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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赌场的运营需有专门的游戏规则和资金结算渠道,而网络技术的成熟、网络支付的实现及高覆盖满足了上述两个要件。为丰富互联网用户的业余生活,提供合法娱乐软件的网络平台越来越多,已覆盖麻将、纸牌等多种游戏形式,根据法律法规上述软件本身不具备资金结算功能。与此同时,网银、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等多种网络支付手段日益成熟,将互联网、终端设备、金融机构有效联合,形成了一个区别于传统现金支付的新型支付体系,使人与人之间的资金流转和结算变得方便、快捷、高效,并已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网络赌场得以产生并有序运行的前提和基础。
自网络赌场悄然出现至今,网络赌场占涉赌案件的比重已超半数,究其原因,并非偶然,其网络特性催生了其迅猛发展的势头,分述如下:一是网络赌场开设成本低。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多名因开设网络赌场被惩处的犯罪分子原仅为参赌人员,因发现网络赌场开设简单,仅需利用现有的合法娱乐软件中的成熟游戏规则,并借助网络支付平台来完成赌博背后的资金流转即可牟利,无须如传统赌场那样投入大量资金租赁场地、招募员工,亦无须设置望风、发牌、上分等人员,遂摇身一变成为网络赌场老板。二是网络赌场受众更广。网络赌场突破了时间、空间限制,参赌成本低,操作模式简单,参赌人员足不出户在手机端操作即可移送数据完成下注、结算,通过网络支付即可实现资金实时流转、交割;网络信息的发布吸引了更多不确定人群参赌,使网络赌场规模越变越大。三是网络赌场隐蔽性更强,不易被查处。涉赌犯罪属无被害人犯罪,发案率本来就低。传统赌场有实体场地,故掌握赌场位置即可进行查处;而网络赌场的组织人员、参赌人员多用微信群、QQ群联系,位置分散,难以有效打击。且“代理型”网络赌博网站多设在境外,通过在境内发展各级代理扩大赌场规模牟利;受地域限制,对于此种犯罪一般仅能打击代理者,代理者之间、组织者之间通过网络联系,具有隐匿性,真实身份未知,违法犯罪案发时缺乏相互指认、质证的基础,无法从根源上予以打击。
亚当·斯密提出:犯罪分子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认为犯罪收益可以大于为实施犯罪所付出的犯罪成本,他们通过犯罪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为实施犯罪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已判决的138件270名被告人中,仅48人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占已判决人数的17.8%。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开设赌场罪的量刑上限是有期徒刑十年。在司法实践中,涉案金额高达上亿元的犯罪主犯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可以看出,根据现有法律,涉赌案件违法成本低,震慑作用有限。同时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4〕17号)明确:“七、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案件,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点打击赌场的出资者、经营者。对受雇佣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牌坐庄、兑换筹码等活动的人员,除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可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设置游戏机,单次换取少量奖品的娱乐活动,不以违法犯罪论处。”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些为赌场的设立提供帮助且未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人员一般不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不以刑事犯罪论处。因此较低的违法犯罪成本与可能获得的高额报酬,使犯罪分子趋之若鹜。
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7年的涉赌犯罪案件均系匿名举报而案发;2018年、2019年多起案件系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侦查他案的过程中发现线索而案发。例如,X院于2018年办理的曹某某开设赌场一案,系公安机关在办理董某某涉嫌诈骗一案时,对董某某的手机进行证据固定时发现其手机上有一可疑微信群,该群群主通过拉拢社会人员进群并利用麻将App组织赌博活动,遂曹某某开设赌场案案发。公安机关侦查意识的提升与侦查手段的完善,有效打破了涉赌犯罪案件发案率低的桎梏。同时,随着网络侦查手段的升级,特别是网络治安监管的介入,多起网络赌场案件得以发现并侦破,网络赌场打击力度逐渐显现,涉赌犯罪查处率相应提高。
