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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视艺术科学院(AAST)“黄金时段艾美奖”是美国黄金时段收视率、品质“双优”的权威奖项,但近年来却被《杀死伊芙》(Killing Eve)这部如假包换的英剧出尽了风头:继2018年韩裔加拿大籍女演员吴珊卓(Sandra Miju Oh)借《杀死伊芙第一季》获得剧情片最佳电视女主角奖后,2019年的第71届“艾美奖”,《杀死伊芙第二季》一举获得5项大奖提名,并由朱迪·科默(Jodie Comer)斩获该剧集第二座剧情片最佳电视女主角奖项。
英国风格的剧情片在美国热映并不罕见,名噪一时的《纸牌屋》就是美国本土制片商移植同名BBC英剧的“克隆片”。但《杀死伊芙》却有点例外:它并非美国制片商翻拍移植的“组装英剧”,而是原汁原味的BBC剧,但第一季、第二季,甚至八字还没一撇的第三季,首播都在美国而非英国市场——不过是BBC的北美台。何以如此?有不少好事者揣测,这和《杀死伊芙》中涉及很多美国人感兴趣且耳熟能详的情节桥段——尤其更“美国化”的政治暗杀桥段,有很大关系。尽管剧集中的军情五处、六处和暗杀组织“十二人”(The Twelve),都是典型的英国名称,但很多美国观众仍习惯性、轻而易举地通过“脑补”,将故事背景置换为美国场景。
说句实在的,尽管是个年轻的国家,但在政治暗杀方面,美国认第二,恐怕除了传说中的中世纪“山中老人”暗杀团,就再没人敢认第一了。
1943年4月14日,代号“魔术”(Magic)的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将于4天后从南太平洋拉包尔机场飞赴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视察前线的情报,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随即下令“除掉山本”。接到这一命令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Chester William Nimitz)一度对“暗杀行为是否正当”表示出犹豫,他的幕僚和情报官员不得不拉出一个长长的、“古今美外”战时暗杀外国军政要员的名单,以说服这位海军将领实施了最终导致山本五十六坠机丧命的“复仇行动”。尼米兹海军上将是一位职业军人,对“暗杀是否正当”有此质疑并不奇怪。倘若他是一名美国情报官员,抑或是一位站在情报机构背后的美国政客,对此恐怕就不会有任何犹豫了。2017年5月5日,英国《卫报》刊出一篇文章,称“中央情报局(CIA)在暗杀外国领导人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篇文章称,CIA暗杀外国领导人的次数频繁,花样繁多,许多手段令人匪夷所思,比如“会爆炸的雪茄烟”“带有剧毒的潜水服”,当然,也有使用包括放射性物质和纳米有毒物质在内生化物质进行“慢性隐蔽性暗杀”的“黑纪录”。
英国媒体对CIA作出如此指摘非同寻常,因为近年来该国屡屡指责俄罗斯情报机构使用放射性物质暗杀旅居英国的异议人士或双面间谍(如2006年的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和2018年的斯克里帕尔Sergei Skripal父女),这至少表明其在判断这类暗杀行径方面“经验丰富”。照《卫报》这篇署名埃文·麦卡斯基尔(Ewen MacAskill)的文章指称,CIA不愧世界第一技术强国的王牌情报机构,其使用放射性物质暗杀的技术含量要比其他国家同行强得不是一点半点——“只需‘擦肩而过’,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剂量就足以让暗杀目标在6或12个月后无声无息、不露痕迹地与世长辞”。
这篇文章指出,自1945年至今,CIA在美国政府的指使和资助下,进行了无数次针对外国合法领导人和军政要员的暗杀行动,“名单长到令人发指”,所幸的是,上世纪70年代因“水门事件”发酵,美国参议院对许多由政府操作的秘密行动进行了审查,CIA暗杀外国政要的“账单”也因此被部分曝光,参议院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专门调查。出于种种原因考量,时任美国总统福特于1976年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责令“任何美国政府雇员均不得参与政治暗杀的行动或密谋”。
之所以要如此,一方面是受到一系列党争波及,另一方面则是“功能性原因”:部分美国政府官员和议员认为,赤裸裸的海外政治暗杀一旦被发现是美国官方所为,会令美国政府感到尴尬,并严重损害其国际形象,而且,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这些由美国政府支持、军情部门指使的政治暗杀,经常被证明是事倍功半、徒劳无功,甚至适得其反的。不过随后文章就辛辣地讽刺称,1976年后美国官方并非真的放弃了对外国军政领导人的暗杀,“只不过不再把暗杀叫做暗杀了而已”。
1960年,刚果(利)(今刚果民主共和国)首任总理卢蒙巴(Patrice Lumumba)执行反殖民进步政策,被美国政府认为“有倒向苏联可能”,遂由CIA训练并指派一名高级特工,想用致命的病毒谋害卢蒙巴。只是随后卢蒙巴所信任的军事强人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并随后暗害了卢蒙巴,美国人总算不用“亲自沾血”,就收获了蒙博托这个后来被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称作“一个诚实好人”,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世界最贪腐总统”、被许多美国人自嘲为“我们自己养的王八蛋”的冷战亲美总统。 在上世纪60年代被CIA直接或间接暗杀、计划暗杀的外国国家领导人,还有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特鲁希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以及南越总统吴廷琰。特鲁希略原本是美国扶植的傀儡,但到了1960年,特鲁希略因为倒行逆施过甚,在国际社会臭名昭著,美国遂决定“换马”,在1961年5月30日策划了对特鲁希略突袭暗杀,导致对方当场死亡,随后赶到的、早已串通好的军警逮捕并很快弄死了几名刺客,接替特鲁希略的又一名美国傀儡巴拉格尔走马上任并煞有介事地为特鲁希略举行了国葬。面对沸沸扬扬的指责,CIA当时矢口否认和暗杀有关。苏加诺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旗手之一,一直为美国政府所不喜,但针对苏加诺的多次暗杀行动均告失败,最终CIA转而扶植军中强人苏哈托,通过政变推翻苏加诺。
