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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市民经济的兴盛，为词作的欣赏与消费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宋代立国之初，由上而下的富贵享乐之风，导致了旧的“君子固穷”观念的崩坏，“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在饮宴推盏中诞生的五代曲子词，逐渐蔓延至市井街巷，成为全社会共同追捧的爱好。具有平民和世俗文化内涵的词体，表现出迥异于诗歌的活力与魅力，受到了无论贫富贵贱的人一致欢迎。
略考宋初词家，可以发现他们基本均属于生活浪漫、性格疏放、感情丰富且酷爱自由的士人。由于宋初词论尚未兴起，在“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宋初词相比后世显得更为世俗活泼，显示出“情”与“俗”的主要面目。词人以性情才气入词，面目各异，而又各擅风流。吟咏艳情，聊佐清欢，成为词体在宋初文化大环境下的首位，同样也是最主要的社会功用。
一、俗文化视域下的游宴娱乐功能
经历长期战乱后，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了中原。在经历短暂的沉寂后，柳永、晏殊、欧阳修、宋祁、张先等活跃在词坛，逐渐进入人才辈出的时期，到真宗之时，天下承平已久，“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成为社会士人普遍的生活价值取向。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人事”条曾记载了晏殊为官时的一则逸事，当时士大夫燕集饮酒相欢，人人习以为常，市楼酒肆皆为筵席之所。但有一日，真宗忽选晏殊为东宫官，众人惊愕，莫知所因。晏殊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
这段文字道出士大夫游宴之事，当时人习以为常，闭门读书者反而甚少，晏殊因此得到了真宗的意外升擢。晏殊向真宗据实奏对，坦然承认自己对游宴的向往，真宗也并不罪人，表明真宗对此也是认可的。在这种统治者亦赞同许可的态度下，宋代士大夫的宴饮往往忘乎所以，通宵达旦。所以修身苦读的晏殊，意外得到赏识。在这样的潮流与风气影响下，士大夫更无顾忌与负担，全力追求行乐之道，于酒酣耳热之后，就要有文字助兴，于是曲子词便大行于世。
南宋《酒边词序》的作者胡寅，在谈及词时道：“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虐浪游戏而已。”在此时宋人的普遍观念中，词仍然只是艳科，从《东京梦华录》《太平广记》《都市纪胜》等文人笔记中，可以看出宋词与歌楼酒馆、亭台舞榭有着密切联系，文人与歌妓的互动，增强了词的调笑功能。士大夫在词上做功夫，即使偶有出格之处，时人也并不以异类相看，与中后期的词论大相径庭。
北宋著名词人潘阆，风流不羁，傲笑王侯，曾为咏潮词《酒泉子》，天下闻名。因此，到南宋有词论家对此加以批评，“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秽亵不可闻之语。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于天下者，犹祖其遗风”，“其蕴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
宋初由于词学批评尚未建立，诗尊词卑的观念尚未得到扭转，词体主要用于声色之娱，所以此时词带有浓重的江湖俗气。柳词在当时可谓极盛，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最集中的体现出宋初词为艳科，协律而歌的本色，“故流俗人尤喜道之”。沈家庄先生在《世俗的文化观念与新聲的价值向度》中道：“宋初宫廷提倡的‘新声’，其区别于‘雅乐’的显著标志，就是‘俗’。在这样的文化观念和音乐价值选择的背景下，出现惊世骇俗的柳永，且其从俗的‘新声’‘大得声称于世’，便是十分合乎逻辑的事了。”五代发展成熟起来的曲子词，在北宋天下初定、欢歌醉舞的时代氛围中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承当起娱宾助兴的功能，表现出“新声”无比新鲜与旺盛的活力。宋初词所反映出的世俗生活，是其区别于正统诗文乃至北宋中后期词作的重要特征。
宋初的词人如柳永、晏殊、欧阳修等人，普遍具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气度和胸襟，既能写出符合道德典范的文章，又能写下充满世俗人情的香艳小词，大胆地表现情与爱。宋代文学既“从俗”，又“趋雅”，可以在宋初就找到源头。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快乐以至娱乐，反映出北宋初年士大夫对人生的新认识。欧阳修《西湖念语》曰：“因翻旧阕之词，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君欢。”道出了文人听曲填词，歌妓唱词劝酒的游戏特征。
