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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达力扎布，访谈录，明清蒙古史，历史教学
采访时间：2006年12月28日
采访地点：中央民族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唐丰姣，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本访谈录已经达力扎布教授审正)
编者手记：本刊“中青年著名学者访谈录”系列，已推出几十位活跃在当今历史学前沿的学者。此间有所阙如，但我们一直在选择。本期介绍一位民族史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任达力扎布，一个生长在大草原上的北方汉子。他与同龄人相似的是，应当坐在课堂里学习知识的年龄，却在经历“文革”的“停课闹革命”；接着就是下乡插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摸爬滚打；“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他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成为77级的一员。本科毕业后留校的达力扎布，两年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专攻元史，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央民族大学，在著名教授王钟翰指导下读博。靠艰苦地梳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翔实缜密的考证，他的论文《漠南蒙古历史初探》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篇文章在今天仍具重要参考价值。具此论文出版的《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以及《明清蒙古史论稿》等著作，奠定了达力扎布在学界的地位。汉、满、蒙、回、藏是我国多民族的五大民族，其中蒙古族与汉族、满族、藏族的关系，构成了多民族国家凝聚力的重要部分。因此，有关蒙古族史的研究，不仅是蒙古族的问题，也是中华民族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借用一句流行语：达力扎布，向前走，莫回头!
问：老师，您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二十多年后您已经是教授，在历史学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不知您是怎样走上研究历史这条路的?
答：啊，我们很少谈这个话题。我出生在一个蒙古族家庭，父亲是一名解放军军官，工作经常调动。我在小学学习期间，多次转学，辗转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几个牧业旗。每当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就需要适应新的学习进度、熟悉新同学，不过一次次转学，使我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
1973年8月，我同其他19位初、高中生到新巴尔虎左旗嘎拉布尔公社伊和乌拉生产队插队，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多年的牧区生活，使我对游牧畜牧业生产和生活有了很好的体验和了解，这对我后来研究蒙古史和北方游牧民族历史都有很大的帮助。1977年末，“文革”后第一届全国高校招生考试开始，这时与我同一批来的知识青年已经全部走了，我也感觉到这是上学深造的最后机会了。我认真掂量了一下自己，觉得自己在数理化方面毫无竞争力，在了解时势和政治理论方面可能还有点优势，于是比较现实地报考了文科。结果总分达到了高校录取分数线。被中央民族学院(后改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录取了。
我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比较刻苦。但是，当时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分配工作，还没有考研一说，所以心里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只是想把每门课程学好。一个人的基本文化素质是在中小学时期形成的，我在中小学期间没能好好学习，所以上了大学之后基础太差，无论写作还是学习古代汉语都比别人费力，也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专业书籍。我们七七级入学不考外语，到校后英语从ABC学起。成绩虽然不错，而实际水平很低。临近毕业时研究生招生考试恢复了，许多同学报考研究生，当时系里的贾敬颜先生招收蒙古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也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考了，结果因为外语不及格，名落孙山。
问：听说您在本科毕业后曾一度计划从事考古学，但最后又是如何选择了蒙古史研究的呢?
答：我们毕业时恰逢系里筹办本科考古专业，准备开展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考古与文物工作。由于我连续三年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平时又能吃苦，所以，系里留我学习考古。当时王锺翰先生任历史系副主任，他与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宿白先生联系后，让我去北京大学旁听考古专业课。从旧石器时代到隋唐考古的专业课我串着班听了一年，其中包括严文明、俞伟超、李伯谦、宿白等先生的课，本来准备随北大学生去实习，因为系里停办考古专业，也就没有安排我去。留校两年期间，我除旁听考古课以外，还给外系学生上中国通史课，又担任79级班主任，忙忙碌碌。这期间我给贾敬颜先生做助教，协助辅导《史学方法》课，使我受益很多。贾敬颜先生经常跟我们谈起研究民族史掌握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甚至现身说法，认为自己这方面的不足是一大感事，勉励我们少数民族学生要学好古代汉语和外语，发挥自己民族语言的优势，这样就会有发展前途。贾先生让我跟随他的研究生听了不少名家讲座，如杨志玖先生的“我为什么学习元史”，亦邻真先生的“蒙古秘史研究与审音勘同”，陈得芝先生的“北方草原地理与丝绸之路”等讲座，使我对蒙古史、元史及史学研究方法有了初步的了解。由于系里停办考古专业，我也“失业”了，于是我决定学习蒙元史，考研深造。
问：您南下南京大学师从陈得芝先生攻读硕士期间，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已是中国蒙元史研究的重镇，韩儒林先生(当时已去世)的弟子们都是享誉海内外的蒙元史专家，但是您的硕士论文《元惠宗至乌斯哈勒汗时期的北元政权》涉及的却是元末明初的北元政权，从当时的史学研究进展来看，您选择的是当时学术界研究比较薄弱的明代蒙古史研究，那您是如何选择的?
