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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梁 山东高密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书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多次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等机构举办的书法研讨会及展览评委。出版《(续书史会要>补证》《明代书法史探微》《张金梁书法集》《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书史会要>校正》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及吉林省长白山交艺奖。
中国文字有古、今之分,篆、籀、甲骨为古,隶、楷、行草为今。而今者既可应用又寓艺术,当今习书者以此为多,故撰隶、楷、草、行四体书论,略述自己对书法艺术之拙见,以求正于大雅方家。
论隶书
友人或问:“习楷行草怎能脱俗?”答曰:“兼习隶书。”隶书为承上启下书体,上窥籀篆古意,下开楷行笔法。在技法上最具原始线条变化元素,习之接近古雅。
隶书有汉隶、唐隶、清隶3个系列。汉人篆、隶并用,人人皆参与隶变,书写变化出于自然,非有意追求。流传汉碑大多是下层文吏所书,笔法约束少而自由发挥多,今人所赞其风格特点者,多为当时书法之缺点也。朝廷书家书法风格相对一致,《熹平石经》为其代表,平直方整循规蹈矩,一派馆阁气象。唐代隶书兴于朝廷士大夫层面,多取法于《石经》正体,故成丰腴美观平满浅近样式。拟之楷书,汉隶如魏碑,唐隶如唐楷,唐楷、唐隶皆为后世学习师法,至清碑学兴起而有“卑唐”之举,才求隶于石,重视两汉,善隶书家辈出而面目一新。
《张迁碑》《肥致碑》之真伪皆聚讼纷纭,然前者方劲古雅,后人恐难捉刀;后者奇态逸骨,临之发人深省。
《曹全》秀丽飘逸,接近简书笔法,汉之章程书也。
《褒斜道刻石》《石门颂》奇逸雄肆线条等粗,疑用硬物粗划而刻之,非书丹所致,其他摩崖大字方法略同,从中寻觅笔法则走入歧途。
《三老讳字碑》分段书写,字形风格颇异,疑非一时一人所书。然朴茂古雅波澜不发,最具隶书精神。每当面对,尤叹西冷诸贤之功。
汉碑与汉简之隶结体、点画、章法,乃至精神境界皆有区别。铭石为了长久,点画形态难免修饰,连缀简书字远行密浑然—体,铸为大碑境界,最能代表汊隶精神的整体形式。简牍书法字体饺小,内容大都为抄写文稿书籍,书写时比较轻松随意,字体略为草率。故而后世习隶以碑为重,大有道理。然简书为墨迹,汉人笔法于此可得消息。
《书谱》谓“隶欲精而密”,“精”指点画精致,“密”指结体茂密,汉《熹平石经》《乙瑛碑》《华山庙》及魏《受禅表》《上尊号》《三体石经》等可为代表。唐隶中兴承此书法,故唐书尚法以此为最。
宋、元、明人隶书亦重汉碑,吾丘衍谓“隶书人谓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书体”。深得汉隶书法意趣。丰坊谓“分书以方劲古拙为尚”,亦精辟入理。然世俗审美然专师汉碑法度严明者,故难免唐隶影响。赵子昂、文征明诸贤虽极力探索,仅得蚕头雁尾字势摆布点画而已。
清初遗民郑簋深得《曹全碑》《夏承碑》意趣,以行草法出之,名声大噪。画家石涛亦以行书笔写隶,高凤翰、金冬心、郑板桥等承之,隶书稍有突破。
布衣邓石如无功名仕途之累,取舍自如选临汉碑,以虔诚平常之心作书,方整平实而不板,波磔反复而不单,篆势异体而不酸,风格独具,一代宗师。之后伊秉绶之大气、陈鸿寿之奇趣、何绍基之老辣、赵之谦之雄劲,诸贤异军突起自成家数,清隶书百花齐放蔚为大观。
