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前言
核能有多安全？福岛核电站事故引起了各界对于核能未来发展及核能安全的讨论。公众对于核能的关注度也因此有很大的提升。福岛事故发生后，各国各地民众对核能安全都有不同程度的质疑声。由于担心遭受核泄漏及辐射物质的影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民众恐慌抢购食盐的现象。在韩国和日本的反核能示威有明显增多的迹象。核能的未来发展需要公众的支持。公众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能够影响他们对于核能的态度。然而，公众对于核能安全的了解是否清楚？他们是如何取得和掌握与核能安全相关的知识的？还有那些因素决定他们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社会大众由不同的社会群体组成。本研究以韩国大学生群体（20～28岁）为案例，从知识管理的角度，通过实证研究来剖析知识流动与公众的核能安全认知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提高核能相关知识的管理提供有益建议。
二、知识的可得性
知识流动的渠道是知识可得性的前提条件，为公众取得知识提供了可能。当知识流动的渠道越多，知识的可得性便越高。而核能安全知识的可得性与公众对核能安全的认知也有正相关的关系。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在针对韩国年青群体，核能安全知识流动的渠道具有多样性。大众媒体、社交媒体、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都成为核能安全知识的流动和传播的渠道。这些渠道为调查对象提供了多种的有关核能安全的信息和知识。
这些渠道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大众媒体具有信息量大，覆盖面广的特点。除去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报道，核能专家访谈节目以及与核能有关的纪录片等都为公众提供了核能安全的知识。在信息化的时代，网络成为年轻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无线网络，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从网上获取有关信息，例如，在线报纸对事故发展的跟进报道、核能组织机构的官方网页提供的信息资料、相关专家的专栏文章、相关论坛的讨论等。社会关系网络是人们获取可靠和有用信息的常用渠道。而社交媒体的应用使得身处不同地方的联系人可以即时地沟通和交流，成为社会关系网络的进一步扩大和延展。
不同信息交流的渠道所传递的知识的内容也不相同。电视和报纸等大众媒体提供的主要内容为核电站事故的后续发展以及当地政府的应对措施的报道等。政府机构和相关核能组织能够提供更为详尽也更为专业的相关信息和知识。例如，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后果，采取的应急手段和技术措施，对高辐射物质的防范措施，事故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等。在本研究中，大众媒体和社会关系网络是年青群体最常使用的信息渠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取的信息的内容则取决于社会网络的大小以及构成。当受访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大且其中包含核能等相关专业人士，他们得到的知识的内容则比较丰富和多样。这种情况在受访人群中并不多见。大多数的受访者通过社会关系所得到的知识相对单一和重复。这使得他们对核能安全的认知受到局限。
雖然知识的可得性高对于提升社会群体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有帮助，但是这种通过知识流动而建立的认知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当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和知识同时传递给公众时，他们会选择接受哪一种信息和知识呢？当信息和知识提供给社会群体时，他们能否正确解读信息并完全理解这些知识？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处理所有可取得的信息。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人们对核能安全相关信息的搜寻和接收？以下段落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回答。
三、对知识的接受度
在知识传播中，接收者对知识的接受度受到多方面的干扰。首先，接收者是否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影响到他们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当接收者在核能等方面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他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传递给他们的有关核能安全的知识。调查结果表明，大多受访者缺乏核能方面的知识背景，因而导致他们对于相关核能安全的知识（尤其是相对比较专业的、有关技术层面的知识）缺乏接受的能力，同时也缺少搜寻此类知识的意愿及主动性。
其次，在个人经历及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不同的个体及群体保有其看问题的固有角度和固有视点{2}。当他们接触到来自不同环境不同观点的知识时，尤其当这种“新”的知识与自己的固有视点不相容甚至矛盾时，他们不愿意或很难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其结果是对该知识的抗拒和不接受。目前，关于核能安全的知识有不同的“版本”。这些不同版本的知识来自于对问题的看法和角度有根本上的不同。例如，核能机构认为核能是安全、高效、利于环境的；绿色和平组织则认为核能是危险和害性的。当不同观点的有关核能安全的知识都传播给公众时，选择支持和接受哪一种版本的知识就关系到接收者所固有的视点。此外，当知识传播的结果涉及到个人利益时，他们会倾向于选择对自己较为有利的版本。