答：1985年，贾敬颜先生没有招收研究生，报名前我恰巧遇见来我校学习藏文的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沈卫荣学兄，经他指点和鼓励报考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古代史专业。入学后师从陈得芝和邱树森两位先生读蒙元史，这两位导师都是著名蒙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的弟子，邱树森先生当时行政事务较多，因此主要由陈得芝先生指导我们的学习和学位论文。我能够来到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学习非常幸运，这里的老师学风严谨，各有所长，比较重视外语和少数民族语的学习。我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学生在这里得到老师和同学们各方面的关怀和照顾，很快就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之中。
蒙元史曾是显学，国内外很多知名学者都曾涉足这个领域，例如法国人伯希和，中国的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姚从吾等，研究水平较高。另外，本领域研究涉及的国家、地区和民族较多，对语言条件的要求也较高。陈得芝先生师承韩儒林先生，学问精深，风度儒雅。他掌握了多种语言文字，能够阅读英、俄、法、德、日等文字资料，而且懂蒙古、藏、满等少数民族文字。陈先生的文章不多，但是厚积薄发，精益求精。他常对我们说起韩儒林先生对搜集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要求，告诫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应当充分掌握史料，勉励我们继承老一辈学者“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踏实学风。
我入学不久，陈先生建议我选做明代蒙古史。他当时正主持编写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元史卷。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崩溃之后，蒙古贵族退回漠 北，形成了北元蒙古游牧政权，而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陈先生指导我在这方面选题，这个选择也就决定了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方向。我在读硕士期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元朝宣徽院的机构和职司》，简要考述了元代宣徽院的机构和特点，这是一篇习作，把自己的一点读书体会写出来，没有多少深度。后来在陈先生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从元惠宗到乌斯哈勒汗的北元政权》一文。这篇论文主要是探讨元惠宗(即元顺帝)北逃后二十年间的北元历史，当时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不多，我在文中对北元汗廷(汗斡耳朵)的迁移情况、北元政治制度的演变及疆域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证。本文尽可能多地搜集和利用了蒙古文、汉文及朝鲜《高丽史》的资料，注意了北元官印等文物资料。文中提出北元初期汗斡耳朵一直在漠北东部的克鲁伦河中下游地区游牧，政治制度方面仍保留着元朝旧制，岭北之役后明朝与北元之间形成了长期对峙局面，还以洪武十年为标准年代，考证了双方的疆域及其变化，使这段历史的面貌进一步清晰了。
问：您的博士学位论文《漠南蒙古历史初探》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今天看来这篇论文对该领域的研究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您当时是怎样选做这个题目的?在学术方面有什么新进展?
答：1988年2月，我提前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又回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学。1992年初，师从王锺翰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我征得王先生同意后，决定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明代蒙古历史。当时明代蒙古史研究是蒙古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日本和前苏联，尤其是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前辈学者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充分利用汉、满、蒙古文史料，有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由于内容涉及到明末清初的历史。王先生要求我学习满文和日文，以便直接利用满文史料和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我虽然有教学任务和很多杂务，还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学习满文和日文，最终能勉强阅读满文史料和日文论著了。
1995年10月，我在王锺翰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漠南蒙古历史初探》。论文主要是围绕明清蒙古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的。
首先是明代蒙古汗廷和部落的迁移问题。我在吸收日本著名学者和田清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蒙古汗廷的位置和各部落向南的迁移活动从宏观上进行了考察。我认为蒙古各部从明宣德年间开始由漠北逐渐南迁，其迁移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兀良哈三卫南迁西拉木伦河、辽河迤南地区，第二阶段漠北一些部落进入黄河河套驻牧，第三阶段左翼蒙古察哈尔等部落迁入兴安岭迤南地区。在论述中还对一些具体史实进行了探讨，如对明人所谓明成祖“弃大宁予兀良哈”之说，依据史料予以辩驳。我认为明成祖放弃大宁卫的根本原因，除其欲控制藩王外，主要是由于大宁卫远离内地，受蒙古威胁而无法屯田，后勤供给困难。明宣德年间撤开平卫于独石也是基于同样原因。对东胜卫的兴废，我认为元代东胜城洪武五年就已放弃，洪武末年所筑东胜卫城已内移，非元代旧址，从而说明“北虏”入河套，并不是明成祖“弃东胜”所致，而是后来明廷采取消极防御政策造成的。文中还对亦卜刺所率右翼蒙古部进入青海的时间，以及俺答汗出征青海的路线、地点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和田清先生主张的“察哈尔东迁”说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是，从明代史籍记载的蒙古各部活动规律和达延汗分封诸子的情况来看，蒙古大汗斡耳朵(宫帐)自退处漠北以来，一直游牧于克鲁伦河中下游一带，南至西拉木伦河。达延汗分封诸子之后，蒙古大汗直接统辖的察哈尔部仍在漠北东部，不在宣府、大同近边，所以，我认为明后期察哈尔部的迁移不是东迁，而是南迁，也是整个左翼蒙古各部的南迁。我依据明代蒙汉文史籍记载对左翼蒙古察哈尔、内喀尔喀和科尔沁等部南迁的具体时间、过程以及分布作了详细的考证，勾画出了明代蒙古南迁活动的轨迹。特别是对蒙古大汗斡耳朵的迁移情况作了详细考证。我认为明宣德以后蒙古各部的南迁有两个原因，一是明朝采取的消极防御政策减少了对蒙古各部的威胁，一是蒙古与明朝在经济上的分工交换关系。