二、全新的言情言私功能
晚唐五代士人以“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开发了词的社会功能。西蜀的花间词将女性作为审美对象，使作品包含着一种真情至爱。宋初文人接过了“花间”传统，把词作为内在情感的寄托，发展了词所特有的言情言私功能，以文字传达出他们对爱情与生活的理解，以及带来的失落和悲伤，表现出与诗文道统迥异的审美趣味。
词能成为这种微妙情绪的载体，是因为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更具情感上的感染力，“纯语言之诗更倾向于心灵的独步，而词更倾向于心灵的交流”。宋初词的情感倾诉对象同样多是柔媚女性，这决定了词婉转柔美的言情特质，凡情与事，曲折隐蔽，五七言诗难用语言描述形容，而词能娓娓道来，毫无滞涩，意重情长。故清代宋翔凤解释说：“是以填词之道，补诗境之穷，亦风云之所必至也。”
宋初的词作题材，大抵可分羁旅行役、艳情、都会人文、佳节寿辰、咏物等几大类型。这些词作表现出宋人对个人存在价值的思考。此时文人相比唐代，更为依恋家庭和妻妾，厌倦奔走名禄。如被称为“尤工于羁旅行役”的柳永，在天涯漂泊中感叹“走舟车向北，人人奔名竞利”，因而决心顿开名缰利锁，“醉乡归处，须尽兴，满酌高吟”，在名作《鹤冲天》中，更直接表达了对汲汲于功名的疲惫与厌倦。
在推盏交错中，宋人对歌妓有着深厚感情。宋代歌妓不仅有较高的音乐水平，是词作的演唱者和传播者，而且往往具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能够与人坐而论道。男主人在歌妓身上找到了别处难觅的知音之感。柳永《迷仙引》描写了女主人公风尘中的凄惨经历，感慨青春易逝，同时抒发了女主人公从良的愿望，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这个愿望其实很难实现，感情越强烈，越反衬出希望渺茫，全词辞浅而情真。
除此之外，宋初词人对欢乐之后，时光与生命本质的思考，也超出了花间词派吟风弄月的藩篱，拥有了前者缺乏的深沉而隽永的哲学气质。这种欢乐之中的忧患意识，晏殊词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于古至今富贵享乐者，未有如晏殊于安乐中如此忧虑人生者。通读《珠玉词》，词人常有“一向年光有限身”、“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浮生岂得常年少”的感慨。这些词表现出晏殊对生命有限或无限的思考。这不能单纯理解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是词人对人生聚散无常的惋惜和留恋。
清人吴衡照指出：“生日献词，始于宋时。”从现存资料发现，宋人最早写作寿词的，当推晏殊。《全宋词》出现“寿”字的频率多达4230次。与唐人相比，宋人祝寿之作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了，而且宋人对于生命和个体价值的认知，往往最后落到及时行乐的跟脚上。从北宋初年到中后期，乃至南宋，祝寿之词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凸显了宋人对人生、时间和死亡的思考。
陈廷焯先生在《白雨斋词话》中道：“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宋初文人濡染花间，纵情任性，词家如欧阳修、晏殊等沿袭花间以来“男子而作闺音”的传统，词作虽仍有花间遗风，但诸体皆备，展示了全新的情感世界，北宋中后期的流派皆能在宋初找到源头，可谓实已初具“一代文学之胜”的规模。
总之，在北宋初年享乐的社会风气下，文人的个性与爱好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与保护，在歌舞亭榭中，宋词娱乐、言私言情和社交的功能得到了极大地发挥，词人以性情才气入词，不同词人的词作或婉约，或雄壮，面目各异，而又各擅风流。宋初士大夫将词定位在游戏文字、吟咏性情上，词咏艳情，是宋初文化大环境所趋，乃人情自然。吴处厚云：“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也。”他接着解释道：“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吴处厚已经看到了宋词言“情”与言“俗”的文学特征，并且提出了词体应当收束有度的看法。
宋初词人对词的随意态度带来的弊端，早已有人批评指出。俗词，尤其是艳词，成为北宋词论家争论的焦点，柳词更是众矢之的，王灼斥之为“野狐禅”。其实北宋初年词虽不为人重视，但因为性格、身份、认知的差异，柳词同样受到了很多人的抵制。清人谢章铤认为“蔓延绮靡，词之正宗，安能尽以铁板铜琵相律”，但在词体的雅俗问题上明确提出：“惟其艳而淫而浇而俗而秽，则立绝之。”王国维云：“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这些词论说明了宋初之后，随着词体文学地位的上升，士大夫对词渐渐改变了最初的游戏心态，词的雅化成为共识，“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词遂为文章之一种”，词反而逐渐失去了宋初“情”与“俗”的最初面目了。
