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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梁 山东高密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书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多次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等机构举办的书法研讨会及展览评委。出版《（续书史会要>补证》《明代书法史探微》《张金梁书法集》《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书史会要>校正》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及吉林省长白山交艺奖。
中国文字有古、今之分，篆、籀、甲骨为古，隶、楷、行草为今。而今者既可应用又寓艺术，当今习书者以此为多，故撰隶、楷、草、行四体书论，略述自己对书法艺术之拙见，以求正于大雅方家。
论隶书
友人或问：“习楷行草怎能脱俗？”答曰：“兼习隶书。”隶书为承上启下书体，上窥籀篆古意，下开楷行笔法。在技法上最具原始线条变化元素，习之接近古雅。
隶书有汉隶、唐隶、清隶3个系列。汉人篆、隶并用，人人皆参与隶变，书写变化出于自然，非有意追求。流传汉碑大多是下层文吏所书，笔法约束少而自由发挥多，今人所赞其风格特点者，多为当时书法之缺点也。朝廷书家书法风格相对一致，《熹平石经》为其代表，平直方整循规蹈矩，一派馆阁气象。唐代隶书兴于朝廷士大夫层面，多取法于《石经》正体，故成丰腴美观平满浅近样式。拟之楷书，汉隶如魏碑，唐隶如唐楷，唐楷、唐隶皆为后世学习师法，至清碑学兴起而有“卑唐”之举，才求隶于石，重视两汉，善隶书家辈出而面目一新。
《张迁碑》《肥致碑》之真伪皆聚讼纷纭，然前者方劲古雅，后人恐难捉刀；后者奇态逸骨，临之发人深省。
《曹全》秀丽飘逸，接近简书笔法，汉之章程书也。
《褒斜道刻石》《石门颂》奇逸雄肆线条等粗，疑用硬物粗划而刻之，非书丹所致，其他摩崖大字方法略同，从中寻觅笔法则走入歧途。
《三老讳字碑》分段书写，字形风格颇异，疑非一时一人所书。然朴茂古雅波澜不发，最具隶书精神。每当面对，尤叹西冷诸贤之功。
汉碑与汉简之隶结体、点画、章法，乃至精神境界皆有区别。铭石为了长久，点画形态难免修饰，连缀简书字远行密浑然—体，铸为大碑境界，最能代表汊隶精神的整体形式。简牍书法字体饺小，内容大都为抄写文稿书籍，书写时比较轻松随意，字体略为草率。故而后世习隶以碑为重，大有道理。然简书为墨迹，汉人笔法于此可得消息。
《书谱》谓“隶欲精而密”，“精”指点画精致，“密”指结体茂密，汉《熹平石经》《乙瑛碑》《华山庙》及魏《受禅表》《上尊号》《三体石经》等可为代表。唐隶中兴承此书法，故唐书尚法以此为最。
宋、元、明人隶书亦重汉碑，吾丘衍谓“隶书人谓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书体”。深得汉隶书法意趣。丰坊谓“分书以方劲古拙为尚”，亦精辟入理。然世俗审美然专师汉碑法度严明者，故难免唐隶影响。赵子昂、文征明诸贤虽极力探索，仅得蚕头雁尾字势摆布点画而已。
清初遗民郑簋深得《曹全碑》《夏承碑》意趣，以行草法出之，名声大噪。画家石涛亦以行书笔写隶，高凤翰、金冬心、郑板桥等承之，隶书稍有突破。
布衣邓石如无功名仕途之累，取舍自如选临汉碑，以虔诚平常之心作书，方整平实而不板，波磔反复而不单，篆势异体而不酸，风格独具，一代宗师。之后伊秉绶之大气、陈鸿寿之奇趣、何绍基之老辣、赵之谦之雄劲，诸贤异军突起自成家数，清隶书百花齐放蔚为大观。
