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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编辑这一期稿子的时候,北京电视台正在热播《婚姻保卫战》。小中产阶级的志得意满通过剧中对于“女权”的奢侈的“享受”,完全暴露了其虚伪、圆滑和自私的那一面。在这里,“女权”这种极其富有斗争力的思想方式,变成了哈哈一笑的夫妻斗智斗勇。庸俗化的女性主义意识的背后,则凸显出“女性主义理论”失重空壳的现状。
这一期有三篇文章分别探讨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把男性的身体看做是“人类身体”,赋予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于是,身体的对抗就自然成为女性主义性别政治斗争的领域。罗兰•巴特区分了“快乐”与“享乐”,将身体的一种享乐或说狂喜(joussance)看做是阅读行为中私密性的个人体验,这种体验和性欲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成为“个人”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有效途径。在这里,狂喜,可以翻译成极大的快乐、喜极忘形、极度兴奋,它是身体的快感,发生在“文化”崩溃成“自然状态”的时刻。它是自我的丧失,因为摆脱了社会控制,所以,又是“主体”重新诞生的时刻。那么,女性的行为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获得这种狂喜?对于女性主义来说,“对抗”是一种目的还是一种恒久坚持的姿态?刘莉的文章于此可以启发我们思考。
《怀孕文化史》是一本有趣的书。联想到此前《乳房的历史》、《情妇》等书,再来阅读刘堃的文章,会不由自主重新审视我们对女性身体的审视。女性主义的这种“内视之眼”,无形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反思哲学运用到了我们的肉体生存层面。张静的文章探讨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男性写女词。性别的扮演暗含着性别操控的快感与通感。这使我想起了《红楼梦》中尤三姐戏弄贾家三君子的趣事:叙述人在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一方面痛批贾家男性的虚伪孱弱,另一方面又显示对这种“女人玩男人”场景的癖恋口味。在这里,性别写作之中永远暗含着性别政治的复杂韵味。或者,这是理解当前中国性别写作的一种有趣的视野吧?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栏目的这一期文章中,《漂浮在好莱坞之上的“超级叙事”》在写作方式上非常接近我心目中理想的《读书一问》的文体要求。就一本书,就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来侃侃而谈,不温不火,又暗含反思。只不过这篇文章留下来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甚至质疑的东西:“经典好莱坞”真的会恒久永存吗?所谓“人类的普遍性”真的存在吗?作为一种镜头政治的方式,这种“超级叙事”包含了怎样的特殊含义呢?期待后继者再兴探讨吧。在众多自然来稿中,我们选出《是谁攫取了我们的“健康?”》一文,一方面是所评图书值得关注,另一方面希望鼓励突出思想与探寻的乐趣。
周志强
社会解放的前提就是身体及其激情脱离心理和社会的控制而得到解放。对女性来说,女性的解放最终要落到对女性的精神和思想进行解放的层面,但这无疑是一个比男性的解放更加艰巨、更加漫长的过程。在精神分析学家让•雅克•拉康看来,身体用符号来表达自己,结果又发现符号背叛了自己。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著, 毛喻原、王康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法拉奇为一般中国读者所熟悉是因为她的勇气所创造的文化奇迹。这位“世界第一女记者”曾经出入于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现场,采访过当今世界最有权势的政要和宗教领袖,成就了一般新闻工作者用150年也不能完成的新闻业绩。在她建构的“自由、平等、公正”的话语世界中,人类理性之美超越了国家、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局限,卡拉奇因此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活跃在新闻中的卡拉奇总是给人以犀利、刚毅、坚韧、强悍的印象,而《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以下简称《信》)颠覆了读者原有的印象,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卡拉奇,那是一个敏感、矛盾、柔情似水、儿女情长的未婚妈妈卡拉奇。
