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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有多么复杂,人生有多么曲折,人心有多么幽微,
有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米兰•昆德拉说,优秀的小说告诉人们,生活与你想象的不一样。
“你看起来蛮快活,为什么作品写得悲凉压抑?”武大文学院教授樊星问过方方。
“一坐在电脑前,我就会想人都会没有的。写这些有什么用?”她回答道。
“有人喜欢你的作品,这就有用。”
方方沉思不语。
6月,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出版了。小说描述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一路与吴佩孚北洋军较量,胜利挺进到武昌城下却严重受阻的情景。上篇写北伐军的攻城,下篇写北洋军的死守。小说的结构颇有来历。2006年,方方先写下篇“守城”,“那里面,我写过陈定一(当时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的人头被挂在司门口。”
时隔4年,她才写起“攻城”。思来想去,她要以这颗人头开场,“它牵扯到一些人的命运。罗以南是目睹这位好友被杀后的惨状,才想去当和尚。”罗以南,是“攻城”的男主人公。
“如果硬要说,或许写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吧。”方方说,“战场上的敌我双方,你死我活,那是战争的需要。抛开这些,他们原是同胞,哪里真有深仇大恨?”攻守双方,她比喻为,就像两个人吵架,各自都认为自己有理,也许一方理多点一方理少点。可是一时之间谁看得清楚?
1926年的夏夜。失魂落魄的罗以南枯坐在宝通寺的七层佛塔上,冥冥中他决定——离开!校园、武昌城、连同噬人怪兽般的万丈红尘。
瞬间,他想起了儿时,一老僧凝视他的眼睛预言,你是有缘人。
2011年8月中旬的某个夏日,黄昏已过。湖北省博物馆旁一间咖啡屋里,灯光昏黄。
方方说,若干年前,汉阳归元寺的昌明大和尚曾对她说,你是有缘人。
“他还说,我的眼睛蛮厉害。”这一刻,她的眼里是坦率。
“如果30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自杀”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那本来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指向一个终结,终结永远是现在。”
出于对诗人艾略特的情有独钟,2000年,方方在小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开篇,引用了《四个四重奏》里的诗句。
那年她还发表了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乌泥湖”,即位于汉口江岸的黑泥湖,那里林立的宿舍群,是方方的“开始”,有她无须识途的“精神家园”。
“写《乌泥湖年谱》,我把我家都贡献出来了。”
方方原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1950年代中期,他们一家人从南京迁徙武汉。
她的父亲,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高级工程师。他满腹才华,精通五国外语,只因出身问题不受重用。郁郁寡欢的父亲每天回家便伏案抄写唐诗宋词,缄默的背影,在儿女们眼中异常厚重。慢慢地,她跟3个哥哥都捧起书来。
1973年9月2日,武汉长江电影院放映内部影片《军阀》。单位给了父亲一张票。父亲不爱看电影,但以为是政治任务,不敢不去。他看到了日本人是怎样杀人的——当年祖父就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电影放映完,父亲剧烈摇晃着走向楼梯口。刚踏下一级阶梯,双腿一软,从楼上一直滚了下去。
邻居赶来报信时,方方正躺在竹床上,读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
就像是一个预言,第二年她就去了一个民办企业“运输合作社”当装卸工,诗人做不成了。当时领导对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她却清楚地知道,男女生理条件不一样,承受的压力也是根本不同的。4年下来,她越来越觉得体力吃不消,情绪也很差。有一天她对同事说,“如果30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自杀。”
幸运的是,1978年,她考上了大学。
她在武大时的同窗好友、现任《读书文摘》主编童志刚逗过她:“那时候你到底扛过大麻包没有?”