地下碑简帛牍不断面世，今人获得前贤难以看到资料，任意采撷吸收，以佐创作。由于审美惯性，汉碑隶书地位牢不可破，简隶只能是附属身份。学习简牍隶书，亦应从碑版入手，先立其骨、构其体，然后使之有简牍神韵，才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不然则体内乏势笔中无物耳。
作隶当有三气，即正气、真气、大气。当代创作尚情趣、追新奇、重形式，大大减弱了隶书的古朴平实本质，颇有舍本求末之嫌。
或问：“习隶应注意什么？”答曰：“去俗气。”兼习隶书可去楷行草之俗，若专攻隶书，因其结体扁易稳，蚕头雁尾易僵，入手容易难脱俗气。问：“如何脱俗？”曰：“多读书临帖，少参加展览可也。”
论楷书
钟繇善章程书，减化隶书修饰而书于缣素者。王羲之再加陶冶，楷体渐成。唐之欧、褚、颜、柳诸贤，各使法术自成面目。科举生员风骚之士无不研习，以成文人标志。
钟繇用笔侧正兼之，故生动自然；右军中锋用笔，以成规矩。后代师法，以钟为鼻祖，而以王为大宗，以唐贤为别子也。
王僧虔《太子舍人帖》吏笔之作鲜有生气，后之干禄、中书、馆阁等朝体者无不如此，非书家之失，楷书功用居先之故也。
欧、虞并称，理念大异。继承规矩，虞优于欧；独树一帜，欧远胜虞，故虞得时名，欧得史传。欧书方整稳重棱角分明，楷之铭石也；虞书温和闲雅筋骨内含，楷之章程也。唐太宗善鉴，虞擢近侍以书笺札；而碑碣铭石，多敕欧阳。
褚遂良楷书初继北碑，体态宽绰雄壮。知遇太宗，深习大王以附圣意，成“美女婵娟”样式，可知皇恩能量之大矣。
唐楷以京剧老生拟之：欧阳询，谭派也；褚遂良，言派也；颜真卿，骐派也；柳公权，杨派也。
唐后楷书罕有创造，唯赵子昂以流丽之笔结疏朗之体，超宋越唐颇得南北朝笔意。故写圆笔北碑者参之，可凑事半功倍之效。
元朝欲以蒙文取替汉字，赵楷道丽流便美观通俗，以成翰墨便利之主，于汉文化传播贡献特大。
明吴中市井书家兴起，与朝廷士大夫书家分庭抗礼。清扬州八怪继之，朝野书法审美明显分疆。
明朝科举之外以书取仕，故中书体大盛。清帝亦重书法，朝廷形成馆阁体。中书体道媚清劲格调颇高，而馆阁体以乌、光、正为基调稍嫌肥浊，显然朝体亦有高低之分。
朝廷书法样式与传播途径有三：一是大型修书，如明修《永乐大典》清修《四库全书》，为阁体形成之重要原因；二是以书取士，明、清皆有此举，而以明代为最；三是科举考试，校庠之多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自清代碑学兴起后，楷书的学习范围极度扩大，康氏所谓“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从此正书不正，真书不真，楷书不楷矣。
包世臣于北碑分“云鹤海鸥”及“龙威虎震”两派，移评南、北书派最为适当。唐楷法度森严，学习者当以无法视之；北碑自然生动，当以有法对待，则为得矣。
学习魏碑应分临读两类，《张猛龙碑》《郑文公碑》《张玄墓志》等体正法具者，可深入临之；造像题记及民间刻石，稚拙粗犷变形夸张以趣取胜，读之可增加笔下生机，若临之则舍本求末走火入魔难以自拔。正如做人，由正入邪易，改邪归正难。
元氏墓志系列为北魏贵族之物，大都为朝廷书家所为，书刻皆精尤可师法。选其—种深入临习，触类旁通便可成家。
泰山《经石峪》及邹城之四山摩崖，字径尺数笔画等粗，决非书丹而刻。信徒们多有撒豆成兵简略之术，不可于此求笔法。
楷书庄重大方，学之能认大体懂规矩扬正气，艺道之大者。习楷如习儒学，以入世经用为主。书之载道以楷为最，所谓人磨墨墨磨人者也。
楷书品用兼备雅俗共赏，最受社会重视。张怀瓘云：“真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天下老幼悉习真书，而罕至能，其最难也。”故有不善楷书不能成书家之说，良有以也。