其次，探讨了明代蒙古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演变。文中考察了蒙古政权退处漠北之后，有一个从元朝中央集权制度向蒙古游牧政权制度逐渐蜕变的过程，提出达延汗为防止权臣专权和维护黄金家族利益彻底取消了元代官制，从而完全恢复到了元朝以前的蒙古游牧政权制度。对于明代蒙古的社会组织，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提出，明代蒙古的鄂括克和爱马克是其基本社会组织，鄂托克是地缘组织，爱马克是血缘组织。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够准确。这两个组织都是由封建领属关系形成的社会组织，它们都是指由一个统治家族管辖的大小不等的封建领地(包括属民和牧地)；称之为鄂托克，是从其牧地而言，称之为爱马克，则是从其统治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而言。它们有大小的差别，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并指出蒙古六万户(兀鲁思)的形成是在达延汗死后，万户内各鄂托克的首领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扩大了的爱马克。
第三，讨论了明代蒙古各部与明朝的政治经济关系。对此学术界探讨较多，明蒙关系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中原封建王朝之间关系的继续。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单一的游牧经济与中原农业和手工业综合经济之间形成了一个分工交换关系，这是我国最终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分工关系是一个经济杠杆，促成北方游牧民族不断的南下运动，甚至入主中原。无论是中原方面的“和亲”“开关市”、纳岁币，还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朝贡”，甚至是战争，实质上都是一种实现经济交换的形式。我认为此说有其合理成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此论可以解释蒙明之间“求贡”和“拒贡”的怪现象。明世宗改变历代皇帝允许蒙古通贡贸易的惯例，采取“闭关拒贡”的政策，从而引发俺答“求贡”，使双方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两败俱伤。明穆宗改变“闭关拒贡”政策实现了明蒙关系正常化，使明朝在万历初年一度兴盛。我还对洪武年间北元与西域及高丽的经济贸易关系、“隆庆和议”之后左翼蒙古各部通过右翼贡市与明朝进行间接贸易的情况、清朝入关前通过蒙古部与明朝间接贸易的史实作了探讨，从而揭示了蒙古、清朝(后金)与明朝的经济依赖关系。
第四，讨论了内扎萨克蒙古(内蒙古)最终形成的几个问题。提出后金剥夺右翼喀喇沁和归化城土默特部台吉对原属民的统辖权，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清朝想直接控制明朝在宣府、大同两镇为蒙古部开设的贸易市场。对明末察哈尔部西迁问题，认为主要是为躲避后金攻击，同时想保持与明朝的贸易市口，并不是单纯的统一蒙古各部的行动。对察哈尔部西迁中的一些史实重新考证，指出旱落兀素之役与赵城之役不是同一战役。汉文史 籍所记旱落兀素之役是对后金攻打岭南察哈尔部的误传和误记。指出蒙古林丹汗子额哲投降后，清朝以其所属部众设立了一个扎萨克旗。八旗察哈尔很早就与察哈尔扎萨克旗并存，并不是清朝在康熙年间平定布尔尼之乱后才建立的。这些论点后来在蒙古文档案资料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纠正了史籍记载的错误。本文对一直众说纷纭的内扎萨克蒙古旗建立时间作了详细考证，提出内扎萨克旗建立于清崇德元年，后来撰文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还对清代理藩院前身蒙古衙门的建立时间，内蒙古六个盟会的形成时间进行了考证，使这方面的研究有所推进。论文中还利用满蒙文史料，澄清了史学界对一些蒙古人名和部落的误解和混淆。这篇博士论文于2000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后来正式出版，更名为《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
问：近年蒙古学界利用清代蒙古文、满文档案，使有关研究推进了一步，听说您较早利用了这些档案，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答：是的，近年国内蒙古史学界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初蒙古文、满文档案来研究明末清初蒙古历史，取得了许多可喜的进展，可以说这是目前明清蒙古史研究的前沿。这些档案也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正在被陆续整理出版。1997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保文先生将《清内阁留存蒙古文折件》和《清内阁留存理藩院记事档》等进行整理影印，出版了《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年)》一书(1997年)；近年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将《清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薄》整理出版(2003年)，书名为《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宝音德力根先生等整理出版了《清内阁蒙古堂档》(2006年)。
我从1998年开始注意和利用这些档案，受益颇多。博士毕业后，经王锺翰先生的推荐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1998～1999年间赴哈佛大学访问一年，与哈佛大学的第科斯莫先生(Nicola DiCosmo)合作研究十七世纪蒙古文和满文档案史料。我们从《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挡案(1600～1650年)》以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选取——些史料价值较高的文书与档案进行研究和英译。其中文书档案文字比较难懂，许多文书无作者署名及收信人姓名，或无写信时间，要了解其内容、作者、事由和写作时间都很费力。我们用一年时间译释了不少蒙古文和满文档案，将《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年)》中的档案几乎全部译释，弄清楚了绝大多数文书的内容、作者和时间，并对其内容进行了研究和介绍。我回国不久担任了历史系主任，行政工作繁忙，也就没有精力再进一步深入研究了。我们当时从译文中选取了史料价值较高的62篇文书准备发表，签了出书合同，后来这本书在荷兰莱顿出版了(Manchu—Mongol Relation on the Eve of the Qing Conquest：Adocumentary History.Brill Academic Publish，LeidenNetherlans，2003)。由于时间有限，这项工作做的比较仓促，现在回头仔细阅读，发现其中个别字句有误读，个别年代或史实也有误判之处。释读和考证工作的确需要慢功夫，我们如果多琢磨几年，可能会更加完美。近几年学术界对这些文书档案的研究多起来，新成果不断涌现，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释读，一定会解决更多的问题。
问：通过拜读您近年来的一些作品，如《明清蒙古史论稿》，《清入关前的满蒙关系》等，我们发现您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内已逐步由明代蒙古史研究向清代蒙古史研究过渡了，您最近研究的新课题是《清代蒙古史研究》，请问您是如何开始关注起清代蒙古问题的?