《信》取材于卡拉奇的真实经历。这个19岁就宣称不婚不育的女人,直到43岁才拥有了第一次惊世骇俗的恋爱,并因此怀孕,但三个月后胎死母腹。《信》是卡拉奇“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颗精子”和“想象力这颗卵子”天然受孕的结果,是她对自己未能出生的孩子的倾诉。这部自传体小说是一本社会历史、真诚忏悔与虚构故事的混合物,篇幅虽然不长,但给人造成的心灵冲击巨大而深远,让人难以忘怀,它成为了20世纪女性文学的一种独特的风景,一道炫目的光彩。
新闻战线上的卡拉奇没有性别,新闻话语在一个公共空间中穿行。但当她用纪实小说的形式触及女性与生育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她的性别身份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女性独有的生命经验与情感经验,促使她完成了一次未婚母亲与早夭胎儿的对话。《信》的主题不仅涉及文学史上从未涉及过的内容——一个未婚母亲与她腹中胎儿的一段旷世未有的缠绵恋情,而且涉及卡拉奇对人类生与死、爱与恨的深刻怀疑与痛苦思索。正如作者在《信》的一开头就明确说:“献给:那些不畏惧困惑的人;那些不知为何要以痛苦和死亡为代价来摆脱疲惫的人;那些把自己置于给予生命还是抛弃生命两难处境的人。这是一本由一个女人献给世界上所有女人的书。”
《信》是一个典型的充满了悖论的女性文本。小说一开篇,那凝重、抒情、有力、诗意的文字就让人怦然心动:“那天晚上,我才知道你已存在:为了战胜虚无,一个生命降临到世界。当时,我睁开双眼躺在黑暗中,我蓦然确信你就在那里。你存在。仿佛一颗子弹射中了我,我的心停止了跳动。”(P1)在怀孕反应还没有出现,在医生还没有确诊之前,“我”就已经敏感地直觉到一个新生命的存在,并为此惊奇、恐惧,“我幽闭在恐惧里,这恐惧渗透了我的脸颊、头发和思想。我迷失在这恐惧中。”一方面, “我”高歌生命的意义,申明“出生胜于虚无”,即便是以痛苦和死亡为代价,出生也值得期待。另一方面,“我”又为放弃胎儿的生命不断寻找理由: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孩子的幸福而造,它也并不遵循历史进步论而必将变得愈来愈公正和美好;此外,母亲为了自己的生命利益,应该有权力否定胎儿的生命权利。在生还是不生的两种选择的挣扎中,在要孩子还是要工作的痛苦中,在小心呵护与任性而为的矛盾中,在意识与无意识的撕扯纠结中,一个女性的悖论昭然若揭。
这既是卡拉奇个人的苦与痛,亦是天下女人的苦与痛。这种苦痛不会出现在男性的生命中,因为这不同于男性的心理反应直接源于女性身体这个现实。按照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的理解,身体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现象,其意义随民族与性别的不同而不同,随历史与境遇的变化而变化。他进一步区分出五种身体: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身体一方面是由自然、社会与文化共同构成的,另一方面人类的身体形象、生活环境和文化形态又随环境在变化,所以身体是一部分历史,而非一成不变。这样,身体既是他者的客体,又是本人的主体,既是身体同时又有身体,这是一个被“体验的身体”,身体/思想或身体/精神之间的对立,应该被看成是社会权力的一个方面。社会权力专制控制的目的,就是使欲望屈从于理性。因此,社会解放的前提就是身体及其激情脱离心理和社会的控制而得到解放。对女性来说,无疑是一个比男性的解放更加艰巨、更加漫长的过程。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提出“性别政治”的概念,她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两性关系,认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权力支配的关系,它是人类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米利特从意识形态、阶级关系、教育体系以及文学艺术、生物学、社会学、史学、经济学、人类学、性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男权中心主义意识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清理,最后得出结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那么,“性别政治”下的“身体”如何反抗呢?