当今毛笔楷书失去应用之途，亦成为纯粹艺术形式。习楷者全为创作服务，人们审美观点大为改变，观赏性、趣味性、艺术性成为主要元素，因此法度严谨规范的唐楷逐渐被人疏远。楷书也成了文化快餐，难以用水到渠成论说了。
论草书
汉兴而有草书，标志着汉字书写具有脱离实用成为欣赏品的一面。草书的产生，是汉字书法最终成为艺术形式的重要转折点。
章草、藁草、今草、大草源头一也。习草应从章草入，不仅了解草理渊源，而能沐浴古雅简约之风。否则徒描字型，难定得失。
“深识书者，唯见神彩，不见字型”，特指草书。草书重才情，善草者须有才气、胆气、力气。才情横溢方能超凡入圣，毫无顾及方能直抒胸怀，笔力干钓方能纸墨相安。
章草尚质朴古雅，小草求奇逸精妙，大草重气势神采。习小草者多用行书笔法，以求简易便捷之路，大为失趣。章草静中寓动，与篆籀气息相通，看之易而学之难也。大草非才识高杰功夫深厚者难得成功，否则便成野狐禅。
古贤章草真假难辨，经屡经翻逐渐失真。松江本《急就章》不存隶意，谓皇象书难以置信。《出师颂》结字检便笔法古雅，可称典范。子昂用唐楷法作章草，笔单意浅。宋克以太傅之笔挟豪杰侠客气概，稍为可观。习章草应目无波磔，方能有得；若着眼于波磔，则等而下之。子昂、宋克雄才博识，亦难免此俗。
孙虔礼《书谱》草书，“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为右军真正嫡系。然《述书赋》谓其“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可见古人标准之高。历来学《书谱》成功者少，习气易得风雅难近之故也。今人学虔礼者较多，更难脱牢笼。
宋太宗喜草书，臣子趋之若鹜，形成草书热。《淳化阁帖》成，二王草书遍及天下，《革决歌》产生，草书真身渐亡。
大草称张旭、怀素、黄山谷鼎足三分。张旭草书流传极少，残碑断札亦令人惊骇，可知草圣非浪得名。怀素草书功夫过人，笔法精致结构天成，如天女散花气象祥和。然线条变化较少，正如狂僧撒野，而律理难忘也。山谷草书线条涩劲，大开大合点画狼藉，慢条斯理歪打正着。张旭草书如短跑，势足神速；怀素草书如长跑，功力耐久；山谷草书则如竞走，不敢飞奔。
黄庭坚草书有金石味，开碑派草书之先河。杨凝式以大草笔法作行书，黄山谷以行书笔法作大草，形神字理，得失自知。
元明人多善草书，融入章草元素，子昂、子山之功也。解缙以狂草笔法作藁草，亦能可观。祝允明草书气势夺人，章法浑然大有创造，然难免败笔。
张瑞图草书胆识过人，不忌折叠积薪而新意自出。黄道周、倪元璐偷梁换柱自成面目，人鲜识之。
王铎、傅山皆俱草书之才。王氏技法娴熟常人难及，然着意处多而隽逸处少；布衣傅山狂放傲世无所顾忌，无所挂碍直抒胸怀。王铎中锋提笔贯彻始终，线条紧而变化小；傅草铺毫直书大起大落，线条轻松变化丰富。王铎草书成竹在胸，成功率很高；傅草质量两极分化，神融笔畅发挥超常，思竭手蒙趋于蛮野。王草近贤近圣，傅草亦圣亦魔。
清人不善草书，前因董书泛滥，后有碑学兴起，皆不利于草书驰骋。黄慎为扬州八怪中人物，以画意作草书，落笔纷披出类拔萃。
近代沈子培以方笔作章草，险势意奇。门人王蘧常以篆籀之笔参简牍之体，儒雅古怪自成体系。王世镗、余绍宋、郑诵先、高二适辈之章草，各具千秋。于右任标准草书情理相悖，失败与生俱来。林散之草书，糅合怀素、祝允明、王铎，以画意出之，颇为可观。
大草创作，当选择生疏诗文书之。胸无成竹字成意后，才能意趣横生。若书常诵之语，点画字形极熟于心，则无意外之奇神来之笔矣。
草书为性情中人事，多愁善感浮想联翩，最易以草书发之，此草书与诗词相通之故也。
做大草如赤身狂舞无所挂碍，常人难以做到。历史上善大草者，或对酒当歌以壮胆魄，或装疯卖傻精神麻醉，张颠、狂素无不如此，长此以往有所依赖。故帝王将相钜宦大儒不作大草，身份有碍耳。唯当代毛泽东，贵为国家元首，大草不让前贤，伟人哉。
