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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学者总是能不断地给学术界带来惊喜和震撼。南京大学文学院徐雁平教授在沉潜十多年的基础上，在先后编纂出版了《清代家集丛刊》《清代家集丛刊续编》之后，又及时推出了《清代家集叙录》（简称《叙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这是他研究清代文学与文献的又一力作。在此之前，他已经对清代的东南书院、清代的文学世家、清代家族的姻亲世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包括《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书院与文化传承》（与卞孝萱先生合编，中华书局，2009年）、《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2010年）、《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三联书店，2012年）等。《叙录》延续了他多年来对清代文学与学术研究的整體思考，汇聚了他在“清学”领域的深度耕犁，取得了足以传世的成绩，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表出。
第一，《叙录》的出版，为清代家族文化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文献。所谓“家集”是指“汇合或编选的家族著述，它可以是一家族某一人成员的作品，亦可包含二三代乃至数十代成员的作品”（《叙录·前言》）。“家集”表面上是一个家族的集部文献的集成，实际上可以视为中国家族文化最精致的呈现。古代社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下》），要保持一个家族的长期延续非常困难，更不要说保持某一个家族文学创作上的代代传承了，《南史·王筠传》载王筠与诸儿书论家门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琅琊王氏为中古第一高门，七代之中，能够“人人有集”，已经颇为不易，但再看清代所编家集，动辄有收录十几代人的诗文，如《归安前丘吴氏诗存》卷一收元末明初18位家族成员之诗，卷二至卷四收明代21位族人之诗，卷五至卷二十一则收百余位清代族人之诗，蔚为大观，正如王文元后序所言：“（归安吴氏）盖自元迄今四百年间，卓然可传者可以十数，操觚吟弄者指不胜屈。”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家集是一个家族文化的集中体现。
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所谓的“超稳定结构”，家族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尊祖、敬宗、收族成为中国宗法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古时期，家族的传承主要靠血缘和教育;唐宋之后，科举成为家族延续最重要的手段;而明清时代，更看重的是家族的文化传承。于是乎，家谱、族谱在明清时期得到大量的编纂，学界对家谱的研究也早已蔚为热潮。不过，学术价值不亚于家谱，同样作为家族文化研究重要史料的“家集”却长期没有受到重视和关注，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遗憾。《叙录》中所记载的清代家集中蕴含的清代家族文化方面的文献，必然会引发学术界的研究兴趣，也必定会推进这方面研究的进展。
第二，《叙录》的出版，有效地改变家集研究的薄弱状况。《叙录》共对1006种清代家集进行了详细叙录，并列出待访者238种，总共著录了1244种清代家集。除了《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过36种家集外，关于清代家集的海量文献，历来学者缺乏盘点，更不要说在调查、翻阅的基础上，一一为之叙录了。徐雁平教授编著的《叙录》皇皇三巨册，超过1600页，字数多达260万。《叙录》的出版，不但填补了学术界对清代家集研究的空白，而且对清代家集文献的家底做了彻底的清理，可谓居功厥伟。徐雁平教授所撰的《前言》虽然处理的对象是文献，但他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故能找准文献的切入点，从家族与地域的主轴出发，瞬间激发了文献内含的问题。譬如，清代家集喜欢标举世数的现象，作者指出：“以世代数命名家集，一方面是一种质实的命名方法，另一方面也寄寓一种数代持守，终成书香世家的自得，此种自豪与担当，是家集序中的一种普遍情感。”可谓一语中的。
第三，在文献上，《叙录》对当代学者的清代集部研究也有所推进。研究清代文史的学者常对清代文献浩瀚无际感到困惑，就集部文献而言，晚近以来出版了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编著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为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不过，文献工作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叙录》在学术上的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大量《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未著录的清人诗文集信息。此外，编者又发现，《吴兴严氏家集》“暂未见任何纸本目录著录，应是家集中的孤本”（页1343）。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宏生增订本）是研究中国古代妇女著作的基本工具书，虽经订补，但通过《叙录》仍可补充相关信息，如《归安前丘吴氏诗存》所收的闺秀诗集，“胡考据《撷芳集》等著录，然标注为‘未见’”（页398），可据上书补充。《国朝韭溪秦氏诗存前一集》有南京图书馆抄本，虽然仅收录了闺秀陈诗的一首诗，但也可补充胡考所言“未见”之憾。抄本是古典文献中最具流动性的一种类型，往往不同的抄本面目不同，如非亲自查阅比对，根本不同洞悉其中的差异。在《同根草》的叙录中，徐雁平教授在此书叙录中指出：“《同根草》又有一种两卷本抄本，与四卷本有差异。”这一番工作非仅仅翻阅书目就能得到，必须是亲自目验原书才会有这些真切的发现。真正的学问永远不是靠数据库检索能够获得的，必须回归原典，回归基本文献，而且清代的文献本身也没有电子数据库，大量的文献只能靠自己阅读所得。这是一种真正的“采铜于山”的精神，也是一种聪明人下的“笨功夫”。从原始文献中爬梳而来的《叙录》不但具有巨大的学术含金量，而且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纯朴而踏实的学风。