在《信》中,卡拉奇一方面将女性的身体书写和身体经验从历史文化的纵深之处发掘出来,另一方面她那强大的理性思维又不断地从自我的身体出发指向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很显然,卡拉奇的“身体”既是性别的身体,也是社会的身体、政治的身体。《信 》中有未婚母亲讲给腹中胎儿的三个寓言故事。这三个故事来源于生活,朴素自然、通俗易懂,却又意味深长,充满了丰富的象征性意义和深厚的启示性力量。这三个寓言位于文本的核心部分,它成了联系前后文本的枢纽,亦是理解卡拉奇的关键。这三个寓言绝非简单的情节性故事,而是作者对人类社会关于爱情、权力与公正的深刻解析。这是个不公平的社会,自古而然,“一个女人要为这个现实付出代价,而她要首当其冲地为此承受痛苦。”(P67)“仅仅像一个受精卵一样,在子宫中我们才完全是平等的。”(P75)“在洗别人衬裤的时候,我才认识到:我们不会有明天了,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了。”(P83)卡拉奇说,如果生为女人,你就会遭遇许多事情:“首先,你将不得不为提出那种设想上帝存在、他也可能是一个长着白发的老妇人或一个美丽的小姑娘的主张而作出努力。其次,你还得作出努力去解释夏娃摘苹果那天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什么罪恶,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应该被誉为人类了不起的反抗的美德。最后,你还得作出努力去说明在光滑的体内存在着一种清晰可辨的理智的哭喊。”(P15)卡拉奇总想告诉全世界的女人要有勇气,绝不屈从于人生的懦弱,去坚定地追求自由。但面对如此强大的不公平的社会,连她自己也会怀疑:怀疑一个女人如果要为现实付出代价的话,那首当其冲的要承受的那些痛苦是不是真的值得。小说最后是一场虚拟的审判。“我”的女友、父母、胎儿的父亲、男医生、女医生是陪审团成员,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对胎儿之死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针锋相对的争执代表了来自社会不同人群的观点,他们或指责、或支持,使得这个已经伤痕累累的女人倍感疲惫。
法拉奇说,《信》的主题是死亡:没有后代而死等于死了两次,就像无花的植物、无果的树木一样可怕,这意味着永远的死亡。卡拉奇一向以强悍的姿态出现:她敢于对抗宗教领袖,气得对方嗷嗷直叫;也敢嘲讽政界要人,说微小得可以放进她的粉扑。这藐视权贵的女人羡慕过谁?她说,在这一生中,她只嫉妒过有孩子的女人。这样的体验男性有吗?没有!因为这是来自女性身体的最直接的声音。南帆提出,由于“文学史上男性叙事人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他们联手创建了女性躯体修辞学……文学史上的女性肖像却完全同历史脱钩了。女性的躯体成为历史的局外人。‘历史人物’这样的解码器对于女性躯体形象无效。”被逐出历史的女性躯体,连同女性对自己身体发言的话语权一起也被驱逐了。西苏在那篇著名的女性主义论文《美杜莎的笑声》里坚定地宣称:“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事实上,她通过媒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躯体写作的文本中,女性作家在写作中发挥着女性的心理优势,这使长期饱受压抑的女性写作终于在“躯体写作”上迈出了艰难却意义重大的一步,以法拉奇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们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大胆完成了一次女性写作的革命。评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这一期有三篇文章分别探讨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把男性的身体看做是“人类身体”,赋予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于是,身体的对抗就自然成为女性主义性别政治斗争的领域。罗兰•巴特区分了“快乐”与“享乐”,将身体的一种享乐或说狂喜(joussance)看做是阅读行为中私密性的个人体验,这种体验和性欲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成为“个人”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有效途径。在这里,狂喜,可以翻译成极大的快乐、喜极忘形、极度兴奋,它是身体的快感,发生在“文化”崩溃成“自然状态”的时刻。它是自我的丧失,因为摆脱了社会控制,所以,又是“主体”重新诞生的时刻。那么,女性的行为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获得这种狂喜?对于女性主义来说,“对抗”是一种目的还是一种恒久坚持的姿态?刘莉的文章于此可以启发我们思考。
《怀孕文化史》是一本有趣的书。联想到此前《乳房的历史》、《情妇》等书,再来阅读刘堃的文章,会不由自主重新审视我们对女性身体的审视。女性主义的这种“内视之眼”,无形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反思哲学运用到了我们的肉体生存层面。张静的文章探讨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男性写女词。性别的扮演暗含着性别操控的快感与通感。这使我想起了《红楼梦》中尤三姐戏弄贾家三君子的趣事:叙述人在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一方面痛批贾家男性的虚伪孱弱,另一方面又显示对这种“女人玩男人”场景的癖恋口味。在这里,性别写作之中永远暗含着性别政治的复杂韵味。或者,这是理解当前中国性别写作的一种有趣的视野吧?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栏目的这一期文章中,《漂浮在好莱坞之上的“超级叙事”》在写作方式上非常接近我心目中理想的《读书一问》的文体要求。就一本书,就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来侃侃而谈,不温不火,又暗含反思。只不过这篇文章留下来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甚至质疑的东西:“经典好莱坞”真的会恒久永存吗?所谓“人类的普遍性”真的存在吗?作为一种镜头政治的方式,这种“超级叙事”包含了怎样的特殊含义呢?期待后继者再兴探讨吧。在众多自然来稿中,我们选出《是谁攫取了我们的“健康?”》一文,一方面是所评图书值得关注,另一方面希望鼓励突出思想与探寻的乐趣。
