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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为新近出版的《批判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紧扣要害语言问题》一书书评，原著作者为莫妮卡·赫勒（Monica Heller）、萨莉·派特凯侬（Sari Pietik?inen）和琼·普乔拉（Joan Pujolar），分别来自加拿大、芬兰以及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从学科背景看，3位作者均属广义的社会语言学领域，但其在探究语言与社会关系时所采取的路径，同时呈现出语言人类学和话语分析的特征。本文重点关注该书提出的批判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值得赞赏的是，该书作者身体力行，将此框架体系应用于该书的研究之中。换言之，该书贯彻了作者提倡的反思性原则。此外，对于当今世界在语言、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多样性，作者很好地展现出了独特的敏锐度。本书采用民族志的视角，将研究过程分为5个阶段，每个阶段通过递归机制和根茎原理相关联，这一做法值得肯定。
关键词 批判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民族志；递归；根茎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8）06-0092-05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609
（Spain） authors （Monica Heller， Sari Pietik?inen and Joan Pujolar）. From a disciplinary point of view all authors are sociolinguists in the broadest sense of the word，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ir approach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we can also detect in their work features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is review， I focus especially on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presented in the book. I appreciate the authors’ thorough approach in applying this framework even to their own work， in other words， their orienta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reflexivity. Further， I appreciate the authors’ exceptional sensitivity towards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diversity of the current world. I welcome the authors’ focus on ethnography and value their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as a five-phase process， the individual phases of which are related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recursivity and rhizome.
Key words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research methods； ethnography； recursivity； rhizome
据作者称，《批判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紧扣要害语言问题》设定的目标读者是青年学者。然而，正如新加坡语言学家黄福安（Lionel Wee）在封底中所指出的，资深专家同样也可以通过该书重新获得敏锐的感觉，借此审视自身的工作，反思以往的研究习惯。实际上任何读者都可借此书对批判社会语言学，以及西方社会科学获得更深入的了解。
本文首先对该书各章节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全书共分7章，各章又分为若干小节，且每章最后都有一个较长的总结和一组关键词。引论（第1～22页）之后分设5章，分别对应传统社会学研究的5个阶段，即书中所谓的5个“关键时刻”：制定研究问题（第23～29页）、设计研究方案（第41～72页）、获取研究数据（第73～101页）、分析研究数据（第103～126页）和完成论文撰写（第127～154页）。最后一章“工作坊”提供了大量可用于上述各研究阶段的技巧和指南，以及关于科研活动和科研工具的说明，包括研究伦理审查表、实测有效的研究课题申请策略、受访对象同意参与研究的授权书等。书的最后是简短而有说服力的后记（第197～198页）、参考书目（第199～200页）、推荐书目（第201～203页）和详细的索引（第205～208页）。
正如书名所示，该书是一本关于批判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著作。批判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已经使用很长一段时间（Singh 1994），其对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观察呈现出3种态度：一是对当前主流社会语言学持批判态度，特别是那种基于结构主义的沉浸于语言变异的研究范式；二是对社会变化持支持态度；三是在觀察中遵循批判性理论的原则，其理论来源相对多元，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诸多批判大家所用的理论（如布迪厄、福柯、葛兰西、哈贝马斯这些批判理论代表人物）。这3个方面并非彼此冲突，而是相互支撑，比如第三方面常常导致第二方面，并与第一方面相联系。该书也全面体现了这3个特征，实际上其副标题“紧扣要害语言问题”就表现出了对批判性方法的应用。换句话说，该书想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语言影响人们的机制与结果（第4页），尤其是与语言相关的权势和不平等：语言，更准确地说是话语，如何构建了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其中又涉及哪些权力配置。 该书主要援引巴赫金、布迪厄和福柯3位思想家的理论，而对这些知名思想家的引用表明该书并未偏离那种国际认可的研究传统。只不过该书作者在开篇就提醒读者这一传统可能具有的局限性，那就是这三者均属于白人、男性和欧洲裔。这就暗示其他社会类别的人，比如黑人、女性或亚洲人，就有可能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此外，该书3位作者的社会类别都是欧美白人，因此他们自己也承认“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态度必定异于其他地区的人”（第5页）。
