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人心”这个词是简·拉姆维斯特在谈到瑞典全国交通改革时说得最多的词语，那一次的改革令瑞典全国驾驶者和骑自行车的人改变了一生的习惯，从靠左行驶改成靠右行驶。
　　“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但我们都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推行。”简·拉姆维斯特如今已经77岁，当年26岁的他还只是马尔默市一名刚拿到资格证的交通工程师，他参与了1967年9月3日瑞典全国规划上的巨大转变。这一天被正式称为“H?gertrafikoml?ggningen”（右行交通）或简称为“H日”，目的是要令瑞典与其他欧洲邻国一样汽车靠右行驶。
　　除了希望提高国际声誉外，瑞典政府也越来越关注本国的交通安全——当时瑞典的人口约为780万，而根据瑞典统计局中登记的车辆数量，瑞典车辆从10年前的86万辆，急升到“H日”的198万辆。

　　虽然瑞典全国奉行靠左行驶，但其实当时很多瑞典人的汽车方向盘都在左边。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很多瑞典人会从国外买车，而国外的车都是适用于靠右行驶（方向盘位于左边）;另一个原因是像Volvo这样的瑞典大品牌国产车为了顺应国际市场需求，也选择生产方向盘在左边的车子。而当时有人担心，右驾车辆在左驾道路行驶往往容易造成视野盲点，这是造成瑞典致命车祸事故增加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有数据显示，瑞典车祸事故从1950年的595宗上升到1966年的1313宗。
　　“瑞典的汽车市场不够大，所以我们都会买左边驾驶的车辆，”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经济学教授拉史·曼格尼松说道，“但是这意味着你的车其实适用于相反的道路通行方向，结果是你开车的时候就只能看到沟渠。”

“简直忙翻了”

　　在“H日”开始实施之前，每个地方市政当局都必须修改道路标记，重新安置公共汽车站和交通灯以及重新设计十字路口、单车道等等。包括斯德哥尔摩，马尔默和赫尔辛堡在内的多个城市更是借此机会整顿公共交通，例如关闭电车线以腾出道路空间加开公车路线。全国各地市购买了数百辆新公车，并翻新了8000辆旧公车，为其装上双门，总计公共交通改善工程成本为3亿多瑞典克朗（约2.2亿元人民币）。
　　全国约36万个路牌需要在一夜之间完成转换或移动，时间紧迫，连军队也加入工作直至深夜，确保“H日”当天一切都能正式投入服务。同时，除了必须的交通工具，其他车辆都禁止上路。

　　“我那天晚上简直忙翻了，”拉姆维斯特回忆道，当时他负责确保马尔摩市3000个路标都转移到正确位置。“我的老板很自豪，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致电到斯德哥尔摩、通知委员会负责人我们已完成任务的城市。”拉姆维斯特记得当晚办公室工作热情高涨，“我们半夜都在吃蛋糕和喝咖啡。”当然，除了成功的喜悦，对于有些人来说，“H日”也给他们带来了庞大压力。现为赫尔辛堡市交通顾问、已82岁的亚瑟·奥林回忆道：“最大的挑战是时间不够用，完全没有假期，几个月来每天工时都极长，我差点要自杀了。”亚瑟花了一整年部署物流规划，一年后，因为压力过大他简直想“一头撞在墙上”。“我的医生下达了指令，让我到非洲度假两周，完全切断工作上的所有联系。”

一个新的时代

　　随着“H日”的到来，艰苦的工作终于有了回报。1967年9月3日凌晨5点，在电台广播倒数后，瑞典人开始小心翼翼地在全国各地的道路上靠右行驶。时任瑞典交通部长奥洛夫·帕尔梅（后来成为了瑞典首相）在广播中宣布，“道路靠右行驶代表了瑞典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巨大转变。”
　　“我敢說，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瑞典这样，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和人力来实现与国际交通规则的统一。”奥洛夫·帕尔梅说道。
　　实际上，整项计划花了政府6.28亿瑞典克朗（约4.65亿元人民币），仅超政府当初预算的5%，换算下来相当于现在的26亿瑞典克朗（约19.3亿元人民币）。不过历史经济学家拉史·曼格尼松认为，考量到这项计划堪称瑞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计划，这样的花费相对来说并不算太惊人。
　　作为比较，拉史·曼格尼松还提到了2017年瑞典交通部在道路和铁路方面的总预算大约是250亿瑞典克朗（约185亿元人民币）。“某种意义上来说，‘H日’真是一笔便宜的账目，即使在当时这笔钱也不算大。”曼格尼松说道，“当时的道路系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所以基础设施的成本并不是很高，同时那个时候瑞典人的车基本都是左边驾驶汽车。”
　　当然，这样重大的政策能被顺利推行，也要归功于瑞典政府的高效率和缜密计划，以及那个时代后勤工作的完善。

交通伤亡减少

　　从安全角度而言，这项计划几乎可以立即宣告成功。瑞典人在H日（恰巧是星期日）之后的星期一就开始工作，该天全国各地有157宗轻微交通事故，比平常周一的平均数字还要少一点，而且没有人员死亡。