周志强
社会解放的前提就是身体及其激情脱离心理和社会的控制而得到解放。对女性来说,女性的解放最终要落到对女性的精神和思想进行解放的层面,但这无疑是一个比男性的解放更加艰巨、更加漫长的过程。在精神分析学家让•雅克•拉康看来,身体用符号来表达自己,结果又发现符号背叛了自己。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著, 毛喻原、王康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法拉奇为一般中国读者所熟悉是因为她的勇气所创造的文化奇迹。这位“世界第一女记者”曾经出入于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现场,采访过当今世界最有权势的政要和宗教领袖,成就了一般新闻工作者用150年也不能完成的新闻业绩。在她建构的“自由、平等、公正”的话语世界中,人类理性之美超越了国家、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局限,卡拉奇因此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活跃在新闻中的卡拉奇总是给人以犀利、刚毅、坚韧、强悍的印象,而《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以下简称《信》)颠覆了读者原有的印象,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卡拉奇,那是一个敏感、矛盾、柔情似水、儿女情长的未婚妈妈卡拉奇。
《信》取材于卡拉奇的真实经历。这个19岁就宣称不婚不育的女人,直到43岁才拥有了第一次惊世骇俗的恋爱,并因此怀孕,但三个月后胎死母腹。《信》是卡拉奇“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颗精子”和“想象力这颗卵子”天然受孕的结果,是她对自己未能出生的孩子的倾诉。这部自传体小说是一本社会历史、真诚忏悔与虚构故事的混合物,篇幅虽然不长,但给人造成的心灵冲击巨大而深远,让人难以忘怀,它成为了20世纪女性文学的一种独特的风景,一道炫目的光彩。
新闻战线上的卡拉奇没有性别,新闻话语在一个公共空间中穿行。但当她用纪实小说的形式触及女性与生育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她的性别身份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女性独有的生命经验与情感经验,促使她完成了一次未婚母亲与早夭胎儿的对话。《信》的主题不仅涉及文学史上从未涉及过的内容——一个未婚母亲与她腹中胎儿的一段旷世未有的缠绵恋情,而且涉及卡拉奇对人类生与死、爱与恨的深刻怀疑与痛苦思索。正如作者在《信》的一开头就明确说:“献给:那些不畏惧困惑的人;那些不知为何要以痛苦和死亡为代价来摆脱疲惫的人;那些把自己置于给予生命还是抛弃生命两难处境的人。这是一本由一个女人献给世界上所有女人的书。”
《信》是一个典型的充满了悖论的女性文本。小说一开篇,那凝重、抒情、有力、诗意的文字就让人怦然心动:“那天晚上,我才知道你已存在:为了战胜虚无,一个生命降临到世界。当时,我睁开双眼躺在黑暗中,我蓦然确信你就在那里。你存在。仿佛一颗子弹射中了我,我的心停止了跳动。”(P1)在怀孕反应还没有出现,在医生还没有确诊之前,“我”就已经敏感地直觉到一个新生命的存在,并为此惊奇、恐惧,“我幽闭在恐惧里,这恐惧渗透了我的脸颊、头发和思想。我迷失在这恐惧中。”一方面, “我”高歌生命的意义,申明“出生胜于虚无”,即便是以痛苦和死亡为代价,出生也值得期待。另一方面,“我”又为放弃胎儿的生命不断寻找理由: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孩子的幸福而造,它也并不遵循历史进步论而必将变得愈来愈公正和美好;此外,母亲为了自己的生命利益,应该有权力否定胎儿的生命权利。在生还是不生的两种选择的挣扎中,在要孩子还是要工作的痛苦中,在小心呵护与任性而为的矛盾中,在意识与无意识的撕扯纠结中,一个女性的悖论昭然若揭。
这既是卡拉奇个人的苦与痛,亦是天下女人的苦与痛。这种苦痛不会出现在男性的生命中,因为这不同于男性的心理反应直接源于女性身体这个现实。按照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的理解,身体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现象,其意义随民族与性别的不同而不同,随历史与境遇的变化而变化。他进一步区分出五种身体: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身体一方面是由自然、社会与文化共同构成的,另一方面人类的身体形象、生活环境和文化形态又随环境在变化,所以身体是一部分历史,而非一成不变。这样,身体既是他者的客体,又是本人的主体,既是身体同时又有身体,这是一个被“体验的身体”,身体/思想或身体/精神之间的对立,应该被看成是社会权力的一个方面。社会权力专制控制的目的,就是使欲望屈从于理性。因此,社会解放的前提就是身体及其激情脱离心理和社会的控制而得到解放。对女性来说,无疑是一个比男性的解放更加艰巨、更加漫长的过程。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提出“性别政治”的概念,她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两性关系,认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权力支配的关系,它是人类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米利特从意识形态、阶级关系、教育体系以及文学艺术、生物学、社会学、史学、经济学、人类学、性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男权中心主义意识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清理,最后得出结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那么,“性别政治”下的“身体”如何反抗呢?
