988年底，各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由1979年时的6.5万人，上升为29.7万人。1989年底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党派是参政党。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
记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出现了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一些新社会阶层。党的文件中对这些新社会阶层在政治上有何界定？
甄小英：中共十六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将新社会阶层，明确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增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在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十六大又对党章中发展党员的条件进行了修改，明确了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符合党章规定条件的也可以入党。2005年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做了更完善的表述：“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同时，首次明确界定了无党派人士是“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这是针对原有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世的越来越少了的现实，根据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为“无党派人士”内涵注入了时代的新内容，并明确了无党派人士在多党合作中的地位、职能和作用。无党派人士，虽然不是政党，但在实践中也发挥着一定的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等功能。这些与时俱进的变革、发展，使我国的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变化更加适应，对于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为社会各阶级阶层包括不断产生的新社会阶层提供体制内、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是为扩大我国政党制度包容力，推进民主政治发展，所进行的又一次自觉、有序的适应性调整。
三、认真解决当前影响我国政党制度包容力的问题，以实现多党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我国政党制度在适应社会结构变化，增强包容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还存在哪些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甄小英：有两个问题非常值得注意。一是注意解决各民主党派的趋同倾向问题。建国初期，各民主党派共有1万多成员，现已达到70万。其中90%以上都是改革开放后入党的。新成员占绝大多数，与民主党派的历史联系趋于淡化，有些民主党派原有的特点正在弱化。有的民主党派按照1996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组织发展若干问题的座谈纪要，“以协商确定的范围和对象为主”的要求发展成员，比较困难，甚至有的民主党派对其基层组织发展成员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有些基层组织30%的成员是按照确定的范围和对象发展的，70%的成员是从其他范围和对象中发展的，结果形成了“倒三七”。这种状况，造成了各民主党派成员构成交叉重叠，有趋同倾向。此外，有些民主党派只强调其进步性，忽视其广泛性，在发展成员等方面也有与中共趋同倾向。这种趋同倾向，会弱化各民主党派的特色，实际上也会影响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包容力。
记者:该如何解决这种趋同问题呢？
甄小英：我认为，首先，各民主党派应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寻找与时代变迁、社会结构变化的契合点。其次，通过协商，确定各民主党派从新社会阶层发展成员的重点。新社会阶层人数已超过5000万，且政治参与热情很高。各民主党派可进行适当分工，确定对新阶层人员发展的重点，这样在保持历史特色基础上，会逐步形成新特点。第三，在共产党领导下，在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祖国完全统一的实践中，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各自的主动性，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生动活泼地加强自身建设，创造性地开展各种活动，也会逐步形成各自的特色。毛泽东1949年致黄炎培的信中，特别提出“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毛泽东所讲的发挥政党的“主动性”，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从执政党来讲，也需不断提高多党合作的能力，坚持和改善对参政党的领导。共产党对参政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是“向导”、“引导”，是你在前面走，人家愿意跟着你走。领导不同于执政，也区别于一般的管理。我们过去所以发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是与理论上没有正确区分领导与执政的内涵、范围、方式等有关。在对参政党的领导中，也要防止事无巨细，包办代替倾向的发生，要积极支持参政党独立处理内部事务，进一步发挥参政党的主动性。
记者：那么，另一个问题是什么？
甄小英：第二个问题就是注意发挥参政党的利益代表功能。各民主党派是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的参政党，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负有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他们所联系的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的责任。这是参政党的重要特点和优势，也是重要功能。各参政党加强与所代表阶层和群众的联系，及时、准确地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执政党在制定方针政策时才能更好地整合各方面的利益，做到统筹兼顾，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参政党只有很好地发挥利益代表功能，取得所代表阶层和所联系群众的信任，也才能更好地在他们中间宣传贯彻经过民主协商制定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工作。这样不仅可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而且会增强决策的执行力。从现实来看，一些民主党派对代表维护本党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利益，确实重视不够。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分析产生上述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进一步提高民主党派的参政党意识，加强政策引导、制度安排、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参政党工作评估体系，建立激励机制等，采取多种措施，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
■ 责任编辑：袁志平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那么，怎样认识我国的政党制度在我国的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甄小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政治经验与政治智慧的结晶。它是中国人民自主创建、“内部生成”的政党制度，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吸纳了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既是历史的选择，更是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这一政党制度，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还是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在凝聚力量，集中智慧，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保持社会稳定，整合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新社会阶层和各种利益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的空前高涨，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使我们面对种种新的矛盾和问题。在社会大变动中，迫切需要一个拥有巨大包容性和强大整合力的政党制度，为各阶级阶层包括新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提供体制内、制度化、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并对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在推动民主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活力和秩序。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种“核心一元性”（共产党领导和共产党执政）与“结构多元性”（多党合作和多党参政）相统一的政党制度，就是一种有利于发挥强大社会整合力和不断增强政治包容力的政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记者:与西方的多党制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点？国外对我国这种政党制度有什么代表性的看法？