地下碑简帛牍不断面世,今人获得前贤难以看到资料,任意采撷吸收,以佐创作。由于审美惯性,汉碑隶书地位牢不可破,简隶只能是附属身份。学习简牍隶书,亦应从碑版入手,先立其骨、构其体,然后使之有简牍神韵,才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不然则体内乏势笔中无物耳。
作隶当有三气,即正气、真气、大气。当代创作尚情趣、追新奇、重形式,大大减弱了隶书的古朴平实本质,颇有舍本求末之嫌。
或问:“习隶应注意什么?”答曰:“去俗气。”兼习隶书可去楷行草之俗,若专攻隶书,因其结体扁易稳,蚕头雁尾易僵,入手容易难脱俗气。问:“如何脱俗?”曰:“多读书临帖,少参加展览可也。”
论楷书
钟繇善章程书,减化隶书修饰而书于缣素者。王羲之再加陶冶,楷体渐成。唐之欧、褚、颜、柳诸贤,各使法术自成面目。科举生员风骚之士无不研习,以成文人标志。
钟繇用笔侧正兼之,故生动自然;右军中锋用笔,以成规矩。后代师法,以钟为鼻祖,而以王为大宗,以唐贤为别子也。
王僧虔《太子舍人帖》吏笔之作鲜有生气,后之干禄、中书、馆阁等朝体者无不如此,非书家之失,楷书功用居先之故也。
欧、虞并称,理念大异。继承规矩,虞优于欧;独树一帜,欧远胜虞,故虞得时名,欧得史传。欧书方整稳重棱角分明,楷之铭石也;虞书温和闲雅筋骨内含,楷之章程也。唐太宗善鉴,虞擢近侍以书笺札;而碑碣铭石,多敕欧阳。
褚遂良楷书初继北碑,体态宽绰雄壮。知遇太宗,深习大王以附圣意,成“美女婵娟”样式,可知皇恩能量之大矣。
唐楷以京剧老生拟之:欧阳询,谭派也;褚遂良,言派也;颜真卿,骐派也;柳公权,杨派也。
唐后楷书罕有创造,唯赵子昂以流丽之笔结疏朗之体,超宋越唐颇得南北朝笔意。故写圆笔北碑者参之,可凑事半功倍之效。
元朝欲以蒙文取替汉字,赵楷道丽流便美观通俗,以成翰墨便利之主,于汉文化传播贡献特大。
明吴中市井书家兴起,与朝廷士大夫书家分庭抗礼。清扬州八怪继之,朝野书法审美明显分疆。
明朝科举之外以书取仕,故中书体大盛。清帝亦重书法,朝廷形成馆阁体。中书体道媚清劲格调颇高,而馆阁体以乌、光、正为基调稍嫌肥浊,显然朝体亦有高低之分。
朝廷书法样式与传播途径有三:一是大型修书,如明修《永乐大典》清修《四库全书》,为阁体形成之重要原因;二是以书取士,明、清皆有此举,而以明代为最;三是科举考试,校庠之多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自清代碑学兴起后,楷书的学习范围极度扩大,康氏所谓“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从此正书不正,真书不真,楷书不楷矣。
包世臣于北碑分“云鹤海鸥”及“龙威虎震”两派,移评南、北书派最为适当。唐楷法度森严,学习者当以无法视之;北碑自然生动,当以有法对待,则为得矣。
学习魏碑应分临读两类,《张猛龙碑》《郑文公碑》《张玄墓志》等体正法具者,可深入临之;造像题记及民间刻石,稚拙粗犷变形夸张以趣取胜,读之可增加笔下生机,若临之则舍本求末走火入魔难以自拔。正如做人,由正入邪易,改邪归正难。
元氏墓志系列为北魏贵族之物,大都为朝廷书家所为,书刻皆精尤可师法。选其—种深入临习,触类旁通便可成家。
泰山《经石峪》及邹城之四山摩崖,字径尺数笔画等粗,决非书丹而刻。信徒们多有撒豆成兵简略之术,不可于此求笔法。
楷书庄重大方,学之能认大体懂规矩扬正气,艺道之大者。习楷如习儒学,以入世经用为主。书之载道以楷为最,所谓人磨墨墨磨人者也。
楷书品用兼备雅俗共赏,最受社会重视。张怀瓘云:“真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天下老幼悉习真书,而罕至能,其最难也。”故有不善楷书不能成书家之说,良有以也。