第四，《叙录》也展现了清代家集的丰富样貌与学术价值。中国历代家集中，尤以清代家集的数量最多，形式也最多样。我们通过《叙录》也可以发现清代家集在文献形式上的多样性，家集当然以收录集部文献为主，但其也收录了某家族成员诗文集之外的其他学术性的著作，如浙江会稽《董氏丛书》载录了董氏家族成员所著的《大易床头私录》《学庸大意》《老子翼评点》《庄子翼评点》等经部、子部方面的研究著作，《江都陈氏丛书》收录了陈氏家族成员所著的《屈辞精义》《汉诗统笺》《竹书纪年集证》《逸周书补注》等书，《江南乡试同怀朱卷》则收录了无锡侯氏的科举朱卷。又如广西灌阳唐氏《得一山房全集》载唐景崧《请缨日记》十卷，该书卷十记唐氏从香港上环到越南，并载光绪十二年（1886）越南中法战争之事，颇具史料价值。
第五，笔者想再谈一下《叙录》独特的撰述方式。叙录是中国传统的文献著作形式，始于汉人校书，《汉书·艺文志》载，“（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可见，传统叙录的要义在于“撮其指意”，旨在对所著录的文献进行钩玄提要，勾勒出文献的主要内容，更进一步，还应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过，《叙录》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叙录模式，而以文献辑录为主。《叙录》先列编作者，次之以文献状态（刻本、抄本），接着是书籍藏地，再次之以该家集所收各书的目次，最后是抄录相关序跋，对原书的作者、编纂始末进行简单介绍。除此之外，就是附录了编者在翻阅原书过程中，发现的有用文献，列其篇名于书中。所列文献，侧重于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体现了家集作为家族文献的典型特征。撰写古籍叙录，最高理想当然是《四库全书总目》的模式，不但撮原书旨要，而且还有自己的评判，但这种功夫非集体协作不可，且撰写者必须有极高的学术水准，在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之高，不如老老实实地像《叙录》那样抄录相关文献，既保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读者也可以通过这些史料自行判断。
中国传统的叙录之学，始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之校书，历二千余年仍有学术的生命力，徐雁平教授编著的《清代家集叙录》就是最新的明证。《叙录》以260万字的篇幅给清代一千余部家集一一探赜索隐，钩玄阐微，其功甚可比肩刘向、刘歆父子。笔者相信此书必将成为研究清代文学、清代家族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重要参加资料，也会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深深的印痕。
（作者单位系南京大学）
第一，《叙录》的出版，为清代家族文化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文献。所谓“家集”是指“汇合或编选的家族著述，它可以是一家族某一人成员的作品，亦可包含二三代乃至数十代成员的作品”（《叙录·前言》）。“家集”表面上是一个家族的集部文献的集成，实际上可以视为中国家族文化最精致的呈现。古代社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下》），要保持一个家族的长期延续非常困难，更不要说保持某一个家族文学创作上的代代传承了，《南史·王筠传》载王筠与诸儿书论家门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琅琊王氏为中古第一高门，七代之中，能够“人人有集”，已经颇为不易，但再看清代所编家集，动辄有收录十几代人的诗文，如《归安前丘吴氏诗存》卷一收元末明初18位家族成员之诗，卷二至卷四收明代21位族人之诗，卷五至卷二十一则收百余位清代族人之诗，蔚为大观，正如王文元后序所言：“（归安吴氏）盖自元迄今四百年间，卓然可传者可以十数，操觚吟弄者指不胜屈。”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家集是一个家族文化的集中体现。
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所谓的“超稳定结构”，家族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尊祖、敬宗、收族成为中国宗法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古时期，家族的传承主要靠血缘和教育;唐宋之后，科举成为家族延续最重要的手段;而明清时代，更看重的是家族的文化传承。于是乎，家谱、族谱在明清时期得到大量的编纂，学界对家谱的研究也早已蔚为热潮。不过，学术价值不亚于家谱，同样作为家族文化研究重要史料的“家集”却长期没有受到重视和关注，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遗憾。《叙录》中所记载的清代家集中蕴含的清代家族文化方面的文献，必然会引发学术界的研究兴趣，也必定会推进这方面研究的进展。