写草当求其纯，方入高深境界。唐后人做草，加入行书字型，学识功夫不逮之故也。世人学草书多从《歌诀》入，疏于草理，遇有难为草书字形，无奈行书代替，故俗气满纸。若草法精熟于心，用之则得心应手，可为无憾，读右军《十七帖》可知。
草书开笔难，结尾尤难。草字贵变化，风格类别首字便为基调，其后万变不离其宗。然草书结尾更难，好的结尾条件有三：一要书尽意不尽，“绕梁三日”余味无穷；二要与开篇呼应变化，浑然整体；三为末字位置难料，款式配合须锦上添花。 论行书
行书之名出现较晚，而其体势产生与正书略同。草体书名出现之前，广义之草即是行书，正书便捷之体也。
行书为正书之小伪，不象草书另成体系，学之方便，用之无虑，故世人多喜爱之。行书，最宜得书卷气，文人多以此抄写熟练之故也。
行书约束较少，可以尽情挥洒驰骋。然终因字体不可过度变形，故抒情达意难比草书强烈。
行书有真行、行草、狂行者。连贯隶楷体势者，真行也，如王右军《兰亭序》；加之草法者，行草也，如颜鲁公《祭侄稿》；以大草笔法书写行草者，狂行也，如杨少师《神仙起居法》。后二者，犹如藁草。
行书者，行为之迹也。行书规矩不严，如人之日常行为，本身之学识修养、气质胸次、礼仪规矩、秉性习气皆寓其中，故“书如其人”，以行为真。
右军行书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唐人行书步骤二王，唯北海以雄健之笔横行于碑版，鲁公假张颠毫翰融化自家正书，皆独辟蹊径屹立书坛。颜氏行书近于天然，北海行书便于功用，二贤得失不言而喻。
古贤行书为楷书之影子，数体风格一致，如右军之道劲；欧阳询之险绝；颜真卿之宽博，黄山谷之清劲皆如此。今人作书为展览昕累，风格朝楚暮秦，正、行大都南辕北辙矣。
李邕以北碑气质入行书，气象宏大；山谷以《瘗鹤铭》风韵入行书，亦有碑版气息。李邕笔方山谷笔圆，异曲同工登峰造极，为开碑派行书之先河者。
宋时行书大有创造，于朝廷礼遇文人有关。文人雅士多有逸兴，动辄超越规矩而自见性情。苏黄米蔡行书之外，王安石之率真，欧阳修之肃整，无不彰显个性体现自我。明代专制统治，对待文人尤其严酷，动辄廷杖系狱，文人墨客皆为中书体束缚而难见真性情，故行书固步自封难有创造。
明李东阳之行书横平竖直，全以隶势出。清伊秉绶善隶书，而行书亦从隶化出，似李东阳后嗣。康有为之行书，亦类似之。不尽学得，亦可暗合也。
祝允明善学行书面貌最多，偶尔以豪放粗犷之笔做无稽之谈体势，粗头乱服以丑为美，陈淳、徐渭继之，傲骨使气，最为写意。
文征明小字行书学《圣教序》，大字行书师山谷，以成习惯。稍后丰坊亦有书名，其大、小行书亦分别师法，且与文氏取法相同，当有意仿之。
董其昌行书古淡，为帖学之集大成者。故清初帝王喜爱之，朝野文人追逐之，帖学颓废不堪。物极必反而碑学兴起，如此度之，董氏为兴帖之功臣，亦为灭帖之罪人也。
石涛以隶意写行书，高凤翰，金寿门、郑板桥沿坡而上名声雀起。寿门化隶笔为行书，古朴劲拙境界尤高；板桥集隶形为行书，有琐屑拼凑之嫌。
刘墉行书初习香光，后冶钟繇、东坡及章草于一炉，对邓石如之书颇为赞许。晚年书肃穆厚重，隐藏碑版气象，康有为谓其“集帖学之大成”，走眼之评。
何绍基行书结构多从《争座位》来，以回腕之笔挟篆籀北碑之气，点画劲拙体势奇古，面目一新。赵之谦自谓不善行书而能藁书，是说有别右军嫡系，其以婉转之笔作北碑之体，自谓藁书，不自欺也。康有为能将深厚馆阁体功夫隐藏不露，审时度势改辙换调，可谓精明善变之士，其行书纯从《石门铭》化来，为最得捷径者。
行书可分三大类别：一是右军系列，影响最大者，至今仍然不衰；二是颜真卿系列，唐后能与右军分庭抗礼；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书写提倡金石气，或万毫齐力，或战笔涩进，行书面貌一新。
行书属动势书体，与草略同，“故得之者，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呈自然”。张怀璀此论千古名言。“异类而求之”“不取原本’’最值品味，若学行书只取法行书，每况愈下可想而知。