吴廷琰同样是美国花大力气扶植的傀儡,但到了1963年,深陷越战泥淖的美国政府渐渐觉得他“不得力”,遂暗中支持、帮助杨文明等将领策划实施针对吴廷琰的暗杀。1963年11月1日,杨文明等发动军事政变,随后吴廷琰兄弟在投降并要求出国避难的情况下,被CIA西贡情报站执行站长大卫·史密斯指令一直隐藏在杨文明指挥部的特工柯乃恩“让军人们想怎样就怎样”,而稍早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也提出了类似的“大结局”构想,公开主张“让吴廷琰消失,其他人也不能留在亚洲”,最终杨文明等在与柯乃恩商谈后处死了吴廷琰兄弟,并试图谎报为“自杀”,只是在吴廷琰浑身弹孔的照片被曝光后才不得不承认事实。
1973年,智利军事强人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左翼总统阿连德,后者在保卫总统府的战斗中亲自持枪上阵,不幸中弹身亡。这次军事政变的“后台老板”仍然是CIA,阿连德看似战死,实则也是死于CIA的变相暗杀。
当然,最著名的、CIA针对外国领导人的暗杀,莫过于对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的系列暗杀。
在CIA策划颠覆和雇佣军登陆相继惨败后,针对古巴这个近在肘腋的不驯服国家,CIA转而开始花样百出地试图暗杀卡斯特罗。1975年,因为国内政治斗争,美国参议院成立了由参议员丘奇组成的委员会,调查CIA“滥用权力”实施针对卡斯特罗暗杀事宜,该委员会最终查实,CIA至少在1960-1965年对卡斯特罗实施了8次暗杀,但丘奇当时指出,CIA为掩盖事实销毁了所有档案和大多数材料,导致“真相远远未能大白”。丘奇委员会报告指出,这些暗杀行动“和美国原则及国际秩序毫不相符”。
前古巴反间谍机构负责人艾斯卡兰特曾表示,针对卡斯特罗、由CIA实施的暗杀多达638起,方式包括在香烟中植入肉毒杆菌、在潜水服呼吸器中放入结核杆菌、在卡斯特罗经常潜水的海中投放“打扮”成贝壳的定时炸弹、含毒的圆珠笔(卡斯特罗有咬笔管思考的习惯)、在卡斯特罗参观古巴海明威博物馆时引爆炸弹,以及通过心理暗示指使卡斯特罗旧情人洛伦茨下手……但这些暗杀统统失败,卡斯特羅一直活到2016年11月25日才寿终正寝,以至于他自嘲“我是躲过暗杀的奥运冠军”。在这些暗杀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洛伦茨被“心理暗示”,相信自己流产系卡斯特罗责任,且卡斯特罗“会威胁世界和平”,同意对其下手。但卡斯特罗察觉对方意图后,出乎意料地将手枪递给对方,让她“要我性命不必拐弯抹角”,结果洛伦茨如梦方醒,放弃了行动。
麦卡斯基尔文章指出,在“后福特时代”,美国军情机构的暗杀技术也“与时俱进”,维基泄密曾披露,CIA正研究通过电子和网络战手段,侵入汽车等的控制系统,人为制造车祸,从而掩盖暗杀行径。这类实验已“部分获得成功”。
CIA当然对《卫报》这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装聋作哑,但仅过了几个月,美国国家档案馆就根据1992年《肯尼迪档案记录法》中“25年内公开全部与刺杀肯尼迪有关政府档案”法则,公开了多达2891份的“肯尼迪档案”,其中部分档案证实了麦卡斯基尔文章的指责,即“CIA曾多次试图刺杀外国领导人”。2013年加拿大反战网站《全球研究》刊出布鲁姆和罗布莱斯的对话式分析,认为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系被CIA毒害,而他此前曾被“经验丰富”的卡斯特罗警告“千万小心”,布鲁姆还表示,CIA“曾试图暗杀超过50名外国领导人,其中至少成功了一半”。
布鲁姆是《谋杀希望:二战以来美国军队和中情局对外干涉》一书作者,美国著名反战人士;罗布莱斯则是俄罗斯外宣传媒“俄罗斯之声”(VOR)记者、主持人,两人的论述不免有一定倾向性,且布鲁姆本人也坦承“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对CIA“参与毒害查韦斯”的言论“仅仅出于合理推论”,不能作为定论——尽管如此,这则对话式分析仍然风靡一时,这充分表明,“CIA习惯于策划针对外国军政要员的暗杀”,已成为包括美国在内、各国关注国际政治和国际阴谋史人士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上面提到“后福特时代”美国至少在台面上不能再公然动用“公器”去参与暗杀活动,其核心成果是1976年福特总统签署的那项法令,而促使该法令的,则是“丘奇委员会”针对肯尼迪遇刺案的调查报告——没错,这条法律的出炉,初衷不是防止CIA对外国领导人下手,而是防止“官面人物”介入对“自己人”、也即本国政要中政治对手的政治暗杀。美国建国之初,仍保留着“决斗”的中世纪遗风,一些政治家往往会借决斗这个所谓“骑士习俗”,冠冕堂皇地实施对政治对手的“明的暗杀”。这其中最著名的,是1804年7月11日发生的“伯尔-汉密尔顿决斗”。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也是少数登上美元现钞、却并不是总统的政治人物之一,作为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享有盛誉;伯尔则是美国独立战争时的战斗英雄,1800年曾和杰斐逊竞逐第三届美国总统。问题在于杰斐逊和伯尔虽然同属民主共和党,却是不同派系的代表,前者政府里任用了不少前届联盟党亚当斯政府的旧人,其中就包括汉密尔顿这位亚当斯之后的联盟党旗帜人物。汉密尔顿和伯尔早在独立战争期间就互不服气,经常相互针对,如今同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自然更加不对付。