甄小英：实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民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但是，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在各国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多党制在全世界呈扩张势头的大背景下，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照搬他国政党制度，造成“水土不服”，产生了持续的政党纷争、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甚至大规模的社会冲突。而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在社会深刻变动的情况下，却始终保持了政治稳定、政党和谐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外关注。国外有文章说，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国内学者也在讨论“中国式民主”或“中国民主模式”。对是否已经形成“中国民主模式”及其内涵等，专家学者们见解不一。但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大家的看法都比较一致。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取决于硬实力，也取决于软实力。纵观历史，民族的振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不仅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伴随着在价值理念方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当然包括丰富民主制度及其实现形式。但是，我们并无意为别国提供一种具体的可照抄照搬的什么模式，包括政党制度模式（实践证明，离开本国实际，照抄照搬他国模式，从来都是不成功的），而是提供一条既吸收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又从本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开创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文明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我们应当倍加爱护和珍惜。但是，在看到这一制度的优势和特点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实现这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大量新情况和新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政党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是坚持好这一制度的关键。
二、适应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变化，自觉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
记者:当前，在社会转型中，怎样实现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甄小英：实现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对于实现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适应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政党制度，一定是一个政治包容力很强的政党制度。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级阶层及利益群体会不断变化，一些政党所依存和代表的阶级阶层或利益群体逐渐衰落，而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兴起。这些政党或者吸纳新的社会阶层成员，扩大或改变自己依靠或代表的社会力量，或者随着原来依靠的社会力量的衰落而衰落甚至退出历史舞台。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精英或者加入原有政党，或者成立代表自身利益的新的政党。如果政党制度的政治包容性强、制度化水平高，各政党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兴衰更替，以适应民主发展的要求，但是，不会破坏政党运行的规则和秩序，一般讲这样的社会比较稳定。反之，新社会势力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要求如果不能在现有政党体制内得到实现，就有可能在体制外进行表达，在体制外成立政党，这往往会打破原有政治秩序，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国外不少国家的政党格局就是随着本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化的，这种适应性变化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各种社会力量兴衰、较量的结果，往往是自发实现的。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我国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格局？
甄小英：我国的政党格局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个“多党派”指的是现在的8个民主党派，当然，中共高层和省市领导与民主党派进行的协商、座谈，还包括无党派人士。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政党制度在上述政党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也在进行着与社会阶级阶层变化相适应的调整，不断增强着我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包容力，以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与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不同，我们的这种适应性调整，不是采取一些政党的衰亡、一些新党的成立，或一些政党的联合或分裂等方式实现的，而是在政党格局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了一种民主党派的数量没变、名称没变，但是，8个参政党的社会基础、成员结构、性质和任务随着时代和社会变迁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即通过“不变形式变内涵”的方式，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
记者:那么，能否具体谈谈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各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甄小英：建国初期，我国政党制度及其结构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相适应。按照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种经济成分构成。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在我国的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作为自己依靠的阶级基础，并发挥执政党对全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进行整合的功能，在多党合作中，起着领导作用。8个民主党派大多是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先后产生，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中，具有与共产党合作历史的政党，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具有进步性的阶级联盟，代表上述阶级阶层的利益，反映他们的要求，并把经过协商，所形成的统筹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其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中去。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对一些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而又具有民主运动历史的知名人士的称谓，如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李达、吴有训、周谷城等，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社会基础与民主党派相同，具有党派性，发挥着与民主党派大致相同的作用。由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有相当强的政治包容力，使执政的共产党能够通过制度化渠道听取各种意见，较好地整合各阶级阶层利益，制定的政策能够反映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周恩来曾感慨地讲过，参加政务院的会议（有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与党内的会议不同，能够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对思考问题很有启发。我国政党制度内在的包容性，也大大提高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邓小平讲过：“各民主党派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有味。”民主党派具有进步性和广泛性，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在他们代表和联系的社会阶层中的贯彻落实，起了很好的作用。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革中央就提出了首要任务是团结、教育、改造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其中散处在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此外，还有晚清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旧军政人员、旧知识分子，也要根据必要和可能对他们进行一些工作等。
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前，民主党派的主要职能和任务是“参、代、监、改”，即参加国家建设、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代表所联系阶级阶层的利益，反映他们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起监督作用，以利于共产党和国家纠正偏差、减少失误；通过学习和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总的讲，1957年以前，这些功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记者:那么，从1957年以后至“文革”结束，我们各民主党派的地位、作用和代表性情况如何？