强化日常监管。涉赌犯罪无被害人,属监管难度较大的刑事犯罪之一,网络赌博更是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进一步加剧了监管难度。强化日常监管,可根据目前案件特点有针对性地获取线索并进行遏制。一要推进网格化管理。建立网格化治理体系,通过联合基层公安派出所、社區基层组织、社会工作者、专职(兼职)网格员等多种力量,开展常态化的日常巡查和监控,对可能滋生涉赌犯罪的地区、行业、领域,如宾馆、酒店、游戏厅、KTV等重点监控,提前警示。二要落实网络监管主体责任。QQ、微信等移动社交平台、娱乐对局类App软件平台的运营商应当承担日常监管责任,一旦发现涉赌违法犯罪,应当及时发出警告提示,采取相应措施,将线索移交至公安机关,从源头上遏制网络赌博犯罪。三要通过对网络上招揽赌客的广告宣传信息进行过滤,从赌场的宣传渠道着手获取案件线索,并可通过技术手段对相关宣传信息进行屏蔽,阻断违法赌场宣传路径。此外,检察机关办案部门可通过运用刑事案件提前介入制度,适时介入涉赌案件的侦查环节,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进行有效证据固定,为涉赌犯罪案件后续处理提供有力证据支撑。![](/img/pic.php?url=http://img1.qikan.com/qkimages/jcfy/jcfy202104/jcfy20210411-1-l.jpg)
打击网赌,要落实网络监管主体责任(图/IC photo)
建立健全举报平台和举报保护机制。赌博行为除了给赌博参与者自身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风险外,也对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影响,被广大群众深恶痛绝。因此要完善举报平台,鼓励民众举报。同时要建立健全合理的举报保护机制。健全保密制度,以严格的保密制度和保密措施确保保密信息不被泄露。营造社会安全氛围,打消民众因举报而造成自身安全威胁的顾虑。 从资金流动发现和遏制涉赌犯罪。网络支付现已成为涉赌犯罪的主要支付方式,可探索从资金流通渠道发现和遏制涉赌犯罪。一是公安机关加强与金融机构、提供网络支付功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协作联系,利用其业务往来观察资金异动,留意可疑账户交易、可疑资金,通过对大笔、多次、不同账户与同一账户的可疑资金往来进行监控,及时掌握赌博犯罪的线索,锁定涉案人员及账户,再进一步开展工作。二是落实企业责任,金融机构、提供网络支付功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应根据法律法规及时完善用户资料,要求用户补全身份信息,并建立严格的资金往来账目管理制度,使公安机关、监管部门能够有效识别用户身份,获取违法资金交易证据,避免因网络隐匿性而造成追责不能的情况。同时也有利于案件后续侦查、审查起诉中的证据固定,有力指控犯罪。
检察建议督促涉案单位和行业堵漏建制。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一要通过检察建议帮助涉案单位发现漏洞、督促堵漏。针对办案中发现涉案单位提供合法娱乐软件,被犯罪分子利用从而开设网络赌场的问题,及时向涉案单位进行提醒、警示,上述行为可能影响软件的口碑评价。软件本身或单位管理存在的漏洞也可能催生此类犯罪再次发生。检察机关帮助查找问题、寻找症结,提出可行性整改建议,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如X院办案中发现利用“××麻将”App软件开设的“寄附型”网络赌场犯罪案件数量剧增。经查,该App在宣传推广方式上存在安全隐患,易诱导他人进行赌博类犯罪。该公司通过招募“房卡”代理商销售房卡的方式牟利,而对下线“房卡”代理商的资质并未履行审查义务,故X院向该单位制发檢察建议,对涉案软件存在问题予以警醒、建议整改,得到该单位认可并已整改。二要通过检察建议倡导互联网行业建立相关行业自律规则,督促提供纸牌、麻将等合法娱乐软件的运营商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承担企业责任,对后台数据实施有效监控,并与公安机关、监管部门形成合力,实现软件内部治理的同时,促进整个行业积极健康发展。
预防教育倡导良好禁赌的社会风气。根据法律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只收取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故对于赌博违法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并不等同于对一切投机娱乐活动的禁止。一要全面加强社会宣传教育,利用电视、广播、网络媒体等多种媒介宣传,使民众了解涉赌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认识赌博的危害性,远离赌博诱惑。未成年人因好奇心强且判断力不足,极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学校与家庭应注重引导和监督,防止未成年人养成赌博恶习;二要采用公益广告方式引导民众区分合法娱乐活动与违法赌博犯罪之间的界限,倡导群众参与合法的娱乐活动;三要加大对有赌博前科劣迹人员的帮扶、管理与教育引导,降低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网络赌场的多重性