新仇旧恨不断累积,最终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804年7月11日,在伯尔的主动挑逗下,曾先后经历过10次政治决斗,但都以“点到为止”收场的汉密尔顿接受挑战,双方在新泽西州威霍肯高地这个“决斗圣地”进行手枪决斗。这场在拂晓进行的决斗仅用了几秒钟就分出生死:汉密尔顿决斗经验丰富,抢先开枪,却将子弹射向空中,而随后开火的伯尔一枪击中对方要害。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埃利斯指出,汉密尔顿很显然有意像以往历次决斗那样“点到为止”,双方心照不宣地互不命中对方要害,这样既保留各自面子,又不会闹出人命——问题在于,伯尔并没有同样的默契。人命关天,舆论大哗,政治决斗的风气就此戛然而止,“借决斗冠冕堂皇暗杀”也宣告“此路不通”,被人们认定为“杀人凶手”的伯尔就此身败名裂,退出政坛后更一度被以“叛国罪”起诉。在此之后,先后有9位美国总统在任上遭遇暗杀,但“台面上”他们不是被政治对手或国家机器所暗算,都是“意外情况”。
第一位是安德鲁·杰克逊,这位行伍出身的总统在1835年1月30日“有幸”成为首位任上遭遇暗杀的美国总统,并真正有幸地幸免于难。当天杰克逊前往国会山庄旁听国会开会,结束旁听后正要离开,一名男子突然抢步上前,在近在咫尺处拔出一支手枪,瞄准总统要害猛扣扳机,如果此时手枪开火,杰克逊几乎不可能幸免,但手枪鬼使神差竟然未响。男子迅即从身上又拔出另一支手枪,说时迟那时快,战斗经验丰富的杰克逊挥舞手杖,将对方手枪击落,打翻在地。事后查明,行刺者名叫劳伦斯,是一名精神病人,行刺动机不明,第一支手枪未能开火是因为子弹卡壳。此后杰克逊平安度过任期,而倒霉的劳伦斯则被关进了疯人院。
第二位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林肯。林肯是在带领美国北军打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北战争,彻底结束了美国奴隶制度后不久,在剧场观剧时被暗算的,他也是第一位被明确具有政治动机暗杀夺取生命的美国总统,和第一位被成功暗杀的美国总统。刺客名叫普斯,来自马里兰州,是一名同情奴隶制和南军的演员,内战期间曾和南方邦联的间谍机关有联系,并制订了劫持林肯总统,换取联邦政府释放全部南军战俘的“普斯计划”,1865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职,普斯的未婚妻因为是参议员的女儿,被特邀出席观礼,普斯就此和多名同伙混入观礼台,但出于未知原因未曾动手。
3月17日,普斯得悉林肯将出席士兵之家附近医院的戏剧演出,于是从华盛顿国家大酒店招待会现场匆匆赶去,却扑了个空——原来林肯临时改变行程,恰好先去了普斯刚刚离开的招待会。4月12日,得悉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投降,彻底绝望的普斯下定了刺殺决心,两天后,他和两个同伙商定动手,在福特剧院行刺前来观剧的林肯。14日晚,普斯手持44口径德林杰手枪,高呼“这就是暴君的下场”刺杀了林肯总统,4月26日,逃到弗吉尼亚州布雷特农场(其一个同伙的家)藏匿的普斯被追兵包围,拒捕被击毙。
有阴谋论者认为,普斯背后的“黑手”可能还有联邦政府中不满林肯的人,是他们刺激普斯铤而走险,并在随后的追捕中故意击毙普斯,以杀人灭口。不过这种说法存在很多致命漏洞:普斯并非单打独斗,而是有许多同伙和帮凶,这些人大多陆续被捕,如果真有这样的“黑幕”,恐怕很难被完全掩盖。至于有传说称,4月14日林肯前往观剧前,曾有一名叫肯尼迪的秘书劝阻未果(同样的传说称,肯尼迪遇刺当天,有个名叫林肯的秘书也劝阻过他),那只是“文学虚构”而已。
第三位遇刺、第二位遇刺而死的美国总统,是第20位美国总统加菲尔德,这位共和党籍总统在上任仅4个月后,于1881年7月2日遭刺客古提奥击成重伤,9月19日因伤口感染死亡。刺客也是一名狂热的共和党人,刺杀动机十分简单——这位自视甚高的共和党信徒踌躇满志,想进谒总统,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恼羞成怒的他就此起了杀心。古提奥翌年被处绞刑,从而成为美国首位因刺杀总统而被处死的人。
第四位遇刺、第三位被刺死的美国总统,是第25位总统麦金莱,这位带领美国打赢了美西战争的总统,1901年9月6日在参观纽约州布法罗泛美博览会时,被崇尚欧洲无政府主义及其刺杀方式的刺客乔尔戈兹用.32口径左轮手枪击中,9月13日伤重不治死亡,弥留之际呼吁“宽恕凶手”,但乔尔戈兹仍然被判处死刑,并“有幸”成为首位被电椅处死的美国总统刺杀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麦金莱实际上是历任美国总统中对无政府主义最抱同情立场的一位。
第五位遇刺、第二位幸免的美国总统,是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10月14日,谋求第三个总统任期(当时还没有总统只能连任一届的规定)的罗斯福在密尔沃基参加竞选集会,被刺客施南克开枪击中胸口。出身行伍且热爱狩猎的他第一时间就准确判断伤情不足以致命,并忍痛发表了“这一枪不足以打死一头雄鹿”的名言,从容结束演讲后方自行去医院就诊,结果发现子弹射入胸口3英寸,险些击中肺部,之所以未射穿,是因为他当时手持厚厚一叠讲稿和眼镜,子弹在射中他之前先穿过讲稿和眼镜,无形中减缓了穿透力。枪手自称“前总统麦金利附体”“要教训一下胆敢比华盛顿总统谋求更久任期的狂妄之徒”,他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院度过一生。但他的疯言疯语却从此成为美国的政治禁忌,除了战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再无人谋求比两任更长的任期。当然,西奥多·罗斯福的第二次连选连任企图也未能如愿。