当今毛笔楷书失去应用之途,亦成为纯粹艺术形式。习楷者全为创作服务,人们审美观点大为改变,观赏性、趣味性、艺术性成为主要元素,因此法度严谨规范的唐楷逐渐被人疏远。楷书也成了文化快餐,难以用水到渠成论说了。
论草书
汉兴而有草书,标志着汉字书写具有脱离实用成为欣赏品的一面。草书的产生,是汉字书法最终成为艺术形式的重要转折点。
章草、藁草、今草、大草源头一也。习草应从章草入,不仅了解草理渊源,而能沐浴古雅简约之风。否则徒描字型,难定得失。
“深识书者,唯见神彩,不见字型”,特指草书。草书重才情,善草者须有才气、胆气、力气。才情横溢方能超凡入圣,毫无顾及方能直抒胸怀,笔力干钓方能纸墨相安。
章草尚质朴古雅,小草求奇逸精妙,大草重气势神采。习小草者多用行书笔法,以求简易便捷之路,大为失趣。章草静中寓动,与篆籀气息相通,看之易而学之难也。大草非才识高杰功夫深厚者难得成功,否则便成野狐禅。
古贤章草真假难辨,经屡经翻逐渐失真。松江本《急就章》不存隶意,谓皇象书难以置信。《出师颂》结字检便笔法古雅,可称典范。子昂用唐楷法作章草,笔单意浅。宋克以太傅之笔挟豪杰侠客气概,稍为可观。习章草应目无波磔,方能有得;若着眼于波磔,则等而下之。子昂、宋克雄才博识,亦难免此俗。
孙虔礼《书谱》草书,“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为右军真正嫡系。然《述书赋》谓其“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可见古人标准之高。历来学《书谱》成功者少,习气易得风雅难近之故也。今人学虔礼者较多,更难脱牢笼。
宋太宗喜草书,臣子趋之若鹜,形成草书热。《淳化阁帖》成,二王草书遍及天下,《革决歌》产生,草书真身渐亡。
大草称张旭、怀素、黄山谷鼎足三分。张旭草书流传极少,残碑断札亦令人惊骇,可知草圣非浪得名。怀素草书功夫过人,笔法精致结构天成,如天女散花气象祥和。然线条变化较少,正如狂僧撒野,而律理难忘也。山谷草书线条涩劲,大开大合点画狼藉,慢条斯理歪打正着。张旭草书如短跑,势足神速;怀素草书如长跑,功力耐久;山谷草书则如竞走,不敢飞奔。
黄庭坚草书有金石味,开碑派草书之先河。杨凝式以大草笔法作行书,黄山谷以行书笔法作大草,形神字理,得失自知。
元明人多善草书,融入章草元素,子昂、子山之功也。解缙以狂草笔法作藁草,亦能可观。祝允明草书气势夺人,章法浑然大有创造,然难免败笔。
张瑞图草书胆识过人,不忌折叠积薪而新意自出。黄道周、倪元璐偷梁换柱自成面目,人鲜识之。
王铎、傅山皆俱草书之才。王氏技法娴熟常人难及,然着意处多而隽逸处少;布衣傅山狂放傲世无所顾忌,无所挂碍直抒胸怀。王铎中锋提笔贯彻始终,线条紧而变化小;傅草铺毫直书大起大落,线条轻松变化丰富。王铎草书成竹在胸,成功率很高;傅草质量两极分化,神融笔畅发挥超常,思竭手蒙趋于蛮野。王草近贤近圣,傅草亦圣亦魔。
清人不善草书,前因董书泛滥,后有碑学兴起,皆不利于草书驰骋。黄慎为扬州八怪中人物,以画意作草书,落笔纷披出类拔萃。
近代沈子培以方笔作章草,险势意奇。门人王蘧常以篆籀之笔参简牍之体,儒雅古怪自成体系。王世镗、余绍宋、郑诵先、高二适辈之章草,各具千秋。于右任标准草书情理相悖,失败与生俱来。林散之草书,糅合怀素、祝允明、王铎,以画意出之,颇为可观。
大草创作,当选择生疏诗文书之。胸无成竹字成意后,才能意趣横生。若书常诵之语,点画字形极熟于心,则无意外之奇神来之笔矣。
草书为性情中人事,多愁善感浮想联翩,最易以草书发之,此草书与诗词相通之故也。
做大草如赤身狂舞无所挂碍,常人难以做到。历史上善大草者,或对酒当歌以壮胆魄,或装疯卖傻精神麻醉,张颠、狂素无不如此,长此以往有所依赖。故帝王将相钜宦大儒不作大草,身份有碍耳。唯当代毛泽东,贵为国家元首,大草不让前贤,伟人哉。