该书所探讨的批判性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可以宽泛地称为质性研究方法，更具体地说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作者甚至称其为批判性民族志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第2页）。社会语言学领域正越来越多地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无论是描述性还是规范性研究，特别是在关注社会变化的相关分支领域中，比如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Baldauf & Hamid 2018）。该书强调，民族志方法除了会使用特定的研究工具（如参与式观察法和访谈法），还具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承认科学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处于特定的环境中，而这甚至也是研究所需。一方面，科学研究本身总是无法脱离特定的情景与环境；另一方面，研究者的个人生活和研究背景也会投射于研究活动之中。实际上，全书对于研究者身份这一问题保持了高度的敏感，以各种形式提醒读者本书作者的身份。书中还指出，研究者由于拥有专家身份，在开展研究的整个过程中行使着一种特殊的权力，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在其自身与被研究者之间造成一种身份差异和不平等。总的来说，该书将民族志方法和批判性方法并置，两者相互支持，并把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反思性活动。
该书3位作者指出，自然科学研究中使用的那种所谓的科学研究方法，如今已渗透进人文科学领域，致使有些人天真地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客观中立地表现社会现实。与此相反，3位作者的立场更多地植根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是对知识的社会建构，这种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并受到个人、机构和政治利益的深度影响。
与传统研究方法相似，该书也将研究过程分为一系列连续的阶段或“关键时刻”，且同样始于确定研究问题。但该书内容却明显有别于传统的研究操作手册，并非那种通篇满载证明无误的“研究秘诀”、在文体上类似于烹饪书籍的著作。该书奉行民族志的研究倾向，自始至终将科研视为研究者的个人体验，并在书中大量使用该书作者的科研经历。书中介绍了3位作者组织和实施的多个科研项目，坦率地讨论了其中曾面临的问题及采取的解决办法，每一章都呈现了特定社会环境中的语言问题。海勒关于英法双语主义的研究项目展示了加拿大不同族群间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斗争。派特凯侬则介绍了萨米人解放运动的方方面面：萨米人生活在芬兰的北极圈部分，在芬兰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之后，无论作为少数族群还是作为萨米人个体，均经历了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转型，其中受到了很多经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旅游业。普乔拉的研究项目重点关注加泰罗尼亚解放运动，他分析了在西班牙语占主导地位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尤其是巴塞罗那，推广加泰罗尼亚语必然涉及的不平等和权力问题。
该书的结构设计一方面强调了传统科研过程的按部就班，如第一阶段过后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对每个研究阶段都单辟章节进行阐述，但同时也强调研究者对于这种顺序应持一种“非常灵活”的态度（第13页）。书中提出，有两个原则可能会打乱线性的研究过程：递归原则和根茎原则。递归原则是一种较为人熟知的现象，表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总是需要回到之前的阶段，对已经确立（形成或发现）的内容进行重新评估，而评估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对后续的研究过程产生影响。例如数据分析的结果可能会要求研究者审视已经结束的数据获取工作，表明必须进一步收集数据，然后导致修改研究设计；有时候研究过程的改动甚至可能倒逼研究者重新设计研究问题。递归性的概念在生成语法中指的是将规则重复应用于由相同规则创建的结构，而该书对于递归性这一术语的使用有别于传统的生成语言学家。概而言之，该书所讲的科学研究具有递归性，是指“它要求不断质疑和回归其研究的基础”（第17页）。
根茎原则是一个创新的概念，借自法国哲学家吉勒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哲学著作（Deleuze & Guattari 1987）。这两位哲学家反对那种主流的西方论证方式，反对基于层级体系和二元对立的概念来预设各类现象具有固定的边界（比如乔姆斯基理论的推理方式）。该著作将树状结构和茎形结构两个比喻并置，树状结构在生成语法中可以反映句法结构，但与枝杈相比，根茎的意象更为基础，代表了一种能够促进增长的东西——尽管构型不那么精确，但更加多样化——是它促进了与其本身截然不同的单向（树形）结构的生长。该书使用的这一术语最初来自生物学， 是一种“动态非线性知识生产系统的认识论隐喻，位于错综相关的连接过程之中”（第15页）。因此研究在他们的理解中是“一种根茎式的体验，相互关联的复杂成分在其中不断发展变化”（第17页）。如果我们认同这种说法，就会立即发现研究过程就像充满关系和互连的一个网络，可以从任何一点或任何一个“关键时刻”进入其中，有可能会重复使用同一个点，因此每个点的重要性永远无法确定。这一说法与德勒兹和瓜塔里（Deleuze & Guattari 1987：25）关于根茎的论述相一致：“根茎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永远处于中段，存于中间，居于动态，承前接后。”
除了认识论层面的根茎隐喻之外，书中还使用了森林和树木、交通路线图、彩色毛线等隐喻，以说明研究过程的复杂程度，這些隐喻比传统的强行分段论要更为贴近现实。森林指代整体（即整个研究主题），而树木指代细节部分（主要是特定的问题和数据），因此，研究人员的重要作用是了解研究过程中何时以及如何恰当地在这两个视角之间切换。路线图（以及研究设计）中所描绘的内容往往极其丰富，且与现实相互关联，但当研究者在现实中真正面对这些东西时就会发现跟路线图差异很大。最后，彩色毛线的隐喻说明，作为研究者，我们可以聚焦于一根或几根线头的走向，要能看出我们所挑选的几种颜色的毛线在哪里汇聚交叉。该书试图用上述3则隐喻向读者阐明研究者应如何开展动态、开放式的研究。 全书二至六章对研究项目中的5个“关键时刻”分别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并同时利用根茎原则和递归原则将其相互关联，读者可以从中找到灵感以促进自己研究的开展。本文不打算对书中丰富的细节给予详述，仅在此指出书中一些清晰易懂、具有启发性的有趣想法。