答：是的，我的博士导师王锺翰先生是著名清史专家，受其影响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内容已经向下延至清初。我申报的《清代蒙古史研究》项目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资助基金资助后，开始利用蒙古文档案研究明末清初蒙古史的一些问题。现存清代档案资料很多，特别是满、蒙文档案很多，而未得到充分利用，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这也是我把研究重点转到清代蒙古史的重要原因。这几年，我利用《清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薄》中察哈尔扎萨克旗官员世职敕书，以及《清内阁蒙古堂档》中康熙皇帝“以平定布尔尼之乱敕谕外藩蒙古王公诏文”的记载，进一步证实了清初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的问题。利用《清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薄》崇德二年的一条记载，结合《旧满洲档》相关内容，澄清了《清太宗实录》中记载的“外藩十三旗”是朝贡的单位，不是当时扎萨克旗数。还通过《清内阁留存理藩院记事档》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考证了清入关前外藩蒙古的朝贡制度。利用《清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和《清内阁留存理藩院记事档》中的相关记载揭示了清初建立八旗察哈尔的史实。现在这些档案陆续公开出版，查阅起来比过去方便多了。
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时，看到了康熙六年本蒙古文《蒙古律书》，后来到蒙古国国立大学访问时在其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康熙三十几年的《蒙古律例》及《喀尔喀法规》的抄本，而国内学术界几乎没有直接利用过这些史料。这些史料在清代都没有汉文文本，因此，我正在进行译释和研究工作，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问：蒙古史研究是国际显学，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自己的优势在学术界各领风骚，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加强。同时，这种开放性的研究对从事蒙古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特别是语言方面?请您谈谈您的心得，以供后辈借鉴。
答：其实学习和掌握自己研究对象的语言文字是做学问的正常方法，国际上早就如此，试想一下，如果研究汉学不懂汉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一直要求自己带的蒙古史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蒙古文，根据论文选题还可以选学满文、藏文等，以便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这样才能逐步提高研究水平，与国际接轨。我担任系主任期间，积极争取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开设少数民族语文课程，中央民族大学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力量较强，在国内语种最全，利用好这个资源，也可以使我们历史系在全国高校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有自己的特色。
问：您在大学给本科生讲授过多门基础课和选修课，你对本科生在学习历史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答：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改革的深入，对本科教学的要求和内容也在不断变化，我们读本科的时候，本科教育实行的是专业教育的体制，现在提倡淡化专业，培养学生要“宽口径、厚基础”，注重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这无疑给了学生很多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习和相对自由地发展。对于那些对历史学有兴趣的同学应当学好历史学基础课，同时多选一些历史专业课，这样可以为其从事专业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教育部明年就要推行硕士研究生入学全国统一考试，历史学是试点学科之一，因此，学好基础课程更显得重要了。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在探索和改革中前进，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无论教学还是科研手段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学习和获取信息资料的手段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这些都是过去无法想象的，研究生培养也在从师父带徒弟变为公众教育，就像从手工作坊进入了流水作业成批量生产的阶段。目前许多人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并不是选择了从事这个专业，只是来接受学历教育，这些同学的知识背景和天资都不同，因此，如何适应新形势培养高素质人才，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讲，无论在观念和方法上都需要有一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本科教学如何与中学教育相衔接，怎样合理安排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学历层次的教学内容，如何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每个人的学习方法，受他的学识背景及各种条件的影响，因人而异，要给出一个具体建议很难。我认为一个人的发展既有机遇，更需要勤奋。如果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扬长避短，可能会发展的更顺利一些。俗话说“有志者事竞成”，只要你对历史学感兴趣，刻苦学习，勤与思索，不懈追求，在这样好的社会环境和教学条件下，一定会取得成功。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采访时间：2006年12月28日
采访地点：中央民族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唐丰姣，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本访谈录已经达力扎布教授审正)
编者手记：本刊“中青年著名学者访谈录”系列，已推出几十位活跃在当今历史学前沿的学者。此间有所阙如，但我们一直在选择。本期介绍一位民族史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任达力扎布，一个生长在大草原上的北方汉子。他与同龄人相似的是，应当坐在课堂里学习知识的年龄，却在经历“文革”的“停课闹革命”；接着就是下乡插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摸爬滚打；“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他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成为77级的一员。本科毕业后留校的达力扎布，两年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专攻元史，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央民族大学，在著名教授王钟翰指导下读博。靠艰苦地梳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翔实缜密的考证，他的论文《漠南蒙古历史初探》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篇文章在今天仍具重要参考价值。具此论文出版的《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以及《明清蒙古史论稿》等著作，奠定了达力扎布在学界的地位。汉、满、蒙、回、藏是我国多民族的五大民族，其中蒙古族与汉族、满族、藏族的关系，构成了多民族国家凝聚力的重要部分。因此，有关蒙古族史的研究，不仅是蒙古族的问题，也是中华民族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借用一句流行语：达力扎布，向前走，莫回头!