“当然扛过!”她硬呛呛顶回去,“还是一百多斤一包!为此我扭伤过腰。在家休息两个月后,我就改拉板车去了。”
“这点我相信。”童志刚说。当年他和方方等数名同学结成诗社。1982年毕业前,方方在《诗刊》上发表了第一首诗《当我拉起板车》,荣获一等奖。
“那首诗感受独特,真情溢露,没有亲身经历和体验肯定写不出来。”他说方方彼时的诗风大气、写实,“这与她的个性不无关系。甚至她的小说,也很少描写男女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题材。”
樊星则说,“方方有部爱情小说名为《桃花灿烂》,就包含了她在拉板车时的一段真实情感体验。同在社会底层挣扎,相恋的男女,女方考上大学,而男方没考上,就闪电般和另一个底层妇女结合了。”
“但我不认为方方早将写作视为志业。至少开始她有点心虚,生怕‘言而无信’。”童志刚想起,一次,方方无意中向同学透露她写小说的意向,“这位‘好事之徒’在诗社的油印刊物上宣称,诗人汪芳已改行写小说,我们不日将能看到云云。”
方方见后,又急又怒,当众撕掉诗刊,“啪”地摔门而去。
终未获奖的小说处女作
方方投给《长江文艺》的第一篇稿,涩涩地碰了壁。
《长江文艺》原资深编辑吴芸真回想起,那小说是写方方的叔叔,早年满怀信仰,加入黄埔军校,解放后饱受冲击。“她在替她叔叔发出感慨,当年以为自己也是为拯救老百姓干了一辈子,没成想到老却成了反革命。”
审稿的编辑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她当着吴芸真的面,对方方直言,稿子情绪不对,调子黯淡。
方方一言不发。最后,“她说不想改,也不好改”。吴芸真笑道,“她那时头脑里缺少政治框框。”
1982年,方方又投了一篇《“大篷车”上》。这次稿子基调明快、人物透明。
她写了“文革”过后,3个精神空虚的城市青年,自嘲“误增国人”,只因看到一个女孩每天坐在大篷车上认真读书,渐渐唤醒了内心对美好事物的真切向往。
“老太太”粗略看过,顺手扔在吴芸真桌上:“我看写得不怎么样。”
吴芸真看得真切,这篇小说初显方方的独特视角,“当年,武汉市有一大批待业青年,无所事事,到处晃荡。她在稿中呼吁人们要改变观念,不要浮于表面裁断他们,要尝试理解他们,挖掘他们身上潜在的光芒。”
她当即把稿件交给主任审阅。“我们有项规定,政治思想突出、主题鲜明的稿件放头条,艺术性强的放二条。主任问我,你看这稿放几条?我说按规定放二条。他说,岂有此理,放头条!”
同年的全国小说评奖中,《“大篷车”上》得票名列第6,最终却名落孙山。评奖会上,一位资深女评委否决了它:小说虽好,小说中的人物说话“流里流气的”。
“人物语言不切合实际身份,还谈什么个性?” 吴芸真替方方不平。
“方方很是苦想了一阵,她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按这位评委教导,以后让作品中人都满口仁义道德。”童志刚揶揄。
现实主义有“风景”可看
鉴于方方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武大破格同意她以小说《啊,朋友》作为毕业论文。但后来她常常对人说,直到4年后发表小说《白梦》时,她才知道怎样写小说。那时她已在湖北电视台担任编导。
《白梦》《白雾》《白驹》合称“三白系列”,在樊星看来,“好似受了现代派思潮的影响,用调侃的笔触写人生的荒诞,实则包含个人因素。”
方方和她的朋友们毫不讳言,“个人因素”是指朋友的背叛。
一个比方方低两届的学妹也从事文学创作。《“大篷车”上》发表时,学妹的一篇小说获得了全国优秀小说奖。两人同赴九寨沟笔会。结果,学妹后来发表小说,把笔会写了进去。她自己化名“天使”,包括方方在内的其他人,“对号入座”,被“露骨粗俗地描绘,辅以虚构情节”。
“‘你的东西……太浅。’文友们吞吞吐吐。‘你怎么总是那么直露!’倒是同学(也就是学妹)来得痛快。”
樊星说,学妹“痛快”的做法促使方方反思、追问:好朋友怎能说伤害就伤害?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瞧不起省里的一些男作家,也从那事起。”方方明言过。
当初,她向“这帮知识分子”倾吐苦水时,有些人空洞地劝她,“这不算什么事,你不要计较。”
她反问其中一位,“那我也对你如法炮制?”
他马上说,千万不要。
“就算是文学创作,也存有做人的是非观。我并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声援。但他们好像事不关己,就一副高高挂起的模样。”
她认为真假知识分子的分别就在于,假知识分子以事情对自己有无利益为标准,真知识分子以事情对社会进步、文明发展有无利益为标准。
在《白梦》里,方方除了表达对人性的极度困惑、绝望之外,又怎样对“天使”以牙还牙呢?