再者，对知识来源的信任度也会影响公众对于相关知识的接受度。没有信任作为基础，公众自然难以接受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和知识。本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普遍对于来自相关专家及专业人士的信息持信任态度；对于社交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尤其当其来自非自己所熟知的人时，受访者对其持有不信任的态度；对于大众媒体及政府等其他来源的信息的反应则比较错杂。部分受访者对于韩国媒体保持信任的态度，认为媒体在发布消息前的审查工作保证了消息的准确性。也有部分受访者认为一些国外媒体（美国及欧洲国家）相对而言更加客观，而韩国媒体则会因为受到政府的影响不能做到完全独立和客观。对于来自政府的信息则持有信任和不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政府的信息不信任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政府及有关部门过往的处理问题和信息做法的不满，例如，对于公众隐瞒一些小级别的核电事故，处理问题中决策程序不透明等。同时，也有受访者表示对于来自政府的信息和知识表示完全的信任和支持。他们均为男性受访者。这显示出在韩国年青族群中不同性别群体在对于政府信息信任度的差异性。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将在以下部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四、特定群体的文化特性的影响
在知识管理理论中，国家文化及企业文化对知识的分享有一定的影响。文化对于知识分享的兼容性决定文化对于知识分享起支持还是阻碍的作用。因而可以推定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特征对于知识流动也有影响。这一推定在本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强烈。年青一代也是如此。但是，年青一代尤其是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具有鲜明的务实特征。即，在某些状况下，个体的利益会被优先考量。 在当前就业压力大，社会竞争激烈的现实条件下，韩国的年青群体更多关注于就业问题及教育深造等与其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宜上。对于核能问题缺乏关注，因而影响到他们对于核能知识的交流。对于核能安全知识缺乏了解造成他们对于核能安全的判断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在判断中容易受到现有信息的影响。在现有信息中，被大幅度报道的福岛事故及其严峻后果强化了他们对核电事故的印象，因而改变了他们对于核电安全的认知。
此外，“务实的民族主义”{3}在韩国年青人群体中展现出性别差异性。男性青年由于经受义务兵役的锤炼，国家在他们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他们的作为韩国国民的身份认同强烈，自豪感强。他们有更强烈的服从性和对政府较高的支持度。他们对于来自政府的信息持有较高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即使他们不认为核电安全，也会选择支持政府关于核电的政策和决定。这显示出群体文化的影响导致他们在对核电的认知和态度上的一致性的弱化。而这种非一致性在女性被调查对象中并未发现。同时，由于较强的民主主义和国民身份认同，他们也较女性青年更容易接受来自政府的信息和知识。
五、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表明知识流动与公眾对核能安全认知之间的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知识流动的渠道为公众获取相关的知识提供了可能。但是，知识的可得性与增进的核能安全认知之间并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公众的核能安全认知还受到其他认知性因素（认知能力、知识平台、固有观点和视点）和关系性因素（信任关系、身份认同、社会群体的文化特点）相互交错作用的影响。
为提高公众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在知识管理层面，本研究提供以下建议。首先，尽量拓展核能安全知识传播的渠道，让核能安全的相关知识容易被公众获取。其次，在民众中多普及一些有关核能的基本知识，减低公众在认知上的障碍，增强大众对于相关核能安全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再者，让公众了解和意识到核能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相关性，在相关知识的搜寻和获取中化被动为主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和文化，而不同社会群体也有其特有的文化特点。这些文化特点对于知识的搜寻、交流、接受等都具有影响作用。应当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使用不同的方法，提高大众对于核能的关注和了解核能安全的意愿。例如，对于学生群体，在教育教学方面增添相关的课程，邀请专家来举行讲座、公开课，及组织相关论坛等。这些举措都利于加强核能安全知识在学生群体的传播，增强他们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
政府职能部门和核能机构，在处理公共关系时，应当作到信息透明，及时让大众了解事态的发展和所采取的措施，信息管理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有助于提高民众对于职能部门和核能企业的信任。隐瞒情况反而会降低自身的可信度。
当然，信息和知识管理只是增进公众对核能安全认知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当然是改进和加强核能使用的各种安全措施，包括技术层面及管理层面。从过往的历史中总结教训，完善保障核能设备、人员及环境安全的各种应急预案。在核电厂及相关的核能单位，强调安全意识，树立安全第一的企业文化。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杜绝各种安全事故，才能从根本上让民众对核能安全有信心。
注释
{1}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2}Boland Jr.，R.J.and Tenkasi，R.V.（1995）. Perspective Making and Perspective Taking in Communities of Know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6 No.4，pp.350-372.
{3}Park，S.（2007）.Shinsedae： Conservative Attitude of A ‘New Generation’in South Korea and the Impact on the Korean Presidential Election，EWC Insights， vol.2，No.1.
