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方六先生在题为《被我们“误读”了千年的史实——陶渊明和杜甫的房子问题》（载《北京晚报》2012年10月14日第28版）一文的后半部分，就杜甫草堂发表自己的见解说：“杜甫当年盖的并不是普通的房子，而应是豪宅或别墅级建筑。”
　　事实果真如此吗？下面我们就分几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一、草堂的建筑背景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又攻陷长安，玄宗李隆基逃往四川，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得到消息，连夜从京师逃出，前往投奔肃宗，官拜左拾遗。其时房琯为相，请求亲自帅军讨贼，因兵败而罢相。杜甫“上书论琯有才，不宜废免。肃宗怒，贬琯邠州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属关辅饥乱，弃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负薪采梠，餔糒不给”（《杜工部集·王洙序》）， 竟至“儿女饿殍者数人”（《旧唐书·文苑列传》），乃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携家带口，逃难来到成都。第二年春天，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为杜甫卜居于浣花溪畔，后者才得筑草堂以栖身。
　　二、草堂的建筑规模
　　杜甫草堂的建筑面积有多大？杜甫自己告诉我们的是：“诛茅初一亩”（《寄题江外草堂》）。一亩，即60平方丈，折合成今天的计量单位，约为666.7平方米。但这只是“诛茅”（平整地基）的面积，即包括房前屋后空地、院坝等在内的总面积，不是实际的房屋建筑面积。杜甫诗云：“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绝句漫兴九首之二》）“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贫。”（《绝句漫兴九首之三》）可见他的茅屋较为低矮而褊窄；杜甫又云：“谁谓筑居小，未尽乔木西。”（《泛溪》）别人说他修筑的草堂不宽绰，他还自我解嘲说乔木西边还有空地。如果草堂是豪宅，别人能说它小吗？我们拿杜甫草堂和陶渊明的茅舍进行一下比较，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陶渊明说他家的住房情况是“方宅十余亩， 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这就足以证明，“十余亩”不是“八九间”草屋的建筑面积，而是宅基地的总面积，两者显然不可混为一谈。再把“十余亩”和“一亩”比较一下，就显出杜甫草堂的寒碜了，因为前者竟比后者大了十多倍！
　　三、草堂的建筑质量
　　杜甫草堂的建筑面积既然不大，那么建筑质量又怎么样呢？杜甫说：“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寄题江外草堂》）敢，是岂敢的意思，也就是不敢。谋，意为谋求。面势，指建筑物的情势、外观。坚，牢靠。可见草堂不是华堂美宅，只是看上去还算牢固罢了。而实际上也并不牢固，待到八月秋高风起，茅屋即被吹破。杜甫在《田舍》《江涨》《客至》等诗中一再用到“柴门”“蓬门”之类的词语，还进一步写道：“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栖。门径从榛草，无心走马蹄。”（《畏人》）“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野老》）如果草堂是华堂美宅，会是“门径从榛草”，会是“柴门不正”吗？前面说过，杜甫携家带口，颠沛流离，于战乱之际逃来成都，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朋友的接济也很有限，他又哪里拿得出许多银子修豪宅建别墅？要是真住的是豪宅，是别墅，他还会有茅屋为秋风所破，长夜沾湿，苦等天亮的遭遇吗？他还会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感叹吗？
　　四、究竟谁在“误读”
　　倪方六先生说，他的推断“并非凭空猜测”，而是“有杜甫自己的诗为证”：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诗中所写的宅院，能是简简单单的草堂、破房子吗？
　　四句诗引自《堂成》，堂成，即草堂刚刚建成。其时又哪来桤林之叶，碍日吟风；笼竹之梢，和烟滴露？原来这只是诗人缘江步行所见。郭知达《九家集注》引赵次公云：“桤林笼竹，正川中之物。二物必于公卜居处，先有之矣。”因此，仅凭桤林笼竹二物根本无法证明草堂规模如何。接下来，倪先生又说：
　　杜甫又不断扩大“别墅区”，在广泛种植桃树后，草堂由一亩增至五亩；桃林建成后，又营建了竹林、桤林。而且，杜甫在《凭何邕觅桤林栽》（凤能按：应为《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栽的应是苗木，不是“林”）诗中给出了具体数据：“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也就是说，桤木林的占地有十亩之大。那么竹林又占地多大？一顷（百亩）之广。《杜鹃》诗中说得更直白：“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这样的地方能是一般穷人住的？算不算别墅？这恐怕比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更令人神往吧！