她借在电视台工作的“家伙”之口肆意嘲讽,“最佩服苇儿在名流作家面前能像熊猫一样单纯、天真且憨态可掬,……家伙觉得这样干挺要勇气,有几回想学学,终是拿不出手。……不过凭着苇儿这副纯洁可爱的天使模样,国家级评奖若不给苇儿一个,简直可以说有人昧了良心。”
方方坦言,那次创作中的宣泄倒是奠定了她以后的创作心态,“不再执著于什么凝重、飘逸、柔美的风格,而是写自己心中所想,怎么舒服怎么写。”
“梦”过后,“我突然清醒了,你已不再是大学生了,不再天真烂漫了。我知道自己作品的弱项和位置了。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对人生的一些理解,就好像一下子隔着的一层纸给捅破了。”
1987年,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评论界誉为拉开“新写实主义”的序幕。
作家徐迟曾赞叹:“方方从《“大篷车”上》到《风景》是一次质的飞跃。意味她已经跳下大篷车,跃上了风景线。”
这道“风景线”里,方方化作“我”——“我”生下不到16天便夭折,被父亲葬于窗下,在老武汉的贫民区,铁路外的河南棚子,一间11平米的板壁房里,与粗暴蛮横的码头工父亲、风骚无知的搬运工母亲朝夕相处,“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
“我料准她是一块写小说的料子。”吴芸真很得意。
一次,在回汉口的轮渡上,方方和她聊起,她原本还有一个哥哥,一两岁时夭折,令父母十分伤心。“我说这样也好,他在天上俯瞰人间万物。一切悲欢离合,他都知道。但他不会动心了,他已经置身世外了。”方方当时怔了一下。这话对别人也许是白说,她却装进了心里,融入了构思。
她当年的装卸工经历派上了用场。“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与劳动方式有关。他们是个体劳动者,一条线地想问题。工人与不同他们,工人的劳动必须要集体合作,所以会表现出仗义、粗犷的一面。”“正是基于四年的装卸工生涯,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父亲’、‘母亲’和他们的七个儿女这样一群与我全然不同的人。知道他们怎样生活,如何处事,怎样为人。其实在‘河南棚子’,‘父亲’一家实在是普通不过的一个家庭。”
“《风景》里,方方强调社会底层表现出的不道德,恰恰源于社会没有创造道德的环境。”樊星剖析道。方方一语中的,该谴责的是生长不道德的土壤。
采访13个杀人犯
1980年代的某次诗会上,方方即席发言:一些老诗人写诗已经丧失激情,不要再占着宝座不放,让青年诗人写吧,青年人难有一席之地。
一位老诗人心生不悦,“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不久另一位老作家特意把方方找去谈话。“他们发现方方确实能写,性格坦率,都挺喜欢她。就想让她进作协。”但方方反而因为这件事变得更谨慎。1989年她才正式调入省作协,专事写作。
“作家不是白天写多少万字,晚上去打麻将。反复推敲,反复琢磨,你是要付出代价的。作协的人都知道,整个院子里,我家的灯是最后熄的。”方方列举成为专业作家之后的辛勤结晶:《行云流水》《行为艺术》《水随天去》《奔跑的火花》《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
后面3部涉猎案件,她尤其喜爱。
“《风景》之后,如果非要对我的创作予以划分,那就是2000年左右我做过一次非常重要的采访,它拓展了我关于人身上很多微妙东西的了解。”
她在《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刻画的黄苏子,让擅长犯罪题材的导演高群书兴趣十足。他正要以写实手法拍摄电视连续剧《命案十三宗》,于是便在电话中竭力游说方方:“你过来吧。别看这13个人是杀人犯。其实本性善良,跟我们的左邻右舍一样。他们犯罪,有的是性格导致,有的是一时冲动。你能采访他们,一定会对你积累素材、挖掘人性有帮助。”
第二天她就到了石家庄。以前她多写社会底层或知识分子,从未长时间接触犯人。看守所里,白炽灯高照,气场滞重得连说话都要喘口气。
她对面的犯人戴着手镣,体格高大,从东北逃到石家庄,相隔10年杀了两户人家,“都是冲突下,冲动杀人”。耐心听着犯人的讲述,她忽然讶异地发现其他人全走开了,只剩下他们共处一室。
“我最初与他们对面而坐时,心里充满了恐惧。采访结束后,没了恐惧,但却心情复杂。这十三人当然是在一大堆的案卷里挑出来的。之所以挑出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出事前,完全跟我们一样,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极其普通的人。他们中的好几个甚至是我们最常见的那种极其懦弱无能的人。但在一念之间,他们失去理智,成了杀人犯。他们改变了别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水随天去》后记中,方方陷入对“宿命”的沉思。