核能有多安全？福岛核电站事故引起了各界对于核能未来发展及核能安全的讨论。公众对于核能的关注度也因此有很大的提升。福岛事故发生后，各国各地民众对核能安全都有不同程度的质疑声。由于担心遭受核泄漏及辐射物质的影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民众恐慌抢购食盐的现象。在韩国和日本的反核能示威有明显增多的迹象。核能的未来发展需要公众的支持。公众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能够影响他们对于核能的态度。然而，公众对于核能安全的了解是否清楚？他们是如何取得和掌握与核能安全相关的知识的？还有那些因素决定他们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社会大众由不同的社会群体组成。本研究以韩国大学生群体（20～28岁）为案例，从知识管理的角度，通过实证研究来剖析知识流动与公众的核能安全认知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提高核能相关知识的管理提供有益建议。
二、知识的可得性
知识流动的渠道是知识可得性的前提条件，为公众取得知识提供了可能。当知识流动的渠道越多，知识的可得性便越高。而核能安全知识的可得性与公众对核能安全的认知也有正相关的关系。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在针对韩国年青群体，核能安全知识流动的渠道具有多样性。大众媒体、社交媒体、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都成为核能安全知识的流动和传播的渠道。这些渠道为调查对象提供了多种的有关核能安全的信息和知识。
这些渠道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大众媒体具有信息量大，覆盖面广的特点。除去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报道，核能专家访谈节目以及与核能有关的纪录片等都为公众提供了核能安全的知识。在信息化的时代，网络成为年轻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无线网络，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从网上获取有关信息，例如，在线报纸对事故发展的跟进报道、核能组织机构的官方网页提供的信息资料、相关专家的专栏文章、相关论坛的讨论等。社会关系网络是人们获取可靠和有用信息的常用渠道。而社交媒体的应用使得身处不同地方的联系人可以即时地沟通和交流，成为社会关系网络的进一步扩大和延展。
不同信息交流的渠道所传递的知识的内容也不相同。电视和报纸等大众媒体提供的主要内容为核电站事故的后续发展以及当地政府的应对措施的报道等。政府机构和相关核能组织能够提供更为详尽也更为专业的相关信息和知识。例如，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后果，采取的应急手段和技术措施，对高辐射物质的防范措施，事故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等。在本研究中，大众媒体和社会关系网络是年青群体最常使用的信息渠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取的信息的内容则取决于社会网络的大小以及构成。当受访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大且其中包含核能等相关专业人士，他们得到的知识的内容则比较丰富和多样。这种情况在受访人群中并不多见。大多数的受访者通过社会关系所得到的知识相对单一和重复。这使得他们对核能安全的认知受到局限。
雖然知识的可得性高对于提升社会群体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有帮助，但是这种通过知识流动而建立的认知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当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和知识同时传递给公众时，他们会选择接受哪一种信息和知识呢？当信息和知识提供给社会群体时，他们能否正确解读信息并完全理解这些知识？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处理所有可取得的信息。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人们对核能安全相关信息的搜寻和接收？以下段落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回答。
三、对知识的接受度
在知识传播中，接收者对知识的接受度受到多方面的干扰。首先，接收者是否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影响到他们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当接收者在核能等方面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他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传递给他们的有关核能安全的知识。调查结果表明，大多受访者缺乏核能方面的知识背景，因而导致他们对于相关核能安全的知识（尤其是相对比较专业的、有关技术层面的知识）缺乏接受的能力，同时也缺少搜寻此类知识的意愿及主动性。
其次，在个人经历及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不同的个体及群体保有其看问题的固有角度和固有视点{2}。当他们接触到来自不同环境不同观点的知识时，尤其当这种“新”的知识与自己的固有视点不相容甚至矛盾时，他们不愿意或很难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其结果是对该知识的抗拒和不接受。目前，关于核能安全的知识有不同的“版本”。这些不同版本的知识来自于对问题的看法和角度有根本上的不同。例如，核能机构认为核能是安全、高效、利于环境的；绿色和平组织则认为核能是危险和害性的。当不同观点的有关核能安全的知识都传播给公众时，选择支持和接受哪一种版本的知识就关系到接收者所固有的视点。此外，当知识传播的结果涉及到个人利益时，他们会倾向于选择对自己较为有利的版本。