第六位遇刺、第三位幸免的美国总统,是第33任总统杜鲁门。1950年11月1日,两名刺客在华盛顿布莱尔宾馆行刺杜鲁门总统,结果一死一伤,杜鲁门安然无恙。事后查明,死去的刺客名叫托雷索拉,受伤被捕的则叫克拉佐,他们都是美属波多黎各的民族主义者,希望通过刺杀美国总统换取波多黎各独立。克拉佐最初被判处死刑,但被旨在绥靖的杜鲁门减为终身监禁,杜鲁门还就此推动波多黎各进行归属公投,结果令两名刺客“死不瞑目”——波多黎各多数人出于种种原因,并不希望从美国独立出去。
第七位遇刺、第四位遇害的美国总统,就是前面提到的肯尼迪了。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夫妇的车队驶过达拉斯市区,被从得克萨斯州教材仓库大楼六楼某扇窗户伸出的一支意大利老式卡尔卡诺步枪连续两枪击中喉部和脑部,死在夫人杰奎琳的怀中,几小时后副总统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宣誓就职。
一名名叫奥斯瓦尔德的前海军陆战队员、古巴同情者被当作凶嫌逮捕,并被指控为“唯一凶手”,但两天后就在看押中被一名叫做鲁比的警方线人莫名其妙开枪击毙。1967年1月3日,鲁比在狱中去世,去世前他曾扬言,自己是被警方“打了一针”后才患上致命癌症的,“死是一个阴谋”。奥斯瓦尔德和鲁比接连离奇死亡,让肯尼迪遇刺案成为美国历史上“阴谋论”色彩最足的一次总统遇刺案,苏联间谍、古巴特务、左翼同情者,以及最大得利者——约翰逊副总统,都先后成为“阴谋论”的怀疑对象。围绕肯尼迪案的质疑促成了“丘奇委员会”和“福特法令”的出台。尽管“丘奇委员会”仍然断定“刺客只有奥斯瓦尔德一人”,但相信“阴谋论”者仍大有人在。1991年,著名导演斯通根据新奥尔良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的私人调查推断,拍摄了著名电影《刺杀肯尼迪》,这部电影的轰动,也正是《肯尼迪档案记录法》诞生的催化剂。
第八位遇刺、第四位幸免的美国总统,是第38任总统福特。1975年9月5日,他被邪教组织“曼森家族”一名女信徒弗洛姆用.45M1911A1柯尔特手枪近距离行刺,但手枪未响,随即被特勤局特工布恩多夫制服。担心再次遇刺的福特此后出行都穿上防弹背心,他的保镖则采取了更严谨的安保措施,果然,17天后,左翼同情者、女刺客摩尔在旧金山市中心圣弗朗西斯酒店附近人丛中用.38左轮手枪向他射击,结果第一枪射偏,第二枪因退役海军陆战队员西普Oliver Sipple尔的干扰击中福特头部上方6英寸的一堵墙,并反弹造成一名出租车司机轻伤。两名女刺客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弗洛姆实际服刑34年,2009年8月14日被假释,摩尔实际服刑32年,2007年12月31日被假释。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则是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遇刺。1981年3月30日东部标准时间2时27分,里根总统结束了和美国劳联产联(AFL-CIO)代表的会谈,走出会场所在地——华盛顿希尔顿酒店,走向停在街角的汽车,一名混在人群中的年轻男性突然掏出手枪,奇迹般在1.7秒连开6枪,前两枪分别击伤了白宫新闻发言人布拉迪和警察德拉罕提,第三槍打飞,第四枪倒是飞向里根,却被奋勇冲上来挡枪的保镖麦卡锡挡住,第五、六枪都击中了车门,其中第六颗子弹反弹后从腋下穿入里根总统肺部,距心脏仅约2.5厘米。
枪手很快被制服。他叫约翰·欣克利,是一名26岁的失意学生,之所以要刺杀美国总统,是因为痴迷当红女星朱迪·福斯特,后者主演的影片《出租车司机》中,男主角拜克尔曾通过刺杀议员吸引福斯特扮演的女主角关注。在多次尝试接近偶像不果后,他决定“照剧情来”并有所“发扬光大”,去刺杀美国总统。当时的总统还是卡特,他几次试图刺杀都未捞到机会,1981年1月20日,里根继任,于是刺杀目标也随之换人。他在达拉斯一间私人当铺购买了一支.22口径的二手罗姆G-14六响双动转轮手枪,欣克利并不是枪迷,他听信了坊间“开花子弹能增加杀伤力”的传闻,从一个自吹自擂的枪铺老板手中购买了一盒自己改装的“开花子弹”。3月29日,欣克利抵达华盛顿,翌日一早写了一封给偶像福斯特的亲笔信,阐明了自己刺杀的动机和心迹,表示“只要如愿以偿愿意放弃刺杀”,但他并没有勇气寄出这封信,后来信是被捕后从他身上搜出的。
被制服后欣克利在1982年6月21日被法庭裁定“精神不正常”,送入精神病院一直关到2016年7月27日才被放出来,比拟定获释时间缩短了9日。他有没有真的患上精神病不得而知,但单纯从刺杀“技战术”看,他既有超水平发挥的一面(快速出枪,不到两秒射空整个弹巢且六发四中),也有非常业余的一面——他误信了某些“吹牛枪迷”的口碑,摒弃了曾经考虑过的意大利6.8mm卡尔卡诺卡宾枪——二战前就装备部队的老枪,弹道稳定价格便宜,肯尼迪总统就死于这种枪下,选择了只能发射低速子弹的转轮手枪,更一厢情愿地选择了华而不实的“开花子弹”。实际上这种在弹头上装填少量炸药的子弹非但无法如“达姆弹”那样增大杀伤力,反倒会在命中软目标后发生微小爆炸,影响本就穿透力不强的低速弹丸侵彻目标。年逾七旬的里根总统事后被证明只受了轻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枪而未死的现任总统,另外三名中枪者也无一死亡,很大程度上都拜欣克利的“业余”所赐,如果他用的是自动手枪,后果就不好说了。欣克利因为这种疯狂追星行为“青史留名”,却付出了大好时光在精神病院度过的惨痛代价;他的偶像福斯特因为这件事的曝光被“拍拍垃圾”围攻骚扰,不仅推迟了一年学业,而且花了5年时间才重返职业生涯高峰,因为憎恶这件事被无端殃及,她此后拒绝回答一切和欣克利有关的问题,有人统计称,她在公开场合迄今仅提到过“欣克利”这个名字3次。
里根熬过这场劫难,成为带领美国打赢冷战、开创全球“新保守主义时代”的著名政治家;替他挡枪的3位公务员虽然有的终身残疾、有的伤筋动骨,却都成了各自行业的典范、明星,许多好莱坞大片以他们的事迹为模板;事发后第一个反应过来,一拳打翻了欣克利的劳联产联代表、来自克里夫兰的安特努奇(Alfred Antenucci)因激动过度引发心脏病差点送命,抢救脱险后里根为表感激,送给他带有总统印章的袖扣,这枚袖扣后来进了克里夫兰博物馆,1984年他去世后,克里夫兰将一条街道改名为“安特努奇大街”,这位其实一直是民主党支持者的劳工领袖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为共和党总统里根的救命恩人……