“水下”是那次采访中她印象最深的一个。这是一个英俊的男孩子。他很坦诚地向她讲述他的爱情故事。采访结束时狱警把他送回看守所。他走到门口,突然停下来,转过身问:你见过她是不是?她好不好?她是瘦了还是胖了?她有没有哭?我日里夜里都好想她。我想她想得难过死了。他带着稚气的面孔充满着关切,眼睛里含着泪水。他的话令方方心里堵得慌。写小说时,他的面孔总会蓦然出现在眼前。
在《水在时间之下》中,她感悟道:“人世有多么复杂,人生有多么曲折,人心有多么幽微,有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女人的宿命,女人的史诗
“老早就有人说我的作品不能往下追问,再往下就变成虚无。”已至午夜,方方追索起她1986年后的一系列作品,“都反映着强烈的宿命感”。
“那会儿我才30岁,宿命感却好像与生俱来,总觉得人是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的。”
她的《行为艺术》着力强调一条哲理:眼见未必为实;《断琴口》里,两男一女的情感纠葛,导致其中一人误打误撞死去,徒留一对相爱的无辜男女心灵上留下剪不断理还乱的自责;《过程》里,兢兢业业做刑警、勇于奉献的人,终究没能擒住歹毒的要犯。一心离开警界、另谋生计的人,鬼使神差立下头功;《树树皆秋色》里,中年独身的成功女性,只因一个错打进来的电话,浮想联翩暗自相思。又是同一电话,令她幻灭;《蓝色爱情》里,凶手对为父报仇的警察,有精彩的洞见:对于所有人,你父亲是个好人,对于我他却不是。对于所有人,我也是个好人,但对于你,我也不是。
“方方的作品蕴含了哲思的底蕴。她对于人生的悲剧性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理解,超越了一般女作家的情感性叙事。”樊星特别提及她的《水在时间之下》,“可谓是写一个女人的史诗”。
这部长篇小说中,跳跃的文字,像是裹胁了女主角汉剧艺人水上灯天生的恨——一出生就被命运诅咒,顽强地诅咒、还击命运,终是孑然一身地死去。
又是宿命。
“方方主张女人掌握自己的命运。水上灯为了摆脱贫贱的身世,必须要成为名角。成角后,她在社会上又受到各方势力的挤压。一个女人成名不易。再怎么奋斗,你也不能说她成功了,却也不能说她失败了,就处于中间状态。”樊星说。
相比水上灯,方方倍加怜惜李宝莉——2007年,中篇小说《万箭穿心》中的女主角,“如果她住我家隔壁,我一定天然地会喜欢上她。”
李宝莉就是典型的湖北女人,生性泼辣,勤扒苦做,经营小家庭。她报复出轨的丈夫,以致他自杀。儿子、翁姑对她恨入骨髓,她却依然自赎般供养他们,哪怕卖血也要供儿子上大学。等到儿子毕业,她却被无情地赶出家门。
“一个朋友对我说起,她知道一个卖菜的女人,不知为什么,被儿子从小仇视。每次她都害怕触及儿子那双眼睛,痛苦万分。”方方若有所思,“湖北女人的感情表达大多是比较粗的。泼悍的外表下,却怀有大恨大爱。”
说到女人,又有一个在湖北作家圈盛传的故事。
1990年代初湖北省作协邀请省里和北京的一批作家开讨论会。会上方方与另一知名女作家池莉并排而坐。一位评论家说,“池莉先是女人,后是作家;方方却先是作家,后是女人。”正在做笔记的方方把笔一搁,沉下脸来问,“这话谁说的?”评论家立刻打住,“好好,这话我们以后不提了。”
“作为女人,方方是易动感情的。”吴芸真谈起方方的婚姻。前夫与她结婚前,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男孩。方方第一次去他家时问那孩子,你怎么这么乖?孩子说,奶奶说了,我一定要乖,不然你就不喜欢我爸了,我也就没有妈妈了。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方方,自此对那孩子视如己出。即使和他父亲离婚后,也还在照顾他。”
在医院生下女儿后,“早上没人给我送吃的,我只能每天早上用开水冲一杯牛奶,然后泡上一个冷馒头。……我在如此特别的情况下,我丈夫也要坚守自己的作息时间。……这些对我都是一种伤害,我与他离婚的伏笔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深深地埋下。”
十多年的婚姻终告破裂。
“不让我当了,我也无所谓”
其后,又是另一个领域的不顺意。
1990年代中期,“为联手老同学,一起干点实事”,方方与童志刚、吴芸真等人,对《长江》丛刊进行彻底改革,创办月刊《今日名流》。创刊过程中,因为理念不合,童志刚中途退出,一度与方方断了往来。
2001年,他听说《今日名流》因发表某篇文章“惹恼上层人物”,犯下“严重政治错误”,被出版管理部门勒令停刊。以他对方方个性的了解,当时,“她的愤怒一定会大于伤心,好像被人欺负了一样”。
老作家汪洋说,2003年作家们就力推方方任作协主席,可是意见达不成统一。下一届又没能轮上她。2007年,方方当选,却是不驻会主席。“这相当于她虽干主席的工作,却没有相应的待遇。因为是不驻会主席,她的工作意见便难被上面采纳。有时她想开展一些文学活动都会很难。我曾找党支部聊过,让她随便交一份申请书,以便参加党组活动。她却因为不喜欢里面有些人不愿写。这样党组会也就理直气壮地不让她参加。”
但她还是率性直言,“记者问我上任时,最想做什么。我临时抱佛脚,就说应该帮助青年作家,帮助基层作家,帮助女作家。”
“我本来就不愿当这个主席。作家们说,你千万要当,不然来个坏蛋当,我们可受不了。我想,要是那样我也受不了。好!我当!”