写草当求其纯,方入高深境界。唐后人做草,加入行书字型,学识功夫不逮之故也。世人学草书多从《歌诀》入,疏于草理,遇有难为草书字形,无奈行书代替,故俗气满纸。若草法精熟于心,用之则得心应手,可为无憾,读右军《十七帖》可知。
草书开笔难,结尾尤难。草字贵变化,风格类别首字便为基调,其后万变不离其宗。然草书结尾更难,好的结尾条件有三:一要书尽意不尽,“绕梁三日”余味无穷;二要与开篇呼应变化,浑然整体;三为末字位置难料,款式配合须锦上添花。 论行书
行书之名出现较晚,而其体势产生与正书略同。草体书名出现之前,广义之草即是行书,正书便捷之体也。
行书为正书之小伪,不象草书另成体系,学之方便,用之无虑,故世人多喜爱之。行书,最宜得书卷气,文人多以此抄写熟练之故也。
行书约束较少,可以尽情挥洒驰骋。然终因字体不可过度变形,故抒情达意难比草书强烈。
行书有真行、行草、狂行者。连贯隶楷体势者,真行也,如王右军《兰亭序》;加之草法者,行草也,如颜鲁公《祭侄稿》;以大草笔法书写行草者,狂行也,如杨少师《神仙起居法》。后二者,犹如藁草。
行书者,行为之迹也。行书规矩不严,如人之日常行为,本身之学识修养、气质胸次、礼仪规矩、秉性习气皆寓其中,故“书如其人”,以行为真。
右军行书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唐人行书步骤二王,唯北海以雄健之笔横行于碑版,鲁公假张颠毫翰融化自家正书,皆独辟蹊径屹立书坛。颜氏行书近于天然,北海行书便于功用,二贤得失不言而喻。
古贤行书为楷书之影子,数体风格一致,如右军之道劲;欧阳询之险绝;颜真卿之宽博,黄山谷之清劲皆如此。今人作书为展览昕累,风格朝楚暮秦,正、行大都南辕北辙矣。
李邕以北碑气质入行书,气象宏大;山谷以《瘗鹤铭》风韵入行书,亦有碑版气息。李邕笔方山谷笔圆,异曲同工登峰造极,为开碑派行书之先河者。
宋时行书大有创造,于朝廷礼遇文人有关。文人雅士多有逸兴,动辄超越规矩而自见性情。苏黄米蔡行书之外,王安石之率真,欧阳修之肃整,无不彰显个性体现自我。明代专制统治,对待文人尤其严酷,动辄廷杖系狱,文人墨客皆为中书体束缚而难见真性情,故行书固步自封难有创造。
明李东阳之行书横平竖直,全以隶势出。清伊秉绶善隶书,而行书亦从隶化出,似李东阳后嗣。康有为之行书,亦类似之。不尽学得,亦可暗合也。
祝允明善学行书面貌最多,偶尔以豪放粗犷之笔做无稽之谈体势,粗头乱服以丑为美,陈淳、徐渭继之,傲骨使气,最为写意。
文征明小字行书学《圣教序》,大字行书师山谷,以成习惯。稍后丰坊亦有书名,其大、小行书亦分别师法,且与文氏取法相同,当有意仿之。
董其昌行书古淡,为帖学之集大成者。故清初帝王喜爱之,朝野文人追逐之,帖学颓废不堪。物极必反而碑学兴起,如此度之,董氏为兴帖之功臣,亦为灭帖之罪人也。
石涛以隶意写行书,高凤翰,金寿门、郑板桥沿坡而上名声雀起。寿门化隶笔为行书,古朴劲拙境界尤高;板桥集隶形为行书,有琐屑拼凑之嫌。
刘墉行书初习香光,后冶钟繇、东坡及章草于一炉,对邓石如之书颇为赞许。晚年书肃穆厚重,隐藏碑版气象,康有为谓其“集帖学之大成”,走眼之评。
何绍基行书结构多从《争座位》来,以回腕之笔挟篆籀北碑之气,点画劲拙体势奇古,面目一新。赵之谦自谓不善行书而能藁书,是说有别右军嫡系,其以婉转之笔作北碑之体,自谓藁书,不自欺也。康有为能将深厚馆阁体功夫隐藏不露,审时度势改辙换调,可谓精明善变之士,其行书纯从《石门铭》化来,为最得捷径者。
行书可分三大类别:一是右军系列,影响最大者,至今仍然不衰;二是颜真卿系列,唐后能与右军分庭抗礼;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书写提倡金石气,或万毫齐力,或战笔涩进,行书面貌一新。
行书属动势书体,与草略同,“故得之者,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呈自然”。张怀璀此论千古名言。“异类而求之”“不取原本’’最值品味,若学行书只取法行书,每况愈下可想而知。