刘熙载云：“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行书秘密，尽泄于此。
当今书坛行书创作最为兴盛，百花齐放千姿百态。然形成之即速，而凋谢之亦快，罕有不畏艰难持久攀登者。当代书法资料异常丰富，人们思想活跃手段高明，最具备形成行书高峰的条件，书坛等待着俊贤们的努力。
中国文字有古、今之分，篆、籀、甲骨为古，隶、楷、行草为今。而今者既可应用又寓艺术，当今习书者以此为多，故撰隶、楷、草、行四体书论，略述自己对书法艺术之拙见，以求正于大雅方家。
论隶书
友人或问：“习楷行草怎能脱俗？”答曰：“兼习隶书。”隶书为承上启下书体，上窥籀篆古意，下开楷行笔法。在技法上最具原始线条变化元素，习之接近古雅。
隶书有汉隶、唐隶、清隶3个系列。汉人篆、隶并用，人人皆参与隶变，书写变化出于自然，非有意追求。流传汉碑大多是下层文吏所书，笔法约束少而自由发挥多，今人所赞其风格特点者，多为当时书法之缺点也。朝廷书家书法风格相对一致，《熹平石经》为其代表，平直方整循规蹈矩，一派馆阁气象。唐代隶书兴于朝廷士大夫层面，多取法于《石经》正体，故成丰腴美观平满浅近样式。拟之楷书，汉隶如魏碑，唐隶如唐楷，唐楷、唐隶皆为后世学习师法，至清碑学兴起而有“卑唐”之举，才求隶于石，重视两汉，善隶书家辈出而面目一新。
《张迁碑》《肥致碑》之真伪皆聚讼纷纭，然前者方劲古雅，后人恐难捉刀；后者奇态逸骨，临之发人深省。
《曹全》秀丽飘逸，接近简书笔法，汉之章程书也。
《褒斜道刻石》《石门颂》奇逸雄肆线条等粗，疑用硬物粗划而刻之，非书丹所致，其他摩崖大字方法略同，从中寻觅笔法则走入歧途。
《三老讳字碑》分段书写，字形风格颇异，疑非一时一人所书。然朴茂古雅波澜不发，最具隶书精神。每当面对，尤叹西冷诸贤之功。
汉碑与汉简之隶结体、点画、章法，乃至精神境界皆有区别。铭石为了长久，点画形态难免修饰，连缀简书字远行密浑然—体，铸为大碑境界，最能代表汊隶精神的整体形式。简牍书法字体饺小，内容大都为抄写文稿书籍，书写时比较轻松随意，字体略为草率。故而后世习隶以碑为重，大有道理。然简书为墨迹，汉人笔法于此可得消息。
《书谱》谓“隶欲精而密”，“精”指点画精致，“密”指结体茂密，汉《熹平石经》《乙瑛碑》《华山庙》及魏《受禅表》《上尊号》《三体石经》等可为代表。唐隶中兴承此书法，故唐书尚法以此为最。
宋、元、明人隶书亦重汉碑，吾丘衍谓“隶书人谓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书体”。深得汉隶书法意趣。丰坊谓“分书以方劲古拙为尚”，亦精辟入理。然世俗审美然专师汉碑法度严明者，故难免唐隶影响。赵子昂、文征明诸贤虽极力探索，仅得蚕头雁尾字势摆布点画而已。
清初遗民郑簋深得《曹全碑》《夏承碑》意趣，以行草法出之，名声大噪。画家石涛亦以行书笔写隶，高凤翰、金冬心、郑板桥等承之，隶书稍有突破。
布衣邓石如无功名仕途之累，取舍自如选临汉碑，以虔诚平常之心作书，方整平实而不板，波磔反复而不单，篆势异体而不酸，风格独具，一代宗师。之后伊秉绶之大气、陈鸿寿之奇趣、何绍基之老辣、赵之谦之雄劲，诸贤异军突起自成家数，清隶书百花齐放蔚为大观。
地下碑简帛牍不断面世，今人获得前贤难以看到资料，任意采撷吸收，以佐创作。由于审美惯性，汉碑隶书地位牢不可破，简隶只能是附属身份。学习简牍隶书，亦应从碑版入手，先立其骨、构其体，然后使之有简牍神韵，才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不然则体内乏势笔中无物耳。
作隶当有三气，即正气、真气、大气。当代创作尚情趣、追新奇、重形式，大大减弱了隶书的古朴平实本质，颇有舍本求末之嫌。