问：老师，您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二十多年后您已经是教授，在历史学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不知您是怎样走上研究历史这条路的?
答：啊，我们很少谈这个话题。我出生在一个蒙古族家庭，父亲是一名解放军军官，工作经常调动。我在小学学习期间，多次转学，辗转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几个牧业旗。每当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就需要适应新的学习进度、熟悉新同学，不过一次次转学，使我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
1973年8月，我同其他19位初、高中生到新巴尔虎左旗嘎拉布尔公社伊和乌拉生产队插队，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多年的牧区生活，使我对游牧畜牧业生产和生活有了很好的体验和了解，这对我后来研究蒙古史和北方游牧民族历史都有很大的帮助。1977年末，“文革”后第一届全国高校招生考试开始，这时与我同一批来的知识青年已经全部走了，我也感觉到这是上学深造的最后机会了。我认真掂量了一下自己，觉得自己在数理化方面毫无竞争力，在了解时势和政治理论方面可能还有点优势，于是比较现实地报考了文科。结果总分达到了高校录取分数线。被中央民族学院(后改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录取了。
我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比较刻苦。但是，当时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分配工作，还没有考研一说，所以心里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只是想把每门课程学好。一个人的基本文化素质是在中小学时期形成的，我在中小学期间没能好好学习，所以上了大学之后基础太差，无论写作还是学习古代汉语都比别人费力，也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专业书籍。我们七七级入学不考外语，到校后英语从ABC学起。成绩虽然不错，而实际水平很低。临近毕业时研究生招生考试恢复了，许多同学报考研究生，当时系里的贾敬颜先生招收蒙古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也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考了，结果因为外语不及格，名落孙山。
问：听说您在本科毕业后曾一度计划从事考古学，但最后又是如何选择了蒙古史研究的呢?
答：我们毕业时恰逢系里筹办本科考古专业，准备开展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考古与文物工作。由于我连续三年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平时又能吃苦，所以，系里留我学习考古。当时王锺翰先生任历史系副主任，他与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宿白先生联系后，让我去北京大学旁听考古专业课。从旧石器时代到隋唐考古的专业课我串着班听了一年，其中包括严文明、俞伟超、李伯谦、宿白等先生的课，本来准备随北大学生去实习，因为系里停办考古专业，也就没有安排我去。留校两年期间，我除旁听考古课以外，还给外系学生上中国通史课，又担任79级班主任，忙忙碌碌。这期间我给贾敬颜先生做助教，协助辅导《史学方法》课，使我受益很多。贾敬颜先生经常跟我们谈起研究民族史掌握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甚至现身说法，认为自己这方面的不足是一大感事，勉励我们少数民族学生要学好古代汉语和外语，发挥自己民族语言的优势，这样就会有发展前途。贾先生让我跟随他的研究生听了不少名家讲座，如杨志玖先生的“我为什么学习元史”，亦邻真先生的“蒙古秘史研究与审音勘同”，陈得芝先生的“北方草原地理与丝绸之路”等讲座，使我对蒙古史、元史及史学研究方法有了初步的了解。由于系里停办考古专业，我也“失业”了，于是我决定学习蒙元史，考研深造。
问：您南下南京大学师从陈得芝先生攻读硕士期间，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已是中国蒙元史研究的重镇，韩儒林先生(当时已去世)的弟子们都是享誉海内外的蒙元史专家，但是您的硕士论文《元惠宗至乌斯哈勒汗时期的北元政权》涉及的却是元末明初的北元政权，从当时的史学研究进展来看，您选择的是当时学术界研究比较薄弱的明代蒙古史研究，那您是如何选择的?
