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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个互不信任的三角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但斯大林个人的决策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斯大林的决策总是以苏联的利益为重。经梳理发现，这个互不信任的三角经过了三个发展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前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尽力缓和与日本的关系，避免在远东地区出现麻烦，这是斯大林在处理远东问题及与远东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对日关系上，斯大林把西方国家的一切建议都看成是挑拨和挑衅。
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对象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1932年3月初伪“满洲国”宣告成立，这促使南京政府决心加紧行动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以期恢复自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中断了的中苏关系。南京政府的决策是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主，恢复中苏关系，其潜在目的是一旦中日发生冲突或战事，期望苏联的援手。5月，中方代表莫德惠的外交努力失败。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举行中苏复交的秘密谈判，但消息泄露，日本密切关注有关事宜。南京政府指令正在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谈判的代表颜惠庆，要他设法与苏联代表进行联系。
莫洛托夫就此事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很快作出了指示。1932年6月19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南京人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完全是个骗局。整个南京政府完全是由卑劣的骗子组成的。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同这些骗子打交道，或者说不理睬他们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但应考虑到他们是些卑劣的骗子，还是应该谈判。”
斯大林对南京政府的不信任是极端强烈的，这种不信任一是源于斯大林认为南京政府在“中东路事件”的决策上损害了苏联的国家利益，二是源于斯大林已经感觉到南京政府意欲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潜在目的。所以，这次谈判在后来仅仅解决了恢复两国关系的问题，而没有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抗日战争期间
1937年8月21日，中苏间终于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时中苏关系的核心是南京政府迫切需要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对待这个问题，斯大林也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的。将近3个月后，蒋介石的特使杨杰与斯大林就苏联援华问题进行了会谈。杨杰在谈话中不断地重复一句话：“请求援助我们”，“我们全国都寄希望于你们的援助”。但斯大林的回答常常是模棱两可的，有时甚至规避了苏联单方面援助的问题。他说：“我以为，中国不应忽视任何援助，可以而且应当向美国和德国购买飞机和机枪。盟友有坚定的，也有不坚定的。也要和不可靠的盟友，比方说英国打交道。仅仅从苏联获得援助是不对的。”
斯大林的决策显然被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不信任所掣肘，因此苏联对华的援助并没有达到蒋介石所希望的那种数量。11月26日，蒋介石为此亲自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斯大林派兵。当然，斯大林不可能派兵。他只能提供有限的武器，而且这些武器是要南京政府以黄金来购买的。但是，蒋介石政府没有足够的黄金，苏联方面就不断地讨要。即使如此，苏联提供的军援仍维持在不致使蒋介石政府被日本击败，同时又不能使蒋介石政府去打一场和共产党的战争这样一个幅度之内的。
而在这一期间，斯大林对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在和蒋经国谈话时，不时地透露出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个独特的人，独特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没有兴趣。”他还说：“苏联政府不知道中共的情况。他们也不征求任何意见。”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不满显然集中在毛泽东的不听话和独行其是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担心毛泽东另立山头，影响和破坏“在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民主化”。所以，蒋经国对斯大林说：“请斯大林大元帅劝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而这时，斯大林同样不相信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斯大林并不想支持毛泽东对谈判的决策，所以苏联大使馆并不曾出面公开接待中共代表团。斯大林对蒋经国说：“苏联政府从延安召回了自己的全部代表，因为苏联政府不同意中共的行动。”“苏联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满。中国共产党人未征求过意见。”除了毛泽东个人的作为外，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这种不信任态度源于他对游击队运动的不信任，斯大林认为游击队成不了大气候。
斯大林的這种态度直到1948年才稍稍发生变化。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与苏、保、南领导人会见时说：“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显然，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斯大林对战后苏联的发展有了更明确的想法——世界划为两个阵营的理论，即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当然他希望中国能进入社会主义阵营。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不信任事实上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是由斯大林一贯坚持的俄罗斯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所决定的。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进入北平后，斯大林曾亲自签署指示，要位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苏联领事馆暂停其官方活动，只准许领事机构的负责人和地方当局的代表接触。这表明斯大林对美国和英国会站在国民党方面可能干涉中国内战进程的担心，美英可能利用此作为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借口。
总之，斯大林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不信任最后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承认告一段落，但是他的这种不信任深刻地影响了他之后的苏联执政者。赫鲁晓夫精确地模仿斯大林解决南斯拉夫的模式，从中国撤走专家、撕毁合作协议，苏中间的不信任最终导致苏中关系的破裂；而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坚持封闭的、“社会主义阵营式”的建设最终导致了这个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得不向全世界大开国门——苏联的解体。这无疑是一场悲剧。