该书的后记仅有两页，内容略显杂乱，不过其中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观点，有的与书的整体内容直接相关，有的则关联较少。作者声称，晚期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本书用批判性方法予以回应——正在不断深化，其与语言和话语的关联也正在凸显，给批判社会语言学提出了更多的挑战。作者认为这一趋势对批评性话语分析也提出了挑战，这当然大体上没错，但也约略令人意外，因为批评性话语分析并不是本书的重点。此外，作者提出科学发现和科学知识实际上对解决社会问题贡献甚微，并提出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以解决这一问题。作者主要提出了两个方法：一是“开展跨学科研究”；二是学术界“将交流对象扩展到学术圈之外”（第198页）。虽然第二个原则在书中多次提及，但对跨学科性研究只是含蓄地有所暗示，鉴于作者在后记中对其予以如此高的期待，书中似应对此加以更多的讨论。
最后，我想提一下该书的3个小问题，以便在再版时予以改进。第一个是技术性问题，书中引用的德勒兹和瓜塔里著作未标明英译本的出版日期。第二是未对“阐释性数据”进行定义，此概念出现在“获取数据”章节，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且在后续章节多次提及，因此建议给出简要定义，并列入书后的索引。
另一个小问题涉及数据呈现，特别是书中省略了部分其他语种文字的英文翻译。作者并未将使用英语进行学术写作当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并在书中用实际行动表明态度，这一点值得称赞。作者在书中使用了非英语的语料，更准确地说是用于理论分析的元数据，主要是法语和加泰罗尼亚语。这些例子主要使用3种方式予以呈现：一是仅给出英语译文；二是同时给出源文和英语译文；三是给出源文，同时利用漂浮对话框给出英文评论，以强调源文数据中的某一特殊部分。从读者的角度看，第三种方式是有问题的。这种做法自动假设了所有读者都能理解源文，显然并非实情；作者也许可以考虑使用更多的英文对话框来解决这一问题。举个例子，作者在179页为部分加泰罗尼亚文的内容设置了高光，并给出英文对话框“千万不要忘记这几点！！！它们是本项目的关键”，但并未给出高光内容的英文翻译，显然无助于读者理解这一要点。此外，在使用第一种方式，即只给出英语译文时，作者也应明确标示本部分为译文。
总体来说，该书从批判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的重要贡献。书中主要批判的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问题，但实际上無论是哪种社会环境，只要在该社会中语言和话语被用于建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该书所介绍的研究方法都是适用的。书中对批判性社会语言学及其方法的介绍有实践性和理论性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实际操作出发，介绍了如何开展具体研究；另一方面从理论视角出发，将其作为一种值得关注、启人深思的理论和方法。该书3位作者背景各异，但其在书中使用的研究方法总体上对当今社会语言、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细微之处保持了高度的敏感。鉴于以上原因，该书值得被翻译成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以飨不同语言的更多读者。
参考文献
Baldauf， Richard B. and Obaidul M. Hamid. 2018. Language planning “schools” and their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In Lisa Fairbrother， Ji?í Nekvapil， and Marián Sloboda （eds.）， The Language Management Approach： A Focus on Research Methodology. Berlin， Bern， Bruxelles， New York， Oxford， Warszawa， Wien： Peter Lang.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87. Introduction： Rhizome. In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eds.），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from French transl. 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ingh， Rajendra （ed.）. 1994. Towards a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责任编辑：姜 贺
关键词 批判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民族志；递归；根茎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8）06-0092-05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609
（Spain） authors （Monica Heller， Sari Pietik?inen and Joan Pujolar）. From a disciplinary point of view all authors are sociolinguists in the broadest sense of the word，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ir approach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we can also detect in their work features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is review， I focus especially on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presented in the book. I appreciate the authors’ thorough approach in applying this framework even to their own work， in other words， their orienta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reflexivity. Further， I appreciate the authors’ exceptional sensitivity towards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diversity of the current world. I welcome the authors’ focus on ethnography and value their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as a five-phase process， the individual phases of which are related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recursivity and rhizome.
