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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和女革命家黄慕兰是在大革命的洪流里认识的老战友,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两人结下深厚的战友情谊｡
黄慕兰,又名黄定慧｡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县｡1926年起,19岁的黄慕兰就担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妇女部长,《汉口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等,和黄慕兰一起共事的还有不少既能干又漂亮的革命女性,如范志超等;1927年元旦后茅盾也奉命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担任政治教官,后又去主笔《汉口民国日报》,茅盾记得:“《民国日报》的原主笔是宛希俨,他调任汉口市党部宣传部长后,就由高语罕代总主笔｡我就是接替高的工作｡”茅盾就在那里认识了黄慕兰,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我天天这样过夜生活的时候,同我的宿舍隔街相对,也有一间房夜夜灯火通明｡那里住着3位单身女同志,其中一位是汉口市妇女部长黄慕兰,一位是在海外部任职的范志超｡她们都结过婚,黄慕兰已离婚,范志超的丈夫(朱季恂)死了｡她们都是工作有魄力,交际广,活动能力强的女同志,而且长得也漂亮,所以在武汉三镇很出名｡”
1927年三八妇女节,20岁的黄慕兰和23岁的年轻革命家宛希俨结成伉俪｡但身处火热的大革命中心,这些年轻的革命家,连婚姻也都带有革命色彩和时代特色,黄慕兰回忆说:“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同时在报上还登了‘宛希俨､黄慕兰启事: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特此敬告诸亲友’｡”宛希俨是湖北黄梅人｡他出生在一个开明绅士家里,1923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回武汉参加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偕妻子黄慕兰去南昌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28年5月宛希俨在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不幸壮烈牺牲｡这是后话｡
1927年大革命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相继叛变而告失败,6月份开始,武汉陷入一片动荡迷惘和混乱中,不久,白色恐怖弥漫在武汉三镇,宛希俨和黄慕兰夫妇接到陈潭秋传达党的指示后,离开武汉潜往江西｡而茅盾在武汉的一片白色恐怖里,7月8日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便给汪精卫写了一封辞职信后便转入“地下”｡茅盾回忆说:
我在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大约在7月23日,我接到党的命令｡要我去九江找某个人,并交给我一张2000元的抬头支票,(所谓抬头支票,即支票上有受款人姓名或别号,受款人得此支票,仍须经过商店保证或他本人有钱存别家银行,即可由此银行转账｡抬头支票是保证万一支票遗失｡拾得者不能取钱｡)要我带去交给党组织｡那时船票极难买,费了大劲,才买到了日本轮船“襄阳丸”当天的船票｡同行的还有宋云彬和另外一个姓宋的,不过他们不是有任务去九江,而是搭船先到九江再换船回上海｡我上船一看,乘客有一半是面熟的,很多是共产党员｡我们住的是统舱,3个人只有两个铺位,由于天热､拥挤,统舱像个蒸笼,我一夜汗流浃背,未能入睡;幸而傍晚船开,第二天清早就到了九江｡我们上了岸,找了个客栈住下,我就按照通知的地点去找人｡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我走进屋里,见有两个人坐在那里,原来一个是董必武,一个是谭平山｡董老看见是我,就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我把2000元的抬头支票交给他,他说,你带到目的地去｡
后来,去南昌火车不通,茅盾便上了庐山,在山上住了半个多月后下山坐船沿长江而下,到镇江上岸,“想不到镇江码头上有军警搜查旅客,搜查我的那个兵发现我带的那张2000元的抬头支票,又见我没有行李,就怀疑起来｡我急中生智,低声对他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罢｡那兵迟疑一下,就把支票塞进口袋里,让我走了｡”回到上海,茅盾向党组织报告,后来,“据说他们先向银行‘挂了失’,然后由蔡绍敦(也是党员,后改名蔡叔厚)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担保,取出了这2000元｡”
茅盾从大革命的中心武汉转入地下回上海的过程中,这支票一直是广大读者心中的一个谜,这支票究竟是谁交给茅盾的?因为茅盾没有明说｡直到2004年7月《黄慕兰自传》出版,才由黄慕兰这个老战友解开这个谜｡黄慕兰回忆当时离开武汉时说:“行前我和希俨奉董必武同志之命,将3000元的支票送交茅盾同志,并传达董老指示,时局将有变化,嘱茅盾同志持此支票去上海绍敦公司(蔡叔厚)兑现,‘隐于笔耕,善自珍重,后会有期’｡当时我们并不知蔡叔厚即第三国际驻中国的联络员｡”
这里,2000元还是3000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黄慕兰的这段回忆,解开了送支票给茅盾的人是谁的谜,而且也透出一个值得探讨的信息,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茅盾回到上海闭门写作,是否奉中共“隐于笔耕”的指令?如果是,那就对1927年茅盾隐居写作的背景将重新描述!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介绍的内容｡
在大革命时期结下的革命友谊,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生死经历后,更加弥坚｡大革命后茅盾成了革命作家,写出了《子夜》等宏篇巨制｡抗战爆发后,茅盾在香港为出版《鲁迅全集》因资金短缺奔走呼吁时,以企业家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伸出援助之手,解决了出版《鲁迅全集》资金困难的难题,为宣传鲁迅精神立下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的文化部长,粉碎“四人帮”后,又为文艺春天的到来呼吁,也为一些在解放后蒙受不白之冤的老作家老战友仗义执言｡其中为黄慕兰的平反,八旬老人倾尽全力为之努力,让黄慕兰感动不已｡因为黄慕兰在解放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长期受审查,1975年从秦城出狱后,奔走申诉,争取平反恢复党籍｡茅盾得知情况后,在1980年1月11日､24日､2月4日连续3次给黄慕兰写信,热情邀请黄慕兰叙旧,并亲自为黄慕兰平反事向邓颖超同志写信:
邓大姐:你好!