刘熙载云:“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行书秘密,尽泄于此。
当今书坛行书创作最为兴盛,百花齐放千姿百态。然形成之即速,而凋谢之亦快,罕有不畏艰难持久攀登者。当代书法资料异常丰富,人们思想活跃手段高明,最具备形成行书高峰的条件,书坛等待着俊贤们的努力。
中国文字有古、今之分,篆、籀、甲骨为古,隶、楷、行草为今。而今者既可应用又寓艺术,当今习书者以此为多,故撰隶、楷、草、行四体书论,略述自己对书法艺术之拙见,以求正于大雅方家。
论隶书
友人或问:“习楷行草怎能脱俗?”答曰:“兼习隶书。”隶书为承上启下书体,上窥籀篆古意,下开楷行笔法。在技法上最具原始线条变化元素,习之接近古雅。
隶书有汉隶、唐隶、清隶3个系列。汉人篆、隶并用,人人皆参与隶变,书写变化出于自然,非有意追求。流传汉碑大多是下层文吏所书,笔法约束少而自由发挥多,今人所赞其风格特点者,多为当时书法之缺点也。朝廷书家书法风格相对一致,《熹平石经》为其代表,平直方整循规蹈矩,一派馆阁气象。唐代隶书兴于朝廷士大夫层面,多取法于《石经》正体,故成丰腴美观平满浅近样式。拟之楷书,汉隶如魏碑,唐隶如唐楷,唐楷、唐隶皆为后世学习师法,至清碑学兴起而有“卑唐”之举,才求隶于石,重视两汉,善隶书家辈出而面目一新。
《张迁碑》《肥致碑》之真伪皆聚讼纷纭,然前者方劲古雅,后人恐难捉刀;后者奇态逸骨,临之发人深省。
《曹全》秀丽飘逸,接近简书笔法,汉之章程书也。
《褒斜道刻石》《石门颂》奇逸雄肆线条等粗,疑用硬物粗划而刻之,非书丹所致,其他摩崖大字方法略同,从中寻觅笔法则走入歧途。
《三老讳字碑》分段书写,字形风格颇异,疑非一时一人所书。然朴茂古雅波澜不发,最具隶书精神。每当面对,尤叹西冷诸贤之功。
汉碑与汉简之隶结体、点画、章法,乃至精神境界皆有区别。铭石为了长久,点画形态难免修饰,连缀简书字远行密浑然—体,铸为大碑境界,最能代表汊隶精神的整体形式。简牍书法字体饺小,内容大都为抄写文稿书籍,书写时比较轻松随意,字体略为草率。故而后世习隶以碑为重,大有道理。然简书为墨迹,汉人笔法于此可得消息。
《书谱》谓“隶欲精而密”,“精”指点画精致,“密”指结体茂密,汉《熹平石经》《乙瑛碑》《华山庙》及魏《受禅表》《上尊号》《三体石经》等可为代表。唐隶中兴承此书法,故唐书尚法以此为最。
宋、元、明人隶书亦重汉碑,吾丘衍谓“隶书人谓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书体”。深得汉隶书法意趣。丰坊谓“分书以方劲古拙为尚”,亦精辟入理。然世俗审美然专师汉碑法度严明者,故难免唐隶影响。赵子昂、文征明诸贤虽极力探索,仅得蚕头雁尾字势摆布点画而已。
清初遗民郑簋深得《曹全碑》《夏承碑》意趣,以行草法出之,名声大噪。画家石涛亦以行书笔写隶,高凤翰、金冬心、郑板桥等承之,隶书稍有突破。
布衣邓石如无功名仕途之累,取舍自如选临汉碑,以虔诚平常之心作书,方整平实而不板,波磔反复而不单,篆势异体而不酸,风格独具,一代宗师。之后伊秉绶之大气、陈鸿寿之奇趣、何绍基之老辣、赵之谦之雄劲,诸贤异军突起自成家数,清隶书百花齐放蔚为大观。
地下碑简帛牍不断面世,今人获得前贤难以看到资料,任意采撷吸收,以佐创作。由于审美惯性,汉碑隶书地位牢不可破,简隶只能是附属身份。学习简牍隶书,亦应从碑版入手,先立其骨、构其体,然后使之有简牍神韵,才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不然则体内乏势笔中无物耳。
作隶当有三气,即正气、真气、大气。当代创作尚情趣、追新奇、重形式,大大减弱了隶书的古朴平实本质,颇有舍本求末之嫌。