Key words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research methods； ethnography； recursivity； rhizome
据作者称，《批判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紧扣要害语言问题》设定的目标读者是青年学者。然而，正如新加坡语言学家黄福安（Lionel Wee）在封底中所指出的，资深专家同样也可以通过该书重新获得敏锐的感觉，借此审视自身的工作，反思以往的研究习惯。实际上任何读者都可借此书对批判社会语言学，以及西方社会科学获得更深入的了解。
本文首先对该书各章节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全书共分7章，各章又分为若干小节，且每章最后都有一个较长的总结和一组关键词。引论（第1～22页）之后分设5章，分别对应传统社会学研究的5个阶段，即书中所谓的5个“关键时刻”：制定研究问题（第23～29页）、设计研究方案（第41～72页）、获取研究数据（第73～101页）、分析研究数据（第103～126页）和完成论文撰写（第127～154页）。最后一章“工作坊”提供了大量可用于上述各研究阶段的技巧和指南，以及关于科研活动和科研工具的说明，包括研究伦理审查表、实测有效的研究课题申请策略、受访对象同意参与研究的授权书等。书的最后是简短而有说服力的后记（第197～198页）、参考书目（第199～200页）、推荐书目（第201～203页）和详细的索引（第205～208页）。
正如书名所示，该书是一本关于批判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著作。批判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已经使用很长一段时间（Singh 1994），其对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观察呈现出3种态度：一是对当前主流社会语言学持批判态度，特别是那种基于结构主义的沉浸于语言变异的研究范式；二是对社会变化持支持态度；三是在觀察中遵循批判性理论的原则，其理论来源相对多元，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诸多批判大家所用的理论（如布迪厄、福柯、葛兰西、哈贝马斯这些批判理论代表人物）。这3个方面并非彼此冲突，而是相互支撑，比如第三方面常常导致第二方面，并与第一方面相联系。该书也全面体现了这3个特征，实际上其副标题“紧扣要害语言问题”就表现出了对批判性方法的应用。换句话说，该书想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语言影响人们的机制与结果（第4页），尤其是与语言相关的权势和不平等：语言，更准确地说是话语，如何构建了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其中又涉及哪些权力配置。 该书主要援引巴赫金、布迪厄和福柯3位思想家的理论，而对这些知名思想家的引用表明该书并未偏离那种国际认可的研究传统。只不过该书作者在开篇就提醒读者这一传统可能具有的局限性，那就是这三者均属于白人、男性和欧洲裔。这就暗示其他社会类别的人，比如黑人、女性或亚洲人，就有可能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此外，该书3位作者的社会类别都是欧美白人，因此他们自己也承认“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态度必定异于其他地区的人”（第5页）。
该书所探讨的批判性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可以宽泛地称为质性研究方法，更具体地说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作者甚至称其为批判性民族志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第2页）。社会语言学领域正越来越多地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无论是描述性还是规范性研究，特别是在关注社会变化的相关分支领域中，比如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Baldauf & Hamid 2018）。该书强调，民族志方法除了会使用特定的研究工具（如参与式观察法和访谈法），还具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承认科学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处于特定的环境中，而这甚至也是研究所需。一方面，科学研究本身总是无法脱离特定的情景与环境；另一方面，研究者的个人生活和研究背景也会投射于研究活动之中。实际上，全书对于研究者身份这一问题保持了高度的敏感，以各种形式提醒读者本书作者的身份。书中还指出，研究者由于拥有专家身份，在开展研究的整个过程中行使着一种特殊的权力，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在其自身与被研究者之间造成一种身份差异和不平等。总的来说，该书将民族志方法和批判性方法并置，两者相互支持，并把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反思性活动。