第二，《叙录》的出版，有效地改变家集研究的薄弱状况。《叙录》共对1006种清代家集进行了详细叙录，并列出待访者238种，总共著录了1244种清代家集。除了《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过36种家集外，关于清代家集的海量文献，历来学者缺乏盘点，更不要说在调查、翻阅的基础上，一一为之叙录了。徐雁平教授编著的《叙录》皇皇三巨册，超过1600页，字数多达260万。《叙录》的出版，不但填补了学术界对清代家集研究的空白，而且对清代家集文献的家底做了彻底的清理，可谓居功厥伟。徐雁平教授所撰的《前言》虽然处理的对象是文献，但他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故能找准文献的切入点，从家族与地域的主轴出发，瞬间激发了文献内含的问题。譬如，清代家集喜欢标举世数的现象，作者指出：“以世代数命名家集，一方面是一种质实的命名方法，另一方面也寄寓一种数代持守，终成书香世家的自得，此种自豪与担当，是家集序中的一种普遍情感。”可谓一语中的。
第三，在文献上，《叙录》对当代学者的清代集部研究也有所推进。研究清代文史的学者常对清代文献浩瀚无际感到困惑，就集部文献而言，晚近以来出版了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编著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为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不过，文献工作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叙录》在学术上的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大量《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未著录的清人诗文集信息。此外，编者又发现，《吴兴严氏家集》“暂未见任何纸本目录著录，应是家集中的孤本”（页1343）。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宏生增订本）是研究中国古代妇女著作的基本工具书，虽经订补，但通过《叙录》仍可补充相关信息，如《归安前丘吴氏诗存》所收的闺秀诗集，“胡考据《撷芳集》等著录，然标注为‘未见’”（页398），可据上书补充。《国朝韭溪秦氏诗存前一集》有南京图书馆抄本，虽然仅收录了闺秀陈诗的一首诗，但也可补充胡考所言“未见”之憾。抄本是古典文献中最具流动性的一种类型，往往不同的抄本面目不同，如非亲自查阅比对，根本不同洞悉其中的差异。在《同根草》的叙录中，徐雁平教授在此书叙录中指出：“《同根草》又有一种两卷本抄本，与四卷本有差异。”这一番工作非仅仅翻阅书目就能得到，必须是亲自目验原书才会有这些真切的发现。真正的学问永远不是靠数据库检索能够获得的，必须回归原典，回归基本文献，而且清代的文献本身也没有电子数据库，大量的文献只能靠自己阅读所得。这是一种真正的“采铜于山”的精神，也是一种聪明人下的“笨功夫”。从原始文献中爬梳而来的《叙录》不但具有巨大的学术含金量，而且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纯朴而踏实的学风。
第四，《叙录》也展现了清代家集的丰富样貌与学术价值。中国历代家集中，尤以清代家集的数量最多，形式也最多样。我们通过《叙录》也可以发现清代家集在文献形式上的多样性，家集当然以收录集部文献为主，但其也收录了某家族成员诗文集之外的其他学术性的著作，如浙江会稽《董氏丛书》载录了董氏家族成员所著的《大易床头私录》《学庸大意》《老子翼评点》《庄子翼评点》等经部、子部方面的研究著作，《江都陈氏丛书》收录了陈氏家族成员所著的《屈辞精义》《汉诗统笺》《竹书纪年集证》《逸周书补注》等书，《江南乡试同怀朱卷》则收录了无锡侯氏的科举朱卷。又如广西灌阳唐氏《得一山房全集》载唐景崧《请缨日记》十卷，该书卷十记唐氏从香港上环到越南，并载光绪十二年（1886）越南中法战争之事，颇具史料价值。
第五，笔者想再谈一下《叙录》独特的撰述方式。叙录是中国传统的文献著作形式，始于汉人校书，《汉书·艺文志》载，“（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可见，传统叙录的要义在于“撮其指意”，旨在对所著录的文献进行钩玄提要，勾勒出文献的主要内容，更进一步，还应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过，《叙录》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叙录模式，而以文献辑录为主。《叙录》先列编作者，次之以文献状态（刻本、抄本），接着是书籍藏地，再次之以该家集所收各书的目次，最后是抄录相关序跋，对原书的作者、编纂始末进行简单介绍。除此之外，就是附录了编者在翻阅原书过程中，发现的有用文献，列其篇名于书中。所列文献，侧重于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体现了家集作为家族文献的典型特征。撰写古籍叙录，最高理想当然是《四库全书总目》的模式，不但撮原书旨要，而且还有自己的评判，但这种功夫非集体协作不可，且撰写者必须有极高的学术水准，在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之高，不如老老实实地像《叙录》那样抄录相关文献，既保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读者也可以通过这些史料自行判断。
中国传统的叙录之学，始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之校书，历二千余年仍有学术的生命力，徐雁平教授编著的《清代家集叙录》就是最新的明证。《叙录》以260万字的篇幅给清代一千余部家集一一探赜索隐，钩玄阐微，其功甚可比肩刘向、刘歆父子。笔者相信此书必将成为研究清代文学、清代家族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重要参加资料，也会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深深的印痕。
（作者单位系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