或问：“习隶应注意什么？”答曰：“去俗气。”兼习隶书可去楷行草之俗，若专攻隶书，因其结体扁易稳，蚕头雁尾易僵，入手容易难脱俗气。问：“如何脱俗？”曰：“多读书临帖，少参加展览可也。”
论楷书
钟繇善章程书，减化隶书修饰而书于缣素者。王羲之再加陶冶，楷体渐成。唐之欧、褚、颜、柳诸贤，各使法术自成面目。科举生员风骚之士无不研习，以成文人标志。
钟繇用笔侧正兼之，故生动自然；右军中锋用笔，以成规矩。后代师法，以钟为鼻祖，而以王为大宗，以唐贤为别子也。
王僧虔《太子舍人帖》吏笔之作鲜有生气，后之干禄、中书、馆阁等朝体者无不如此，非书家之失，楷书功用居先之故也。
欧、虞并称，理念大异。继承规矩，虞优于欧；独树一帜，欧远胜虞，故虞得时名，欧得史传。欧书方整稳重棱角分明，楷之铭石也；虞书温和闲雅筋骨内含，楷之章程也。唐太宗善鉴，虞擢近侍以书笺札；而碑碣铭石，多敕欧阳。
褚遂良楷书初继北碑，体态宽绰雄壮。知遇太宗，深习大王以附圣意，成“美女婵娟”样式，可知皇恩能量之大矣。
唐楷以京剧老生拟之：欧阳询，谭派也；褚遂良，言派也；颜真卿，骐派也；柳公权，杨派也。
唐后楷书罕有创造，唯赵子昂以流丽之笔结疏朗之体，超宋越唐颇得南北朝笔意。故写圆笔北碑者参之，可凑事半功倍之效。
元朝欲以蒙文取替汉字，赵楷道丽流便美观通俗，以成翰墨便利之主，于汉文化传播贡献特大。
明吴中市井书家兴起，与朝廷士大夫书家分庭抗礼。清扬州八怪继之，朝野书法审美明显分疆。
明朝科举之外以书取仕，故中书体大盛。清帝亦重书法，朝廷形成馆阁体。中书体道媚清劲格调颇高，而馆阁体以乌、光、正为基调稍嫌肥浊，显然朝体亦有高低之分。
朝廷书法样式与传播途径有三：一是大型修书，如明修《永乐大典》清修《四库全书》，为阁体形成之重要原因；二是以书取士，明、清皆有此举，而以明代为最；三是科举考试，校庠之多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自清代碑学兴起后，楷书的学习范围极度扩大，康氏所谓“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从此正书不正，真书不真，楷书不楷矣。
包世臣于北碑分“云鹤海鸥”及“龙威虎震”两派，移评南、北书派最为适当。唐楷法度森严，学习者当以无法视之；北碑自然生动，当以有法对待，则为得矣。
学习魏碑应分临读两类，《张猛龙碑》《郑文公碑》《张玄墓志》等体正法具者，可深入临之；造像题记及民间刻石，稚拙粗犷变形夸张以趣取胜，读之可增加笔下生机，若临之则舍本求末走火入魔难以自拔。正如做人，由正入邪易，改邪归正难。
元氏墓志系列为北魏贵族之物，大都为朝廷书家所为，书刻皆精尤可师法。选其—种深入临习，触类旁通便可成家。
泰山《经石峪》及邹城之四山摩崖，字径尺数笔画等粗，决非书丹而刻。信徒们多有撒豆成兵简略之术，不可于此求笔法。
楷书庄重大方，学之能认大体懂规矩扬正气，艺道之大者。习楷如习儒学，以入世经用为主。书之载道以楷为最，所谓人磨墨墨磨人者也。
楷书品用兼备雅俗共赏，最受社会重视。张怀瓘云：“真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天下老幼悉习真书，而罕至能，其最难也。”故有不善楷书不能成书家之说，良有以也。
当今毛笔楷书失去应用之途，亦成为纯粹艺术形式。习楷者全为创作服务，人们审美观点大为改变，观赏性、趣味性、艺术性成为主要元素，因此法度严谨规范的唐楷逐渐被人疏远。楷书也成了文化快餐，难以用水到渠成论说了。
论草书
汉兴而有草书，标志着汉字书写具有脱离实用成为欣赏品的一面。草书的产生，是汉字书法最终成为艺术形式的重要转折点。
章草、藁草、今草、大草源头一也。习草应从章草入，不仅了解草理渊源，而能沐浴古雅简约之风。否则徒描字型，难定得失。
“深识书者，唯见神彩，不见字型”，特指草书。草书重才情，善草者须有才气、胆气、力气。才情横溢方能超凡入圣，毫无顾及方能直抒胸怀，笔力干钓方能纸墨相安。