“坐上这个位置,就要凭良心说话。万一这样,不让我当了,我也无所谓。作家首先是看其作品好不好,而不是看他当不当主席。”
率真、知识分子气、超越——末了,樊星这样总结方方和她的小说。
“她是一个思考型的作家,即使写最平实的故事,也希望让人从中悟到一些生活的哲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当她的创作越想向生活的纵深发展时,她的哲理升腾力就渐显不足。”当年的论文指导老师陈美兰这样认为。
“写作的时候,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两年前的访谈中,方方自述。那一刻,她的眼里透射出的却是湖北女人的慧黠、干练,风风火火。
有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米兰•昆德拉说,优秀的小说告诉人们,生活与你想象的不一样。
“你看起来蛮快活,为什么作品写得悲凉压抑?”武大文学院教授樊星问过方方。
“一坐在电脑前,我就会想人都会没有的。写这些有什么用?”她回答道。
“有人喜欢你的作品,这就有用。”
方方沉思不语。
6月,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出版了。小说描述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一路与吴佩孚北洋军较量,胜利挺进到武昌城下却严重受阻的情景。上篇写北伐军的攻城,下篇写北洋军的死守。小说的结构颇有来历。2006年,方方先写下篇“守城”,“那里面,我写过陈定一(当时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的人头被挂在司门口。”
时隔4年,她才写起“攻城”。思来想去,她要以这颗人头开场,“它牵扯到一些人的命运。罗以南是目睹这位好友被杀后的惨状,才想去当和尚。”罗以南,是“攻城”的男主人公。
“如果硬要说,或许写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吧。”方方说,“战场上的敌我双方,你死我活,那是战争的需要。抛开这些,他们原是同胞,哪里真有深仇大恨?”攻守双方,她比喻为,就像两个人吵架,各自都认为自己有理,也许一方理多点一方理少点。可是一时之间谁看得清楚?
1926年的夏夜。失魂落魄的罗以南枯坐在宝通寺的七层佛塔上,冥冥中他决定——离开!校园、武昌城、连同噬人怪兽般的万丈红尘。
瞬间,他想起了儿时,一老僧凝视他的眼睛预言,你是有缘人。
2011年8月中旬的某个夏日,黄昏已过。湖北省博物馆旁一间咖啡屋里,灯光昏黄。
方方说,若干年前,汉阳归元寺的昌明大和尚曾对她说,你是有缘人。
“他还说,我的眼睛蛮厉害。”这一刻,她的眼里是坦率。
“如果30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自杀”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那本来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指向一个终结,终结永远是现在。”
出于对诗人艾略特的情有独钟,2000年,方方在小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开篇,引用了《四个四重奏》里的诗句。
那年她还发表了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乌泥湖”,即位于汉口江岸的黑泥湖,那里林立的宿舍群,是方方的“开始”,有她无须识途的“精神家园”。
“写《乌泥湖年谱》,我把我家都贡献出来了。”
方方原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1950年代中期,他们一家人从南京迁徙武汉。
她的父亲,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高级工程师。他满腹才华,精通五国外语,只因出身问题不受重用。郁郁寡欢的父亲每天回家便伏案抄写唐诗宋词,缄默的背影,在儿女们眼中异常厚重。慢慢地,她跟3个哥哥都捧起书来。
1973年9月2日,武汉长江电影院放映内部影片《军阀》。单位给了父亲一张票。父亲不爱看电影,但以为是政治任务,不敢不去。他看到了日本人是怎样杀人的——当年祖父就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电影放映完,父亲剧烈摇晃着走向楼梯口。刚踏下一级阶梯,双腿一软,从楼上一直滚了下去。
邻居赶来报信时,方方正躺在竹床上,读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
就像是一个预言,第二年她就去了一个民办企业“运输合作社”当装卸工,诗人做不成了。当时领导对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她却清楚地知道,男女生理条件不一样,承受的压力也是根本不同的。4年下来,她越来越觉得体力吃不消,情绪也很差。有一天她对同事说,“如果30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自杀。”
幸运的是,1978年,她考上了大学。
她在武大时的同窗好友、现任《读书文摘》主编童志刚逗过她:“那时候你到底扛过大麻包没有?”