答：1985年，贾敬颜先生没有招收研究生，报名前我恰巧遇见来我校学习藏文的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沈卫荣学兄，经他指点和鼓励报考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古代史专业。入学后师从陈得芝和邱树森两位先生读蒙元史，这两位导师都是著名蒙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的弟子，邱树森先生当时行政事务较多，因此主要由陈得芝先生指导我们的学习和学位论文。我能够来到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学习非常幸运，这里的老师学风严谨，各有所长，比较重视外语和少数民族语的学习。我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学生在这里得到老师和同学们各方面的关怀和照顾，很快就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之中。
蒙元史曾是显学，国内外很多知名学者都曾涉足这个领域，例如法国人伯希和，中国的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姚从吾等，研究水平较高。另外，本领域研究涉及的国家、地区和民族较多，对语言条件的要求也较高。陈得芝先生师承韩儒林先生，学问精深，风度儒雅。他掌握了多种语言文字，能够阅读英、俄、法、德、日等文字资料，而且懂蒙古、藏、满等少数民族文字。陈先生的文章不多，但是厚积薄发，精益求精。他常对我们说起韩儒林先生对搜集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要求，告诫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应当充分掌握史料，勉励我们继承老一辈学者“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踏实学风。
我入学不久，陈先生建议我选做明代蒙古史。他当时正主持编写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元史卷。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崩溃之后，蒙古贵族退回漠 北，形成了北元蒙古游牧政权，而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陈先生指导我在这方面选题，这个选择也就决定了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方向。我在读硕士期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元朝宣徽院的机构和职司》，简要考述了元代宣徽院的机构和特点，这是一篇习作，把自己的一点读书体会写出来，没有多少深度。后来在陈先生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从元惠宗到乌斯哈勒汗的北元政权》一文。这篇论文主要是探讨元惠宗(即元顺帝)北逃后二十年间的北元历史，当时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不多，我在文中对北元汗廷(汗斡耳朵)的迁移情况、北元政治制度的演变及疆域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证。本文尽可能多地搜集和利用了蒙古文、汉文及朝鲜《高丽史》的资料，注意了北元官印等文物资料。文中提出北元初期汗斡耳朵一直在漠北东部的克鲁伦河中下游地区游牧，政治制度方面仍保留着元朝旧制，岭北之役后明朝与北元之间形成了长期对峙局面，还以洪武十年为标准年代，考证了双方的疆域及其变化，使这段历史的面貌进一步清晰了。
问：您的博士学位论文《漠南蒙古历史初探》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今天看来这篇论文对该领域的研究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您当时是怎样选做这个题目的?在学术方面有什么新进展?
答：1988年2月，我提前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又回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学。1992年初，师从王锺翰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我征得王先生同意后，决定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明代蒙古历史。当时明代蒙古史研究是蒙古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日本和前苏联，尤其是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前辈学者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充分利用汉、满、蒙古文史料，有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由于内容涉及到明末清初的历史。王先生要求我学习满文和日文，以便直接利用满文史料和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我虽然有教学任务和很多杂务，还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学习满文和日文，最终能勉强阅读满文史料和日文论著了。
1995年10月，我在王锺翰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漠南蒙古历史初探》。论文主要是围绕明清蒙古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的。
首先是明代蒙古汗廷和部落的迁移问题。我在吸收日本著名学者和田清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蒙古汗廷的位置和各部落向南的迁移活动从宏观上进行了考察。我认为蒙古各部从明宣德年间开始由漠北逐渐南迁，其迁移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兀良哈三卫南迁西拉木伦河、辽河迤南地区，第二阶段漠北一些部落进入黄河河套驻牧，第三阶段左翼蒙古察哈尔等部落迁入兴安岭迤南地区。在论述中还对一些具体史实进行了探讨，如对明人所谓明成祖“弃大宁予兀良哈”之说，依据史料予以辩驳。我认为明成祖放弃大宁卫的根本原因，除其欲控制藩王外，主要是由于大宁卫远离内地，受蒙古威胁而无法屯田，后勤供给困难。明宣德年间撤开平卫于独石也是基于同样原因。对东胜卫的兴废，我认为元代东胜城洪武五年就已放弃，洪武末年所筑东胜卫城已内移，非元代旧址，从而说明“北虏”入河套，并不是明成祖“弃东胜”所致，而是后来明廷采取消极防御政策造成的。文中还对亦卜刺所率右翼蒙古部进入青海的时间，以及俺答汗出征青海的路线、地点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和田清先生主张的“察哈尔东迁”说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是，从明代史籍记载的蒙古各部活动规律和达延汗分封诸子的情况来看，蒙古大汗斡耳朵(宫帐)自退处漠北以来，一直游牧于克鲁伦河中下游一带，南至西拉木伦河。达延汗分封诸子之后，蒙古大汗直接统辖的察哈尔部仍在漠北东部，不在宣府、大同近边，所以，我认为明后期察哈尔部的迁移不是东迁，而是南迁，也是整个左翼蒙古各部的南迁。我依据明代蒙汉文史籍记载对左翼蒙古察哈尔、内喀尔喀和科尔沁等部南迁的具体时间、过程以及分布作了详细的考证，勾画出了明代蒙古南迁活动的轨迹。特别是对蒙古大汗斡耳朵的迁移情况作了详细考证。我认为明宣德以后蒙古各部的南迁有两个原因，一是明朝采取的消极防御政策减少了对蒙古各部的威胁，一是蒙古与明朝在经济上的分工交换关系。