章草尚质朴古雅，小草求奇逸精妙，大草重气势神采。习小草者多用行书笔法，以求简易便捷之路，大为失趣。章草静中寓动，与篆籀气息相通，看之易而学之难也。大草非才识高杰功夫深厚者难得成功，否则便成野狐禅。
古贤章草真假难辨，经屡经翻逐渐失真。松江本《急就章》不存隶意，谓皇象书难以置信。《出师颂》结字检便笔法古雅，可称典范。子昂用唐楷法作章草，笔单意浅。宋克以太傅之笔挟豪杰侠客气概，稍为可观。习章草应目无波磔，方能有得；若着眼于波磔，则等而下之。子昂、宋克雄才博识，亦难免此俗。
孙虔礼《书谱》草书，“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为右军真正嫡系。然《述书赋》谓其“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可见古人标准之高。历来学《书谱》成功者少，习气易得风雅难近之故也。今人学虔礼者较多，更难脱牢笼。
宋太宗喜草书，臣子趋之若鹜，形成草书热。《淳化阁帖》成，二王草书遍及天下，《革决歌》产生，草书真身渐亡。
大草称张旭、怀素、黄山谷鼎足三分。张旭草书流传极少，残碑断札亦令人惊骇，可知草圣非浪得名。怀素草书功夫过人，笔法精致结构天成，如天女散花气象祥和。然线条变化较少，正如狂僧撒野，而律理难忘也。山谷草书线条涩劲，大开大合点画狼藉，慢条斯理歪打正着。张旭草书如短跑，势足神速；怀素草书如长跑，功力耐久；山谷草书则如竞走，不敢飞奔。
黄庭坚草书有金石味，开碑派草书之先河。杨凝式以大草笔法作行书，黄山谷以行书笔法作大草，形神字理，得失自知。
元明人多善草书，融入章草元素，子昂、子山之功也。解缙以狂草笔法作藁草，亦能可观。祝允明草书气势夺人，章法浑然大有创造，然难免败笔。
张瑞图草书胆识过人，不忌折叠积薪而新意自出。黄道周、倪元璐偷梁换柱自成面目，人鲜识之。
王铎、傅山皆俱草书之才。王氏技法娴熟常人难及，然着意处多而隽逸处少；布衣傅山狂放傲世无所顾忌，无所挂碍直抒胸怀。王铎中锋提笔贯彻始终，线条紧而变化小；傅草铺毫直书大起大落，线条轻松变化丰富。王铎草书成竹在胸，成功率很高；傅草质量两极分化，神融笔畅发挥超常，思竭手蒙趋于蛮野。王草近贤近圣，傅草亦圣亦魔。
清人不善草书，前因董书泛滥，后有碑学兴起，皆不利于草书驰骋。黄慎为扬州八怪中人物，以画意作草书，落笔纷披出类拔萃。
近代沈子培以方笔作章草，险势意奇。门人王蘧常以篆籀之笔参简牍之体，儒雅古怪自成体系。王世镗、余绍宋、郑诵先、高二适辈之章草，各具千秋。于右任标准草书情理相悖，失败与生俱来。林散之草书，糅合怀素、祝允明、王铎，以画意出之，颇为可观。
大草创作，当选择生疏诗文书之。胸无成竹字成意后，才能意趣横生。若书常诵之语，点画字形极熟于心，则无意外之奇神来之笔矣。
草书为性情中人事，多愁善感浮想联翩，最易以草书发之，此草书与诗词相通之故也。
做大草如赤身狂舞无所挂碍，常人难以做到。历史上善大草者，或对酒当歌以壮胆魄，或装疯卖傻精神麻醉，张颠、狂素无不如此，长此以往有所依赖。故帝王将相钜宦大儒不作大草，身份有碍耳。唯当代毛泽东，贵为国家元首，大草不让前贤，伟人哉。
写草当求其纯，方入高深境界。唐后人做草，加入行书字型，学识功夫不逮之故也。世人学草书多从《歌诀》入，疏于草理，遇有难为草书字形，无奈行书代替，故俗气满纸。若草法精熟于心，用之则得心应手，可为无憾，读右军《十七帖》可知。
草书开笔难，结尾尤难。草字贵变化，风格类别首字便为基调，其后万变不离其宗。然草书结尾更难，好的结尾条件有三：一要书尽意不尽，“绕梁三日”余味无穷；二要与开篇呼应变化，浑然整体；三为末字位置难料，款式配合须锦上添花。 论行书
行书之名出现较晚，而其体势产生与正书略同。草体书名出现之前，广义之草即是行书，正书便捷之体也。