自网络赌场悄然出现至今,网络赌场占涉赌案件的比重已超半数,究其原因,并非偶然,其网络特性催生了其迅猛发展的势头,分述如下:一是网络赌场开设成本低。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多名因开设网络赌场被惩处的犯罪分子原仅为参赌人员,因发现网络赌场开设简单,仅需利用现有的合法娱乐软件中的成熟游戏规则,并借助网络支付平台来完成赌博背后的资金流转即可牟利,无须如传统赌场那样投入大量资金租赁场地、招募员工,亦无须设置望风、发牌、上分等人员,遂摇身一变成为网络赌场老板。二是网络赌场受众更广。网络赌场突破了时间、空间限制,参赌成本低,操作模式简单,参赌人员足不出户在手机端操作即可移送数据完成下注、结算,通过网络支付即可实现资金实时流转、交割;网络信息的发布吸引了更多不确定人群参赌,使网络赌场规模越变越大。三是网络赌场隐蔽性更强,不易被查处。涉赌犯罪属无被害人犯罪,发案率本来就低。传统赌场有实体场地,故掌握赌场位置即可进行查处;而网络赌场的组织人员、参赌人员多用微信群、QQ群联系,位置分散,难以有效打击。且“代理型”网络赌博网站多设在境外,通过在境内发展各级代理扩大赌场规模牟利;受地域限制,对于此种犯罪一般仅能打击代理者,代理者之间、组织者之间通过网络联系,具有隐匿性,真实身份未知,违法犯罪案发时缺乏相互指认、质证的基础,无法从根源上予以打击。
低犯罪成本与高收益使涉赌犯罪屡禁不止
亚当·斯密提出:犯罪分子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认为犯罪收益可以大于为实施犯罪所付出的犯罪成本,他们通过犯罪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为实施犯罪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已判决的138件270名被告人中,仅48人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占已判决人数的17.8%。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开设赌场罪的量刑上限是有期徒刑十年。在司法实践中,涉案金额高达上亿元的犯罪主犯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可以看出,根据现有法律,涉赌案件违法成本低,震慑作用有限。同时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4〕17号)明确:“七、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案件,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点打击赌场的出资者、经营者。对受雇佣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牌坐庄、兑换筹码等活动的人员,除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可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设置游戏机,单次换取少量奖品的娱乐活动,不以违法犯罪论处。”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些为赌场的设立提供帮助且未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人员一般不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不以刑事犯罪论处。因此较低的违法犯罪成本与可能获得的高额报酬,使犯罪分子趋之若鹜。
网络赌场打击力度渐显
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7年的涉赌犯罪案件均系匿名举报而案发;2018年、2019年多起案件系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侦查他案的过程中发现线索而案发。例如,X院于2018年办理的曹某某开设赌场一案,系公安机关在办理董某某涉嫌诈骗一案时,对董某某的手机进行证据固定时发现其手机上有一可疑微信群,该群群主通过拉拢社会人员进群并利用麻将App组织赌博活动,遂曹某某开设赌场案案发。公安机关侦查意识的提升与侦查手段的完善,有效打破了涉赌犯罪案件发案率低的桎梏。同时,随着网络侦查手段的升级,特别是网络治安监管的介入,多起网络赌场案件得以发现并侦破,网络赌场打击力度逐渐显现,涉赌犯罪查处率相应提高。
涉赌犯罪的遏制举措