黄慕兰同志坚持地下工作,为党做了许多事｡“文革”时期遭受迫害,至今尚未平反昭雪｡
您是深知慕兰同志的一生情况的,因此我们恳请您孰促有关单位,早日予以昭雪,不胜盼祷之至｡此致｡
崇高的敬礼
沈雁冰 1月17日
茅盾将此信寄给阳翰笙,让他联系胡愈之､夏衍等老朋友联名向邓颖超同志上书,希望早日为黄慕兰同志平反,后来因为有邓小平､邓颖超同志亲自过问,毋须另外证明,所以这封信没有送上去,但黄慕兰知道后无限感激地说,“虽然如此,我对茅盾等6位的正直仗义和真诚友谊,永铭心版｡”后来黄慕兰平反安排工作后,茅盾于1980年10月又专门给黄慕兰去信,“遥致庆贺之忱｡”1981年3月27日茅盾去世后,黄慕兰专门送了挽联｡
(据《中华新闻报》)
黄慕兰,又名黄定慧｡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县｡1926年起,19岁的黄慕兰就担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妇女部长,《汉口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等,和黄慕兰一起共事的还有不少既能干又漂亮的革命女性,如范志超等;1927年元旦后茅盾也奉命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担任政治教官,后又去主笔《汉口民国日报》,茅盾记得:“《民国日报》的原主笔是宛希俨,他调任汉口市党部宣传部长后,就由高语罕代总主笔｡我就是接替高的工作｡”茅盾就在那里认识了黄慕兰,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我天天这样过夜生活的时候,同我的宿舍隔街相对,也有一间房夜夜灯火通明｡那里住着3位单身女同志,其中一位是汉口市妇女部长黄慕兰,一位是在海外部任职的范志超｡她们都结过婚,黄慕兰已离婚,范志超的丈夫(朱季恂)死了｡她们都是工作有魄力,交际广,活动能力强的女同志,而且长得也漂亮,所以在武汉三镇很出名｡”
1927年三八妇女节,20岁的黄慕兰和23岁的年轻革命家宛希俨结成伉俪｡但身处火热的大革命中心,这些年轻的革命家,连婚姻也都带有革命色彩和时代特色,黄慕兰回忆说:“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同时在报上还登了‘宛希俨､黄慕兰启事: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特此敬告诸亲友’｡”宛希俨是湖北黄梅人｡他出生在一个开明绅士家里,1923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回武汉参加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偕妻子黄慕兰去南昌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28年5月宛希俨在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不幸壮烈牺牲｡这是后话｡
1927年大革命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相继叛变而告失败,6月份开始,武汉陷入一片动荡迷惘和混乱中,不久,白色恐怖弥漫在武汉三镇,宛希俨和黄慕兰夫妇接到陈潭秋传达党的指示后,离开武汉潜往江西｡而茅盾在武汉的一片白色恐怖里,7月8日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便给汪精卫写了一封辞职信后便转入“地下”｡茅盾回忆说:
我在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大约在7月23日,我接到党的命令｡要我去九江找某个人,并交给我一张2000元的抬头支票,(所谓抬头支票,即支票上有受款人姓名或别号,受款人得此支票,仍须经过商店保证或他本人有钱存别家银行,即可由此银行转账｡抬头支票是保证万一支票遗失｡拾得者不能取钱｡)要我带去交给党组织｡那时船票极难买,费了大劲,才买到了日本轮船“襄阳丸”当天的船票｡同行的还有宋云彬和另外一个姓宋的,不过他们不是有任务去九江,而是搭船先到九江再换船回上海｡我上船一看,乘客有一半是面熟的,很多是共产党员｡我们住的是统舱,3个人只有两个铺位,由于天热､拥挤,统舱像个蒸笼,我一夜汗流浃背,未能入睡;幸而傍晚船开,第二天清早就到了九江｡我们上了岸,找了个客栈住下,我就按照通知的地点去找人｡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我走进屋里,见有两个人坐在那里,原来一个是董必武,一个是谭平山｡董老看见是我,就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我把2000元的抬头支票交给他,他说,你带到目的地去｡