“当然扛过!”她硬呛呛顶回去,“还是一百多斤一包!为此我扭伤过腰。在家休息两个月后,我就改拉板车去了。”
“这点我相信。”童志刚说。当年他和方方等数名同学结成诗社。1982年毕业前,方方在《诗刊》上发表了第一首诗《当我拉起板车》,荣获一等奖。
“那首诗感受独特,真情溢露,没有亲身经历和体验肯定写不出来。”他说方方彼时的诗风大气、写实,“这与她的个性不无关系。甚至她的小说,也很少描写男女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题材。”
樊星则说,“方方有部爱情小说名为《桃花灿烂》,就包含了她在拉板车时的一段真实情感体验。同在社会底层挣扎,相恋的男女,女方考上大学,而男方没考上,就闪电般和另一个底层妇女结合了。”
“但我不认为方方早将写作视为志业。至少开始她有点心虚,生怕‘言而无信’。”童志刚想起,一次,方方无意中向同学透露她写小说的意向,“这位‘好事之徒’在诗社的油印刊物上宣称,诗人汪芳已改行写小说,我们不日将能看到云云。”
方方见后,又急又怒,当众撕掉诗刊,“啪”地摔门而去。
终未获奖的小说处女作
方方投给《长江文艺》的第一篇稿,涩涩地碰了壁。
《长江文艺》原资深编辑吴芸真回想起,那小说是写方方的叔叔,早年满怀信仰,加入黄埔军校,解放后饱受冲击。“她在替她叔叔发出感慨,当年以为自己也是为拯救老百姓干了一辈子,没成想到老却成了反革命。”
审稿的编辑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她当着吴芸真的面,对方方直言,稿子情绪不对,调子黯淡。
方方一言不发。最后,“她说不想改,也不好改”。吴芸真笑道,“她那时头脑里缺少政治框框。”
1982年,方方又投了一篇《“大篷车”上》。这次稿子基调明快、人物透明。
她写了“文革”过后,3个精神空虚的城市青年,自嘲“误增国人”,只因看到一个女孩每天坐在大篷车上认真读书,渐渐唤醒了内心对美好事物的真切向往。
“老太太”粗略看过,顺手扔在吴芸真桌上:“我看写得不怎么样。”
吴芸真看得真切,这篇小说初显方方的独特视角,“当年,武汉市有一大批待业青年,无所事事,到处晃荡。她在稿中呼吁人们要改变观念,不要浮于表面裁断他们,要尝试理解他们,挖掘他们身上潜在的光芒。”
她当即把稿件交给主任审阅。“我们有项规定,政治思想突出、主题鲜明的稿件放头条,艺术性强的放二条。主任问我,你看这稿放几条?我说按规定放二条。他说,岂有此理,放头条!”
同年的全国小说评奖中,《“大篷车”上》得票名列第6,最终却名落孙山。评奖会上,一位资深女评委否决了它:小说虽好,小说中的人物说话“流里流气的”。
“人物语言不切合实际身份,还谈什么个性?” 吴芸真替方方不平。
“方方很是苦想了一阵,她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按这位评委教导,以后让作品中人都满口仁义道德。”童志刚揶揄。
现实主义有“风景”可看
鉴于方方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武大破格同意她以小说《啊,朋友》作为毕业论文。但后来她常常对人说,直到4年后发表小说《白梦》时,她才知道怎样写小说。那时她已在湖北电视台担任编导。
《白梦》《白雾》《白驹》合称“三白系列”,在樊星看来,“好似受了现代派思潮的影响,用调侃的笔触写人生的荒诞,实则包含个人因素。”
方方和她的朋友们毫不讳言,“个人因素”是指朋友的背叛。
一个比方方低两届的学妹也从事文学创作。《“大篷车”上》发表时,学妹的一篇小说获得了全国优秀小说奖。两人同赴九寨沟笔会。结果,学妹后来发表小说,把笔会写了进去。她自己化名“天使”,包括方方在内的其他人,“对号入座”,被“露骨粗俗地描绘,辅以虚构情节”。
“‘你的东西……太浅。’文友们吞吞吐吐。‘你怎么总是那么直露!’倒是同学(也就是学妹)来得痛快。”
樊星说,学妹“痛快”的做法促使方方反思、追问:好朋友怎能说伤害就伤害?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瞧不起省里的一些男作家,也从那事起。”方方明言过。
当初,她向“这帮知识分子”倾吐苦水时,有些人空洞地劝她,“这不算什么事,你不要计较。”
她反问其中一位,“那我也对你如法炮制?”
他马上说,千万不要。
“就算是文学创作,也存有做人的是非观。我并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声援。但他们好像事不关己,就一副高高挂起的模样。”
她认为真假知识分子的分别就在于,假知识分子以事情对自己有无利益为标准,真知识分子以事情对社会进步、文明发展有无利益为标准。
在《白梦》里,方方除了表达对人性的极度困惑、绝望之外,又怎样对“天使”以牙还牙呢?