或问:“习隶应注意什么?”答曰:“去俗气。”兼习隶书可去楷行草之俗,若专攻隶书,因其结体扁易稳,蚕头雁尾易僵,入手容易难脱俗气。问:“如何脱俗?”曰:“多读书临帖,少参加展览可也。”
论楷书
钟繇善章程书,减化隶书修饰而书于缣素者。王羲之再加陶冶,楷体渐成。唐之欧、褚、颜、柳诸贤,各使法术自成面目。科举生员风骚之士无不研习,以成文人标志。
钟繇用笔侧正兼之,故生动自然;右军中锋用笔,以成规矩。后代师法,以钟为鼻祖,而以王为大宗,以唐贤为别子也。
王僧虔《太子舍人帖》吏笔之作鲜有生气,后之干禄、中书、馆阁等朝体者无不如此,非书家之失,楷书功用居先之故也。
欧、虞并称,理念大异。继承规矩,虞优于欧;独树一帜,欧远胜虞,故虞得时名,欧得史传。欧书方整稳重棱角分明,楷之铭石也;虞书温和闲雅筋骨内含,楷之章程也。唐太宗善鉴,虞擢近侍以书笺札;而碑碣铭石,多敕欧阳。
褚遂良楷书初继北碑,体态宽绰雄壮。知遇太宗,深习大王以附圣意,成“美女婵娟”样式,可知皇恩能量之大矣。
唐楷以京剧老生拟之:欧阳询,谭派也;褚遂良,言派也;颜真卿,骐派也;柳公权,杨派也。
唐后楷书罕有创造,唯赵子昂以流丽之笔结疏朗之体,超宋越唐颇得南北朝笔意。故写圆笔北碑者参之,可凑事半功倍之效。
元朝欲以蒙文取替汉字,赵楷道丽流便美观通俗,以成翰墨便利之主,于汉文化传播贡献特大。
明吴中市井书家兴起,与朝廷士大夫书家分庭抗礼。清扬州八怪继之,朝野书法审美明显分疆。
明朝科举之外以书取仕,故中书体大盛。清帝亦重书法,朝廷形成馆阁体。中书体道媚清劲格调颇高,而馆阁体以乌、光、正为基调稍嫌肥浊,显然朝体亦有高低之分。
朝廷书法样式与传播途径有三:一是大型修书,如明修《永乐大典》清修《四库全书》,为阁体形成之重要原因;二是以书取士,明、清皆有此举,而以明代为最;三是科举考试,校庠之多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自清代碑学兴起后,楷书的学习范围极度扩大,康氏所谓“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从此正书不正,真书不真,楷书不楷矣。
包世臣于北碑分“云鹤海鸥”及“龙威虎震”两派,移评南、北书派最为适当。唐楷法度森严,学习者当以无法视之;北碑自然生动,当以有法对待,则为得矣。
学习魏碑应分临读两类,《张猛龙碑》《郑文公碑》《张玄墓志》等体正法具者,可深入临之;造像题记及民间刻石,稚拙粗犷变形夸张以趣取胜,读之可增加笔下生机,若临之则舍本求末走火入魔难以自拔。正如做人,由正入邪易,改邪归正难。
元氏墓志系列为北魏贵族之物,大都为朝廷书家所为,书刻皆精尤可师法。选其—种深入临习,触类旁通便可成家。
泰山《经石峪》及邹城之四山摩崖,字径尺数笔画等粗,决非书丹而刻。信徒们多有撒豆成兵简略之术,不可于此求笔法。
楷书庄重大方,学之能认大体懂规矩扬正气,艺道之大者。习楷如习儒学,以入世经用为主。书之载道以楷为最,所谓人磨墨墨磨人者也。
楷书品用兼备雅俗共赏,最受社会重视。张怀瓘云:“真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天下老幼悉习真书,而罕至能,其最难也。”故有不善楷书不能成书家之说,良有以也。
当今毛笔楷书失去应用之途,亦成为纯粹艺术形式。习楷者全为创作服务,人们审美观点大为改变,观赏性、趣味性、艺术性成为主要元素,因此法度严谨规范的唐楷逐渐被人疏远。楷书也成了文化快餐,难以用水到渠成论说了。
论草书
汉兴而有草书,标志着汉字书写具有脱离实用成为欣赏品的一面。草书的产生,是汉字书法最终成为艺术形式的重要转折点。
章草、藁草、今草、大草源头一也。习草应从章草入,不仅了解草理渊源,而能沐浴古雅简约之风。否则徒描字型,难定得失。
“深识书者,唯见神彩,不见字型”,特指草书。草书重才情,善草者须有才气、胆气、力气。才情横溢方能超凡入圣,毫无顾及方能直抒胸怀,笔力干钓方能纸墨相安。