这件事最大的赢家是谁?是当时默默无闻、甚至连现场机位都没有的新兴媒体CNN:这家借用NBC视频报道刺杀案的媒体敏锐地察觉到“追星族殺人”的轰动效应和品牌价值,在此后的48小时里纯用七拼八凑的二手素材,硬是进行了不间断的滚动报道,从此一举成名,后来居上。
英国风格的剧情片在美国热映并不罕见,名噪一时的《纸牌屋》就是美国本土制片商移植同名BBC英剧的“克隆片”。但《杀死伊芙》却有点例外:它并非美国制片商翻拍移植的“组装英剧”,而是原汁原味的BBC剧,但第一季、第二季,甚至八字还没一撇的第三季,首播都在美国而非英国市场——不过是BBC的北美台。何以如此?有不少好事者揣测,这和《杀死伊芙》中涉及很多美国人感兴趣且耳熟能详的情节桥段——尤其更“美国化”的政治暗杀桥段,有很大关系。尽管剧集中的军情五处、六处和暗杀组织“十二人”(The Twelve),都是典型的英国名称,但很多美国观众仍习惯性、轻而易举地通过“脑补”,将故事背景置换为美国场景。
说句实在的,尽管是个年轻的国家,但在政治暗杀方面,美国认第二,恐怕除了传说中的中世纪“山中老人”暗杀团,就再没人敢认第一了。
对外国政要的暗杀
1943年4月14日,代号“魔术”(Magic)的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将于4天后从南太平洋拉包尔机场飞赴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视察前线的情报,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随即下令“除掉山本”。接到这一命令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Chester William Nimitz)一度对“暗杀行为是否正当”表示出犹豫,他的幕僚和情报官员不得不拉出一个长长的、“古今美外”战时暗杀外国军政要员的名单,以说服这位海军将领实施了最终导致山本五十六坠机丧命的“复仇行动”。尼米兹海军上将是一位职业军人,对“暗杀是否正当”有此质疑并不奇怪。倘若他是一名美国情报官员,抑或是一位站在情报机构背后的美国政客,对此恐怕就不会有任何犹豫了。2017年5月5日,英国《卫报》刊出一篇文章,称“中央情报局(CIA)在暗杀外国领导人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篇文章称,CIA暗杀外国领导人的次数频繁,花样繁多,许多手段令人匪夷所思,比如“会爆炸的雪茄烟”“带有剧毒的潜水服”,当然,也有使用包括放射性物质和纳米有毒物质在内生化物质进行“慢性隐蔽性暗杀”的“黑纪录”。
英国媒体对CIA作出如此指摘非同寻常,因为近年来该国屡屡指责俄罗斯情报机构使用放射性物质暗杀旅居英国的异议人士或双面间谍(如2006年的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和2018年的斯克里帕尔Sergei Skripal父女),这至少表明其在判断这类暗杀行径方面“经验丰富”。照《卫报》这篇署名埃文·麦卡斯基尔(Ewen MacAskill)的文章指称,CIA不愧世界第一技术强国的王牌情报机构,其使用放射性物质暗杀的技术含量要比其他国家同行强得不是一点半点——“只需‘擦肩而过’,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剂量就足以让暗杀目标在6或12个月后无声无息、不露痕迹地与世长辞”。
这篇文章指出,自1945年至今,CIA在美国政府的指使和资助下,进行了无数次针对外国合法领导人和军政要员的暗杀行动,“名单长到令人发指”,所幸的是,上世纪70年代因“水门事件”发酵,美国参议院对许多由政府操作的秘密行动进行了审查,CIA暗杀外国政要的“账单”也因此被部分曝光,参议院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专门调查。出于种种原因考量,时任美国总统福特于1976年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责令“任何美国政府雇员均不得参与政治暗杀的行动或密谋”。
之所以要如此,一方面是受到一系列党争波及,另一方面则是“功能性原因”:部分美国政府官员和议员认为,赤裸裸的海外政治暗杀一旦被发现是美国官方所为,会令美国政府感到尴尬,并严重损害其国际形象,而且,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这些由美国政府支持、军情部门指使的政治暗杀,经常被证明是事倍功半、徒劳无功,甚至适得其反的。不过随后文章就辛辣地讽刺称,1976年后美国官方并非真的放弃了对外国军政领导人的暗杀,“只不过不再把暗杀叫做暗杀了而已”。
1960年,刚果(利)(今刚果民主共和国)首任总理卢蒙巴(Patrice Lumumba)执行反殖民进步政策,被美国政府认为“有倒向苏联可能”,遂由CIA训练并指派一名高级特工,想用致命的病毒谋害卢蒙巴。只是随后卢蒙巴所信任的军事强人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并随后暗害了卢蒙巴,美国人总算不用“亲自沾血”,就收获了蒙博托这个后来被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称作“一个诚实好人”,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世界最贪腐总统”、被许多美国人自嘲为“我们自己养的王八蛋”的冷战亲美总统。 在上世纪60年代被CIA直接或间接暗杀、计划暗杀的外国国家领导人,还有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特鲁希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以及南越总统吴廷琰。特鲁希略原本是美国扶植的傀儡,但到了1960年,特鲁希略因为倒行逆施过甚,在国际社会臭名昭著,美国遂决定“换马”,在1961年5月30日策划了对特鲁希略突袭暗杀,导致对方当场死亡,随后赶到的、早已串通好的军警逮捕并很快弄死了几名刺客,接替特鲁希略的又一名美国傀儡巴拉格尔走马上任并煞有介事地为特鲁希略举行了国葬。面对沸沸扬扬的指责,CIA当时矢口否认和暗杀有关。苏加诺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旗手之一,一直为美国政府所不喜,但针对苏加诺的多次暗杀行动均告失败,最终CIA转而扶植军中强人苏哈托,通过政变推翻苏加诺。