其次，探讨了明代蒙古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演变。文中考察了蒙古政权退处漠北之后，有一个从元朝中央集权制度向蒙古游牧政权制度逐渐蜕变的过程，提出达延汗为防止权臣专权和维护黄金家族利益彻底取消了元代官制，从而完全恢复到了元朝以前的蒙古游牧政权制度。对于明代蒙古的社会组织，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提出，明代蒙古的鄂括克和爱马克是其基本社会组织，鄂托克是地缘组织，爱马克是血缘组织。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够准确。这两个组织都是由封建领属关系形成的社会组织，它们都是指由一个统治家族管辖的大小不等的封建领地(包括属民和牧地)；称之为鄂托克，是从其牧地而言，称之为爱马克，则是从其统治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而言。它们有大小的差别，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并指出蒙古六万户(兀鲁思)的形成是在达延汗死后，万户内各鄂托克的首领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扩大了的爱马克。
第三，讨论了明代蒙古各部与明朝的政治经济关系。对此学术界探讨较多，明蒙关系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中原封建王朝之间关系的继续。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单一的游牧经济与中原农业和手工业综合经济之间形成了一个分工交换关系，这是我国最终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分工关系是一个经济杠杆，促成北方游牧民族不断的南下运动，甚至入主中原。无论是中原方面的“和亲”“开关市”、纳岁币，还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朝贡”，甚至是战争，实质上都是一种实现经济交换的形式。我认为此说有其合理成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此论可以解释蒙明之间“求贡”和“拒贡”的怪现象。明世宗改变历代皇帝允许蒙古通贡贸易的惯例，采取“闭关拒贡”的政策，从而引发俺答“求贡”，使双方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两败俱伤。明穆宗改变“闭关拒贡”政策实现了明蒙关系正常化，使明朝在万历初年一度兴盛。我还对洪武年间北元与西域及高丽的经济贸易关系、“隆庆和议”之后左翼蒙古各部通过右翼贡市与明朝进行间接贸易的情况、清朝入关前通过蒙古部与明朝间接贸易的史实作了探讨，从而揭示了蒙古、清朝(后金)与明朝的经济依赖关系。
第四，讨论了内扎萨克蒙古(内蒙古)最终形成的几个问题。提出后金剥夺右翼喀喇沁和归化城土默特部台吉对原属民的统辖权，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清朝想直接控制明朝在宣府、大同两镇为蒙古部开设的贸易市场。对明末察哈尔部西迁问题，认为主要是为躲避后金攻击，同时想保持与明朝的贸易市口，并不是单纯的统一蒙古各部的行动。对察哈尔部西迁中的一些史实重新考证，指出旱落兀素之役与赵城之役不是同一战役。汉文史 籍所记旱落兀素之役是对后金攻打岭南察哈尔部的误传和误记。指出蒙古林丹汗子额哲投降后，清朝以其所属部众设立了一个扎萨克旗。八旗察哈尔很早就与察哈尔扎萨克旗并存，并不是清朝在康熙年间平定布尔尼之乱后才建立的。这些论点后来在蒙古文档案资料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纠正了史籍记载的错误。本文对一直众说纷纭的内扎萨克蒙古旗建立时间作了详细考证，提出内扎萨克旗建立于清崇德元年，后来撰文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还对清代理藩院前身蒙古衙门的建立时间，内蒙古六个盟会的形成时间进行了考证，使这方面的研究有所推进。论文中还利用满蒙文史料，澄清了史学界对一些蒙古人名和部落的误解和混淆。这篇博士论文于2000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后来正式出版，更名为《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
问：近年蒙古学界利用清代蒙古文、满文档案，使有关研究推进了一步，听说您较早利用了这些档案，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答：是的，近年国内蒙古史学界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初蒙古文、满文档案来研究明末清初蒙古历史，取得了许多可喜的进展，可以说这是目前明清蒙古史研究的前沿。这些档案也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正在被陆续整理出版。1997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保文先生将《清内阁留存蒙古文折件》和《清内阁留存理藩院记事档》等进行整理影印，出版了《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年)》一书(1997年)；近年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将《清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薄》整理出版(2003年)，书名为《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宝音德力根先生等整理出版了《清内阁蒙古堂档》(2006年)。
我从1998年开始注意和利用这些档案，受益颇多。博士毕业后，经王锺翰先生的推荐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1998～1999年间赴哈佛大学访问一年，与哈佛大学的第科斯莫先生(Nicola DiCosmo)合作研究十七世纪蒙古文和满文档案史料。我们从《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挡案(1600～1650年)》以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选取——些史料价值较高的文书与档案进行研究和英译。其中文书档案文字比较难懂，许多文书无作者署名及收信人姓名，或无写信时间，要了解其内容、作者、事由和写作时间都很费力。我们用一年时间译释了不少蒙古文和满文档案，将《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年)》中的档案几乎全部译释，弄清楚了绝大多数文书的内容、作者和时间，并对其内容进行了研究和介绍。我回国不久担任了历史系主任，行政工作繁忙，也就没有精力再进一步深入研究了。我们当时从译文中选取了史料价值较高的62篇文书准备发表，签了出书合同，后来这本书在荷兰莱顿出版了(Manchu—Mongol Relation on the Eve of the Qing Conquest：Adocumentary History.Brill Academic Publish，LeidenNetherlans，2003)。由于时间有限，这项工作做的比较仓促，现在回头仔细阅读，发现其中个别字句有误读，个别年代或史实也有误判之处。释读和考证工作的确需要慢功夫，我们如果多琢磨几年，可能会更加完美。近几年学术界对这些文书档案的研究多起来，新成果不断涌现，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释读，一定会解决更多的问题。
问：通过拜读您近年来的一些作品，如《明清蒙古史论稿》，《清入关前的满蒙关系》等，我们发现您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内已逐步由明代蒙古史研究向清代蒙古史研究过渡了，您最近研究的新课题是《清代蒙古史研究》，请问您是如何开始关注起清代蒙古问题的?