她借在电视台工作的“家伙”之口肆意嘲讽,“最佩服苇儿在名流作家面前能像熊猫一样单纯、天真且憨态可掬,……家伙觉得这样干挺要勇气,有几回想学学,终是拿不出手。……不过凭着苇儿这副纯洁可爱的天使模样,国家级评奖若不给苇儿一个,简直可以说有人昧了良心。”
方方坦言,那次创作中的宣泄倒是奠定了她以后的创作心态,“不再执著于什么凝重、飘逸、柔美的风格,而是写自己心中所想,怎么舒服怎么写。”
“梦”过后,“我突然清醒了,你已不再是大学生了,不再天真烂漫了。我知道自己作品的弱项和位置了。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对人生的一些理解,就好像一下子隔着的一层纸给捅破了。”
1987年,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评论界誉为拉开“新写实主义”的序幕。
作家徐迟曾赞叹:“方方从《“大篷车”上》到《风景》是一次质的飞跃。意味她已经跳下大篷车,跃上了风景线。”
这道“风景线”里,方方化作“我”——“我”生下不到16天便夭折,被父亲葬于窗下,在老武汉的贫民区,铁路外的河南棚子,一间11平米的板壁房里,与粗暴蛮横的码头工父亲、风骚无知的搬运工母亲朝夕相处,“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
“我料准她是一块写小说的料子。”吴芸真很得意。
一次,在回汉口的轮渡上,方方和她聊起,她原本还有一个哥哥,一两岁时夭折,令父母十分伤心。“我说这样也好,他在天上俯瞰人间万物。一切悲欢离合,他都知道。但他不会动心了,他已经置身世外了。”方方当时怔了一下。这话对别人也许是白说,她却装进了心里,融入了构思。
她当年的装卸工经历派上了用场。“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与劳动方式有关。他们是个体劳动者,一条线地想问题。工人与不同他们,工人的劳动必须要集体合作,所以会表现出仗义、粗犷的一面。”“正是基于四年的装卸工生涯,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父亲’、‘母亲’和他们的七个儿女这样一群与我全然不同的人。知道他们怎样生活,如何处事,怎样为人。其实在‘河南棚子’,‘父亲’一家实在是普通不过的一个家庭。”
“《风景》里,方方强调社会底层表现出的不道德,恰恰源于社会没有创造道德的环境。”樊星剖析道。方方一语中的,该谴责的是生长不道德的土壤。
采访13个杀人犯
1980年代的某次诗会上,方方即席发言:一些老诗人写诗已经丧失激情,不要再占着宝座不放,让青年诗人写吧,青年人难有一席之地。
一位老诗人心生不悦,“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不久另一位老作家特意把方方找去谈话。“他们发现方方确实能写,性格坦率,都挺喜欢她。就想让她进作协。”但方方反而因为这件事变得更谨慎。1989年她才正式调入省作协,专事写作。
“作家不是白天写多少万字,晚上去打麻将。反复推敲,反复琢磨,你是要付出代价的。作协的人都知道,整个院子里,我家的灯是最后熄的。”方方列举成为专业作家之后的辛勤结晶:《行云流水》《行为艺术》《水随天去》《奔跑的火花》《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
后面3部涉猎案件,她尤其喜爱。
“《风景》之后,如果非要对我的创作予以划分,那就是2000年左右我做过一次非常重要的采访,它拓展了我关于人身上很多微妙东西的了解。”
她在《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刻画的黄苏子,让擅长犯罪题材的导演高群书兴趣十足。他正要以写实手法拍摄电视连续剧《命案十三宗》,于是便在电话中竭力游说方方:“你过来吧。别看这13个人是杀人犯。其实本性善良,跟我们的左邻右舍一样。他们犯罪,有的是性格导致,有的是一时冲动。你能采访他们,一定会对你积累素材、挖掘人性有帮助。”
第二天她就到了石家庄。以前她多写社会底层或知识分子,从未长时间接触犯人。看守所里,白炽灯高照,气场滞重得连说话都要喘口气。
她对面的犯人戴着手镣,体格高大,从东北逃到石家庄,相隔10年杀了两户人家,“都是冲突下,冲动杀人”。耐心听着犯人的讲述,她忽然讶异地发现其他人全走开了,只剩下他们共处一室。
“我最初与他们对面而坐时,心里充满了恐惧。采访结束后,没了恐惧,但却心情复杂。这十三人当然是在一大堆的案卷里挑出来的。之所以挑出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出事前,完全跟我们一样,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极其普通的人。他们中的好几个甚至是我们最常见的那种极其懦弱无能的人。但在一念之间,他们失去理智,成了杀人犯。他们改变了别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水随天去》后记中,方方陷入对“宿命”的沉思。
“水下”是那次采访中她印象最深的一个。这是一个英俊的男孩子。他很坦诚地向她讲述他的爱情故事。采访结束时狱警把他送回看守所。他走到门口,突然停下来,转过身问:你见过她是不是?她好不好?她是瘦了还是胖了?她有没有哭?我日里夜里都好想她。我想她想得难过死了。他带着稚气的面孔充满着关切,眼睛里含着泪水。他的话令方方心里堵得慌。写小说时,他的面孔总会蓦然出现在眼前。
在《水在时间之下》中,她感悟道:“人世有多么复杂,人生有多么曲折,人心有多么幽微,有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女人的宿命,女人的史诗