吴廷琰同样是美国花大力气扶植的傀儡,但到了1963年,深陷越战泥淖的美国政府渐渐觉得他“不得力”,遂暗中支持、帮助杨文明等将领策划实施针对吴廷琰的暗杀。1963年11月1日,杨文明等发动军事政变,随后吴廷琰兄弟在投降并要求出国避难的情况下,被CIA西贡情报站执行站长大卫·史密斯指令一直隐藏在杨文明指挥部的特工柯乃恩“让军人们想怎样就怎样”,而稍早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也提出了类似的“大结局”构想,公开主张“让吴廷琰消失,其他人也不能留在亚洲”,最终杨文明等在与柯乃恩商谈后处死了吴廷琰兄弟,并试图谎报为“自杀”,只是在吴廷琰浑身弹孔的照片被曝光后才不得不承认事实。
1973年,智利军事强人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左翼总统阿连德,后者在保卫总统府的战斗中亲自持枪上阵,不幸中弹身亡。这次军事政变的“后台老板”仍然是CIA,阿连德看似战死,实则也是死于CIA的变相暗杀。
当然,最著名的、CIA针对外国领导人的暗杀,莫过于对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的系列暗杀。
在CIA策划颠覆和雇佣军登陆相继惨败后,针对古巴这个近在肘腋的不驯服国家,CIA转而开始花样百出地试图暗杀卡斯特罗。1975年,因为国内政治斗争,美国参议院成立了由参议员丘奇组成的委员会,调查CIA“滥用权力”实施针对卡斯特罗暗杀事宜,该委员会最终查实,CIA至少在1960-1965年对卡斯特罗实施了8次暗杀,但丘奇当时指出,CIA为掩盖事实销毁了所有档案和大多数材料,导致“真相远远未能大白”。丘奇委员会报告指出,这些暗杀行动“和美国原则及国际秩序毫不相符”。
前古巴反间谍机构负责人艾斯卡兰特曾表示,针对卡斯特罗、由CIA实施的暗杀多达638起,方式包括在香烟中植入肉毒杆菌、在潜水服呼吸器中放入结核杆菌、在卡斯特罗经常潜水的海中投放“打扮”成贝壳的定时炸弹、含毒的圆珠笔(卡斯特罗有咬笔管思考的习惯)、在卡斯特罗参观古巴海明威博物馆时引爆炸弹,以及通过心理暗示指使卡斯特罗旧情人洛伦茨下手……但这些暗杀统统失败,卡斯特羅一直活到2016年11月25日才寿终正寝,以至于他自嘲“我是躲过暗杀的奥运冠军”。在这些暗杀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洛伦茨被“心理暗示”,相信自己流产系卡斯特罗责任,且卡斯特罗“会威胁世界和平”,同意对其下手。但卡斯特罗察觉对方意图后,出乎意料地将手枪递给对方,让她“要我性命不必拐弯抹角”,结果洛伦茨如梦方醒,放弃了行动。
麦卡斯基尔文章指出,在“后福特时代”,美国军情机构的暗杀技术也“与时俱进”,维基泄密曾披露,CIA正研究通过电子和网络战手段,侵入汽车等的控制系统,人为制造车祸,从而掩盖暗杀行径。这类实验已“部分获得成功”。
CIA当然对《卫报》这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装聋作哑,但仅过了几个月,美国国家档案馆就根据1992年《肯尼迪档案记录法》中“25年内公开全部与刺杀肯尼迪有关政府档案”法则,公开了多达2891份的“肯尼迪档案”,其中部分档案证实了麦卡斯基尔文章的指责,即“CIA曾多次试图刺杀外国领导人”。2013年加拿大反战网站《全球研究》刊出布鲁姆和罗布莱斯的对话式分析,认为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系被CIA毒害,而他此前曾被“经验丰富”的卡斯特罗警告“千万小心”,布鲁姆还表示,CIA“曾试图暗杀超过50名外国领导人,其中至少成功了一半”。
布鲁姆是《谋杀希望:二战以来美国军队和中情局对外干涉》一书作者,美国著名反战人士;罗布莱斯则是俄罗斯外宣传媒“俄罗斯之声”(VOR)记者、主持人,两人的论述不免有一定倾向性,且布鲁姆本人也坦承“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对CIA“参与毒害查韦斯”的言论“仅仅出于合理推论”,不能作为定论——尽管如此,这则对话式分析仍然风靡一时,这充分表明,“CIA习惯于策划针对外国军政要员的暗杀”,已成为包括美国在内、各国关注国际政治和国际阴谋史人士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自己人也不放过
上面提到“后福特时代”美国至少在台面上不能再公然动用“公器”去参与暗杀活动,其核心成果是1976年福特总统签署的那项法令,而促使该法令的,则是“丘奇委员会”针对肯尼迪遇刺案的调查报告——没错,这条法律的出炉,初衷不是防止CIA对外国领导人下手,而是防止“官面人物”介入对“自己人”、也即本国政要中政治对手的政治暗杀。美国建国之初,仍保留着“决斗”的中世纪遗风,一些政治家往往会借决斗这个所谓“骑士习俗”,冠冕堂皇地实施对政治对手的“明的暗杀”。这其中最著名的,是1804年7月11日发生的“伯尔-汉密尔顿决斗”。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也是少数登上美元现钞、却并不是总统的政治人物之一,作为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享有盛誉;伯尔则是美国独立战争时的战斗英雄,1800年曾和杰斐逊竞逐第三届美国总统。问题在于杰斐逊和伯尔虽然同属民主共和党,却是不同派系的代表,前者政府里任用了不少前届联盟党亚当斯政府的旧人,其中就包括汉密尔顿这位亚当斯之后的联盟党旗帜人物。汉密尔顿和伯尔早在独立战争期间就互不服气,经常相互针对,如今同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自然更加不对付。
