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侬是啥垃圾”“拎得清”等网络热词走红中国，关于“上海最严垃圾分类”的讨论也甚嚣尘上。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个人或单位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将面临处罚。该《条例》的实施不仅标志上海全面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也让公众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问题上。
　　“以前，每个宿舍楼下面都有一个不分类的垃圾桶，学生们都是将垃圾混在一起扔进去。现在学校新设置了分类垃圾桶，宿舍区可以扔干垃圾和湿垃圾，想要扔可回收和有害垃圾的话，要走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正在复旦大学读博的李晗说，“推行垃圾分类很有必要，虽然身边有些人在吐槽，但是我自己还是会按照分类的规定去做。”
　　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的“90后”女孩儿张怡然说，她所在的公司现在都换了分类垃圾桶，并且公司还建议大家学习垃圾分类指南，用小程序做题。“下班回到小区，需要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垃圾管理员在一旁监管，刚开始时，会有嫌麻烦不愿意的，但现在已经好多了。”
　　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为全国解决垃圾分类难题提供了生动样本。据悉，2019年年底，北京也将推动垃圾分类立法，罚款不会低于上海。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或正在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垃圾分类纳入立法，开展强制性、大范围、全方位的垃圾分类工作。

垃圾分类第一院

　　中国的垃圾分类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
　　1996年12月，在北京地球村创办人廖晓义、北京市环保基金会江小柯的倡导和帮助下，北京市西城区大乘巷家委会张贴了《给本楼住户的一封信》，号召大家分类投放垃圾，居委会再分别处理。从此，北京建立起了第一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
　　沿着窄窄的大乘巷胡同直走，就到了看似普通的教师楼宿舍。小区不大，只有两栋楼，长凳上零星坐着几位乘凉的退休老人，其中一位大爷摇着扇子，骄傲地对记者说：“这个小区，坚持垃圾分类已经20多年了！”现在小区里三个单元一组垃圾桶，桶身被擦拭得很干净，分别是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此外，随处可见的宣传栏、横幅、海报都体现了这个小区自主垃圾分类的优良传统。已经退休的大乘巷家委会陈主任说，“虽然现在很多老住户都搬走了，但现在还有75%-80%的居民能自觉配合垃圾分类。”
　　回想当年垃圾分类的经历，陈主任兴致颇高，“这个小区当时是西城区教委给老师盖的房，其中49%分给教师，平均文化程度较高，便于推广垃圾分类。”她说家委会首先动员积极分子、党员和门长，宣传垃圾分类的目的和意义，然后给每户发一封信，号召大家一起行动。最初，大乘巷家委会一共买了6个红色塑料垃圾桶，在上面贴上不同标识，居民们积极响应并自觉分类投放垃圾。这些垃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收运。不知不觉，小区的自主垃圾分类已经走过23个年头，其间从未中断。陈主任不无自豪地说，“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我们老住户的习惯了，有的老人搬到儿女家之后打电话说，没有垃圾分类反而不适应了。”
　　如今，环保的种子已经在大乘巷生根发芽。大乘巷人的实践为垃圾减量、绿色环保带了一个好头，其成功经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尝试者！

以点带面循序渐进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生活垃圾产生量与日俱增。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建国表示，传统的垃圾投放和处理系统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垃圾处理的需要，比如传统垃圾填埋场地的饱和、场地选址的困难、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等，这些难题都需要对生活垃圾在源头上进行分类。
　　基于这样的背景，2000年，建设部下发《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确定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桂林8个城市作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正式拉开了中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的序幕。
　　然而，试点工作进行了这么多年，中国的垃圾分类似乎还在“原地踏步”。在蒋建国看来，虽然局部试点从源头进行了垃圾分类，但由于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未建立、末端处理设施不完备，最终还是会合并处理，小范围的、试点性的垃圾分类工作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此外，通过宣传教育、引导、鼓励公民自发地进行垃圾分类，约束力不足，公民的配合意愿不一，所以，虽然各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却始终未达到预期效果。
　　为此，国家出台强制性法规和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工作显得尤为必要。2016年6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建立城镇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90%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至此，中国已对城市垃圾分类进行了20余年的摸索与尝试，经历了以点帶面、循序渐进的探索后，垃圾分类工作逐渐步入快车道。

垃圾处理是系统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楼紫阳表示，垃圾处理是系统工程，可以用“收、运、处、回”四个字来概括，即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和回收。要做好垃圾分类这件事，需要环环相扣，互相协调。
　　“前端的垃圾分类做得好，后端的回收和处理效率也会提高。”楼紫阳说，在源头对垃圾进行粗略的分类，后期的处理过程就不至于太麻烦，比如把厨余垃圾单独分出来，不掺杂其他垃圾，那么肥料和饲料的质量也会高一些，这样农业口、林业口才能回收利用。
　　同样，只有垃圾处理后端的配套设施跟上，前端的垃圾分类才是有意义的。蒋建国认为，在源头上主要依靠居民配合垃圾分类，在后端主要依靠政府，包括完善常规垃圾收运系统、在末端增加资源回收设施、增加垃圾处理配套设施，比如对厨余垃圾建立相应处理设施，对其他垃圾或者干垃圾建立焚烧厂等设施。
　　在城市垃圾处理中，居民区是最难啃的骨头。除了居民区，还有医院、学校、办公区、公园、菜市场、火车站等，不同功能区的垃圾组成和特点不一样，制定的垃圾分类方式应有所区别。蒋建国强调，“从更大的层面来说，在城市管理中，还有大类垃圾的分类，比如桌椅板凳、建筑垃圾、园林绿化垃圾、废弃的电器垃圾，都需要专门的回收体系和垃圾处理系统。”因此，推行垃圾分类制度，需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提高垃圾分类处理的效率。

探索垃圾分类中国路径

　　一提到垃圾分类，人们就会想到日本、德国、新西兰等国家。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最严格的国家，分类标准十分细致，配套设施也比较完善。德国“固废巨头”欧绿宝集团开创了德国最早的固体废弃物分类收集和处理的“柏林模式”，随后推广至全德国;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对垃圾错误分类会进行警告甚至拒收垃圾。
　　发达国家垃圾分类的成功经验可供参考借鉴，但不能照搬。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特点，蒋建国认为中国的生活垃圾主要有三大特点：第一，中国的饮食习惯与国外差别非常大，造成厨余垃圾的产生量和成分不同;第二，中国的人口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生活垃圾的产出量不容小觑;第三，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新型垃圾逐渐产生，比如外卖和快递产生的垃圾量在城市垃圾占比越来越高。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垃圾分类方式不能完全仿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归根结底，中国要立足自身国情和城市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垃圾分类方式，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垃圾分类中国路径。
　　实际上，中国前20多年的垃圾分类推广工作主要依靠教育，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和理念，但是，仅靠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楼紫阳说，教育是劝人向上，法律是画一道红线。中国推行垃圾分类工作，要坚持教育、法律相结合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提高垃圾分类的效率、扩大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此外，蒋建国强调需重视“督导员制度”，督导员的作用不仅是监督居民是否正确分类投放，更重要的是通过不停地劝导，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督导员制度将在中国垃圾分类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垃圾分类涉及千家万户，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一环。从民间自发的“垃圾分类第一院”，到政府推动的城市试点，再到垃圾分类“强制时代”，中国正在逐步探索切实可行的独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