（摘自《凯歌悲壮：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之二》）
抗日战争爆发前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尽力缓和与日本的关系，避免在远东地区出现麻烦，这是斯大林在处理远东问题及与远东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对日关系上，斯大林把西方国家的一切建议都看成是挑拨和挑衅。
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对象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1932年3月初伪“满洲国”宣告成立，这促使南京政府决心加紧行动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以期恢复自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中断了的中苏关系。南京政府的决策是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主，恢复中苏关系，其潜在目的是一旦中日发生冲突或战事，期望苏联的援手。5月，中方代表莫德惠的外交努力失败。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举行中苏复交的秘密谈判，但消息泄露，日本密切关注有关事宜。南京政府指令正在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谈判的代表颜惠庆，要他设法与苏联代表进行联系。
莫洛托夫就此事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很快作出了指示。1932年6月19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南京人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完全是个骗局。整个南京政府完全是由卑劣的骗子组成的。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同这些骗子打交道，或者说不理睬他们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但应考虑到他们是些卑劣的骗子，还是应该谈判。”
斯大林对南京政府的不信任是极端强烈的，这种不信任一是源于斯大林认为南京政府在“中东路事件”的决策上损害了苏联的国家利益，二是源于斯大林已经感觉到南京政府意欲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潜在目的。所以，这次谈判在后来仅仅解决了恢复两国关系的问题，而没有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抗日战争期间
1937年8月21日，中苏间终于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时中苏关系的核心是南京政府迫切需要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对待这个问题，斯大林也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的。将近3个月后，蒋介石的特使杨杰与斯大林就苏联援华问题进行了会谈。杨杰在谈话中不断地重复一句话：“请求援助我们”，“我们全国都寄希望于你们的援助”。但斯大林的回答常常是模棱两可的，有时甚至规避了苏联单方面援助的问题。他说：“我以为，中国不应忽视任何援助，可以而且应当向美国和德国购买飞机和机枪。盟友有坚定的，也有不坚定的。也要和不可靠的盟友，比方说英国打交道。仅仅从苏联获得援助是不对的。”
斯大林的决策显然被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不信任所掣肘，因此苏联对华的援助并没有达到蒋介石所希望的那种数量。11月26日，蒋介石为此亲自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斯大林派兵。当然，斯大林不可能派兵。他只能提供有限的武器，而且这些武器是要南京政府以黄金来购买的。但是，蒋介石政府没有足够的黄金，苏联方面就不断地讨要。即使如此，苏联提供的军援仍维持在不致使蒋介石政府被日本击败，同时又不能使蒋介石政府去打一场和共产党的战争这样一个幅度之内的。
而在这一期间，斯大林对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在和蒋经国谈话时，不时地透露出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个独特的人，独特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没有兴趣。”他还说：“苏联政府不知道中共的情况。他们也不征求任何意见。”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不满显然集中在毛泽东的不听话和独行其是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担心毛泽东另立山头，影响和破坏“在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民主化”。所以，蒋经国对斯大林说：“请斯大林大元帅劝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而这时，斯大林同样不相信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斯大林并不想支持毛泽东对谈判的决策，所以苏联大使馆并不曾出面公开接待中共代表团。斯大林对蒋经国说：“苏联政府从延安召回了自己的全部代表，因为苏联政府不同意中共的行动。”“苏联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满。中国共产党人未征求过意见。”除了毛泽东个人的作为外，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这种不信任态度源于他对游击队运动的不信任，斯大林认为游击队成不了大气候。
斯大林的這种态度直到1948年才稍稍发生变化。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与苏、保、南领导人会见时说：“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显然，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斯大林对战后苏联的发展有了更明确的想法——世界划为两个阵营的理论，即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当然他希望中国能进入社会主义阵营。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不信任事实上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是由斯大林一贯坚持的俄罗斯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所决定的。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进入北平后，斯大林曾亲自签署指示，要位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苏联领事馆暂停其官方活动，只准许领事机构的负责人和地方当局的代表接触。这表明斯大林对美国和英国会站在国民党方面可能干涉中国内战进程的担心，美英可能利用此作为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借口。
总之，斯大林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不信任最后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承认告一段落，但是他的这种不信任深刻地影响了他之后的苏联执政者。赫鲁晓夫精确地模仿斯大林解决南斯拉夫的模式，从中国撤走专家、撕毁合作协议，苏中间的不信任最终导致苏中关系的破裂；而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坚持封闭的、“社会主义阵营式”的建设最终导致了这个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得不向全世界大开国门——苏联的解体。这无疑是一场悲剧。
（摘自《凯歌悲壮：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