新仇旧恨不断累积,最终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804年7月11日,在伯尔的主动挑逗下,曾先后经历过10次政治决斗,但都以“点到为止”收场的汉密尔顿接受挑战,双方在新泽西州威霍肯高地这个“决斗圣地”进行手枪决斗。这场在拂晓进行的决斗仅用了几秒钟就分出生死:汉密尔顿决斗经验丰富,抢先开枪,却将子弹射向空中,而随后开火的伯尔一枪击中对方要害。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埃利斯指出,汉密尔顿很显然有意像以往历次决斗那样“点到为止”,双方心照不宣地互不命中对方要害,这样既保留各自面子,又不会闹出人命——问题在于,伯尔并没有同样的默契。人命关天,舆论大哗,政治决斗的风气就此戛然而止,“借决斗冠冕堂皇暗杀”也宣告“此路不通”,被人们认定为“杀人凶手”的伯尔就此身败名裂,退出政坛后更一度被以“叛国罪”起诉。在此之后,先后有9位美国总统在任上遭遇暗杀,但“台面上”他们不是被政治对手或国家机器所暗算,都是“意外情况”。
第一位是安德鲁·杰克逊,这位行伍出身的总统在1835年1月30日“有幸”成为首位任上遭遇暗杀的美国总统,并真正有幸地幸免于难。当天杰克逊前往国会山庄旁听国会开会,结束旁听后正要离开,一名男子突然抢步上前,在近在咫尺处拔出一支手枪,瞄准总统要害猛扣扳机,如果此时手枪开火,杰克逊几乎不可能幸免,但手枪鬼使神差竟然未响。男子迅即从身上又拔出另一支手枪,说时迟那时快,战斗经验丰富的杰克逊挥舞手杖,将对方手枪击落,打翻在地。事后查明,行刺者名叫劳伦斯,是一名精神病人,行刺动机不明,第一支手枪未能开火是因为子弹卡壳。此后杰克逊平安度过任期,而倒霉的劳伦斯则被关进了疯人院。
第二位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林肯。林肯是在带领美国北军打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北战争,彻底结束了美国奴隶制度后不久,在剧场观剧时被暗算的,他也是第一位被明确具有政治动机暗杀夺取生命的美国总统,和第一位被成功暗杀的美国总统。刺客名叫普斯,来自马里兰州,是一名同情奴隶制和南军的演员,内战期间曾和南方邦联的间谍机关有联系,并制订了劫持林肯总统,换取联邦政府释放全部南军战俘的“普斯计划”,1865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职,普斯的未婚妻因为是参议员的女儿,被特邀出席观礼,普斯就此和多名同伙混入观礼台,但出于未知原因未曾动手。
3月17日,普斯得悉林肯将出席士兵之家附近医院的戏剧演出,于是从华盛顿国家大酒店招待会现场匆匆赶去,却扑了个空——原来林肯临时改变行程,恰好先去了普斯刚刚离开的招待会。4月12日,得悉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投降,彻底绝望的普斯下定了刺殺决心,两天后,他和两个同伙商定动手,在福特剧院行刺前来观剧的林肯。14日晚,普斯手持44口径德林杰手枪,高呼“这就是暴君的下场”刺杀了林肯总统,4月26日,逃到弗吉尼亚州布雷特农场(其一个同伙的家)藏匿的普斯被追兵包围,拒捕被击毙。
有阴谋论者认为,普斯背后的“黑手”可能还有联邦政府中不满林肯的人,是他们刺激普斯铤而走险,并在随后的追捕中故意击毙普斯,以杀人灭口。不过这种说法存在很多致命漏洞:普斯并非单打独斗,而是有许多同伙和帮凶,这些人大多陆续被捕,如果真有这样的“黑幕”,恐怕很难被完全掩盖。至于有传说称,4月14日林肯前往观剧前,曾有一名叫肯尼迪的秘书劝阻未果(同样的传说称,肯尼迪遇刺当天,有个名叫林肯的秘书也劝阻过他),那只是“文学虚构”而已。
第三位遇刺、第二位遇刺而死的美国总统,是第20位美国总统加菲尔德,这位共和党籍总统在上任仅4个月后,于1881年7月2日遭刺客古提奥击成重伤,9月19日因伤口感染死亡。刺客也是一名狂热的共和党人,刺杀动机十分简单——这位自视甚高的共和党信徒踌躇满志,想进谒总统,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恼羞成怒的他就此起了杀心。古提奥翌年被处绞刑,从而成为美国首位因刺杀总统而被处死的人。
第四位遇刺、第三位被刺死的美国总统,是第25位总统麦金莱,这位带领美国打赢了美西战争的总统,1901年9月6日在参观纽约州布法罗泛美博览会时,被崇尚欧洲无政府主义及其刺杀方式的刺客乔尔戈兹用.32口径左轮手枪击中,9月13日伤重不治死亡,弥留之际呼吁“宽恕凶手”,但乔尔戈兹仍然被判处死刑,并“有幸”成为首位被电椅处死的美国总统刺杀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麦金莱实际上是历任美国总统中对无政府主义最抱同情立场的一位。
第五位遇刺、第二位幸免的美国总统,是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10月14日,谋求第三个总统任期(当时还没有总统只能连任一届的规定)的罗斯福在密尔沃基参加竞选集会,被刺客施南克开枪击中胸口。出身行伍且热爱狩猎的他第一时间就准确判断伤情不足以致命,并忍痛发表了“这一枪不足以打死一头雄鹿”的名言,从容结束演讲后方自行去医院就诊,结果发现子弹射入胸口3英寸,险些击中肺部,之所以未射穿,是因为他当时手持厚厚一叠讲稿和眼镜,子弹在射中他之前先穿过讲稿和眼镜,无形中减缓了穿透力。枪手自称“前总统麦金利附体”“要教训一下胆敢比华盛顿总统谋求更久任期的狂妄之徒”,他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院度过一生。但他的疯言疯语却从此成为美国的政治禁忌,除了战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再无人谋求比两任更长的任期。当然,西奥多·罗斯福的第二次连选连任企图也未能如愿。
第六位遇刺、第三位幸免的美国总统,是第33任总统杜鲁门。1950年11月1日,两名刺客在华盛顿布莱尔宾馆行刺杜鲁门总统,结果一死一伤,杜鲁门安然无恙。事后查明,死去的刺客名叫托雷索拉,受伤被捕的则叫克拉佐,他们都是美属波多黎各的民族主义者,希望通过刺杀美国总统换取波多黎各独立。克拉佐最初被判处死刑,但被旨在绥靖的杜鲁门减为终身监禁,杜鲁门还就此推动波多黎各进行归属公投,结果令两名刺客“死不瞑目”——波多黎各多数人出于种种原因,并不希望从美国独立出去。