章草尚质朴古雅,小草求奇逸精妙,大草重气势神采。习小草者多用行书笔法,以求简易便捷之路,大为失趣。章草静中寓动,与篆籀气息相通,看之易而学之难也。大草非才识高杰功夫深厚者难得成功,否则便成野狐禅。
古贤章草真假难辨,经屡经翻逐渐失真。松江本《急就章》不存隶意,谓皇象书难以置信。《出师颂》结字检便笔法古雅,可称典范。子昂用唐楷法作章草,笔单意浅。宋克以太傅之笔挟豪杰侠客气概,稍为可观。习章草应目无波磔,方能有得;若着眼于波磔,则等而下之。子昂、宋克雄才博识,亦难免此俗。
孙虔礼《书谱》草书,“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为右军真正嫡系。然《述书赋》谓其“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可见古人标准之高。历来学《书谱》成功者少,习气易得风雅难近之故也。今人学虔礼者较多,更难脱牢笼。
宋太宗喜草书,臣子趋之若鹜,形成草书热。《淳化阁帖》成,二王草书遍及天下,《革决歌》产生,草书真身渐亡。
大草称张旭、怀素、黄山谷鼎足三分。张旭草书流传极少,残碑断札亦令人惊骇,可知草圣非浪得名。怀素草书功夫过人,笔法精致结构天成,如天女散花气象祥和。然线条变化较少,正如狂僧撒野,而律理难忘也。山谷草书线条涩劲,大开大合点画狼藉,慢条斯理歪打正着。张旭草书如短跑,势足神速;怀素草书如长跑,功力耐久;山谷草书则如竞走,不敢飞奔。
黄庭坚草书有金石味,开碑派草书之先河。杨凝式以大草笔法作行书,黄山谷以行书笔法作大草,形神字理,得失自知。
元明人多善草书,融入章草元素,子昂、子山之功也。解缙以狂草笔法作藁草,亦能可观。祝允明草书气势夺人,章法浑然大有创造,然难免败笔。
张瑞图草书胆识过人,不忌折叠积薪而新意自出。黄道周、倪元璐偷梁换柱自成面目,人鲜识之。
王铎、傅山皆俱草书之才。王氏技法娴熟常人难及,然着意处多而隽逸处少;布衣傅山狂放傲世无所顾忌,无所挂碍直抒胸怀。王铎中锋提笔贯彻始终,线条紧而变化小;傅草铺毫直书大起大落,线条轻松变化丰富。王铎草书成竹在胸,成功率很高;傅草质量两极分化,神融笔畅发挥超常,思竭手蒙趋于蛮野。王草近贤近圣,傅草亦圣亦魔。
清人不善草书,前因董书泛滥,后有碑学兴起,皆不利于草书驰骋。黄慎为扬州八怪中人物,以画意作草书,落笔纷披出类拔萃。
近代沈子培以方笔作章草,险势意奇。门人王蘧常以篆籀之笔参简牍之体,儒雅古怪自成体系。王世镗、余绍宋、郑诵先、高二适辈之章草,各具千秋。于右任标准草书情理相悖,失败与生俱来。林散之草书,糅合怀素、祝允明、王铎,以画意出之,颇为可观。
大草创作,当选择生疏诗文书之。胸无成竹字成意后,才能意趣横生。若书常诵之语,点画字形极熟于心,则无意外之奇神来之笔矣。
草书为性情中人事,多愁善感浮想联翩,最易以草书发之,此草书与诗词相通之故也。
做大草如赤身狂舞无所挂碍,常人难以做到。历史上善大草者,或对酒当歌以壮胆魄,或装疯卖傻精神麻醉,张颠、狂素无不如此,长此以往有所依赖。故帝王将相钜宦大儒不作大草,身份有碍耳。唯当代毛泽东,贵为国家元首,大草不让前贤,伟人哉。
写草当求其纯,方入高深境界。唐后人做草,加入行书字型,学识功夫不逮之故也。世人学草书多从《歌诀》入,疏于草理,遇有难为草书字形,无奈行书代替,故俗气满纸。若草法精熟于心,用之则得心应手,可为无憾,读右军《十七帖》可知。
草书开笔难,结尾尤难。草字贵变化,风格类别首字便为基调,其后万变不离其宗。然草书结尾更难,好的结尾条件有三:一要书尽意不尽,“绕梁三日”余味无穷;二要与开篇呼应变化,浑然整体;三为末字位置难料,款式配合须锦上添花。 论行书
行书之名出现较晚,而其体势产生与正书略同。草体书名出现之前,广义之草即是行书,正书便捷之体也。