　　唐代成都与今日成都，不可同日而语。唐代浣花溪尚在郊外，人口也较稀少。故杜甫在诗篇中留下“荒郊”“荒村”“荒僻”等语。他栽桃种竹，是为了美化周围的环境，利用的是浣花溪边的荒地。难道杜甫在房子附近种了树木，草堂就会变成豪宅、别墅？“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是对桤木成林后的设想，不是眼前的事实。何况“致阴”的对象是“溪边”，不是宅院。至于《杜鹃》诗中的“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显然说的是“锦水边”有，不是“我”有。因为杜甫草堂建成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第二年严武奉诏入朝，杜甫“送武之巴西”。严武离开后，时任成都府少尹的徐知道趁机兴兵作乱，杜甫不得返回，“遂如梓州”（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叛乱平息后，重返草堂的杜甫在地皮刚刚被再度踩热不久，又逢严武病死，眼见大乱将作，再也在成都呆不下去，便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极不情愿地举家逃向东川。从草堂真正建好的宝应元年到永泰元年，也就三年多时间；即使从经营草堂的“上元始”算起，也就五年。其间他还一度离开，去梓州、阆州客居了一段日子。须知，种竹栽树是受季节限制的，连吃饭都要靠人接济的杜甫更不可能请民工来办这事。因此，他不仅不可能种得了那么多竹，而且他种的树也不可能“上参天”。用这些被倪先生误读的诗句来质疑“这样的地方能是一般穷人住的？算不算别墅”，显得多么苍白！杜甫在《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六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倘按倪先生的逻辑来推断，是不是住在浣花溪畔的黄四娘，也是一个拥有偌大花园的财主，她住的也是豪宅、是别墅啊？ 　　五、“三重茅”应如何理解
　　倪先生还写道：
　　对草堂的工程质量，已故历史学家郭沫若曾作过考证，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认为，杜甫草堂的茅草应有三重，这表明屋顶曾翻修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
　　茅屋冬暖夏凉，确实不假，这取决于它是土筑的墙与茅盖的顶，隔热效果比瓦房佳。但住起来是不是比瓦房讲究呢，不是。稍微上了些年纪的四川人都知道一句谚语：“瓦房漏了，戳，茅房漏了，哭。”戳，就是拿竹竿捣一捣，让瓦片重新衔接好；哭，就是毫无办法。所以只有穷人才住茅屋。
　　至于“三重茅”是不是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呢，也不是。笔者生在四川乡下，住过30多年茅屋，且多次亲自参加过乡邻的茅屋建筑与翻盖，故对茅屋的方方面面都十分了解。盖茅屋是由屋檐边往房顶依次层层押草的，最后工序是坐脊。押草就是用竹竿压在稻草或麦草腰部，用竹篾拴在椽子上。每押一层，叫一重。重，就是层（《史记·项羽本纪》“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可证）。坐脊就是把屋脊压实，横盖厚厚的一层草，用平行的两根竹竿押住拴牢。茅屋盖得好不好，不取决于草的重数多寡，而取决于每重的厚薄，取决于盖房人手艺的高低。茅屋如果盖得讲究些，少说也要三五年才会翻修一次。由于资金与材料的不足，草堂拖拖拉拉地修建了一年以上时间，杜甫自己说是“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 寄题江外草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般学者认为作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那时茅屋尚未完工，即杜甫所说的“断手”。惟其未完工，秋风才容易破屋。还没有“断手”的草堂就“曾翻修过两次”，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杜甫所谓“三重茅”，其实是多重茅。房上多重茅草被风刮走，一是说明风大，二是说明房子盖得不够结实。
　　六、杜甫在草堂的生活状况
　　倪先生除了说杜甫草堂“恐怕比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更令人神往”外，还据他的主观臆测于文末得出如下结论：
　　由此可见，杜甫当时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并不糟糕，他的“贫穷”实是后人对他当时生存状况的误会。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中所谓“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乃是房顶被大风刮坏后的写实，可我们却误以为他当年的生活很悲惨。
　　那么，杜甫在居住草堂期间，是不是如倪先生所料，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只要读一读杜甫写于这段时间的诗篇，就不难找出正确的答案。杜甫诗云：“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屏迹三首》之二）“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草堂即事》）请看，是小儿子长期挨饿啊，是老婆一直为穷发愁啊，是自己无钱买酒浇愁啊！称别人“误读”、却对上述诗句只字不提的倪先生，是不曾认真读过书呢，还是有意回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