强化日常监管。涉赌犯罪无被害人,属监管难度较大的刑事犯罪之一,网络赌博更是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进一步加剧了监管难度。强化日常监管,可根据目前案件特点有针对性地获取线索并进行遏制。一要推进网格化管理。建立网格化治理体系,通过联合基层公安派出所、社區基层组织、社会工作者、专职(兼职)网格员等多种力量,开展常态化的日常巡查和监控,对可能滋生涉赌犯罪的地区、行业、领域,如宾馆、酒店、游戏厅、KTV等重点监控,提前警示。二要落实网络监管主体责任。QQ、微信等移动社交平台、娱乐对局类App软件平台的运营商应当承担日常监管责任,一旦发现涉赌违法犯罪,应当及时发出警告提示,采取相应措施,将线索移交至公安机关,从源头上遏制网络赌博犯罪。三要通过对网络上招揽赌客的广告宣传信息进行过滤,从赌场的宣传渠道着手获取案件线索,并可通过技术手段对相关宣传信息进行屏蔽,阻断违法赌场宣传路径。此外,检察机关办案部门可通过运用刑事案件提前介入制度,适时介入涉赌案件的侦查环节,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进行有效证据固定,为涉赌犯罪案件后续处理提供有力证据支撑。
![](/img/pic.php?url=http://img1.qikan.com/qkimages/jcfy/jcfy202104/jcfy20210411-1-l.jpg)
建立健全举报平台和举报保护机制。赌博行为除了给赌博参与者自身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风险外,也对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影响,被广大群众深恶痛绝。因此要完善举报平台,鼓励民众举报。同时要建立健全合理的举报保护机制。健全保密制度,以严格的保密制度和保密措施确保保密信息不被泄露。营造社会安全氛围,打消民众因举报而造成自身安全威胁的顾虑。 从资金流动发现和遏制涉赌犯罪。网络支付现已成为涉赌犯罪的主要支付方式,可探索从资金流通渠道发现和遏制涉赌犯罪。一是公安机关加强与金融机构、提供网络支付功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协作联系,利用其业务往来观察资金异动,留意可疑账户交易、可疑资金,通过对大笔、多次、不同账户与同一账户的可疑资金往来进行监控,及时掌握赌博犯罪的线索,锁定涉案人员及账户,再进一步开展工作。二是落实企业责任,金融机构、提供网络支付功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应根据法律法规及时完善用户资料,要求用户补全身份信息,并建立严格的资金往来账目管理制度,使公安机关、监管部门能够有效识别用户身份,获取违法资金交易证据,避免因网络隐匿性而造成追责不能的情况。同时也有利于案件后续侦查、审查起诉中的证据固定,有力指控犯罪。
检察建议督促涉案单位和行业堵漏建制。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一要通过检察建议帮助涉案单位发现漏洞、督促堵漏。针对办案中发现涉案单位提供合法娱乐软件,被犯罪分子利用从而开设网络赌场的问题,及时向涉案单位进行提醒、警示,上述行为可能影响软件的口碑评价。软件本身或单位管理存在的漏洞也可能催生此类犯罪再次发生。检察机关帮助查找问题、寻找症结,提出可行性整改建议,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如X院办案中发现利用“××麻将”App软件开设的“寄附型”网络赌场犯罪案件数量剧增。经查,该App在宣传推广方式上存在安全隐患,易诱导他人进行赌博类犯罪。该公司通过招募“房卡”代理商销售房卡的方式牟利,而对下线“房卡”代理商的资质并未履行审查义务,故X院向该单位制发檢察建议,对涉案软件存在问题予以警醒、建议整改,得到该单位认可并已整改。二要通过检察建议倡导互联网行业建立相关行业自律规则,督促提供纸牌、麻将等合法娱乐软件的运营商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承担企业责任,对后台数据实施有效监控,并与公安机关、监管部门形成合力,实现软件内部治理的同时,促进整个行业积极健康发展。
预防教育倡导良好禁赌的社会风气。根据法律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只收取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故对于赌博违法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并不等同于对一切投机娱乐活动的禁止。一要全面加强社会宣传教育,利用电视、广播、网络媒体等多种媒介宣传,使民众了解涉赌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认识赌博的危害性,远离赌博诱惑。未成年人因好奇心强且判断力不足,极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学校与家庭应注重引导和监督,防止未成年人养成赌博恶习;二要采用公益广告方式引导民众区分合法娱乐活动与违法赌博犯罪之间的界限,倡导群众参与合法的娱乐活动;三要加大对有赌博前科劣迹人员的帮扶、管理与教育引导,降低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