该书3位作者指出，自然科学研究中使用的那种所谓的科学研究方法，如今已渗透进人文科学领域，致使有些人天真地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客观中立地表现社会现实。与此相反，3位作者的立场更多地植根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是对知识的社会建构，这种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并受到个人、机构和政治利益的深度影响。
与传统研究方法相似，该书也将研究过程分为一系列连续的阶段或“关键时刻”，且同样始于确定研究问题。但该书内容却明显有别于传统的研究操作手册，并非那种通篇满载证明无误的“研究秘诀”、在文体上类似于烹饪书籍的著作。该书奉行民族志的研究倾向，自始至终将科研视为研究者的个人体验，并在书中大量使用该书作者的科研经历。书中介绍了3位作者组织和实施的多个科研项目，坦率地讨论了其中曾面临的问题及采取的解决办法，每一章都呈现了特定社会环境中的语言问题。海勒关于英法双语主义的研究项目展示了加拿大不同族群间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斗争。派特凯侬则介绍了萨米人解放运动的方方面面：萨米人生活在芬兰的北极圈部分，在芬兰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之后，无论作为少数族群还是作为萨米人个体，均经历了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转型，其中受到了很多经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旅游业。普乔拉的研究项目重点关注加泰罗尼亚解放运动，他分析了在西班牙语占主导地位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尤其是巴塞罗那，推广加泰罗尼亚语必然涉及的不平等和权力问题。
该书的结构设计一方面强调了传统科研过程的按部就班，如第一阶段过后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对每个研究阶段都单辟章节进行阐述，但同时也强调研究者对于这种顺序应持一种“非常灵活”的态度（第13页）。书中提出，有两个原则可能会打乱线性的研究过程：递归原则和根茎原则。递归原则是一种较为人熟知的现象，表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总是需要回到之前的阶段，对已经确立（形成或发现）的内容进行重新评估，而评估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对后续的研究过程产生影响。例如数据分析的结果可能会要求研究者审视已经结束的数据获取工作，表明必须进一步收集数据，然后导致修改研究设计；有时候研究过程的改动甚至可能倒逼研究者重新设计研究问题。递归性的概念在生成语法中指的是将规则重复应用于由相同规则创建的结构，而该书对于递归性这一术语的使用有别于传统的生成语言学家。概而言之，该书所讲的科学研究具有递归性，是指“它要求不断质疑和回归其研究的基础”（第17页）。
根茎原则是一个创新的概念，借自法国哲学家吉勒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哲学著作（Deleuze & Guattari 1987）。这两位哲学家反对那种主流的西方论证方式，反对基于层级体系和二元对立的概念来预设各类现象具有固定的边界（比如乔姆斯基理论的推理方式）。该著作将树状结构和茎形结构两个比喻并置，树状结构在生成语法中可以反映句法结构，但与枝杈相比，根茎的意象更为基础，代表了一种能够促进增长的东西——尽管构型不那么精确，但更加多样化——是它促进了与其本身截然不同的单向（树形）结构的生长。该书使用的这一术语最初来自生物学， 是一种“动态非线性知识生产系统的认识论隐喻，位于错综相关的连接过程之中”（第15页）。因此研究在他们的理解中是“一种根茎式的体验，相互关联的复杂成分在其中不断发展变化”（第17页）。如果我们认同这种说法，就会立即发现研究过程就像充满关系和互连的一个网络，可以从任何一点或任何一个“关键时刻”进入其中，有可能会重复使用同一个点，因此每个点的重要性永远无法确定。这一说法与德勒兹和瓜塔里（Deleuze & Guattari 1987：25）关于根茎的论述相一致：“根茎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永远处于中段，存于中间，居于动态，承前接后。”
除了认识论层面的根茎隐喻之外，书中还使用了森林和树木、交通路线图、彩色毛线等隐喻，以说明研究过程的复杂程度，這些隐喻比传统的强行分段论要更为贴近现实。森林指代整体（即整个研究主题），而树木指代细节部分（主要是特定的问题和数据），因此，研究人员的重要作用是了解研究过程中何时以及如何恰当地在这两个视角之间切换。路线图（以及研究设计）中所描绘的内容往往极其丰富，且与现实相互关联，但当研究者在现实中真正面对这些东西时就会发现跟路线图差异很大。最后，彩色毛线的隐喻说明，作为研究者，我们可以聚焦于一根或几根线头的走向，要能看出我们所挑选的几种颜色的毛线在哪里汇聚交叉。该书试图用上述3则隐喻向读者阐明研究者应如何开展动态、开放式的研究。 全书二至六章对研究项目中的5个“关键时刻”分别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并同时利用根茎原则和递归原则将其相互关联，读者可以从中找到灵感以促进自己研究的开展。本文不打算对书中丰富的细节给予详述，仅在此指出书中一些清晰易懂、具有启发性的有趣想法。