后来,去南昌火车不通,茅盾便上了庐山,在山上住了半个多月后下山坐船沿长江而下,到镇江上岸,“想不到镇江码头上有军警搜查旅客,搜查我的那个兵发现我带的那张2000元的抬头支票,又见我没有行李,就怀疑起来｡我急中生智,低声对他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罢｡那兵迟疑一下,就把支票塞进口袋里,让我走了｡”回到上海,茅盾向党组织报告,后来,“据说他们先向银行‘挂了失’,然后由蔡绍敦(也是党员,后改名蔡叔厚)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担保,取出了这2000元｡”
茅盾从大革命的中心武汉转入地下回上海的过程中,这支票一直是广大读者心中的一个谜,这支票究竟是谁交给茅盾的?因为茅盾没有明说｡直到2004年7月《黄慕兰自传》出版,才由黄慕兰这个老战友解开这个谜｡黄慕兰回忆当时离开武汉时说:“行前我和希俨奉董必武同志之命,将3000元的支票送交茅盾同志,并传达董老指示,时局将有变化,嘱茅盾同志持此支票去上海绍敦公司(蔡叔厚)兑现,‘隐于笔耕,善自珍重,后会有期’｡当时我们并不知蔡叔厚即第三国际驻中国的联络员｡”
这里,2000元还是3000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黄慕兰的这段回忆,解开了送支票给茅盾的人是谁的谜,而且也透出一个值得探讨的信息,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茅盾回到上海闭门写作,是否奉中共“隐于笔耕”的指令?如果是,那就对1927年茅盾隐居写作的背景将重新描述!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介绍的内容｡
在大革命时期结下的革命友谊,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生死经历后,更加弥坚｡大革命后茅盾成了革命作家,写出了《子夜》等宏篇巨制｡抗战爆发后,茅盾在香港为出版《鲁迅全集》因资金短缺奔走呼吁时,以企业家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伸出援助之手,解决了出版《鲁迅全集》资金困难的难题,为宣传鲁迅精神立下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的文化部长,粉碎“四人帮”后,又为文艺春天的到来呼吁,也为一些在解放后蒙受不白之冤的老作家老战友仗义执言｡其中为黄慕兰的平反,八旬老人倾尽全力为之努力,让黄慕兰感动不已｡因为黄慕兰在解放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长期受审查,1975年从秦城出狱后,奔走申诉,争取平反恢复党籍｡茅盾得知情况后,在1980年1月11日､24日､2月4日连续3次给黄慕兰写信,热情邀请黄慕兰叙旧,并亲自为黄慕兰平反事向邓颖超同志写信:
邓大姐:你好!
黄慕兰同志坚持地下工作,为党做了许多事｡“文革”时期遭受迫害,至今尚未平反昭雪｡
您是深知慕兰同志的一生情况的,因此我们恳请您孰促有关单位,早日予以昭雪,不胜盼祷之至｡此致｡
崇高的敬礼
沈雁冰 1月17日
茅盾将此信寄给阳翰笙,让他联系胡愈之､夏衍等老朋友联名向邓颖超同志上书,希望早日为黄慕兰同志平反,后来因为有邓小平､邓颖超同志亲自过问,毋须另外证明,所以这封信没有送上去,但黄慕兰知道后无限感激地说,“虽然如此,我对茅盾等6位的正直仗义和真诚友谊,永铭心版｡”后来黄慕兰平反安排工作后,茅盾于1980年10月又专门给黄慕兰去信,“遥致庆贺之忱｡”1981年3月27日茅盾去世后,黄慕兰专门送了挽联｡
(据《中华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