甄小英：1957年“反右”严重扩大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受到了严重伤害，政治上不大敢讲话了，组织发展也陷于停滞，重要任务是组织成员进行思想改造。“文革”中，民主党派都停止了活动，多党合作制度名存实亡。为什么我国存在多年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文革”中很轻易地就被摧垮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除了极“左”路线的影响外，深层的原因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逐步实行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党派赖以存在的传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被摧毁了，他们的地位、作用和代表性也必然大大下降。虽然我们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由于对我国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从保持和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性，实现多党合作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深入研究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成员结构、性质、任务应该如何随着我国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更没有采取实际步骤进行调整。
记者:我们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作出了新判断，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对于民主党派有什么新的概括？
甄小英：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讲话中，对民主党派性质做了新的概括：“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同年10月，各民主党派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都根据这一科学判断，对各自的性质进行了重新规定。1983年11月，各民主党派中央举行座谈会，通过协商，形成《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座谈会纪要》，确定了各党派发展成员的重点分工，根据实际情况，对个别党派的发展范围进行了调整。这是根据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通过“形式不变内涵变”的方式，平稳有序地成功地实现了各民主党派适应社会结构变化的历史性调整，恢复、增强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民主党派不仅恢复了活动，而且成员数量也得到快速增长。1988年底，各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由1979年时的6.5万人，上升为29.7万人。1989年底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党派是参政党。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
记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出现了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一些新社会阶层。党的文件中对这些新社会阶层在政治上有何界定？
甄小英：中共十六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将新社会阶层，明确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增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在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十六大又对党章中发展党员的条件进行了修改，明确了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符合党章规定条件的也可以入党。2005年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做了更完善的表述：“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同时，首次明确界定了无党派人士是“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这是针对原有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世的越来越少了的现实，根据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为“无党派人士”内涵注入了时代的新内容，并明确了无党派人士在多党合作中的地位、职能和作用。无党派人士，虽然不是政党，但在实践中也发挥着一定的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等功能。这些与时俱进的变革、发展，使我国的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变化更加适应，对于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为社会各阶级阶层包括不断产生的新社会阶层提供体制内、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是为扩大我国政党制度包容力，推进民主政治发展，所进行的又一次自觉、有序的适应性调整。
三、认真解决当前影响我国政党制度包容力的问题，以实现多党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我国政党制度在适应社会结构变化，增强包容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还存在哪些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甄小英：有两个问题非常值得注意。一是注意解决各民主党派的趋同倾向问题。建国初期，各民主党派共有1万多成员，现已达到70万。其中90%以上都是改革开放后入党的。新成员占绝大多数，与民主党派的历史联系趋于淡化，有些民主党派原有的特点正在弱化。有的民主党派按照1996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组织发展若干问题的座谈纪要，“以协商确定的范围和对象为主”的要求发展成员，比较困难，甚至有的民主党派对其基层组织发展成员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有些基层组织30%的成员是按照确定的范围和对象发展的，70%的成员是从其他范围和对象中发展的，结果形成了“倒三七”。这种状况，造成了各民主党派成员构成交叉重叠，有趋同倾向。此外，有些民主党派只强调其进步性，忽视其广泛性，在发展成员等方面也有与中共趋同倾向。这种趋同倾向，会弱化各民主党派的特色，实际上也会影响多党合作制度的政治包容力。
记者:该如何解决这种趋同问题呢？
甄小英：我认为，首先，各民主党派应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寻找与时代变迁、社会结构变化的契合点。其次，通过协商，确定各民主党派从新社会阶层发展成员的重点。新社会阶层人数已超过5000万，且政治参与热情很高。各民主党派可进行适当分工，确定对新阶层人员发展的重点，这样在保持历史特色基础上，会逐步形成新特点。第三，在共产党领导下，在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祖国完全统一的实践中，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各自的主动性，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生动活泼地加强自身建设，创造性地开展各种活动，也会逐步形成各自的特色。毛泽东1949年致黄炎培的信中，特别提出“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毛泽东所讲的发挥政党的“主动性”，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从执政党来讲，也需不断提高多党合作的能力，坚持和改善对参政党的领导。共产党对参政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是“向导”、“引导”，是你在前面走，人家愿意跟着你走。领导不同于执政，也区别于一般的管理。我们过去所以发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是与理论上没有正确区分领导与执政的内涵、范围、方式等有关。在对参政党的领导中，也要防止事无巨细，包办代替倾向的发生，要积极支持参政党独立处理内部事务，进一步发挥参政党的主动性。
记者：那么，另一个问题是什么？
甄小英：第二个问题就是注意发挥参政党的利益代表功能。各民主党派是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的参政党，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负有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他们所联系的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的责任。这是参政党的重要特点和优势，也是重要功能。各参政党加强与所代表阶层和群众的联系，及时、准确地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执政党在制定方针政策时才能更好地整合各方面的利益，做到统筹兼顾，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参政党只有很好地发挥利益代表功能，取得所代表阶层和所联系群众的信任，也才能更好地在他们中间宣传贯彻经过民主协商制定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工作。这样不仅可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力，而且会增强决策的执行力。从现实来看，一些民主党派对代表维护本党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利益，确实重视不够。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分析产生上述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进一步提高民主党派的参政党意识，加强政策引导、制度安排、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参政党工作评估体系，建立激励机制等，采取多种措施，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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