行书为正书之小伪,不象草书另成体系,学之方便,用之无虑,故世人多喜爱之。行书,最宜得书卷气,文人多以此抄写熟练之故也。
行书约束较少,可以尽情挥洒驰骋。然终因字体不可过度变形,故抒情达意难比草书强烈。
行书有真行、行草、狂行者。连贯隶楷体势者,真行也,如王右军《兰亭序》;加之草法者,行草也,如颜鲁公《祭侄稿》;以大草笔法书写行草者,狂行也,如杨少师《神仙起居法》。后二者,犹如藁草。
行书者,行为之迹也。行书规矩不严,如人之日常行为,本身之学识修养、气质胸次、礼仪规矩、秉性习气皆寓其中,故“书如其人”,以行为真。
右军行书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唐人行书步骤二王,唯北海以雄健之笔横行于碑版,鲁公假张颠毫翰融化自家正书,皆独辟蹊径屹立书坛。颜氏行书近于天然,北海行书便于功用,二贤得失不言而喻。
古贤行书为楷书之影子,数体风格一致,如右军之道劲;欧阳询之险绝;颜真卿之宽博,黄山谷之清劲皆如此。今人作书为展览昕累,风格朝楚暮秦,正、行大都南辕北辙矣。
李邕以北碑气质入行书,气象宏大;山谷以《瘗鹤铭》风韵入行书,亦有碑版气息。李邕笔方山谷笔圆,异曲同工登峰造极,为开碑派行书之先河者。
宋时行书大有创造,于朝廷礼遇文人有关。文人雅士多有逸兴,动辄超越规矩而自见性情。苏黄米蔡行书之外,王安石之率真,欧阳修之肃整,无不彰显个性体现自我。明代专制统治,对待文人尤其严酷,动辄廷杖系狱,文人墨客皆为中书体束缚而难见真性情,故行书固步自封难有创造。
明李东阳之行书横平竖直,全以隶势出。清伊秉绶善隶书,而行书亦从隶化出,似李东阳后嗣。康有为之行书,亦类似之。不尽学得,亦可暗合也。
祝允明善学行书面貌最多,偶尔以豪放粗犷之笔做无稽之谈体势,粗头乱服以丑为美,陈淳、徐渭继之,傲骨使气,最为写意。
文征明小字行书学《圣教序》,大字行书师山谷,以成习惯。稍后丰坊亦有书名,其大、小行书亦分别师法,且与文氏取法相同,当有意仿之。
董其昌行书古淡,为帖学之集大成者。故清初帝王喜爱之,朝野文人追逐之,帖学颓废不堪。物极必反而碑学兴起,如此度之,董氏为兴帖之功臣,亦为灭帖之罪人也。
石涛以隶意写行书,高凤翰,金寿门、郑板桥沿坡而上名声雀起。寿门化隶笔为行书,古朴劲拙境界尤高;板桥集隶形为行书,有琐屑拼凑之嫌。
刘墉行书初习香光,后冶钟繇、东坡及章草于一炉,对邓石如之书颇为赞许。晚年书肃穆厚重,隐藏碑版气象,康有为谓其“集帖学之大成”,走眼之评。
何绍基行书结构多从《争座位》来,以回腕之笔挟篆籀北碑之气,点画劲拙体势奇古,面目一新。赵之谦自谓不善行书而能藁书,是说有别右军嫡系,其以婉转之笔作北碑之体,自谓藁书,不自欺也。康有为能将深厚馆阁体功夫隐藏不露,审时度势改辙换调,可谓精明善变之士,其行书纯从《石门铭》化来,为最得捷径者。
行书可分三大类别:一是右军系列,影响最大者,至今仍然不衰;二是颜真卿系列,唐后能与右军分庭抗礼;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书写提倡金石气,或万毫齐力,或战笔涩进,行书面貌一新。
行书属动势书体,与草略同,“故得之者,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呈自然”。张怀璀此论千古名言。“异类而求之”“不取原本’’最值品味,若学行书只取法行书,每况愈下可想而知。
刘熙载云:“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行书秘密,尽泄于此。
当今书坛行书创作最为兴盛,百花齐放千姿百态。然形成之即速,而凋谢之亦快,罕有不畏艰难持久攀登者。当代书法资料异常丰富,人们思想活跃手段高明,最具备形成行书高峰的条件,书坛等待着俊贤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