该书的后记仅有两页，内容略显杂乱，不过其中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观点，有的与书的整体内容直接相关，有的则关联较少。作者声称，晚期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本书用批判性方法予以回应——正在不断深化，其与语言和话语的关联也正在凸显，给批判社会语言学提出了更多的挑战。作者认为这一趋势对批评性话语分析也提出了挑战，这当然大体上没错，但也约略令人意外，因为批评性话语分析并不是本书的重点。此外，作者提出科学发现和科学知识实际上对解决社会问题贡献甚微，并提出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以解决这一问题。作者主要提出了两个方法：一是“开展跨学科研究”；二是学术界“将交流对象扩展到学术圈之外”（第198页）。虽然第二个原则在书中多次提及，但对跨学科性研究只是含蓄地有所暗示，鉴于作者在后记中对其予以如此高的期待，书中似应对此加以更多的讨论。
最后，我想提一下该书的3个小问题，以便在再版时予以改进。第一个是技术性问题，书中引用的德勒兹和瓜塔里著作未标明英译本的出版日期。第二是未对“阐释性数据”进行定义，此概念出现在“获取数据”章节，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且在后续章节多次提及，因此建议给出简要定义，并列入书后的索引。
另一个小问题涉及数据呈现，特别是书中省略了部分其他语种文字的英文翻译。作者并未将使用英语进行学术写作当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并在书中用实际行动表明态度，这一点值得称赞。作者在书中使用了非英语的语料，更准确地说是用于理论分析的元数据，主要是法语和加泰罗尼亚语。这些例子主要使用3种方式予以呈现：一是仅给出英语译文；二是同时给出源文和英语译文；三是给出源文，同时利用漂浮对话框给出英文评论，以强调源文数据中的某一特殊部分。从读者的角度看，第三种方式是有问题的。这种做法自动假设了所有读者都能理解源文，显然并非实情；作者也许可以考虑使用更多的英文对话框来解决这一问题。举个例子，作者在179页为部分加泰罗尼亚文的内容设置了高光，并给出英文对话框“千万不要忘记这几点！！！它们是本项目的关键”，但并未给出高光内容的英文翻译，显然无助于读者理解这一要点。此外，在使用第一种方式，即只给出英语译文时，作者也应明确标示本部分为译文。
总体来说，该书从批判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的重要贡献。书中主要批判的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问题，但实际上無论是哪种社会环境，只要在该社会中语言和话语被用于建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该书所介绍的研究方法都是适用的。书中对批判性社会语言学及其方法的介绍有实践性和理论性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实际操作出发，介绍了如何开展具体研究；另一方面从理论视角出发，将其作为一种值得关注、启人深思的理论和方法。该书3位作者背景各异，但其在书中使用的研究方法总体上对当今社会语言、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细微之处保持了高度的敏感。鉴于以上原因，该书值得被翻译成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以飨不同语言的更多读者。
参考文献
Baldauf， Richard B. and Obaidul M. Hamid. 2018. Language planning “schools” and their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In Lisa Fairbrother， Ji?í Nekvapil， and Marián Sloboda （eds.）， The Language Management Approach： A Focus on Research Methodology. Berlin， Bern， Bruxelles， New York， Oxford， Warszawa， Wien： Peter Lang.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87. Introduction： Rhizome. In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eds.），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from French transl. 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ingh， Rajendra （ed.）. 1994. Towards a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责任编辑：姜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