　　瑞典交通顾问、著有关于“H日”书籍《靠右走》的彼特·克恩伯格当时才10岁，他回想起自己当天兴奋地骑着单车靠右骑行的情景，还有很多外国媒体都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对“H日”进行报道。 　　“这是1967年瑞典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彼特·克恩伯格说道，“外国记者，尤其是英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他们都在等待（瑞典改右行后）出现大批交通事故，所以对于这个结果略感失望。”
　　从数字上来说，相较于1965年，瑞典发生的车祸事故总共造成1313人死亡，2.3万人受伤，在执行“H日”的1967年，车祸事故总共造成1077人死亡、2.1万人受伤，这一年的交通事故死伤数目确实有明显下降。外界相信，这主要是因为瑞典人因切换行车方向，反而额外小心驾驶。一直到3年后，车祸导致的伤亡率才回到先前水平，但别忘了，在此期间，瑞典全国汽车数一个直在持续快速增长。

曾经有八成民众反对

　　虽然“H日”最后成功推行，但其实一开始民众不太接受突然“转右”——1955年政府曾举行过公投，询问民众意见，当时有83%的人反对把靠左行驶改成靠右行驶。为了教育瑞典公众，令他们更易接受右驾，政府从6亿瑞典克朗的“H日”总预算中拨出4300万克朗用作宣传，包括电视、广播、报纸广告以及学校讲座。“H日”还有自己的标志，印在广告牌、公交车和牛奶盒上，当时甚至还有“H日”的主题曲创作比赛。
　　“政客们意识到只有单项宣传计划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盘的宣传活动。”彼特·克恩伯格笑道，“目标不只是让99%的人知道，而是要让100%的瑞典人都知道瑞典即将改变道路通行方向。”
　　与此同时，曼格尼松补充道，当时在瑞典市民之间盛行的“顺应文化”，以及他们对政府的信任，都有助于推动公众舆论接受右驾。“当时的媒体批判性没那么强，专家告诉他们什么，他们都会照直报道。如果专家说这样不会太花钱，并且每个人都会受益，那么媒体就会接受这一点，我想公众也会接受。”
　　曼格尼松认为，“H日”的推行不仅提高了瑞典的全球声誉，作为北欧国家的重要参与者，还可能为瑞典带来了其他长期成本效益——比如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贸易运输额都增加了。然而，这种经济影响“难以评估”，“瑞典的GDP每年都在快速增长，所以很难区分出‘H日’对贸易运输带来的潜在利益。”曼格尼松说道。

未来的交通课程

　　时至今日，瑞典在彭博通讯社的全球创新排名中位列欧洲第一，交通基础设施质素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相信与“H日”打下的根基不无关系。但今天的瑞典是否还能顺利推行类似“H日”这样的重大政策呢？大部分人认为，随着社会氛围的转变，這其实有一定难度。
　　彼特·克恩伯格认为，现在的政治家和官方没有那么容易转变公众舆论，戏剧性地令所有人都达成新的共识。“现在的瑞典社会比过去更加个人主义了一些，如果瑞典政府现在执意进行一项公投强烈反对的政策，势必会引起社会公愤。”
　　与此同时，在政策推行上，现在除了电视和广播，人们有了更多娱乐渠道，意味着要像当年那样“全方位”放送信息可能也不容易。从经济角度来看，曼格尼松估计，现在瑞典的交通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已经比50多年前要发达得多，想要实施“H日”所需的财务成本也会大大增加。
　　“很难给出一个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所需资金会是50多年前的10倍。当然这是我的猜测。”曼格尼松说道。即使是瑞典交通运输方面的战略家如今也很怀疑，1967年的“H日”计划放在今天是否能够顺利实施。
　　“在我看来，这将非常困难。”斯德哥尔摩的交通计划负责人马蒂亚斯·伦德伯格说道，“在当时，只有少数人——通常是男人——具有足以产生广泛影响力的权利。今天的社会（比以往）更加多元化了。”
　　但伦德伯格也指出，“H日”仍然三不五时地会在他们的办公室被提起，这是瑞典交通史上极具纪念意义的事件，它有助于鼓励公众和政治家持续关注道路安全问题。
　　瑞典自1997年开始推行跨国项目“VisionZero（零交通事故）”，目标是希望实现道路“零交通事故”。瑞典目前是全世界交通事故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1966年的交通意外死亡人数1313人，到2016年这个数字已经减至270人。
　　而现在，伦德伯格和他的团队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为未来瑞典即将开车上路的人们提前做好安全措施。斯德哥尔摩目前的交通战略首要放在行人道、自行车道和公共交通方面。今年1月份斯德哥尔摩启动了全国第一辆无人驾驶巴士，政府官员们对此十分关注，认为无人驾驶车辆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这可能是自“H日”以来瑞典即将迎来的最大的交通转变。
　　不过伦德伯格认为，尽管会对瑞典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但这种变化还需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且在一段时间里还需大规模地征询公众意见，不会像“H日”那样一蹴而就。