在《信》中,卡拉奇一方面将女性的身体书写和身体经验从历史文化的纵深之处发掘出来,另一方面她那强大的理性思维又不断地从自我的身体出发指向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很显然,卡拉奇的“身体”既是性别的身体,也是社会的身体、政治的身体。《信 》中有未婚母亲讲给腹中胎儿的三个寓言故事。这三个故事来源于生活,朴素自然、通俗易懂,却又意味深长,充满了丰富的象征性意义和深厚的启示性力量。这三个寓言位于文本的核心部分,它成了联系前后文本的枢纽,亦是理解卡拉奇的关键。这三个寓言绝非简单的情节性故事,而是作者对人类社会关于爱情、权力与公正的深刻解析。这是个不公平的社会,自古而然,“一个女人要为这个现实付出代价,而她要首当其冲地为此承受痛苦。”(P67)“仅仅像一个受精卵一样,在子宫中我们才完全是平等的。”(P75)“在洗别人衬裤的时候,我才认识到:我们不会有明天了,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了。”(P83)卡拉奇说,如果生为女人,你就会遭遇许多事情:“首先,你将不得不为提出那种设想上帝存在、他也可能是一个长着白发的老妇人或一个美丽的小姑娘的主张而作出努力。其次,你还得作出努力去解释夏娃摘苹果那天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什么罪恶,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应该被誉为人类了不起的反抗的美德。最后,你还得作出努力去说明在光滑的体内存在着一种清晰可辨的理智的哭喊。”(P15)卡拉奇总想告诉全世界的女人要有勇气,绝不屈从于人生的懦弱,去坚定地追求自由。但面对如此强大的不公平的社会,连她自己也会怀疑:怀疑一个女人如果要为现实付出代价的话,那首当其冲的要承受的那些痛苦是不是真的值得。小说最后是一场虚拟的审判。“我”的女友、父母、胎儿的父亲、男医生、女医生是陪审团成员,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对胎儿之死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针锋相对的争执代表了来自社会不同人群的观点,他们或指责、或支持,使得这个已经伤痕累累的女人倍感疲惫。
法拉奇说,《信》的主题是死亡:没有后代而死等于死了两次,就像无花的植物、无果的树木一样可怕,这意味着永远的死亡。卡拉奇一向以强悍的姿态出现:她敢于对抗宗教领袖,气得对方嗷嗷直叫;也敢嘲讽政界要人,说微小得可以放进她的粉扑。这藐视权贵的女人羡慕过谁?她说,在这一生中,她只嫉妒过有孩子的女人。这样的体验男性有吗?没有!因为这是来自女性身体的最直接的声音。南帆提出,由于“文学史上男性叙事人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他们联手创建了女性躯体修辞学……文学史上的女性肖像却完全同历史脱钩了。女性的躯体成为历史的局外人。‘历史人物’这样的解码器对于女性躯体形象无效。”被逐出历史的女性躯体,连同女性对自己身体发言的话语权一起也被驱逐了。西苏在那篇著名的女性主义论文《美杜莎的笑声》里坚定地宣称:“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事实上,她通过媒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躯体写作的文本中,女性作家在写作中发挥着女性的心理优势,这使长期饱受压抑的女性写作终于在“躯体写作”上迈出了艰难却意义重大的一步,以法拉奇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们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大胆完成了一次女性写作的革命。评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