“老早就有人说我的作品不能往下追问,再往下就变成虚无。”已至午夜,方方追索起她1986年后的一系列作品,“都反映着强烈的宿命感”。
“那会儿我才30岁,宿命感却好像与生俱来,总觉得人是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的。”
她的《行为艺术》着力强调一条哲理:眼见未必为实;《断琴口》里,两男一女的情感纠葛,导致其中一人误打误撞死去,徒留一对相爱的无辜男女心灵上留下剪不断理还乱的自责;《过程》里,兢兢业业做刑警、勇于奉献的人,终究没能擒住歹毒的要犯。一心离开警界、另谋生计的人,鬼使神差立下头功;《树树皆秋色》里,中年独身的成功女性,只因一个错打进来的电话,浮想联翩暗自相思。又是同一电话,令她幻灭;《蓝色爱情》里,凶手对为父报仇的警察,有精彩的洞见:对于所有人,你父亲是个好人,对于我他却不是。对于所有人,我也是个好人,但对于你,我也不是。
“方方的作品蕴含了哲思的底蕴。她对于人生的悲剧性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理解,超越了一般女作家的情感性叙事。”樊星特别提及她的《水在时间之下》,“可谓是写一个女人的史诗”。
这部长篇小说中,跳跃的文字,像是裹胁了女主角汉剧艺人水上灯天生的恨——一出生就被命运诅咒,顽强地诅咒、还击命运,终是孑然一身地死去。
又是宿命。
“方方主张女人掌握自己的命运。水上灯为了摆脱贫贱的身世,必须要成为名角。成角后,她在社会上又受到各方势力的挤压。一个女人成名不易。再怎么奋斗,你也不能说她成功了,却也不能说她失败了,就处于中间状态。”樊星说。
相比水上灯,方方倍加怜惜李宝莉——2007年,中篇小说《万箭穿心》中的女主角,“如果她住我家隔壁,我一定天然地会喜欢上她。”
李宝莉就是典型的湖北女人,生性泼辣,勤扒苦做,经营小家庭。她报复出轨的丈夫,以致他自杀。儿子、翁姑对她恨入骨髓,她却依然自赎般供养他们,哪怕卖血也要供儿子上大学。等到儿子毕业,她却被无情地赶出家门。
“一个朋友对我说起,她知道一个卖菜的女人,不知为什么,被儿子从小仇视。每次她都害怕触及儿子那双眼睛,痛苦万分。”方方若有所思,“湖北女人的感情表达大多是比较粗的。泼悍的外表下,却怀有大恨大爱。”
说到女人,又有一个在湖北作家圈盛传的故事。
1990年代初湖北省作协邀请省里和北京的一批作家开讨论会。会上方方与另一知名女作家池莉并排而坐。一位评论家说,“池莉先是女人,后是作家;方方却先是作家,后是女人。”正在做笔记的方方把笔一搁,沉下脸来问,“这话谁说的?”评论家立刻打住,“好好,这话我们以后不提了。”
“作为女人,方方是易动感情的。”吴芸真谈起方方的婚姻。前夫与她结婚前,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男孩。方方第一次去他家时问那孩子,你怎么这么乖?孩子说,奶奶说了,我一定要乖,不然你就不喜欢我爸了,我也就没有妈妈了。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方方,自此对那孩子视如己出。即使和他父亲离婚后,也还在照顾他。”
在医院生下女儿后,“早上没人给我送吃的,我只能每天早上用开水冲一杯牛奶,然后泡上一个冷馒头。……我在如此特别的情况下,我丈夫也要坚守自己的作息时间。……这些对我都是一种伤害,我与他离婚的伏笔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深深地埋下。”
十多年的婚姻终告破裂。
“不让我当了,我也无所谓”
其后,又是另一个领域的不顺意。
1990年代中期,“为联手老同学,一起干点实事”,方方与童志刚、吴芸真等人,对《长江》丛刊进行彻底改革,创办月刊《今日名流》。创刊过程中,因为理念不合,童志刚中途退出,一度与方方断了往来。
2001年,他听说《今日名流》因发表某篇文章“惹恼上层人物”,犯下“严重政治错误”,被出版管理部门勒令停刊。以他对方方个性的了解,当时,“她的愤怒一定会大于伤心,好像被人欺负了一样”。
老作家汪洋说,2003年作家们就力推方方任作协主席,可是意见达不成统一。下一届又没能轮上她。2007年,方方当选,却是不驻会主席。“这相当于她虽干主席的工作,却没有相应的待遇。因为是不驻会主席,她的工作意见便难被上面采纳。有时她想开展一些文学活动都会很难。我曾找党支部聊过,让她随便交一份申请书,以便参加党组活动。她却因为不喜欢里面有些人不愿写。这样党组会也就理直气壮地不让她参加。”
但她还是率性直言,“记者问我上任时,最想做什么。我临时抱佛脚,就说应该帮助青年作家,帮助基层作家,帮助女作家。”
“我本来就不愿当这个主席。作家们说,你千万要当,不然来个坏蛋当,我们可受不了。我想,要是那样我也受不了。好!我当!”
“坐上这个位置,就要凭良心说话。万一这样,不让我当了,我也无所谓。作家首先是看其作品好不好,而不是看他当不当主席。”
率真、知识分子气、超越——末了,樊星这样总结方方和她的小说。
“她是一个思考型的作家,即使写最平实的故事,也希望让人从中悟到一些生活的哲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当她的创作越想向生活的纵深发展时,她的哲理升腾力就渐显不足。”当年的论文指导老师陈美兰这样认为。
“写作的时候,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两年前的访谈中,方方自述。那一刻,她的眼里透射出的却是湖北女人的慧黠、干练,风风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