行书为正书之小伪，不象草书另成体系，学之方便，用之无虑，故世人多喜爱之。行书，最宜得书卷气，文人多以此抄写熟练之故也。
行书约束较少，可以尽情挥洒驰骋。然终因字体不可过度变形，故抒情达意难比草书强烈。
行书有真行、行草、狂行者。连贯隶楷体势者，真行也，如王右军《兰亭序》；加之草法者，行草也，如颜鲁公《祭侄稿》；以大草笔法书写行草者，狂行也，如杨少师《神仙起居法》。后二者，犹如藁草。
行书者，行为之迹也。行书规矩不严，如人之日常行为，本身之学识修养、气质胸次、礼仪规矩、秉性习气皆寓其中，故“书如其人”，以行为真。
右军行书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唐人行书步骤二王，唯北海以雄健之笔横行于碑版，鲁公假张颠毫翰融化自家正书，皆独辟蹊径屹立书坛。颜氏行书近于天然，北海行书便于功用，二贤得失不言而喻。
古贤行书为楷书之影子，数体风格一致，如右军之道劲；欧阳询之险绝；颜真卿之宽博，黄山谷之清劲皆如此。今人作书为展览昕累，风格朝楚暮秦，正、行大都南辕北辙矣。
李邕以北碑气质入行书，气象宏大；山谷以《瘗鹤铭》风韵入行书，亦有碑版气息。李邕笔方山谷笔圆，异曲同工登峰造极，为开碑派行书之先河者。
宋时行书大有创造，于朝廷礼遇文人有关。文人雅士多有逸兴，动辄超越规矩而自见性情。苏黄米蔡行书之外，王安石之率真，欧阳修之肃整，无不彰显个性体现自我。明代专制统治，对待文人尤其严酷，动辄廷杖系狱，文人墨客皆为中书体束缚而难见真性情，故行书固步自封难有创造。
明李东阳之行书横平竖直，全以隶势出。清伊秉绶善隶书，而行书亦从隶化出，似李东阳后嗣。康有为之行书，亦类似之。不尽学得，亦可暗合也。
祝允明善学行书面貌最多，偶尔以豪放粗犷之笔做无稽之谈体势，粗头乱服以丑为美，陈淳、徐渭继之，傲骨使气，最为写意。
文征明小字行书学《圣教序》，大字行书师山谷，以成习惯。稍后丰坊亦有书名，其大、小行书亦分别师法，且与文氏取法相同，当有意仿之。
董其昌行书古淡，为帖学之集大成者。故清初帝王喜爱之，朝野文人追逐之，帖学颓废不堪。物极必反而碑学兴起，如此度之，董氏为兴帖之功臣，亦为灭帖之罪人也。
石涛以隶意写行书，高凤翰，金寿门、郑板桥沿坡而上名声雀起。寿门化隶笔为行书，古朴劲拙境界尤高；板桥集隶形为行书，有琐屑拼凑之嫌。
刘墉行书初习香光，后冶钟繇、东坡及章草于一炉，对邓石如之书颇为赞许。晚年书肃穆厚重，隐藏碑版气象，康有为谓其“集帖学之大成”，走眼之评。
何绍基行书结构多从《争座位》来，以回腕之笔挟篆籀北碑之气，点画劲拙体势奇古，面目一新。赵之谦自谓不善行书而能藁书，是说有别右军嫡系，其以婉转之笔作北碑之体，自谓藁书，不自欺也。康有为能将深厚馆阁体功夫隐藏不露，审时度势改辙换调，可谓精明善变之士，其行书纯从《石门铭》化来，为最得捷径者。
行书可分三大类别：一是右军系列，影响最大者，至今仍然不衰；二是颜真卿系列，唐后能与右军分庭抗礼；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书写提倡金石气，或万毫齐力，或战笔涩进，行书面貌一新。
行书属动势书体，与草略同，“故得之者，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呈自然”。张怀璀此论千古名言。“异类而求之”“不取原本’’最值品味，若学行书只取法行书，每况愈下可想而知。
刘熙载云：“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行书秘密，尽泄于此。
当今书坛行书创作最为兴盛，百花齐放千姿百态。然形成之即速，而凋谢之亦快，罕有不畏艰难持久攀登者。当代书法资料异常丰富，人们思想活跃手段高明，最具备形成行书高峰的条件，书坛等待着俊贤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