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楼开张后的第三期共刊载了四篇短文。剑鸣教授在归隐多年之后首次出山，便抛出一篇不能不令学界注目的短文，从“求真与追新、源头学科、边缘化”等五个方面提出辩题。看似茶余小叙，却内含机缘，话语争锋。在二十一年前罗大华、何为民、肖剑鸣、武伯欣和邵道生在《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上引发的那场有关犯罪心理结构的著名论战之后，似乎就没有什么学术争论可以让我们记起的了。本文打破了犯罪学界“春秋过后无争鸣”的沉寂局面，有可能为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犯罪学争鸣的舞台拉开了序幕。这篇与王牧会长商榷的短文只是提出了问题，正式的争鸣当然要用更正式的论证来做表达，让我们拭目以待。张远煌教授的《不明事理的中国有组织犯罪立法》一文直指这一刑法罪名的要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指为“不伦不类”。此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暗示：政治与宣传上权宜性目标并不具备决定刑法罪名的功能。因为这种定义上的晦涩有可能为政府、执法、司法部门在“打黑”中做出擅断(这种擅断通常是为谋取本位利益的)在法理上找到依据，由此而造成的恶果以往早已有之，未来的恶变更可以想见。卜安淳的《叛逆与专制》一文中提出了 “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挑出了两个在当今中国通行的敏感词。作者依据其法制史的知识背景，通过对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常识性的理解做出了辨识，其中对青少年以特定生理学和社会化特征的群体的叛逆性所做的理论抽象，将一般意义上的叛逆性做出了普适性的解读。皮艺军的《犯罪学的归宿》，与其说是确认犯罪学的学科地位，不如说是彰显犯罪学的学科功能。学界中的自说自话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捧金碗去行乞，不知道自己所把持的那门学科到底能值多少银子。
　　本期文章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争鸣性质，而争鸣在中国是一个高危名词。凑巧的是在笔者整理本期稿件之时，偶尔发现了人民网这一官方网站4月28日发表的人民日报评论： 《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这不能不是一件让“茶楼”的编审、作者和读者都感到意外又感到兴奋的事。不管这份宽容是“赏赐”来的还是争取来的，终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这件好事会让“茶楼”驱散“莫谈国事”的压抑，以更为坦然舒畅的心境来细品茗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