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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曾被誉为中国的《马赛曲》，它不仅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战斗号角，同时也是一首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反法西斯战歌。《义勇军进行曲》，有着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激励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前进。
关键词：解析;《义勇军进行曲》
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曾被誉为中国的《马赛曲》，作为中国人民在血火交织岁月里的情感表达，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义勇军进行曲》都激励着中国亿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捍卫民族的尊严，从心底唱出“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民族心声。
一、《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东北各地人民和国民党一部分在东北的爱国军队，纷纷组成义勇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并很快发展40万，这些抗日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义勇军在辽宁南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嫩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现代剧作家、诗人田汉作故事，现代电影艺术家夏衍作电影文字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于1935年在上海诞生了。影片《风云儿女》表现的是处于深重民族危机下的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从象牙塔冲出来奔赴抗日前线的主题。《义勇军进行曲》是作为影片主人公、诗人辛白华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在影片开头和结束前所演唱的主题歌。田汉在完成故事梗概后，于1935年2月遭反动派的逮捕而入狱，因此这首歌词是他被捕前，仓促地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的，后来不得不以“陈瑜作词”化名发表。
现代音乐家、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聂耳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创作。为了免遭反动派的迫害，1935年4月，聂耳便离开上海，取道日本赴苏联求学，这时《义勇军进行曲》尚未定稿。到日本后不久，聂耳就把歌谱全部完成寄回。1935年5月11日《中华日报》、5月16日《电通画报》刊出了《义勇军进行曲》，5月24日，影片《风云儿女》首映，随后又灌制了歌曲的唱片，不久这首歌曲就响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的演唱和录制的唱片，更使这首中国人民的战歌载誉世界。
由于《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此歌定为代国歌;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二、《义勇军进行曲》的艺术特征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一种散文式的自由体新詩，每句歌词都参差不齐，最短的仅两个字，最长的一句有十四个字。这首歌词句式长短不一，内容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保卫祖国的壮阔情景，字里行间洋溢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情怀。
《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是在植根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又适当地吸收外来音乐的有益因素，从而创作出来的振奋心灵的乐响。聂耳创造性地采用了“动机展开”这种器乐曲创作中常用的手法，把它处理为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组成的自由体乐段。这一大胆的改革与创新，突破了传统的、惯用的进行曲歌曲方整性的结构原则，首创出一种新的进行曲的结构原则——以充满激情和内在动力的主导动机作为音乐主题，加以连贯性的展开，使得整首歌曲勇往直前、一气呵成。作品的内容和音乐形式得到高度统一，塑造了极其完美的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音乐形象。
三、《义勇军进行曲》的文化内涵
（一）《义勇军进行曲》是爱国精神的鲜明体现
爱国主义精神，从来都是中华文化的要义之一。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当发生异族武力入侵的时候，这种精神总是体现在民族认同、忧患意识、团结抗争的文化凝聚力上。《义勇军进行曲》在创作之初，就打上了爱国意识的深深烙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成为了海内外龙的传人爱国精神最好代名词。《义勇军进行曲》表达的是民族团结抗战的深厚情感，凝聚的是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了全民族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工具。
1935年12月9日，北平高校上千名爱国学生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举行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1936年6月7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刘良模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指挥千人声势浩大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在血火交织的抗日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是八路军、新四军喜爱并高唱的战斗之歌。随着全民抗战的兴起，国民党很多军校以及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戴安澜将军的第200师都曾将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1938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泰国、缅甸的110多名青年华侨，从新加坡启程，一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回国参加抗战。“美军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在山东台儿庄的阵地上，带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的爱泼斯坦，记下了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音乐《义勇军进行曲》，前赴后继，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悲壮的一幕。年届90的原中国远征军上尉参谋普存富老人回忆，远征军上战场都要唱《义勇军进行曲》。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经著名画家徐悲鸿最先提议，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宗教界代表刘良模先后附议，《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新中国国歌。
（二）《义勇军进行曲》是民族形象的国际认同
1944年7月，以中、美、苏、英、法为首的同盟国即将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指挥家伏而希斯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在盟军凯旋的广播节目中，应有预定的音乐，为此，美国国务院专门拟定了代表五大国音乐的节目单：
中国：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
美国：巴特斯的《美丽的亚美利亚》;
英国：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大合唱;
苏联：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
法国：鲁日德·李尔的《马赛曲》。
这些作品都是蕴含所在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品格，它们或赞美强大祖国，或唱颂民族英雄，或讴歌天之神灵，或演绎爱国精神，成为了各国各民族互通的文化代码。《义勇军进行曲》能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歌曲，可以概括为两个认同：
一是世界反法西斯战胜国人民对这首歌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歌的文化认同。
二是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文化认同。以上这些都说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事实，是国际社会的庄严确认，《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代表这种确认的中国音乐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1]赵杰，《义勇军与义勇军进行曲》，发表于《百年潮》，2001.9。
[2]王续添，《音乐与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8.3。
[3]刘丽英、郭鲁川，《义勇军进行曲的文化象征意义》，发表于《音乐》，2011.8.