基金项目：该论文为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2021年度科研项目成果（RWZZ2021-0102）。
略考宋初词家，可以发现他们基本均属于生活浪漫、性格疏放、感情丰富且酷爱自由的士人。由于宋初词论尚未兴起，在“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宋初词相比后世显得更为世俗活泼，显示出“情”与“俗”的主要面目。词人以性情才气入词，面目各异，而又各擅风流。吟咏艳情，聊佐清欢，成为词体在宋初文化大环境下的首位，同样也是最主要的社会功用。
一、俗文化视域下的游宴娱乐功能
经历长期战乱后，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了中原。在经历短暂的沉寂后，柳永、晏殊、欧阳修、宋祁、张先等活跃在词坛，逐渐进入人才辈出的时期，到真宗之时，天下承平已久，“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成为社会士人普遍的生活价值取向。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人事”条曾记载了晏殊为官时的一则逸事，当时士大夫燕集饮酒相欢，人人习以为常，市楼酒肆皆为筵席之所。但有一日，真宗忽选晏殊为东宫官，众人惊愕，莫知所因。晏殊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
这段文字道出士大夫游宴之事，当时人习以为常，闭门读书者反而甚少，晏殊因此得到了真宗的意外升擢。晏殊向真宗据实奏对，坦然承认自己对游宴的向往，真宗也并不罪人，表明真宗对此也是认可的。在这种统治者亦赞同许可的态度下，宋代士大夫的宴饮往往忘乎所以，通宵达旦。所以修身苦读的晏殊，意外得到赏识。在这样的潮流与风气影响下，士大夫更无顾忌与负担，全力追求行乐之道，于酒酣耳热之后，就要有文字助兴，于是曲子词便大行于世。
南宋《酒边词序》的作者胡寅，在谈及词时道：“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虐浪游戏而已。”在此时宋人的普遍观念中，词仍然只是艳科，从《东京梦华录》《太平广记》《都市纪胜》等文人笔记中，可以看出宋词与歌楼酒馆、亭台舞榭有着密切联系，文人与歌妓的互动，增强了词的调笑功能。士大夫在词上做功夫，即使偶有出格之处，时人也并不以异类相看，与中后期的词论大相径庭。
北宋著名词人潘阆，风流不羁，傲笑王侯，曾为咏潮词《酒泉子》，天下闻名。因此，到南宋有词论家对此加以批评，“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秽亵不可闻之语。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于天下者，犹祖其遗风”，“其蕴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
宋初由于词学批评尚未建立，诗尊词卑的观念尚未得到扭转，词体主要用于声色之娱，所以此时词带有浓重的江湖俗气。柳词在当时可谓极盛，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最集中的体现出宋初词为艳科，协律而歌的本色，“故流俗人尤喜道之”。沈家庄先生在《世俗的文化观念与新聲的价值向度》中道：“宋初宫廷提倡的‘新声’，其区别于‘雅乐’的显著标志，就是‘俗’。在这样的文化观念和音乐价值选择的背景下，出现惊世骇俗的柳永，且其从俗的‘新声’‘大得声称于世’，便是十分合乎逻辑的事了。”五代发展成熟起来的曲子词，在北宋天下初定、欢歌醉舞的时代氛围中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承当起娱宾助兴的功能，表现出“新声”无比新鲜与旺盛的活力。宋初词所反映出的世俗生活，是其区别于正统诗文乃至北宋中后期词作的重要特征。
宋初的词人如柳永、晏殊、欧阳修等人，普遍具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气度和胸襟，既能写出符合道德典范的文章，又能写下充满世俗人情的香艳小词，大胆地表现情与爱。宋代文学既“从俗”，又“趋雅”，可以在宋初就找到源头。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快乐以至娱乐，反映出北宋初年士大夫对人生的新认识。欧阳修《西湖念语》曰：“因翻旧阕之词，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君欢。”道出了文人听曲填词，歌妓唱词劝酒的游戏特征。
二、全新的言情言私功能
晚唐五代士人以“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开发了词的社会功能。西蜀的花间词将女性作为审美对象，使作品包含着一种真情至爱。宋初文人接过了“花间”传统，把词作为内在情感的寄托，发展了词所特有的言情言私功能，以文字传达出他们对爱情与生活的理解，以及带来的失落和悲伤，表现出与诗文道统迥异的审美趣味。