第七位遇刺、第四位遇害的美国总统,就是前面提到的肯尼迪了。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夫妇的车队驶过达拉斯市区,被从得克萨斯州教材仓库大楼六楼某扇窗户伸出的一支意大利老式卡尔卡诺步枪连续两枪击中喉部和脑部,死在夫人杰奎琳的怀中,几小时后副总统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宣誓就职。
一名名叫奥斯瓦尔德的前海军陆战队员、古巴同情者被当作凶嫌逮捕,并被指控为“唯一凶手”,但两天后就在看押中被一名叫做鲁比的警方线人莫名其妙开枪击毙。1967年1月3日,鲁比在狱中去世,去世前他曾扬言,自己是被警方“打了一针”后才患上致命癌症的,“死是一个阴谋”。奥斯瓦尔德和鲁比接连离奇死亡,让肯尼迪遇刺案成为美国历史上“阴谋论”色彩最足的一次总统遇刺案,苏联间谍、古巴特务、左翼同情者,以及最大得利者——约翰逊副总统,都先后成为“阴谋论”的怀疑对象。围绕肯尼迪案的质疑促成了“丘奇委员会”和“福特法令”的出台。尽管“丘奇委员会”仍然断定“刺客只有奥斯瓦尔德一人”,但相信“阴谋论”者仍大有人在。1991年,著名导演斯通根据新奥尔良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的私人调查推断,拍摄了著名电影《刺杀肯尼迪》,这部电影的轰动,也正是《肯尼迪档案记录法》诞生的催化剂。
第八位遇刺、第四位幸免的美国总统,是第38任总统福特。1975年9月5日,他被邪教组织“曼森家族”一名女信徒弗洛姆用.45M1911A1柯尔特手枪近距离行刺,但手枪未响,随即被特勤局特工布恩多夫制服。担心再次遇刺的福特此后出行都穿上防弹背心,他的保镖则采取了更严谨的安保措施,果然,17天后,左翼同情者、女刺客摩尔在旧金山市中心圣弗朗西斯酒店附近人丛中用.38左轮手枪向他射击,结果第一枪射偏,第二枪因退役海军陆战队员西普Oliver Sipple尔的干扰击中福特头部上方6英寸的一堵墙,并反弹造成一名出租车司机轻伤。两名女刺客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弗洛姆实际服刑34年,2009年8月14日被假释,摩尔实际服刑32年,2007年12月31日被假释。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则是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遇刺。1981年3月30日东部标准时间2时27分,里根总统结束了和美国劳联产联(AFL-CIO)代表的会谈,走出会场所在地——华盛顿希尔顿酒店,走向停在街角的汽车,一名混在人群中的年轻男性突然掏出手枪,奇迹般在1.7秒连开6枪,前两枪分别击伤了白宫新闻发言人布拉迪和警察德拉罕提,第三槍打飞,第四枪倒是飞向里根,却被奋勇冲上来挡枪的保镖麦卡锡挡住,第五、六枪都击中了车门,其中第六颗子弹反弹后从腋下穿入里根总统肺部,距心脏仅约2.5厘米。
枪手很快被制服。他叫约翰·欣克利,是一名26岁的失意学生,之所以要刺杀美国总统,是因为痴迷当红女星朱迪·福斯特,后者主演的影片《出租车司机》中,男主角拜克尔曾通过刺杀议员吸引福斯特扮演的女主角关注。在多次尝试接近偶像不果后,他决定“照剧情来”并有所“发扬光大”,去刺杀美国总统。当时的总统还是卡特,他几次试图刺杀都未捞到机会,1981年1月20日,里根继任,于是刺杀目标也随之换人。他在达拉斯一间私人当铺购买了一支.22口径的二手罗姆G-14六响双动转轮手枪,欣克利并不是枪迷,他听信了坊间“开花子弹能增加杀伤力”的传闻,从一个自吹自擂的枪铺老板手中购买了一盒自己改装的“开花子弹”。3月29日,欣克利抵达华盛顿,翌日一早写了一封给偶像福斯特的亲笔信,阐明了自己刺杀的动机和心迹,表示“只要如愿以偿愿意放弃刺杀”,但他并没有勇气寄出这封信,后来信是被捕后从他身上搜出的。
被制服后欣克利在1982年6月21日被法庭裁定“精神不正常”,送入精神病院一直关到2016年7月27日才被放出来,比拟定获释时间缩短了9日。他有没有真的患上精神病不得而知,但单纯从刺杀“技战术”看,他既有超水平发挥的一面(快速出枪,不到两秒射空整个弹巢且六发四中),也有非常业余的一面——他误信了某些“吹牛枪迷”的口碑,摒弃了曾经考虑过的意大利6.8mm卡尔卡诺卡宾枪——二战前就装备部队的老枪,弹道稳定价格便宜,肯尼迪总统就死于这种枪下,选择了只能发射低速子弹的转轮手枪,更一厢情愿地选择了华而不实的“开花子弹”。实际上这种在弹头上装填少量炸药的子弹非但无法如“达姆弹”那样增大杀伤力,反倒会在命中软目标后发生微小爆炸,影响本就穿透力不强的低速弹丸侵彻目标。年逾七旬的里根总统事后被证明只受了轻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枪而未死的现任总统,另外三名中枪者也无一死亡,很大程度上都拜欣克利的“业余”所赐,如果他用的是自动手枪,后果就不好说了。欣克利因为这种疯狂追星行为“青史留名”,却付出了大好时光在精神病院度过的惨痛代价;他的偶像福斯特因为这件事的曝光被“拍拍垃圾”围攻骚扰,不仅推迟了一年学业,而且花了5年时间才重返职业生涯高峰,因为憎恶这件事被无端殃及,她此后拒绝回答一切和欣克利有关的问题,有人统计称,她在公开场合迄今仅提到过“欣克利”这个名字3次。
里根熬过这场劫难,成为带领美国打赢冷战、开创全球“新保守主义时代”的著名政治家;替他挡枪的3位公务员虽然有的终身残疾、有的伤筋动骨,却都成了各自行业的典范、明星,许多好莱坞大片以他们的事迹为模板;事发后第一个反应过来,一拳打翻了欣克利的劳联产联代表、来自克里夫兰的安特努奇(Alfred Antenucci)因激动过度引发心脏病差点送命,抢救脱险后里根为表感激,送给他带有总统印章的袖扣,这枚袖扣后来进了克里夫兰博物馆,1984年他去世后,克里夫兰将一条街道改名为“安特努奇大街”,这位其实一直是民主党支持者的劳工领袖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为共和党总统里根的救命恩人……
这件事最大的赢家是谁?是当时默默无闻、甚至连现场机位都没有的新兴媒体CNN:这家借用NBC视频报道刺杀案的媒体敏锐地察觉到“追星族殺人”的轰动效应和品牌价值,在此后的48小时里纯用七拼八凑的二手素材,硬是进行了不间断的滚动报道,从此一举成名,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