再者，对知识来源的信任度也会影响公众对于相关知识的接受度。没有信任作为基础，公众自然难以接受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和知识。本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普遍对于来自相关专家及专业人士的信息持信任态度；对于社交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尤其当其来自非自己所熟知的人时，受访者对其持有不信任的态度；对于大众媒体及政府等其他来源的信息的反应则比较错杂。部分受访者对于韩国媒体保持信任的态度，认为媒体在发布消息前的审查工作保证了消息的准确性。也有部分受访者认为一些国外媒体（美国及欧洲国家）相对而言更加客观，而韩国媒体则会因为受到政府的影响不能做到完全独立和客观。对于来自政府的信息则持有信任和不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政府的信息不信任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政府及有关部门过往的处理问题和信息做法的不满，例如，对于公众隐瞒一些小级别的核电事故，处理问题中决策程序不透明等。同时，也有受访者表示对于来自政府的信息和知识表示完全的信任和支持。他们均为男性受访者。这显示出在韩国年青族群中不同性别群体在对于政府信息信任度的差异性。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将在以下部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四、特定群体的文化特性的影响
在知识管理理论中，国家文化及企业文化对知识的分享有一定的影响。文化对于知识分享的兼容性决定文化对于知识分享起支持还是阻碍的作用。因而可以推定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特征对于知识流动也有影响。这一推定在本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强烈。年青一代也是如此。但是，年青一代尤其是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具有鲜明的务实特征。即，在某些状况下，个体的利益会被优先考量。 在当前就业压力大，社会竞争激烈的现实条件下，韩国的年青群体更多关注于就业问题及教育深造等与其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宜上。对于核能问题缺乏关注，因而影响到他们对于核能知识的交流。对于核能安全知识缺乏了解造成他们对于核能安全的判断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在判断中容易受到现有信息的影响。在现有信息中，被大幅度报道的福岛事故及其严峻后果强化了他们对核电事故的印象，因而改变了他们对于核电安全的认知。
此外，“务实的民族主义”{3}在韩国年青人群体中展现出性别差异性。男性青年由于经受义务兵役的锤炼，国家在他们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他们的作为韩国国民的身份认同强烈，自豪感强。他们有更强烈的服从性和对政府较高的支持度。他们对于来自政府的信息持有较高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即使他们不认为核电安全，也会选择支持政府关于核电的政策和决定。这显示出群体文化的影响导致他们在对核电的认知和态度上的一致性的弱化。而这种非一致性在女性被调查对象中并未发现。同时，由于较强的民主主义和国民身份认同，他们也较女性青年更容易接受来自政府的信息和知识。
五、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表明知识流动与公眾对核能安全认知之间的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知识流动的渠道为公众获取相关的知识提供了可能。但是，知识的可得性与增进的核能安全认知之间并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公众的核能安全认知还受到其他认知性因素（认知能力、知识平台、固有观点和视点）和关系性因素（信任关系、身份认同、社会群体的文化特点）相互交错作用的影响。
为提高公众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在知识管理层面，本研究提供以下建议。首先，尽量拓展核能安全知识传播的渠道，让核能安全的相关知识容易被公众获取。其次，在民众中多普及一些有关核能的基本知识，减低公众在认知上的障碍，增强大众对于相关核能安全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再者，让公众了解和意识到核能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相关性，在相关知识的搜寻和获取中化被动为主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和文化，而不同社会群体也有其特有的文化特点。这些文化特点对于知识的搜寻、交流、接受等都具有影响作用。应当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使用不同的方法，提高大众对于核能的关注和了解核能安全的意愿。例如，对于学生群体，在教育教学方面增添相关的课程，邀请专家来举行讲座、公开课，及组织相关论坛等。这些举措都利于加强核能安全知识在学生群体的传播，增强他们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
政府职能部门和核能机构，在处理公共关系时，应当作到信息透明，及时让大众了解事态的发展和所采取的措施，信息管理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有助于提高民众对于职能部门和核能企业的信任。隐瞒情况反而会降低自身的可信度。
当然，信息和知识管理只是增进公众对核能安全认知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当然是改进和加强核能使用的各种安全措施，包括技术层面及管理层面。从过往的历史中总结教训，完善保障核能设备、人员及环境安全的各种应急预案。在核电厂及相关的核能单位，强调安全意识，树立安全第一的企业文化。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杜绝各种安全事故，才能从根本上让民众对核能安全有信心。
注释
{1}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2}Boland Jr.，R.J.and Tenkasi，R.V.（1995）. Perspective Making and Perspective Taking in Communities of Know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6 No.4，pp.350-372.
{3}Park，S.（2007）.Shinsedae： Conservative Attitude of A ‘New Generation’in South Korea and the Impact on the Korean Presidential Election，EWC Insights， vol.2，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