词能成为这种微妙情绪的载体，是因为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更具情感上的感染力，“纯语言之诗更倾向于心灵的独步，而词更倾向于心灵的交流”。宋初词的情感倾诉对象同样多是柔媚女性，这决定了词婉转柔美的言情特质，凡情与事，曲折隐蔽，五七言诗难用语言描述形容，而词能娓娓道来，毫无滞涩，意重情长。故清代宋翔凤解释说：“是以填词之道，补诗境之穷，亦风云之所必至也。”
宋初的词作题材，大抵可分羁旅行役、艳情、都会人文、佳节寿辰、咏物等几大类型。这些词作表现出宋人对个人存在价值的思考。此时文人相比唐代，更为依恋家庭和妻妾，厌倦奔走名禄。如被称为“尤工于羁旅行役”的柳永，在天涯漂泊中感叹“走舟车向北，人人奔名竞利”，因而决心顿开名缰利锁，“醉乡归处，须尽兴，满酌高吟”，在名作《鹤冲天》中，更直接表达了对汲汲于功名的疲惫与厌倦。
在推盏交错中，宋人对歌妓有着深厚感情。宋代歌妓不仅有较高的音乐水平，是词作的演唱者和传播者，而且往往具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能够与人坐而论道。男主人在歌妓身上找到了别处难觅的知音之感。柳永《迷仙引》描写了女主人公风尘中的凄惨经历，感慨青春易逝，同时抒发了女主人公从良的愿望，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这个愿望其实很难实现，感情越强烈，越反衬出希望渺茫，全词辞浅而情真。
除此之外，宋初词人对欢乐之后，时光与生命本质的思考，也超出了花间词派吟风弄月的藩篱，拥有了前者缺乏的深沉而隽永的哲学气质。这种欢乐之中的忧患意识，晏殊词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于古至今富贵享乐者，未有如晏殊于安乐中如此忧虑人生者。通读《珠玉词》，词人常有“一向年光有限身”、“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浮生岂得常年少”的感慨。这些词表现出晏殊对生命有限或无限的思考。这不能单纯理解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是词人对人生聚散无常的惋惜和留恋。
清人吴衡照指出：“生日献词，始于宋时。”从现存资料发现，宋人最早写作寿词的，当推晏殊。《全宋词》出现“寿”字的频率多达4230次。与唐人相比，宋人祝寿之作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了，而且宋人对于生命和个体价值的认知，往往最后落到及时行乐的跟脚上。从北宋初年到中后期，乃至南宋，祝寿之词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凸显了宋人对人生、时间和死亡的思考。
陈廷焯先生在《白雨斋词话》中道：“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宋初文人濡染花间，纵情任性，词家如欧阳修、晏殊等沿袭花间以来“男子而作闺音”的传统，词作虽仍有花间遗风，但诸体皆备，展示了全新的情感世界，北宋中后期的流派皆能在宋初找到源头，可谓实已初具“一代文学之胜”的规模。
总之，在北宋初年享乐的社会风气下，文人的个性与爱好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与保护，在歌舞亭榭中，宋词娱乐、言私言情和社交的功能得到了极大地发挥，词人以性情才气入词，不同词人的词作或婉约，或雄壮，面目各异，而又各擅风流。宋初士大夫将词定位在游戏文字、吟咏性情上，词咏艳情，是宋初文化大环境所趋，乃人情自然。吴处厚云：“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也。”他接着解释道：“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吴处厚已经看到了宋词言“情”与言“俗”的文学特征，并且提出了词体应当收束有度的看法。
宋初词人对词的随意态度带来的弊端，早已有人批评指出。俗词，尤其是艳词，成为北宋词论家争论的焦点，柳词更是众矢之的，王灼斥之为“野狐禅”。其实北宋初年词虽不为人重视，但因为性格、身份、认知的差异，柳词同样受到了很多人的抵制。清人谢章铤认为“蔓延绮靡，词之正宗，安能尽以铁板铜琵相律”，但在词体的雅俗问题上明确提出：“惟其艳而淫而浇而俗而秽，则立绝之。”王国维云：“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这些词论说明了宋初之后，随着词体文学地位的上升，士大夫对词渐渐改变了最初的游戏心态，词的雅化成为共识，“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词遂为文章之一种”，词反而逐渐失去了宋初“情”与“俗”的最初面目了。
基金项目：该论文为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2021年度科研项目成果（RWZZ2021-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