[4]任卫新，《词海钩沉——义勇军进行曲》，发表于《词坛文纵》，2011.2。
[5]李金明，《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发表于《湘潮》，2010.1。
[6]王国霞，《从〈义勇军进行曲〉浅谈聂耳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发表于《时代文学》，2011.8。
[7] 杨英，《当代背景下〈义勇军进行曲〉的审美解读》，发表于《民族音乐》，2010.6。
关键词：解析;《义勇军进行曲》
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曾被誉为中国的《马赛曲》，作为中国人民在血火交织岁月里的情感表达，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义勇军进行曲》都激励着中国亿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捍卫民族的尊严，从心底唱出“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民族心声。
一、《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东北各地人民和国民党一部分在东北的爱国军队，纷纷组成义勇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并很快发展40万，这些抗日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义勇军在辽宁南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嫩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现代剧作家、诗人田汉作故事，现代电影艺术家夏衍作电影文字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于1935年在上海诞生了。影片《风云儿女》表现的是处于深重民族危机下的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从象牙塔冲出来奔赴抗日前线的主题。《义勇军进行曲》是作为影片主人公、诗人辛白华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在影片开头和结束前所演唱的主题歌。田汉在完成故事梗概后，于1935年2月遭反动派的逮捕而入狱，因此这首歌词是他被捕前，仓促地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的，后来不得不以“陈瑜作词”化名发表。
现代音乐家、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聂耳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创作。为了免遭反动派的迫害，1935年4月，聂耳便离开上海，取道日本赴苏联求学，这时《义勇军进行曲》尚未定稿。到日本后不久，聂耳就把歌谱全部完成寄回。1935年5月11日《中华日报》、5月16日《电通画报》刊出了《义勇军进行曲》，5月24日，影片《风云儿女》首映，随后又灌制了歌曲的唱片，不久这首歌曲就响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的演唱和录制的唱片，更使这首中国人民的战歌载誉世界。
由于《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此歌定为代国歌;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二、《义勇军进行曲》的艺术特征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一种散文式的自由体新詩，每句歌词都参差不齐，最短的仅两个字，最长的一句有十四个字。这首歌词句式长短不一，内容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保卫祖国的壮阔情景，字里行间洋溢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情怀。
《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是在植根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又适当地吸收外来音乐的有益因素，从而创作出来的振奋心灵的乐响。聂耳创造性地采用了“动机展开”这种器乐曲创作中常用的手法，把它处理为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组成的自由体乐段。这一大胆的改革与创新，突破了传统的、惯用的进行曲歌曲方整性的结构原则，首创出一种新的进行曲的结构原则——以充满激情和内在动力的主导动机作为音乐主题，加以连贯性的展开，使得整首歌曲勇往直前、一气呵成。作品的内容和音乐形式得到高度统一，塑造了极其完美的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音乐形象。
三、《义勇军进行曲》的文化内涵
（一）《义勇军进行曲》是爱国精神的鲜明体现
爱国主义精神，从来都是中华文化的要义之一。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当发生异族武力入侵的时候，这种精神总是体现在民族认同、忧患意识、团结抗争的文化凝聚力上。《义勇军进行曲》在创作之初，就打上了爱国意识的深深烙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成为了海内外龙的传人爱国精神最好代名词。《义勇军进行曲》表达的是民族团结抗战的深厚情感，凝聚的是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了全民族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工具。
1935年12月9日，北平高校上千名爱国学生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举行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1936年6月7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刘良模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指挥千人声势浩大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在血火交织的抗日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是八路军、新四军喜爱并高唱的战斗之歌。随着全民抗战的兴起，国民党很多军校以及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戴安澜将军的第200师都曾将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1938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泰国、缅甸的110多名青年华侨，从新加坡启程，一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回国参加抗战。“美军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在山东台儿庄的阵地上，带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的爱泼斯坦，记下了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音乐《义勇军进行曲》，前赴后继，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悲壮的一幕。年届90的原中国远征军上尉参谋普存富老人回忆，远征军上战场都要唱《义勇军进行曲》。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经著名画家徐悲鸿最先提议，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宗教界代表刘良模先后附议，《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新中国国歌。
（二）《义勇军进行曲》是民族形象的国际认同
1944年7月，以中、美、苏、英、法为首的同盟国即将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指挥家伏而希斯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在盟军凯旋的广播节目中，应有预定的音乐，为此，美国国务院专门拟定了代表五大国音乐的节目单：
中国：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
美国：巴特斯的《美丽的亚美利亚》;
英国：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大合唱;
苏联：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
法国：鲁日德·李尔的《马赛曲》。
这些作品都是蕴含所在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品格，它们或赞美强大祖国，或唱颂民族英雄，或讴歌天之神灵，或演绎爱国精神，成为了各国各民族互通的文化代码。《义勇军进行曲》能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歌曲，可以概括为两个认同：
一是世界反法西斯战胜国人民对这首歌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歌的文化认同。
二是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文化认同。以上这些都说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事实，是国际社会的庄严确认，《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代表这种确认的中国音乐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1]赵杰，《义勇军与义勇军进行曲》，发表于《百年潮》，2001.9。
[2]王续添，《音乐与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8.3。
[3]刘丽英、郭鲁川，《义勇军进行曲的文化象征意义》，发表于《音乐》，2011.8.
[4]任卫新，《词海钩沉——义勇军进行曲》，发表于《词坛文纵》，2011.2。
[5]李金明，《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发表于《湘潮》，2010.1。
[6]王国霞，《从〈义勇军进行曲〉浅谈聂耳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发表于《时代文学》，2011.8。
[7] 杨英，《当代背景下〈义勇军进行曲〉的审美解读》，发表于《民族音乐》，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