答：是的，我的博士导师王锺翰先生是著名清史专家，受其影响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内容已经向下延至清初。我申报的《清代蒙古史研究》项目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资助基金资助后，开始利用蒙古文档案研究明末清初蒙古史的一些问题。现存清代档案资料很多，特别是满、蒙文档案很多，而未得到充分利用，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这也是我把研究重点转到清代蒙古史的重要原因。这几年，我利用《清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薄》中察哈尔扎萨克旗官员世职敕书，以及《清内阁蒙古堂档》中康熙皇帝“以平定布尔尼之乱敕谕外藩蒙古王公诏文”的记载，进一步证实了清初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的问题。利用《清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薄》崇德二年的一条记载，结合《旧满洲档》相关内容，澄清了《清太宗实录》中记载的“外藩十三旗”是朝贡的单位，不是当时扎萨克旗数。还通过《清内阁留存理藩院记事档》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考证了清入关前外藩蒙古的朝贡制度。利用《清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和《清内阁留存理藩院记事档》中的相关记载揭示了清初建立八旗察哈尔的史实。现在这些档案陆续公开出版，查阅起来比过去方便多了。
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时，看到了康熙六年本蒙古文《蒙古律书》，后来到蒙古国国立大学访问时在其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康熙三十几年的《蒙古律例》及《喀尔喀法规》的抄本，而国内学术界几乎没有直接利用过这些史料。这些史料在清代都没有汉文文本，因此，我正在进行译释和研究工作，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问：蒙古史研究是国际显学，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自己的优势在学术界各领风骚，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加强。同时，这种开放性的研究对从事蒙古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特别是语言方面?请您谈谈您的心得，以供后辈借鉴。
答：其实学习和掌握自己研究对象的语言文字是做学问的正常方法，国际上早就如此，试想一下，如果研究汉学不懂汉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一直要求自己带的蒙古史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蒙古文，根据论文选题还可以选学满文、藏文等，以便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这样才能逐步提高研究水平，与国际接轨。我担任系主任期间，积极争取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开设少数民族语文课程，中央民族大学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力量较强，在国内语种最全，利用好这个资源，也可以使我们历史系在全国高校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有自己的特色。
问：您在大学给本科生讲授过多门基础课和选修课，你对本科生在学习历史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答：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改革的深入，对本科教学的要求和内容也在不断变化，我们读本科的时候，本科教育实行的是专业教育的体制，现在提倡淡化专业，培养学生要“宽口径、厚基础”，注重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这无疑给了学生很多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习和相对自由地发展。对于那些对历史学有兴趣的同学应当学好历史学基础课，同时多选一些历史专业课，这样可以为其从事专业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教育部明年就要推行硕士研究生入学全国统一考试，历史学是试点学科之一，因此，学好基础课程更显得重要了。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在探索和改革中前进，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无论教学还是科研手段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学习和获取信息资料的手段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这些都是过去无法想象的，研究生培养也在从师父带徒弟变为公众教育，就像从手工作坊进入了流水作业成批量生产的阶段。目前许多人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并不是选择了从事这个专业，只是来接受学历教育，这些同学的知识背景和天资都不同，因此，如何适应新形势培养高素质人才，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讲，无论在观念和方法上都需要有一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本科教学如何与中学教育相衔接，怎样合理安排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学历层次的教学内容，如何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每个人的学习方法，受他的学识背景及各种条件的影响，因人而异，要给出一个具体建议很难。我认为一个人的发展既有机遇，更需要勤奋。如果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扬长避短，可能会发展的更顺利一些。俗话说“有志者事竞成”，只要你对历史学感兴趣，刻苦学习，勤与思索，不懈追求，在这样好的社会环境和教学条件下，一定会取得成功。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